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

小学生”朗诵哥”爆红 网友称秒杀五道杠少年

一段名为《实拍:少年激情朗诵秒杀五道杠》视频在华声论坛、百度贴吧等论坛爆红,冠以“朗诵娃”之称。网友纷纷表示此娃威力足以秒杀前段日子“五道杠”黄队长。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近日,一段名为《实拍:少年激情朗诵秒杀五道杠》视频在华声论坛、百度贴吧等论坛爆红,冠以“朗诵娃”之称。其在课堂上即兴朗诵了《沁园春·雪》等三首诗歌,激情洋溢的表情引来同学们阵阵掌声,网友纷纷表示此娃威力足以秒杀前段日子“五道杠”黄队长,也有不少网友对视频中出现的书堆发出感叹,如今连小学生都被书本盖过了课桌。 “朗诵娃”激情“表演”秒杀“五道杠”少年 在这份3分58秒的视频中,一名穿校服的短发少年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径直走上讲台,稍微酝酿了一下情绪,便开始朗诵起毛泽东的诗歌《沁园春·雪》,少年声 猜您喜欢: 无敌老师给小学生的评语 很有创意的安卓广告 超级玛丽之安卓小子 但。。。45秒亮了 秒杀旭日阳刚 香港入境处职员用普通话秒杀涛哥 网易又出精品~少林寺声称方丈遭诬蔑毁谤,网友集体雷人留言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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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国民教育中阉割香港?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2)  | 标签: 中国 , 香港 , 国民教育 , 公民 , 陈景辉 , 张锐辉 文:陈景辉 原题:谁在国民教育中阉割香港?(张锐辉陈景辉对谈) 信报财经新闻,李志荣,刊于2011-05-21。 这是一个逻辑匮乏的世代,滥用司法程序的恶人先告状,犯法的威胁要上街游行反咬一口……当下一代更需要判断能力,新推出的国民教育科框架却删去「批判」二字,难道反逻辑言论将蔓延下去? 这框架暂未定案,教育界正秘密磋商。条文争拗尚且搁置一旁,国民教育本质更应趁早厘清。今次请来两位嘉宾,陈景辉和张锐辉。双「辉」组合纯为偶然,两位的言论却能互相辉映。陈景辉从反高铁事件开始让人认识,是八十后知识分子,亦是本地社运的年轻核心;张锐辉是中学通识教师,其中负责「今日中国」部分,每年都会带领学生返中国大陆交流,上年考察团探访许志永律师,回程后学生就许志永被逮捕一事,上书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予胡锦涛,此事成为各大报章头条。陈景辉主力探讨原则性问题,张锐辉则从经验和教学环境出发,审视国民教育的优劣前景。 陈:陈景辉(社运人士) 张:张锐辉(中学通识教师) 李:李志荣(记者) 文字整理:李志荣 一.Bad taste 国民教育让品味沦陷 李:坊间反对国民教育建议的舆论,大部分都认为是变相洗脑教育,两位对这个说法有何意见? 张:其实,在香港,教育大概不能洗学生的脑。因为香港资讯流通,除非一个人在这言论自由上做了手脚。 陈: 「洗脑」一词,其实是侮辱国民教育。我认为,国民教育应该是「快乐教育」,不须硬塞,提起六四事件学生的绝食书,学生自然会被感动。为什么要将之弄得这样核突?君不见从来洗脑教育在香港都没取过成功,那些填鸭式、不容其他见解的教育,学生总会忘记得一乾二净。 如果国民教育希望令学生心中建立一种「理想」的国民形象,首先,它一定能吸引学生眼球。山河大地、世间万物很多都很漂亮,但前提是你要告诉学生,他们是可以选择的。和谈恋爱一样,你不能要求别人爱上你。这样的国民教育是很bad taste,它只会令传授和接收的人品味沦陷。 张:这些是明眼人都觉得戆居的做法,政府夹硬要学校做,老师不能不做,不能不badtaste,这会给学生很差的印象。这样学生会认为,原来有权的人就能为所欲为,老师亦无可奈何。老师敷衍了事,虚应、犬儒、不讲真心话,这会塑造了一个被动的国民素质。虚伪的教育油然而生。 二.偷换概念,制造倒模效果? 李:当然,坊间亦有支持国民教育的意见,例如黄均瑜校长曾撰文道:「内地的制度和生活模式,有别于香港人所熟悉的西方模式,让学生加深对中国模式的了解,也是理所当然的。」 陈:香港明明是一个资讯流通的地方,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就算不比内地居民多,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因为有很多新闻只是香港才可以报道。 政府要我们去认识国情,其实是要透过认识,产生对现今政权的认同。 张:一向的论调也是这样!所谓「认识国家」的「国家」,其实就是要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制度、人民现有的自由空间上的境况。而「理解国情」的「理解」,就是要接受现实,不要质疑,亦不得以其他制度来比较。如果我们作出质疑,就代表我们破坏游戏规则,其潜台词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被动的国民,而非主动。 陈:这个国情观念是一个政治观念,而不是认知观念。他们说香港人对中国不满,是因为对中国不认识。 这令我想七十年代的国粹派。当时大陆很多人避难来到香港,因为大家都觉得内地情况不妥。但香港一些民族主义者仍觉得大陆不是其他人所说黑暗堕落,他们不断组织大陆探访团,参观一些预先安排好的景点。 这类操作在今天重现! 最吊诡的是,我们似乎不能从七十年代的错误中学习。文革的路是错的,但当时人们觉得只要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政权正面的一方,人们便会相信这美好的政权会带来好的未来。当时的国粹派鼓吹以洗脑式的探访、对话作国情教育方法,让下一代觉得资本主义的美好都是假象,负面新闻是西方抹黑伟大祖国的阴谋。 当然四人帮倒台后,所有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通通幻灭。错过一次就不能再错。 李:我知道张老师每年都会带领学生往中国参观,但行程皆是学校自己设计。 张:当学生到内地参观,看见上访者遇到制度上阻碍而申诉困难的情形,生活上不受保障的情况,然后回想在报章杂志网络资讯得到的印象,其巨大落差都会给学生带来巨大震撼。 当然,亲身体验国家发展的正面印象,也会为学生带来同样的巨大震撼。但问题是当学生看见这些负面印象,会否减低他们的认同感?事实是不会的。无可否认学生在看见所谓国家较立体的一面时,已经长大,早在小学初中教育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当学生看见内地的负面情况,不会抗拒,反而会有更深入的思考,研究自己能贡献什么?即是说,学生的身份认同不单没有降低,更被提高。当然,这种反思就不是官方所希望学生走的一条路。 陈:政府对「国民」定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之间是有所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共和」,是指「政治是众人的事业」。共和国的国民是自由的,国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共和国里,国民通过一种政治生活来实现我们的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政府的指引内写出来。 张:每个国家都有公民教育,正正是政府拿来偷换概念,每人都做,我们不得不做。但外国的国民教育都是由个人出发,了解不同人物的事迹,他们如何塑造今天的国家模样,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国民教育。 但今天政府的做法,正是由上而下,由政府画一个公民生活模样,然后我们老师便跟着这模样去教学生。 三.圈定框框难以突破 李:现在的国民教育有什么问题?陈:我们会在政府的指引中发现,香港在国民教育中被阉割,香港的公共空间叫「社群」,这是很「小学鸡」(※香港网语,小学生的贬称,这里引用的意思为“不成熟、幼稚的思想”)的。我们要学习的「公共生活」只包括学校里要守规则,返工要守时,要遵守基本法。 香港的公民生活被局限到办公室和尊重基本法,但香港实在有他自己的公民传统。由1966 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暴动,七十年代的火红时期,八十年代议会内争取民主,1989 年百万人上街抗争。至今天的保育发展、新界运动。这公民传统在国民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在国民教育里淡化香港角色,其实正在逃避责任。我们在2018 由自己选特首,香港市民的权责转变得很厉害,但这个课程没有为下一代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是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是否应该先着重香港的权责,然后将经验带回中国。 国民教育为政治而设,香港的老师已习惯了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会偏向说山河大地,只有这个情况才能突破政治限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检视新界原居民“传统”─侧面了解丁屋来历 / 2011-05-23 13:58 / 评论数( 0 ) 谁害怕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前世今生 / 2011-05-20 13:10 / 评论数( 0 ) 工运诗人邓阿蓝专访 / 2011-05-18 15:23 / 评论数( 0 ) 《打擂台》的战魂 / 2011-05-16 10:16 / 评论数( 1 ) 历史现场──比较中环和柏林的地下世界 / 2011-05-13 11:35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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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官样年华——五道杠总队长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刘星 夏倩 2011-05-12 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周末,从武昌郊区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归来的新闻主角——初一学生黄艺博打开电脑,在漫天的评论和谩骂中哭了,他问身旁的父亲:“我哪里错了吗?” 黄宏章和妻子马晓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告诉儿子——这才是他一直身处的真实世界。 对于仅拥有13年人生经验并长期被正统教育观追捧的黄艺博来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现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 黄艺博有着灿烂的童年,充满正确、荣誉、赞扬和过于远大的理想。他被塑造为样本,成为武汉八十多万少先队员学习的对象。2009年,黄艺博当选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上该市独创的“五道杠”臂章。 这成就了一个光荣的家庭和一个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则本地宣传报道上,黄艺博被描述为一个“一两岁熟知成吉思汗,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这一次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触发了互联网的不信任情绪。两个月后,随着黄艺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过于老成正统的形象和充满官气的话语抵消了人们对少年儿童的天然热爱,并将黄视作揶揄权威和反讽现实的标本。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角力中,黄艺博被喧嚣裹胁,又如孤舟般隔绝。这个在不恰当的年龄被过早推上巅峰的少年,如今又将在不恰当的年龄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对他的过去与未来。 武汉市“五道杠”少年黄艺博走红网络,其身上所表现出的成人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理念的争议。 (东方IC/图) “我不是坏孩子” “黄艺博的家是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五一节过后,黄艺博就隔离于公众视野,他被学校的围墙和铁门严密庇护着。只有一沓遗留在家中工整的书法习作还在显示着他曾有的寻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变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们。”47岁的黄宏章在狭长的客厅里踱步,仿佛这样才能减轻他的愤怒,“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他的妻子马晓丽则在一旁漫无目的地摩挲着儿子的书,“这样我能感觉和儿子在一起。” 这个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一个破败的家属区,1990年代由两家单位合建而成。现在它满墙斑驳,像一块伤疤陷入华丽的高楼群里,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 黄艺博的家在院子最深处,那是个80平米的普通两居室,由于楼层矮,洒进不了多少阳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体的报道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转折点。当时黄家作为培养儿童的成功范例进入记者的视野。后来的新闻稿里,黄艺博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不玩游戏,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个天赋异禀、心怀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来,并具体化在一张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的标识)的配图上。这引来了麻烦,“我最多只见过三道杠,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恶搞。”一位微博用户说。 一些深具娱乐精神的网民无意发现并介入关注这位“五道杠”少年,随即发现了更多。4月30日,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一夜之间,博客访问量突破百万。 5月1日,劳动节假期,一条匿名短信稍稍扰乱了黄宏章的心绪——“你的儿子很出名呀!”黄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没关系。” 这个不祥的预感随着次日中午黄艺博在电脑前的一声惊叫而应验。此时,他的QQ正被海量请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种形象疯传于网站与论坛。人们对黄艺博表达着厌恶,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教育下失败的象征。 黄艺博的脸色逐渐发青发白,手也有些颤抖。闻讯赶来的黄宏章关了电脑,但仍然无法让他脱离恐惧。黄艺博一会儿木然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喃喃自语:“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坏孩子。” 吃午饭的时候,黄艺博一口未动就往外走。母亲马晓丽心疼,就把一袋饼干塞到他书包里,但黄艺博却背着她悄悄拿了出来。马晓丽把儿子送到公车站,回来想着不放心,哭了。 纷至沓来的记者把黄宏章和马晓丽赶到崩溃的边缘。在最初的那几天,舆论尤其是互联网将黄宏章夫妇形容成一对急功近利、刻板虚荣的旧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儿子黄艺博。他们选择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饭,觉也只能睡半宿。 “成熟点有错吗?” ““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当黄宏章夫妇在舆论漩涡里疲于应付的时候,黄艺博则在校墙内揣摩着这场叵测的风波。由于没有互联网,每天中午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言不发,总希望我们能主动告诉他些什么。”马晓丽说,“这样的气氛让我陌生。” 有一次,惯常的沉默中,马晓丽忍不住问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失败?”黄艺博说:“不要理别人说什么,只要我们一家和和睦睦就好了。”她和丈夫由此度过了稍微宽心的一天。“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马晓丽45岁,在军工系统服务,她的丈夫黄宏章是湖北一家省直单位政工(思想政治工作)处的副处长。要在武汉西北湖一带找到这个小康之家并不困难——他们的儿子黄艺博佩戴“五道杠”的照片被张贴于社区宣传栏的显著位置,身份是“义务巡查员”。 黄艺博的身份还有很多。在少先队,除了广为人知的武汉市副总队长外,他还身兼区、校两级大队委;在班级,他是班长;在媒体,他是少儿作家,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社会上,他是环卫志愿者和慈善儿童,常到公共场所捡垃圾和看望老人;乃至在体育方面,他也是一个游泳和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充沛精力和广泛涉猎获得回报。小学6年,黄艺博获得了从中国少年最高荣誉“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到班级“三好学生”等几乎所有少儿领域的荣誉和称号,实现“大满贯”。他关心历史和政治,担忧民族命运和人类战争。他早熟得让所有与之接触的人感到惊奇。“他生来就是这样的天性。”黄宏章说,“我们只是顺其自然。” 黄艺博的出生也附会得有些非凡。1998年2月诞生时他以近9斤的体重惊动了医院。身材瘦小的马晓丽带着这个特大型婴儿开始了母亲的征程。由于工作繁重和缺少老人帮忙,黄艺博从1岁开始就被托给一个下岗工人照顾。对方是司机,偶尔出门就用绳子把他绑在副驾驶座上。晚上跟母亲回家后,黄艺博还要被放进洗衣机内筒里直至晚饭出炉。“冬天最难熬。”马晓丽说,“孩子爱睡觉,怕他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就一路打他,他就一路哭。” 黄艺博温顺乖巧的性格就形成于那个孤独的幼年,他尊敬大人,不敢冒犯权威。幼儿园老师教《三字经》,学到“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时,他坚决不读,认为这是对尊长的不敬。 作为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公务员,黄宏章养成每晚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但当儿子长到两岁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黄艺博要和他争台看动画片。黄宏章很坚决地捍卫了这宝贵的半小时,最后黄艺博屈服,再后来他一听到“新闻联播”的前奏就兴奋得手舞足蹈,拉着爸爸坐在电视前。“这是孩子孝顺,为了讨好我。”黄宏章说。 2009年11月15日,黄艺博在武汉市江汉区福利院看望老人。 (CFP/图) E网情深父与子 “在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尽管黄艺博的成长让父母如此满意,但在这个仅有两座楼的院子里,也有人认为他过早失去了童年。 冯建华是黄宏章的邻居,孙子冯杰只比黄艺博小一岁。冯杰是附近15个同龄孩子的头头,没事就聚在一起玩“三国杀”,但这个队伍从来不包括黄艺博。“他不爱说话,也很少下楼。”冯杰说,“都不像个小孩。”冯建华很欣赏孙子的坦率,他对黄艺博最深的印象是“穿着校服规矩地站着,很有礼貌,但不够可爱”。有一次他在楼下小卖部给孙子买零食,黄艺博刚好经过,就站住说:“爸爸,我饿。”但黄宏章没有理会。 黄宏章的急躁和严厉在附近出了名。“他(黄艺博)要是出来玩,他爸就打他。”一群在小区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压着声音说。黄艺博的日记可以部分支持这一点,在一篇名为《父子之间》的文章中,黄艺博讲述了他因玩赛车而遭惩罚的经历——“(爸爸)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然后举起他大大的手,‘啪’的一声打在我的背上。” 在另一篇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纵然如此,黄艺博大都给这些日记赋予了大团结的结局。除了囿于僵化的语文教育模式外,黄宏章也的确是对儿子影响最多的人。 黄宏章军人出身,曾经是文学青年,转业后投身单位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某行业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灵活,会来事儿。 因为在机关,黄宏章能方便地接触很多报刊,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黄艺博进入学龄期后,黄宏章就拿它们充当儿子的识字读物。他希望儿子以后也能当公务员。“当官发财,哪个老百姓不想?”他说。 父亲的威权教育和主流媒体的长期浸淫让黄艺博变得比同龄人要老练和成熟。尚在一年级的时候,黄艺博值日时遇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他没有马上批评,反而事后表扬,这取得意外的效果,此后再顽皮的同学也变得非常配合。“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办法。”马晓丽说,“他说从书上看到的,叫‘用爱的鼓励调动孩子’。” 滑坡路小学数学老师王飞云也注意到黄艺博对做人细节的考究,“每次补习完,他会认真地把我们坐过的椅子搬回原处。”五年级时,班主任程德鹏收到黄艺博的一封信,就全班纪律松散问题详细分析了原因,“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让我有些意外。” 这些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他正式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校大队委(三道杠)换届,黄艺博以一份漂亮的海报竞选成功,同年进入区总队委(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凭着自信的演讲和周详的“施政”方案,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鲜花和掌声随之而来。黄艺博开始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晚会或纪念活动。其中一份资料是2008年黄艺博代表全武汉少年儿童到医院慰问汶川地震受伤者的照片。镜头里黄艺博一手放背后,一手前伸,腰略躬,头微俯,身旁还跟着同事和红领巾小记者。 进入高年级后,同院子的冯杰发现他在电视上见到黄艺博的次数比现实中还要多。现在,他和伙伴们正沉迷于一套叫“赛尔号”的游戏小说,刺激、好玩。而一楼之隔的黄艺博的案头上则摆着希特勒、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以及一则共青团中央人事变更的剪报。 “老实讲。”望着门窗紧闭的黄家,12岁的冯杰说,“我不太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晋升“三道杠”、“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东方IC/图) “我代表……”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我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我是最终的胜利者,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 这是黄艺博完成于小学五年级的一首诗。此时,他的心迹变得更加豪迈和激昂,文字也超越了描写花草树木和做好事后的喜悦等题材。他读《水浒传》、《史记》和《资治通鉴》,从中思考人、生命、成功和兴衰。在给父亲黄宏章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结尾:“我会达成您的愿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上,在人类发展的史册上,留下不朽的篇章,名垂竹绵,功标青史。” 为实现这个宏愿,黄艺博过着繁忙的生活。除了更加努力地写作,他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开展经验介绍,草拟倡议书,发表大会致辞和获奖感言等。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一个曾当过大队辅导员的老师透露,这些讲稿基本是经严格审阅的,有的甚至由老师全部代笔,孩子只管念。 比黄艺博小一级的李日新曾与他在校大队部共事,他惊讶于黄的精力。“他是市、区两级大队委,还抽空旁听我们的会议,提了不少意见。” 黄艺博也不是没有难题——他的成绩并不冒尖。在拥有悠久而卓越的应试教育传统的湖北,这意味着可能无法上一所足够好的中学。 2010年3月,六年级下学期。黄宏章为儿子整理编辑的《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出版,书中搜集了历年来关于黄艺博的媒体报道、与各级领导合影以及获得的荣誉奖项等。马晓丽坦言,这是作为儿子升初中的一份推荐手册。 黄宏章在书中放进了一组后来广受诟病的照片——黄艺博当选“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场景。这些照片后来又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黄艺博的博客,几处“副总队长”也变成了“总队长”。黄宏章先是解释为“笔误”,后来黄艺博提出这样写他不好,父亲黄宏章则说“密码丢了”。 几个月后,正是这些照片和“笔误”引发了这场影响甚广的“五道杠风波”。黄宏章后悔极了。他时常做着徒劳的假设——如果没有那篇报道,如果没说‘新闻联播’,如果没建这个博客……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被丑化的玩弄孩子命运、扼杀孩子自由的邪恶父亲。“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黄宏章说,“我不了解网络,不了解人们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对博博的培养模式没有错。” 5月3日,黄宏章和妻子新建了微博首次公开回应,恳请网民给黄艺博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但此举不仅没有化解敌意,还招致数以万计的跟帖和谩骂。 两天后,这个惶恐不安的父亲见到了他同样惶恐不安的儿子。他们藏了起来,对所有追访者说:“我们要去爬山,要去看蓝天白云,给我们一个清净的角落吧。”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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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文/刘一舟(北斗撰稿人)     黄大队长五道杠的事昨天曝出,今天就红遍了全网。看到”戴上个眼镜就是我来晚了”和各种Ps的图,想笑死爹啊!但笑的确实不是这孩子,而是这个孩子身上承载的那些符号和文化。孩子是无辜的。     谁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如果能有幸带上一两道杠,肯定也得春风得意一阵子。后来也都会成为共青团员。我现在还记得参加初中首届团员代表大会放团歌时候的激动人心的感觉。接下来到了高中大学,有的人觉得自己多少醒悟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向团委、学生会和党靠拢了。当我们在质疑大多数人投靠体制的动机时,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理性决定论和功利态度在这里的解释力是不足的,显然投靠体制只是一小撮人的话语。在大多数人心中,体制才是唯一合法的。这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学校是养鸡场生产肉鸡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隐藏的支配工具。 首先我们很确知的一点是,学校文化不是中立的。学校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即被转化成合法、客观、不容置疑的统治者文化。这个从我们在学什么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仅仅是代表性的从小学的思想品德,到中学的思想政治再到大学的政治必修课程可以体现的出,很多常识课程和修养课程比如语文、音乐也都不是根据科学教育的原则而是根据体制意愿设立的。 老师评定学生的优劣,也是根据体制希望的标准。学校有体制授权的强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通过规定学生优劣的评定标准来实现。好学生就是成绩好也就是考试好的学生嘛。如何考试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学生的日常举止也被要求符合规范,比如遵守纪律和热心于学校活动。学校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提出一些行为规范的要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都被强迫参加到了某些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规训中,比如戴红领巾、义务劳动、鼓号队等等。而且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哦,打骂罚站抄写叫家长哦。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教育中一些体制强加的部分是什么。但是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不上政治课,不入团就想逃离支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学校实际运作中,”天分意识形态”才是决定性的。”天分意识形态”声称学业成功不成功,是因为天分造成的。学习好的孩子就被认为是聪明的,学习不好的孩子被认为是笨的。随之而来的是”能者居高位的意识形态”。在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学生被许诺以美好的未来,排名靠后的被许诺以不好的未来。这个意识形态意味着学校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而且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但是事实上,成绩的好坏,天分只决定了一部分。或者说一个人学业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地域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各种社会不平等。但是”天分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学校的不平等,也因此合法化了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会将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寄于学校教育,但现在看来,大部分以失望告终。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学校的限制难破。社会化的场所除了学校还有朋辈和家庭。朋辈都跟自己一样关在学校里呢。而家庭呢?是毫不迟疑支持学校的。开家长会,家访这些事都是在干嘛?学校动员家庭配合自己的支配地位而已。     再回头看黄队长,他也是受害者了。虽然未来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人生难免是留下污点了。但愿他也是个共产主义接班人界的仲永,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采编:王也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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