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兰普顿：中国崩溃=全球噩夢
中国的迅速崛起让美国人感到焦虑不安。美国人坐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会由于受挫而遭遇严重衰落。这种想法其实是可以谅解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要为美国的经济衰落负责；此外，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的其他角落，包括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对美国势力的不断挑战。EDS创始人、前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曾经预测，随着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流入墨西哥，一种”巨大的空吸声”将在我们耳边响起。现在，这种声音更大更清晰，不过其来源却是遥远的东方。 那些近距离观察中国的专家则有另一种担忧。他们的忧虑源于意识到，”中国衰落”–若以某些美国人所幻想的那种方式发生–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严重问题，中国已发展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这种衰落几乎不可想象。尽管如此，华尔街的预测专家们仍然紧张地关注着中国市场，提防于任何预示了泡沫或将至的崩溃的迹象；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则习惯性地大范围寻找会导致衰退的经济不平衡现象和政策变化；而情报专家则在这个国家处于困境的上亿产业工人（通常是农民工）中搜寻着不稳定因素。此外，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西藏自治区（其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的近三百万藏民以及其他对政府不满的团体可能的情绪爆发，他们也保持密切关注。事实上，虽然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挫折和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出现大幅度衰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近观察种种衰退后可能出现的情形，我们更改为此感到庆幸。几乎每种倒退都是与美国和全球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中国上升为大国的速度令人不安。但是，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体中一个积极且实际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已被纳入了全球关系网，从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我随意选取一期《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11日），其中就有11篇文章多少都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有关。有几篇涉及了中国刚刚宣布的7月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该消息导致了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跌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使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得更迫切；导致对美元相对其他货币贬值的担忧；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股票市场出现明显跌幅。《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报道强调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甚至连这个引擎都发出了故障音，全球市场也因此动荡。（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减少了不到一个百分点，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就缩水了近20%。）引人注意的是，警报之所以拉响并非因为中国的出口额较过去有所下滑，而是因为其升高比”仅”为上一年的22.7%。想象一下，中国出口若真出现实质性的下滑，全球市场会遭遇怎样的震荡。 《华尔街日报》同期其他文章论述了中国贸易对个体的美国企业的影响。铝生产商美国铝业（Aloca）的股票在对中国购买额下降的市场担忧中下跌，而通用汽车公司则预计将公布其六年来最大规模的盈利–部分受益于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报道称，这一成绩来源于通用公司的管理高层做出了削减美国政府对该公司股份持有的努力，而这一做法给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 《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报道并没有罗列出中国成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经济体的全部途径。不管怎样，中国是美国绝对意义上的最大债权国，其持有的美国国家债券总额–这一数值还在不断增加中（截止2010年中为8680亿美元）–超过了所有产油国所持有的债券总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虽然目前尚小，但却在不断增长中；中国的投资项目包括了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州的一些就业导向型投资。几年前，中国一家汽车制造商甚至考虑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重振的名爵（MG）汽车生产线。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欧洲一些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体中，中国投资现在已经是一个突出力量。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对未来全球继续增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国持续增长的期待。 中国经济的一次快速下滑所造成的破坏不会只局限于经济领域。有些人可能希望国内发展中遭遇的重大挫折会牵制中国政府在国外的发展雄心。但结果则更可能相反。1949至1976年毛泽东当权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极低且基本不变–毛的中国可谓一穷二白。那个年代的中国几乎同所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有争端：印度、前苏联、台湾和数个东南亚国家；当然还有美国；同时中国政府还支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起义。面对困难，毛泽东利用外部争端在国内促进统一，提升国内对其政策和力量的支持。毛泽东长期当权的时代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把集中精力搞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国内的发展日程，北京的外交政策变得相对温和，中国也逐步成为主要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良好一员。财富和稳定并不能确保良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国内的经济成就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却创造了让中国更可能行动负责的条件。一个贫穷或举步维艰的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作的中国。 导致中国衰退的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旦一种情况发生，其他情况很可能随之发生。虽然三种情况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想象。 一是由长期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农业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幅度收缩或对中国准入的极大限制；或股票市场和地产市场的泡沫持续加剧直至市场崩溃。 二是由民众的不满情绪或高层的分裂导致的政治体系瓦解，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几乎是必然的也是迅速的。虽然民族紧张关系被给予了重点关注，但是民族矛盾不对政权构成主要威胁，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分布比较分散–即使代价很大，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应付的。相反，因为一个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对公民权利、社会参与和自己命运和利益的掌握有了更多的要求–这种可能性才是对政权的首要威胁。尤其危险的是在国内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高层的分裂。 第三种可能导致衰退的情况是：中国发展会遭遇生态环境的限制，其发生速度快于找到能突破该限制的科学技术的速度。目前的领导层表现表明，这一风险性问题除非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否则不大可能得到足够重视。相当数量被中国政府定性为”群体事件”的社会事件起于疏于监管的行业造成的生态影响：饮用水污染、化学污染以及工业和矿业废水的无管制排放所导致的”癌症村”现象等。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曾报道过，沈阳、上海及其他城市儿童”血液里铅的含量超出被认为对智力发育有危害水平的80%。” 相关的风险还存在于可能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事故。设想一下，今日相对城市化和开放的中国经历一次像1975年8月那样大规模的水坝垮坝。当年的情况是河南省板桥水坝（及其他多个水坝）在一次台风中坍塌；施工粗糙也是造成事故的部分原因。此次事故导致了约8.5万到23万人死亡。根据中国记者和异见人士戴晴的说法，”200万人被困在树上和漂浮物上长达数周。大约1100万人灾后饱受疾病、食物中毒和食物短缺之苦。” 在1975年，这个事件尚可以被掩盖，但在今天网络化的中国，政治余波却很难被遏制，特别是如果事故死亡人数的增多可追究到由腐败导致的豆腐渣工程–而这一情况在中国时有发生。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夺去了将近6.9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因问题教学楼的坍塌而致死的孩子。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的确非常困难地才得以平息公众的愤慨与抗议。在中国，大规模灾难是可能的，而其潜在的公众后果已经严重到现在一旦发生什么灾难，可以预计中国的某位领导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灾难现场向公众表关切。 上述三种可能导致中国衰退的情形，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造福美国。对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无疑伴随着他们的损失和风险–从由中国竞争者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所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到中国政府高涨的雄心和力量所引发的安全风险–但对中国衰退的思考还是不过突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中国崛起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笔净赚不赔的买卖。 假如中国是某个非洲小国，带领自己的人民以同样显著的速度脱离了贫困，我们会不假思索的给予掌声，并认识到其中蕴含着的人类进步的纯粹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认识到一个愈加富足的社会更有可能采取对内对外都有利的政策，包括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改善环境以及开展对人类有贡献的创新。此外，一个健康的社会能有效地解决那些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直接影响的问题，比如传染病的扩散和对出口食品及其他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过关等。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任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想一想阿富汗，一个人口仅有3000万的国家，因为无力维持自己的国内秩序和为其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给世界的其他地区带来多少麻烦–而中国的33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0个省在人口数量上都超过了阿富汗。一个愿意利用自身资源去巩固国际条约体系以及支持国际机构和规范的更强大中国应当受到欢迎，特别是在美国渐感力有不及的这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实力并非问题之所在，问题在于这种实力该如何被使用。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利用他们的政策来影响中国的选择，但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发展道路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两种看待发展的方法我认为特别有效。第一种源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对于人类需求层次的思考。马斯洛认为个人，进而引申到社会，有一个需求的层次；其中生理需求是最根本的，随后是对个人安全感的需求，然后是社会性需求；层次最高的是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越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社会就越能向更高一层需求上升。但这样的上行势头并非理所当然。即使在21世纪，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比如说巴基斯坦，就由于无法应对洪水和其他挑战而很难有精力去实现国家团结，政治参与和自我实现。 中国改革阶段的故事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的复出及掌权。改革围绕着带领大量人口攀升上述需求等级而展开，从而使将近4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不平等）。中国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上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进步。上世纪80年代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5‰；该比率在1990年被降为46‰，2008年被降为21‰。据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和孙中欣最近的一次调查所显示，城市和农村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差距已被缩小，至少是就某些指标而言；此外，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提高。现在的年轻一代几乎普遍识字，而且自1990年以来女性在这方面尤其取得了重大进步。作为更高层次的需求表现，高等院校年新生入学数在1990年到2006年间增长了超过9个百分点。 仅三十年的时间，大多数中国人已从与生存问题作斗争阶段上升到了渴望自我改善的阶段。中国人正享受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并且有着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不断开放的文化视野。这一切都对世界有积极影响。首先来说，富人能比穷人购买更多的海外产品和服务。去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且这一情形已持续多年。中国增长的教育需求还造成了大量人才（以及学费）向西方的教育机构的流入。国际教育机构报告称，2008到2009学年，中国在美就读大学学生人数（约9.9万人）在留美外国学生人数的国别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印度。许多美国人也许并未意识到教育像玉米和汽车一样是出口商品。然而不同于普通商品和制成品，有才华的中国毕业生对美国自然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有巨大的贡献。. 第二种看待发展的方法源自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86年的经典著作《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亨廷顿提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努力在规范行为与维持秩序的能力（通过制度建立）和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要求中间寻求平衡。如果制度过于强势，结果就是极权主义。但是缺乏制度规范、不受限制的公众参与将导致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衰败”就意味着在制度内彻底地、持久地远离平衡，即过度无序或者过度有序（尽管”过度”与否取决于旁观者怎么看）。 中国改革年代的领导人曾在关键时刻果断干预以稳定秩序，如1989年对天安门事件中的处理以及在2003年起用GFW以管制公民对互联网的使用。然而，即使制度的力度有所加强，个人和团体的行动空间也还在增大，但一些与政治直接相关的领域除外。例如，民众有时会有组织地阻挠或拖延大型基建项目的进行，比如说石化设施以及偶尔的核电厂的建设；去年夏天发生了工人集体罢工以抗议外国制造企业（特别是日企）工资和工作环境的事件。这一行为似乎得到了政府的暂时宽容。 中国并非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国家，而是呈现着一幅多变复杂的画面；其表现在，在这个国家，个人自由度的扩大，约束力度的不定时增加以及制度的建设都在同一时间进行。最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关注着中国如何在扩大自由的同时维持秩序。要保持这种平衡非常不易；中国领导人虽然可采取强硬措施，但是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状态所导致的仍将会是巨大的人力损失和全球性的伤害。 无论中国是在马斯洛还是在亨廷顿标准上栽跟头，都意味着下列现象会以某种组合的形式出现：消费与投资减少，移民增加，人民幸福指数下降（或滞不前），有效处理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社会和政治的无序状态加剧以及规范国内掠夺性行为的能力下降–无论这些行为源于腐败还是无监管的市场活动。这些发展趋势以任何方式混合在一起都会引发不可想象的人权和安全隐患。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有害的，就是对世界有害的。不要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仅考虑中国崛起后引发的一些环境问题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大致来说，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即使其消耗的总资源量还是会随其发展而增长。此外，尽管利用率得到提高，总的能源消耗量事实上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大幅上升。中国的情况便是如此。举个例子：尽管用来衡量一定电力产出所需能源量的能源密度指标呈下降趋势，但中国城市的电力需求仍将在2030年翻一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希望中国经济不增长或者增速放缓呢？因为期待经济放缓不是一项政策；因为经济衰退或停滞会降低在中国出现更多自由政治的可能性；还因为增速放缓的中国会阻碍美国对其增长预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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