中俄关系

　　前些日子，笔者到银行办事儿，顺手拿起一份《北京日报》，翻到评论版。头条是“从某某某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这篇雄文，二条是“胳膊肘般的感情”符合中俄战略利益。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无疑是告诉读者，美国政客很坏，处心积虑地对付中國；俄罗斯真是哥们儿，应该珍惜并发展中俄之间的深情厚谊。 　　作为黨报的《北京日报》的评论有时是中國官方的意志体现，有时是自发行为。这两条，无论是官方意志还是自发所为，都说明反美亲俄的姿态。 　　拉俄罗斯抗衡美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最近，和一位中國外交部前高官以及一位东南亚问题专家聊南海问题。两位都集中火力谈美国，认为美国处处与中國为敌，俄罗斯才是真朋友。这位老大使，还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 　　2月，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國投下反对票，令国内外大感意外。这位大使告诉笔者，本来中國想弃权，但普京发现任由西方这样颠覆一个又一个政权很危险，于是电令俄罗斯外交官投反对票，然后通知中國，中國这才投了反对票。 　　难怪，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听说中國投反对票时，瞠目结舌，不知为何这么干。 　　其实，中俄之间在国际舞台上还有诸多配合，许多人认为这样符合双方利益，两个弱者联合对付一个强者古已有之。 　　三国是吴国和蜀国两个弱者，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魏国；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时，为了缓解压力，打开了通往中國的大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 　　不要以为这么干理所当然地个中國带来好处，恰恰相反，联俄抗美将是中國最大的战略错误。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抢掠中國地盘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二战中國要亡国灭种之际给予帮助最多的国家。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采取一边倒政策，彻底倒向苏联，结果一无所获，还在珍宝岛开战；改革开放和美国及其盟国做生意，融入西方体系后，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苏联带给中國的是灾难和屈辱，而美国带给中國的是民主和普世价值。 　　从政治体制看，俄罗斯表面是民主国家，实质是“警察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经常是出尔反尔，不讲信义。 　　苏联失去了中國，失去了东欧，然后自己又分裂，显然是落后的体制。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体制，虽然有诸多缺陷，但依旧是这个星球上一系列坏制度里面相对较好的一个。 　　从经济方面看，更是如此，中美经济合作，中國真是赚了不少钱，大家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看得清楚。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欧美经济出现困难，但你要相信他们自身的调节能力，不要以为中國真的多么厉害。 　　再看看俄罗斯，领导一声令下，华商的财产就被俄罗斯警察抢走；中俄之间的管道，说改道日本就改道，毫不含糊。 　　中國指望俄罗斯供应石油，更是天大的风险，俄罗斯倒是将扼住中國的咽喉，想断油就断油，想提价就提价，整你没商量。 　　这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多疑、善变、警惕心强，融合了西方的勇猛和东方的狡黠，他们不止对中國如此，对谁都这样。 　　从人民之间的情感来看。美国人对中國人，还是有着传统的友好，当年把庚子赔款的钱，拿来建清华大学，便是美国人所为。 　　而俄罗斯则不同，俄罗斯人一方面羡慕中國的经济成就，一方面难以掩饰多年来多中國的瞧不起和敌视，黄祸论在俄罗斯的流行程度，远大于中國威胁论在美国的流行程度。 　　从地缘政治看，中美更不应为敌。中美远隔重洋，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國符合美国的利益，却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联俄抗美不会给中國带来什么好处；反之，将让中國处于孤立地位，可能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有甚者，还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 　　这些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原因很简单，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國外交界以及专家的传统是，到那个国家工作、研究哪个国家，就亲哪国，因此，对俄工作的人士希望中俄关系好，再正常不过了。 　　但到了美国这里，却来了个180大转弯。在中國政府内部，甚至一些专家，越是了解美国，越是主张对美强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政治正确。 　　王立军进入美国使馆，美国给足了面子，但为了政治正确，总要批判美国才安全吧？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说这是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政治正确。 　　中菲南海对峙有美国在背后，批判一番总是正确吧？美国发布人權报告，说中國是獨裁国家，中國立即也予以反击，批评美国的人權，隔空叫骂。 　　当然，可以说这是中美双方互有默契的表演，但对民众而言，谁能分得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里是悉心表演、哪里是真刀实枪？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敌人，你如果把一个人当做是你的敌人，每天这么想，这么说，天长日久，他便真的成为你的敌人。 　　天长日久，专业人士不得不为了政治正确表演，而随和国力强大，民族主义勃兴，很多人不满足于世界第二经济体，希望中國超越美国，成为老大。 　　这是可怕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蔓延，将会军备竞赛，毫无疑问，这将拖垮中國。 　　其实，中國发展到今天，休养生息一下，与民谋利，夯实基础。 　　王冲，曾任《中國青年报》国际部记者，《中國周刊》国际部主任，现为互联网从业者。 　　作者:王冲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6-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联俄抗美或是中国的战略错误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国际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谁砸开了苏联专制的大门？ (6) 警惕“普京主义” (2) 苏联时代的“被精神病”恐怖 (0) 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0) 臆想的中俄联盟 (14) 缔结中俄印三角关系的一些思考 (0) 纪念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7)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0) 科恩普京冷热分明 (0) 最后的红色帝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素描 (0) 普京的十大强国战略 (10) 普京的“稳定观” (0) 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 (0) 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性感在别处 (0) 强大的贪官，贫穷的人民 (27) 四海之外皆弟兄——苏维埃的故事 (0) 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 (0) 修版师讲述美化苏联领导照片的秘史 (5) 俄罗斯，别再暧昧了 (1) 俄罗斯退却，中国挺进：亚洲大国政治的未来 (0) 俄罗斯近况 (0) 俄罗斯让中国吃黄连 (2) 俄罗斯警察写真 (2) 俄罗斯衰败的外因——世纪交替中的俄罗斯 (0) 俄罗斯的国企改革与中俄经济学家比较 (0) 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 (0) 俄罗斯帝国的梦想 (69) 俄罗斯人谈珍宝岛冲突 (0) 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 (0) 俄罗斯上演国进民退 (0) 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0) 俄国告诉了我们什么？ (4) 俄击沉中国货轮对我们的启示 (1) 令我吃惊的俄罗斯 (0) 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4) 从苏联崩溃借鉴什么 (2) 中苏琐事 (4) 中国经济为什么被俄罗斯迅速超越？ (24)

近日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以下焦点：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士参加香港纪念”六四”晚会；普京访华显示”联华制美”；大陆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引发关注。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报道，题为《后生担大旗，平反六四有希望》。报道写道：”近年每逢六四前夕，80后、90后的 facebook就几乎被六四集会洗版。也无风雨的六四23周年，仍有18万人逼爆维园。参加烛光集会的人数，由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每年平均约5万人；但自09年开始，人数每年维持于15至20万人，「基本盘」增加了两至三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估计，前晚的烛光里，约一半是年轻脸孔。……悼六四生力军除了年轻人，还有自由行。李卓人表示，六四纪念馆的参观者，约五分一是内地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近年内地不断打压维权运动，将许多原本是民生的议题，都演化成政治事件，加上港府处理李克强访港等事件，令港人更觉自由受威胁，参与六四集会是要向当权者表态。” 除了”六四”纪念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任后首度访华，也是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明报》发表报道写道：”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向本报表示，习近平担任下一届中国领导人「已很明确」，他与普京的会面对未来的中俄关系有开端作用，「虽然这不是最高元首会面，但会使习、普2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和认识」。习近平今年2月出访美国，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摸路，而在2010年3月，他曾以国家副主席身分访问俄罗斯。李克强今年4月也曾访俄。” 报道接着写道：”普京近期的外交动作展露其「联华制美」的意图。他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是俄罗斯外交「最优先」方向，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披露，普京访华代表团将包括「俄罗斯商界所有大人物」。这显示加强经贸合作是普京此行重点。两国政府与企业昨日已签署多项协议，涉及在华合建核电站、加强新闻与工业合作等。” 另一方面，曾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民运人士李旺阳日前在当地医院内死亡，当局指为自杀，但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死因可疑。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写道：”邵阳市殡仪馆已证实，今早9时多从大祥医院接收李旺阳的遗体，而目前李旺阳亲属的手机全部关机，他们估计是受公安控制。李旺阳的朋友李赞民称，他与李的亲属今早7时抵达大祥医院时，李旺阳靠着一个窗口站立，颈上有纱布，当时已过世，大批公安在场拍照。……李旺阳的妹妺早上前往湖南的探望时，发现哥哥死亡，身体挂在病房的窗户，妹妹抱着尸体痛哭。” 报道接着写道：”今年62岁的李旺阳，在1989年时是玻璃厂工人，因组织多次游行，反革命组织罪成，被判囚13年。他出狱后再因签名要求平反六四，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囚10年，他于去年5月出狱时，双目失明，双耳近失聪，他服刑到最后一天才获释，没有获保外就医。” 摘编：李华 责编：洪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6月5日至7日，俄罗斯总统访华期间，俄中两国签署了11份合作文件，涵盖了经济、能源、技术、金融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在大飞机制造、能源贸易和核能等领域，俄中实现了突破性的合作，堪称是两国加强全面合作的表征。 　　撇除石油、天然气、核能等能源领域，即使在制造业方面，俄中双边贸易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工程机械、汽车、船舶、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则对航空航天器、核反应堆、机床、集成电路等欧美禁运的高技术产品渴望已久。只要两国高层具有加强经济合作的诚意，双边贸易是不难做到急剧增加的。 　　假如评估一下俄中在政治、经济、安全层面的互动趋势以及普京在华期间的言行，即可发现，两国业已提升了外交协调的层次并扩大了经济合作的层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锦涛则指出双方都同意要优先发展中俄关系。 　　普京旋接任俄罗斯总统，即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并视为重头戏。这表明了他对强化区域安全和上合组织反恐的高度重视，显示了他对两国加强合作以抗衡美国的期望。 　　惹人注目的是，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如今全球和区域安全遭到严峻的挑战，国际法准则遭到擅自解读，而俄中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普京还提问：既然中国有经济实力，俄罗斯有科技潜力，中亚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国何不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加强双边合作呢？ 　　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力远逊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中国的三成，可是俄罗斯手中的核武力却足以同美国相颉颃。其实普京是希望中国读者在解读他的文章时，引伸一下：既然中国有钱，俄罗斯有与美国匹敌的核武力，在面对美国战略挤压时，两国何不实施战略策应呢？ 　　普京所言，画龙点睛地凸显了莫斯科对俄中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期待。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借力使力，隔山打牛，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怪。 　　按照俄中两国判断，两国面临最大的境外威胁源自美国。莫斯科指责美国鼓动俄罗斯反对派挑战普京的权威，并正在欧洲加紧部署陆基、海基反导系统，以抵销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美国将在2020年前把美国海军六成战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包括六个航母战斗群和大部份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围堵中国似乎势不可遏。 　　对俄中加强合作的势头作一番评估，可以预计今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至少包括俄罗斯为中国大飞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并在石油、天然气供应方面给予保证；在外交领域双方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时在国际舞台上加强策应；在国家安全领域则加强双边军事安全协同性。 　　南沙争端是试金石 　　概言之，今后俄中在反制美欧日挤压两国的战略空间时，大大拓宽了活动的余地。在消极层面上，双方都去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同西方国家周旋；在积极层面上，则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一言以蔽之，亦即俄中两国增加了底气。 　　果不其然。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本地区各国内部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我们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则在峰会期间明确表示，“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涉及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利益。我们对维护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绝对不允许中亚地区发生像西亚、北非那样的动乱。” 　　普京刚结束访华之行，中国政府即指出，“绝对不允许中亚地区发生像西亚、北非那样的动乱”。如此明确而强硬的表态，在过去是得未曾有的。北京底气之充足，于此略见一斑。 　　假如普京健康没有问题，他在莫斯科执政可能长达12年之久。值此期间，俄中两国为确保各自战略空间而做出的努力，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不同。如今俄中两国走近，主要是反制美欧日的战略挤压，估计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权宜之计。一旦美国放松挤压，两国出现裂痕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话说回来，俄中两国走近的主要缘由，亦即促使美国放松挤压，两国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达到既定的战略目的了。 　　从过去毛泽东、邓小平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时的策略看来，有时在双边关系上采取的若干战役层面的动作，实际上是做给第三方看的，促使第三方做出反应。不过，这一点可能不适用于今日的俄中关系，因为普京访华促成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属于战略层面的动作。 　　想深一层，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层面，俄中两国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仍然小于对西方世界的依赖程度。单以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而言，美国的立场就是北京经营南中国海方略能否施展手脚的前提。美国或者硬出头，或者不选边，对北京南中国海方略的成败几乎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相对说来，俄罗斯同越南之间的合作源远流长。越南在南沙群岛周边海域招标开采油气资源时，俄罗斯又捷足先登，拥有不容忽视的既得利益。况且，越南锐意组建南沙舰队，日后用于南中国海海战的新锐武器几乎全部购自俄罗斯。南沙群岛争端可能就是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否经得起考验的试金石。 　　下笔至此，不由感叹：扑朔迷离，亦即形容大国博弈复杂进程的合适的字眼。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