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中国大妈为什么被赋予政治含义？
2014年央视春晚有一个节目叫《符号中国》，一队外国演员用人体投影展示了长城、天坛、兵马俑、探月火箭等“高大上”的“中国形象”。在官方的语境中，大凡与中国相联系的词语，往往宏大而紧张，例如：中国梦、中国功夫、中国力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既不宏大也不紧张的和“中国”相联的词——“中国大妈”，充满柔性的邻里气息与庄严刚猛的爱国主义气场相互碰撞，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也就是网络语言所说的“违和感”。 这个词的起源还要从“抢金”讲起。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华尔街金融大鳄纷纷做空，然而一群来自中国的家庭主妇却逆市而动，横扫数百吨黄金。五一小长假过后，连香港的金店都几乎断货。“中国大妈”四个字从此名扬天下。除了抢金以外，“中国大妈”们的事迹还包括起大早去菜场买打折的“一元菜”、在纽约跳广场舞被铐走等。2013年8月，一支由当地华人组成的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中排练舞蹈，准备应邀在公共活动中表演。不料因为音乐声音太大被投诉，领队也被警察铐走。尽管这支舞蹈队来自纽约当地社区，其成员并不一定是中国国籍，但是网友还是“一厢情愿”地冠之以“中国大妈”的头衔。这也许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天下华人是一家”的思想有关，就算加入了别国国籍，也是“自己人”，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在这里国籍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在乎的是“中国”这个符号。网络舆论对此反应热烈，有的网友谴责“美帝”欺负中国大妈，有网友则说：“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估计“大妈”们做出上述种种“壮举”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和“中国”产生联系，并被赋予政治含义。这种政治含义的赋予，颇有点“因言生义”的意味，最初使用并传播“中国大妈”的媒体人和网友可能只是看重它的喜剧效果。但是“中国”这个词已经被人为地政治化，变得“庄严神圣”，任何一个词到了它旁边都会失去自我，具有了政治性。大妈们在国内跳广场舞扰民，顶多是个人素质问题。如果发生在国外，头顶“中国”两个字，那就上升到“国家形象”层面了。由于教育系统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国人往往对“中国”两个字很在乎，似乎事关个人的尊严。每一次国际体育赛事（世界杯足球赛除外），中国运动员面向国旗高唱国歌的镜头都会被反复播放。翻开中学课本，“百年屈辱”与“伟大复兴”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思想品德课里甚至有专门章节讲解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我们对待外宾应该不卑不亢，不要跟踪尾随、品头论足，不能丧失国格、人格。”依此逻辑，中国人一旦面对外国人，一言一行都具有了表演性质，因为他已经不仅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国家。可以说“中国”这个词是官方重点培养的“敏感词”，每个国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应该不由自主地产生生理反应。连来自台湾的女子流行音乐组合S.H.E都在歌曲《中国话》中如此唱道：“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反观大妈们，不管是抢购黄金还是跳广场舞，其实不过是“做回真正的自己”，没有把个人行为和国家民族挂钩。她们的心态其实更放松，也更正常。因为只有当一个中国人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外国人，才可能做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可见中国大妈身上的“违和感”并不仅仅是大妈造成的，也是每个人共同造成的，既有大妈们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也有人们对大妈们的不理解，甚至是刻板印象。2013年12月初，一条题为《外国小伙扶摔倒中年女子疑遭讹诈》的新闻在网上热传，舆论一时对当事大妈展开声讨。不过后来公布的现场视频和监控录像显示，外国小伙闯红灯、逆行、撞倒正常过马路的大妈，并大爆“京骂”。大妈在接受采访时称，拉拽行为是为了保护现场。 大妈们背负的种种刻板印象着实有些冤枉。因为所谓“中国大妈”这个群体甚至连一个清晰的界定都没有。前述大妈们的种种事迹也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性。只要是中国的中老年女性，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也许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坚持自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网上有一个笑话：“1980年代，一群年轻人身穿喇叭裤在大街上跳迪斯科，不顾老年人的感受；现在，一群老年人穿着花衣裳跳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不是老人变得爱跳舞了，而是爱跳舞的人变老了。”这种说法虽然纯属玩笑，但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大妈们就像从上一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使者，让我们更好地读懂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发生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88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的现象。某些商品的价格更是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涨。相声演员姜昆、唐杰忠在1991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着急》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幕：“晚上刚想睡觉，街坊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我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买醋买了一洗澡盆，酱油两水缸……花椒面一大衣柜，黄酱一被窝。”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用纸印成的钞票也有变成废纸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大妈们的抢金行为，就会发现她们本无意抗衡金融大鳄，搅动国际市场，她们只是想实现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安稳。 正如一位大妈对中新社记者所说 ：“保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喜欢这种黄澄澄、沉甸甸的感觉！” 比通货膨胀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相信那是很多大妈心中不能抹去的童年回忆。一个在大学里念过经济学的年轻人可以有理有据地用“沉没成本”原理给自己的母亲讲解为什么把剩饭扔掉更划算，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意义上的饥饿。如果一个人经历过那样一种绝望的饥饿，甚至把饥饿与死亡联系起来，那么他对食物的理解就远远不是“一种资源”那么简单。 一位大妈可能上午去抢购黄金，下午就坚持吃掉剩下的饭菜。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原则过日子而已。当人们视“中国大妈”们为异类的时候，倒不妨自我反省一下，看自己是否同样抱有某些思维定势甚至偏见。几十年社会变迁在中国大妈们身上刻下了丰富的时代年轮。大妈们没有义务代表中国，但是从她们身上读到的中国，比课本上、春晚里的中国要真实、生动得多。 王俊岭是新闻网站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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