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核心提示：《纽约时报》刊发长文，探讨了苹果公司选择在中国制造苹果手机的诸多原因。对于想了解为何制造业某些种类几乎在美国消失的读者来说，此文不可不读。但是此文得出的核心教训可能令人难以接受：苹果公司选择中国不仅仅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廉，还因为那里的工厂和工人活干得更好。 原文： Wh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Ever Build the iPhone | the Atlantic 发表时间：2012年1月23日 作者：Jordan Weissman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要：不仅工资低。中国有更多熟练的工厂工人，而且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中央。）   【图片：路透社】 　　本周末， 《纽约时报》刊发长文 ，探讨了苹果公司选择在中国制造苹果手机的诸多原因。对于想了解为何制造业某些种类几乎在美国消失的读者来说，此文不可不读。但是此文得出的核心教训可能令人难以接受：苹果公司选择中国不仅仅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廉，还因为那里的工厂和工人活干得更好。 　　以下是我们可以从苹果制造汲取的四大基本教训： 　　廉价的劳动不是问题所在 　　毫无疑问，中国的低工资是这个国家吸引力的一部分——尽管工资涨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本土制造苹果手机，每部手机成本要增加高达65美元。照此算来，那相当于一部最便宜的苹果4S手机零售价格的大约10%。鉴于苹果产品利润丰厚，苹果公司能够消化这一额外成本，而且仍然可以有一定的利润。但是难以相像的是他们为何要作出这样的牺牲？ 　　然而，劳动力价格只是让中国成为制造苹果手机较佳场所的一个小小的原因。苹果公司多年来在加州制造电脑，20世纪90年代，该公司接近倒闭，之后它开始将生产转到国外。推动苹果公司作出这一决定的是蒂姆·库克，他现在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经是公司首席运营官。《纽约时报》的报道是： 　　苹果公司一位前高管指出，在库克看来，聚焦亚洲”归结于两点。”亚洲的工厂”可以更快扩张和收缩”而且”亚洲供应链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位高官说，结果是”我们在当下无法与之竞争。” 　　”扩张”快意味着什么？对富士康——苹果公司出钱让这家全球制造巨头组装其产品——来说，就是一天之内招到数千名新工人的能力;就是能够叫醒8000员工、让他们从近在咫尺的公司宿舍区出来、命令他们半夜加班给手机安装玻璃荧光屏。中国工人廉价、充足，而且最重要的是，顺从得令人惊愕，这是美国文化及其得到严格执行的劳动法所不容忍的。而且，富士康对待自己的员工之严苛臭名昭著，从而造成了如今臭名昭著的员工自杀潮。可是，不管怎么说，你觉得在21世纪的美国，有多少人愿意住在，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的集体宿舍？ 　　库克等式——供应链——的后半部分可能更为重要。我们喜欢谈论世界是如何平的，但是实际上，从美国运送货物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亚洲是电子器件制造中心，中国工厂能够更快更便宜拿到重要的零部件，不管它们来自当地的半导体工厂还是来自韩国的三星工厂。中国当地的工厂还生产制造苹果手机不可或缺的小金属零件，比如螺丝，这是一个虽小却很重要的优势。美国与那些(供货)网络相隔绝。从逻辑上说，在美国制造高科技小配件不那么明智。 　　改革教育并不是要把更多的人送到哈佛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远远超出了拥有做组装苹果手机这样低等工作的低技能工人。这个国家在培养中等技能”产业工程师”方面也很出色。他们不是能够设计下一代iPad平板电脑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而是类似于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具有管理iPad生产线的技能。正如《纽约时报》所言： 　　苹果公司的高管估计，管理指导制造苹果手机的20万装配线工人需要大约8700名产业工程师。该公司分析家预测，在美国要招到那么多合格的工程师需要9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需要15天。 　　此类数据应该引起人们冷静思考美国的教育制度在制造业方面为何处在如此劣势。问题不是缺乏精英型毕业生。我们有精英型毕业生。问题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缺乏技能。 　　据广泛报道，中国学校每年有大约60万名工程师毕业，而美国大约有7万。有人试图淡化这一差距的严重性，指出那些中国的工程师中有多达一半的人为两年专科毕业。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却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已经学会培养具有中等技能的毕业生，因为这种技能对于现代制造工艺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想将来仍然是一个制造大国，就需要学会这样做。我们当下的目标不应该是把更多的学生送进哈佛、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或佛罗里达中部大学，而应该想方设法确保社区学院25%以上的学生在3年内毕业。 　　产业政策很重要 　　《纽约时报》报道说，苹果公司寻找新工厂来为苹果手机切割高强度玻璃显示屏，它选了一家中国工厂，这家工厂已经事先建了一个新车间，估计能得到这份合同。由于中国政府给予补贴，它有财力进行这个代价高昂的赌博。 　　当然，在美国，多数工厂不指望华盛顿提供同样的支持。保守派喜欢说，政府不应参与”挑选赢家和输家”。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大获成功。德国和日本从二战废墟中崛起，重新成为工业强国，多亏了政府精心推出的产业政策。中国在21世纪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围绕着太阳能板制造商Solyndra破产的丑闻尚未消散，美国的大部分民众对这种做法依然深感不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保守派反对推出积极的联邦产业政策，但是他们却乐于在州一级推行这样的政策。阿拉巴马和田纳西等南方一些州善于利用减税和其他特殊待遇来吸引外国汽车制造商。在建设制造业基地上我们没有运用联邦政府的巨大能量，而是靠50个州各自为政。 　　苹果公司领头，其他公司追随 　　制造商有追随领头羊的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追随顾客，当顾客是另一家工业公司时尤为如此。 　　再者，这是需要接近供应链的自然结果。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州北部的科宁公司生产用于制造苹果手机和其他智能手机显示屏的高强度玻璃。该公司已将很大一部分生产转到日本和台湾，以接近买主。 　　科宁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詹姆斯·弗劳斯说：”我们的客户在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我们可以在本国生产玻璃，然后用船运出去，但那需要35天。我们也可以空运，但费用要贵10倍。所以我们在装配工厂附近建自己的玻璃厂，而那些工厂都在国外。” 　　正如科宁公司的情况所证明，各行业之间往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迁移到国外，美国现在正失去玻璃生产领域的就业机会。如果像苹果这样的公司迁移国外，其他公司就会仿而效之。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对美国公司进行有经济破坏力的专利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窃。对中国人来讲，窃取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比投入成本和时间来自我创新的效率要高得多。 原文： China's Cyber Thievery Is National Policy—And Must Be Challenged | The Wall Street Jounal 发表时间：2012年1月27日 作者： MIKE MCCONNELL——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2007-09）            MICHAEL CHERTOFF——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 （2005-09）            WILLIAM LYNN——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2009-11）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如果我们在3个月前分享这里所写的内容，那会违反美国的保密法——不过，作为前国家情报总监、前国土安全部长和前国防部副部长，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内容是真实的。中国政府有一项在网络空间从事经济间谍行为的国策。事实上，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积极和最执着的网络间谍行为践行者。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对美国公司进行有经济破坏力的专利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窃。而到2011年10月，国家反谍报主任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才公开了这些细节。多年来，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公开谈论网络恐怖分子有能力导致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金融网络和电力网络——瘫痪。现在，这份报告终于公开了我们过去不能说的事情：网络经济间谍行为的威胁比过去更大了。 　　这份报告总结了网络间谍行为可能在今后10年对美国经济及其全球竞争力构成的灾难性影响。有证据显示，中国有意要通过窃取知识产权、而不是创新和投资研发来帮助经济建设。创新和研发恰恰是美国的两个长项。中国经济的本性提供了这样做的有力动机。 　　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统计，中国总人口为13亿，其中4.68亿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6%）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尽管中国的贫困状况在过去30年得到巨大改善，但贫富差距仍然拉大了，大部分利益流向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城市地区人群，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25%。 　　总之，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渴望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对中国人来讲，窃取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比投入成本和时间来自我创新的效率要高得多。创新和知识产权是发达经济体的”源代码”。中国人把偷来的点子直接投入生产，用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更廉价的产品。 　　网络空间是窃取知识资本的理想平台。黑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入进行大量数据传输的系统，而企业和政府则很难确认具体的攻击者。 　　遗憾的是，估测这些偷窃行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是困难的。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说，损失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企业收入、工作岗位、新技术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尽管尚未进行精确计算，但我们有把握说”巨大”无疑意味着数十亿美元和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因此，我们如何让自己免于受到这一经济威胁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严重性，并明白它的影响是更长期、而不是立即显现的。我们必须动用手头的所有外交、贸易、经济和技术手段来进行应对。 　　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情报界已经加强协作，以更好应对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网络间谍行为。不过，现行立法框架对我们构成严重约束，使我们无法彻底解决国内的经济间谍行为。情报界必须在收集和分析经济数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让适当的政府部门和企业能够利用这些数据。 　　国会和政府还必须建立有效强制信息共享的手段。尽管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声称要共享信息，但事实常常与此相反，而这一点必须得到积极修正。 　　美国还必须扩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培养更多掌握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的工作者。在苏联于1957年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之后，我国的应对手段就是在数学和科学教育领域大力投资，从而开启了数字通信时代。现在，在一个与50年前截然不同的全球经济中，是时候采取类似的做法来提高我国参与竞争所需的技能了。 　　美国企业界也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确实想搞清楚网络间谍行为的规模，那么各企业就必须更开放和更积极地识别、承认并上报网络盗窃事件。国会正考虑通过立法提出这一要求，而这应当得到支持。企业还必须加大力度提高员工的网络技能；由于人为低级错误（如编码错误或光盘和笔记本电脑丢失）而造成网络安全漏洞的情况数量是惊人的。 　　在今年这个大选年，我国经济将是焦点问题，中国及其在货币政策等问题上的角色也将成为焦点。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不可挽回的长期损害，网络间谍行为背后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得到一部分关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刘厚俊 袁志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进入专题 ： 公共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    ● 刘厚俊   袁志田       自2010年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公共债务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首要经济问题 。但是，公共债务危机较多地只是被当作某种“危机事件”，而非某种“趋势”或某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危机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与“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而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某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从早期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的研究，再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和“创造性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的讨论，全世界从未停止过研究。基于生产关系 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广泛研究以及少量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研究 ，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良了但并没有、也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扬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有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通过相互批判和吸收，各国经济制度有一种融合的趋势，其中，“资本社会化”是一个结合点，全球化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亚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典型例证。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前途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历史终结说”（end of history）、“适应说”（gradual adaption）、“崩溃论”（collapse of capitalism）等。     与资本主义宏观变化趋势相对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研究亦有三个重要的结论：一是管理组织的再造（reengineering）；二是劳资关系的恶化（deterior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三是生产活动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管理组织的再造，突出地表现在企业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出现和强化，它使得资本组织过程从原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发展到股份联合占有，再发展到当代以监管为核心的控制占有 。至于劳资关系，众所周知，战后资本主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会地位、实行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加上全球南北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贸易，其内部的劳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但是，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终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部转嫁矛盾的空间收窄，劳资关系再度紧张，工资份额和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的金融化则表现为企业越来越按照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进行投资运作，企业活动越来越具有非生产性。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回报率，这就引导工业企业要么寻求更低原材料价格，要么关闭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项目（如IBM公司出售个人电脑业务），要么，当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枯竭的时候转向虚拟经济活动，这时候企业兼并或并购等所谓“重组”（corporate reconstructing）日益频繁，这些重组活动往往不是寻求企业增长，而是财产权的再分配，其最终结果是更少的公司控制更大的市场，并凭借其资金实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追求高额的短期利润 。     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必然导致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举步维艰，单个企业为了克服利润困境，不得不进行以下调整和努力：一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技术创新也是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一，因为没有技术创新资本主义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此时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取代了技术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的必要条件）；二是不停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兴建生产企业，制造“供给创造需求”的神话；三是在虚拟经济中寻求利润机会，最终将企业导向金融化的发展道路，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房地产和金融结合在一起成为“房地产金融”，股市中“概念”五彩缤纷。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收窄，一方面迫使企业生产活动金融化；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不停地压低劳动工资成本；再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以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润诉求。反过来，一旦企业的治理结构确立，股东就能够指挥企业按照金融化的标准展开运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金融化特征。特别是当工资份额降到很低程度的时候，运作金融化和与金融化相关的治理结构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金融化和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微观机制的研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组织行为和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宏观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的困境迫使资本主义转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不断吞噬，但虚拟经济的发展最终又要受制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虚拟市场的投机都是基于实体市场的增长“预期”，但虚拟空间平均利润的增长不可能快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的增长（经济增长），虚拟市场任何虚幻的增长奇迹最终都将因为看似偶然、实是必然的各种预期冲击所破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始终处在危机的边缘。危机和危机预警迫使政府干预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干预的核心也随着资本增值模式从“G—W—G”转变为“G—G”，而从实体领域的劳资关系调节、技术推动、需求管理等转向以虚拟空间正常运行为核心的金融管理。在政府干预内容转变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发生了性质变化，政府不再是单纯的“守夜人”，而是上升为市场运行的最高“上层建筑”，它不仅是管理者，而且也是直接参与者。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模式不再是传统的“看不见的手”指挥各个理性“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从传统的“宏—微观结构”转向“产业——金融——国家”架构，市场运行机制将由传统的价格机制转向“利益关联机制”的政府干预机制。     新的宏观运行模式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就好比挂了空挡的发动机，无论速度多么快，“资本主义的空转”都不能产生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而为了维护这种空转，资本主义需要从实体经济抽取更多的资源，使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随着工资份额下降，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下降，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税收、公共债务、通胀和对外掠夺等。     过去，对外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缓和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资本输出、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伪装的超国家治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军火输出、武装掠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经济形式的矛盾转移途径逐渐收窄，而纯粹的军事掠夺尚在伪善的面纱下没有成为常态，所以，内部手段也就成为主要手段。而在内部手段中，税收重负不仅会抑制私人投资，而且也会导致选举政治中的不利局面，通胀也会导致经济极度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因此，公共债务也就成为各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常规武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起点，它表明，在新的世界混战爆发前夕，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得不从它惯常使用的“外部转移”向“内部转化”方式转变，从而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素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暴露出来。     概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劳动关系再度恶化，中观层次上技术创新、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宏观层次上“产业——金融——国家”架构下的“利益关联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观干预机制。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西方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问题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各国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公债功能从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不断向宏观调控功能发展，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债，可以说，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模式。在当代，公债已经成为基础性金融资产，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产10%（中国公债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的6%－8%）。公债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政策工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但是，如果仅从公债功能的不断扩大并不足以解释公共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只有把公共债务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增长途径或增长模式的时候，才可以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也会发生公共债务危机。     2008年10月，冰岛宣布破产，冰岛克朗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主要银行陷入危机。这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的“最幸福国家”由于羡慕美国等经济大国的金融业发展趋势，不相信仅靠捕鱼能够致富而大力借债发展金融业（外国资本占80%股份），虽然2007年它的GDP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根本无法救助。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2009年底和2010年初，由于标准普尔公司等评级公司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用等级，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大幅度贬值。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2010年，希腊赤字占GDP比率达10.5%，公债余额占GDP比率达142.8%。紧接着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及葡萄牙等五国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都与经济金融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针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有人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小国是不宜过度发展金融业的，更不应该试图建设所谓的世界金融中心。那么，经济大国过度发展金融业就可以避免危机了吗？实际上，除了欧洲债务危机之外，美、日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日本是一个传统的高储蓄的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没有外债，但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开支规模扩大，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不断升值的压力也给日本出口行业带来严重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灾后重建负担沉重，菅直人政府拟实行的“新政”不得不指向结构性减税、公共部门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以便为急速增长的公共开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主要包括战争费用、福利支出和金融危机之后庞大的政府刺激计划。除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之外，美国在未来将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降低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国债货币化等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政策措施。债务危机这个曾经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转移到了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为什么这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面临着公共债务危机呢？一个共同的背景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为了救市增大了预算，另一方面，随着危机后私人部门“强制性”储蓄提高（去杠杆化），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了防止可能的衰退，各国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迅速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基本模式。因此，此次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可以说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继续和深化。     但是，从较深层次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竞争加剧有关。对于整个欧盟而言，由于欧洲一体化之后，欧洲范围的“核心——外围”分化加重，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各地财政压力迥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态势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需求不足，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为什么发达国家出口需求不足？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购买需求。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最深刻根源。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批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高潮，转而推崇北欧资本主义与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不论是哪种模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好。正如美籍印裔学者阿玛蒂亚 森所说：“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世界” 。但间隔不久，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危机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地伴随着越来越深的政府干预和公共债务的高速增长。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救助”的投入规模也就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曾经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而大大缓和，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导致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全球种族冲突、社会对立和国家战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之间形成强烈对比，要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外部转移之外，就必须拿出巨额的财政开支，否则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的“外部转移”空间逐渐消失，而现存体制下的“内部转化”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经常性发生。由此，公共债务危机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只要存在极端的贫富分化，就必须有庞大的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往往打着“人民”和“拯救经济”的旗号服务于金融资本，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和贫富急剧分化。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并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是全球普遍性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公共治理应该更多地从所谓的“政策协调”转向制度层面的合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性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而且还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传染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金融系统中资金链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危机背景下共同的经济救助模式而引发的共同应对方式，已经发生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公共债务危机。首先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殖民体系遗留的债务问题之外，由于始终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金依赖，甚至是政治依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才有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下生存的一线希望，带来这种希望的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只要欠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其赤字压力和公共债务风险将会更高，直至濒临危机边缘。1960年，各殖民地新政权为了获得独立不得不接受单边利率高达14%的590亿美元外债。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危机及随后的通胀，西方大量放贷给殖民地国家，名义上用于经济与民生，实际上大部分落入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手中，最终存入瑞士银行，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白白地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利息。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寡头的操纵，利率急剧上升，欠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负担加重，频频爆发债务（外债）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取消、而只是削减这些国家的债务到能够偿还的程度，并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降低公共服务开支，以用于清偿债务。如果说欠发达国家传统的债务危机根源于殖民制度，那么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则是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欠发达国家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依赖性，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外债和内债负担同时加重，欠发达国家实际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发展难题。随着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机遇减少，发达国家给予的附带不平等要求的所谓资金援助减少和市场优惠自然消失，欠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来支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希望。     其次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诱导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是因为，（1）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找到了公共开支的理论支撑，如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短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添了充分的理由；（2）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尚未能从根本上脱离世界市场，它们被编织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它们所能掌握的仅仅是某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甚至其单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3）新兴经济体的很多资本都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利润无法留在国内，国内积累率相对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就不得不依赖巨额的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保持经济发展；（4）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投资潜力巨大，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因此，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将会驱使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形成“经济泡沫——赤字财政——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发展轨迹。库伯（Richard N. Cooper）认为，各国货币危机均遵从相同模式：中央银行为巨额财政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Krugman）的“投机攻击模型”也揭示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何诱发固定汇率制下的投机攻击和政府干预 。     最后是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来说，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于，当实体经济停滞的时候，必然推动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也就会急剧上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普遍的恶性通胀的出现，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同时，各国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一系列调整经济秩序的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美国在2007年危机前居民收入增长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财富积累差距扩大。1970－2007年，占人口1/5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但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1/3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在居民收入增长停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债务才能维持消费需求水平。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得以依靠外债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今后，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债务利用空间。但是，其他发达经济国家虽然面临着和美国同样的难题，却不具备和美国一样的全球融资手段和“铸币税”权力，因此，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爆发公共债务危机时，不但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会直接诱发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而且会通过竞争性体系间接催生其公共债务危机。          四、未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条件下公共债务危机的化解不外乎三种途径：以债养债；节支增税削减预算赤字；赤字货币化。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求援以缓解当前的还债压力，但巨额债务下的“以债养债”，不仅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信用下降，而且由于吸纳了过多的私人部门资金，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埋下更深的危机隐患。节支增税、削减赤字是一条理性选择，但实践操作很难，甚至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很多政府不得不出卖国家资源，甚至一些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向外国出卖土地。而且，实际能够削减的公共开支往往不是那些浪费性的政府消费，而是那些对私人投资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合理公共开支。当以债养债和削减赤字的空间有限的时候，政府往往将债务货币化，其中，美国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me）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又分为量化宽松政策Ⅰ和量化宽松政策Ⅱ，将来还有可能有量化宽松政策Ⅲ。量化宽松政策Ⅰ是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与机构债，而量化宽松政策Ⅱ则是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希图降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并制造通胀预期、推动美元贬值和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将美国国债货币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美元贬值、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热钱冲击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债务在低通胀环境下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只有不可持续的赤字才会导致通胀。根据凯恩斯理论，借助于国债，财政赤字具有调节需求，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对高通胀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实际上，国债作为赤字工具，也是金融工具，持续赤字会导致赤字货币化和通胀。波姆赛德（Bumside）等人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国债贬值将会导致资源价值上升和预期赤字 。实际上，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其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会因为主观导向性而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公共债务规模不合理地无限制扩大？根据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要素，即自私动机、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分工和资本积累、投资公共事业设施、保护个人不受他人限制和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但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全面介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深度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式干预（Keynesian mode）成为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而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和相应的赤字规模以及公共债务规模应保持在什么样的合理水平上？已经不是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所能解释和预测的了。巴斯和威尔斯（Barth and Wells）在观察美国1789－1996年的债务时发现，这208年中105年有赤字，其中26年是因为周期性因素，40年是因为战争因素，1950－1996年有24年既无经济衰退，又无战争，但仍出现赤字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有长期上升趋势 。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消除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会以多种形式频繁爆发出来，如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金融体系的投机冲击与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虚拟领域的泡沫危机、政府干预的公共信用危机、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等等。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危机的潜伏因素越多，而那些追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着危机潜伏因素，并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牺牲品。资本主义将离不开公共债务，越是危机，越是离不开公共债务，反过来，公共债务又将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债务，未来资本主义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债务联系一起，“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交互发展的趋势。          五、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公告，2010年底，中央政府负债规模11.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10.7万亿，公共债务总规模约为22.4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6.3%。而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央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铁道部债务、新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成本等算进来，认为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大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为GDP 的71%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公共债务被普遍认为没有风险的，至少没有偿付性风险（reimbursement risk），主要理由是：（1）财政收入份额每年占GDP约30%以上，并且持续增长，2010年增幅是21.3%。（2）政府掌握巨额可变现资源，如国有资产、城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3）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高增长在效益好的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缩水问题等等，而较少关注中国公共债务自身的风险问题。     固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任何影响和冲击都是基于该经济体系自身的特性而发生的。中国的公共债务问题实际上早已产生，只不过这些问题尚能有缓解的空间（如银行体系持有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股市曾经吸纳大量民间资金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公共债务也同样面临着风险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公共债务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中央主要提供政治统治方面的公共产品，地方主要提供公共管理方面的公共产品，所谓构建服务型政府，目的就是要提高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应对速度，有效促进以市场运行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和谐发展。从财权与事权匹配的现实来看，长期以来，财政资源趋于集中，甚至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不合理分配格局，而事务责任则是层层下放，最终导致基层政权事多而财力有限。此外，中国地方公共开支竞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公共债务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地方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投入成为吸引外来资金的重要投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等行政管理问题也助长了地方盲目追求公共投入规模，甚至不惜牺牲后代人可利用财政资源，造成地方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不可持续。无论如何，地方公共债务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2009年3月，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不得不打破几十年来的法律禁区，鼓励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并代理地方正式发行地方债2000亿元。中央4万亿计划推出后，不到一年地方负债达7万亿。在地方公共开支中，“城市经营”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会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经营？究竟是谁来经营城市？经营城市的真实目的和最终后果是什么？除了中国式晋升文化、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等因素之外，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公共投资冲动是基本因素。在地方政府债务博弈过程中，资本市场或银行体系缺陷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最终又会自我实现，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救助。与地方“城市经营”相对的是中国部门以“高铁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振兴投资，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业创新升级、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些投资的背后却也暴露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链条的复杂性，正是某种集团利益追求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投资，推动的结果往往是公共开支规模超出了合理范围和效率原则。（图表略）     未来中国的隐性公共债务风险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却又很容易被忽视。隐性债务包括：（1）各种不良资产，如未偿付的央行票据、国企债务、养老和社保债务、地方非正式担保、银行剥离和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等等。（2）没有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承诺。（3）各种企业负债可能转化为公债的风险，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利率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道德成本而生存的中小企业，如果大规模破产，就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维稳”负担。（4）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社会福利、高积累的基础上的，随着民众对民生和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降低个税负担、减少路桥收费等，将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5）类似于“郭美美事件”对慈善基金的影响也会挤压政府间接筹资渠道，从而间接增大政府的财政压力。（6）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分化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持续可能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压力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     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公共债务危机形成的基本制度原因，应充分认识到，那些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不能抗拒的公共债务危机，远不是什么行政管理问题，而是有着较深刻的制度背景的。因此，未来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防范未来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进入专题： 公共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32.html    

美国志愿者捐给身患重病的天网负责人黄琦的3万1千美元到四川成都后，被当地扣押，黄琦多次交涉都无法拿到款项。他呼吁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关注这一事件，促使这笔救命款顺利运作。 天网负责人黄琦身患激进性肾炎，急需资金做手术，来自美国各地志愿者捐款共3万1千美元周日通过国际汇款商户西联电汇给黄琦，负责捐款事宜的在美国的中国人权负责人还告诉了黄琦密押号。周一下午3时左右，黄琦前往成都市中国银行办理此款，银行职员称“没有这笔款项”，后又称“密押号不准确”。 就这样，有关方面以账户不存在为由，扣押这笔人道捐款。   本台记者周一下午打电话给黄琦询问有关情况，他表示：我在入狱这几年来身体蒙受巨大的伤害，在狱中患了激进性肾炎，海内外的朋友们一直很关心我，大家节衣缩食给我筹集了这笔钱，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尽快帮助我恢复良好的身体，但是在汇款寄来的过程当中，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法截流这笔钱，当然在截流钱的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说明我们急需这笔钱做手术，有关方面特别是中国的西联代办处他们置基本的人道理念于不顾，对我们的劝说始终不听。这种人道捐款都要截流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   西联客户服务部的职员周一晚近8点对本台表示：领不到（款）有原因的，你要想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会领不到，或者为什么寄不出去的话，都要拿那个号码给我们看我们才知道的。而黄琦向他们提供密码号时，对方称账户不存在。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要求有关方面立即处理该案，并迅即给出正确说明，以确保银行客户基本资金安全。黄琦还呼吁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关注事件，尽快促使这笔救命款顺利运作。 黄琦说，问题应该出在中国有关部门方面。他说：他们这种做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处于无钱治病的状况，让我们自生自灭，让我们中国异议者病死、困死在疾病的路上，当然这个病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是由于多年坐牢造成的，国际社会对这种事应该有处理规则，我们相信西联公司，相信曼哈顿银行做出相应的处理。   西联的业务遍布中国各地超过32,000个合作网点組成的网络，合作伙伴包括很多中国的银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2012年 1月 29日 藏人龙年第一周：一边子弹飞 一边红旗飘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藏语组 中国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僧侣1月23日在一所寺庙点燃蜡烛为藏人祈福 中国农历龙年的第一周，四川藏区接连传出三起安全部队向藏民开枪，造成严重死伤的报道。西藏流亡议会日前呼吁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改变现行高压政策，善待藏人。另一方面，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当地大力宣传中共统治，送百万五星红旗和中共领导人宣传画“进村入寺”，引发中国民众热烈讨论。 春节期间，中国四川藏区爆发了自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海外人权组织和西方媒体的报道说，中国保安部队1月23日、24日和26日先后在四川甘孜州炉霍县、色达县和阿坝州壤塘县开枪，目前造成至少六人丧生，几十人受伤。 中国方面对藏区局势严加封锁。 切断了当地的互联网和电话线路。有目击者说，当局部署了大量警察和武警巡逻。 *西藏流亡议会呼吁改变高压政策* 西藏流亡议会日前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星期天(1月29日)对美国之音说，这封公开信表达了流亡议会对藏区目前局势的“深切关注”。他们还向胡锦涛提出了七点要求。 格桑坚参说： “希望中国政府改变现行的强硬的，一味镇压的高压政策，真正面对藏人提出的诉求，尽快开展和达赖喇嘛的和谈。” 格桑坚参说，西藏流亡议会接下来将在世界各地开展一系列的声援活动。他说，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还将前往各国驻印度大使馆及联合国设在印度的机构，向他们反映目前藏区的紧张局势，并要求派出独立观察员考察藏人境遇。 *西藏政府大楼披挂中共领袖像* 春节期间，另一则有关藏人的消息在中国民众中引发广泛讨论。除夕当天，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党政机关大院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领袖像揭幕仪式。 中国官方媒体拍摄的照片显示，一幅以五星红旗为背景， 印有中共四代领导人照片的宣传画占据了政府大楼一整面外墙。官方表示，他们还向西藏各地的寺庙、村镇赠送了100多万面国旗和领袖像。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的话说，“悬挂领袖画像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感谢。” *唯色：“爱国主义教育”在西藏实行多年* 西藏女作家唯色对美国之音说，挂国旗和挂领袖像的规定在当地已经实行了好多年，08年后这类规定更为严格。 唯色说：“我记得在拉萨火车通车的时候，当时要求乡村，比如到农民家里家家户户都要挂中国国旗，要把画像，毛泽东那些人的像都挂在家里，如果不这样做，比如不挂红旗都要罚款。当时都要罚款几十块钱，据说现在已经涨价了。” 唯色说，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最近为外界所知，是因为当局去年底正式将其写入了“九有”政策。“九有”即西藏的寺庙、村委会、学校、家庭里要有国旗、四位领袖像、《人民日报》等九样物品。 *贺延光： 政治人物进驻宗教场合是专制* 前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很荒唐。他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2004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在四川的一座小寺庙里，当地村民正在非常虔诚地拜菩萨。菩萨后面的墙上却贴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 贺延光说：“一个月前，我去了趟叙利亚。我发现基督教堂里有总统的像。我就觉得很荒唐。在宗教场合，有政治人物的画像，只能说明专制。” *“疯蟹”：  用画笔表现强权与抗争* 70后漫画家“疯蟹”从2009年开始创作政治讽刺漫画，屡屡正面抨击当局的专制和审查制度。 “疯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一直在宣传党如何关心西藏，而强迫藏人悬挂中国领导人画像，尤其是在寺庙里悬挂这样的画像，本身就是对藏族的不尊重，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 “疯蟹”创作了这样一副漫画： 一个西藏喇嘛注视着四幅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中共四代领导人画像。不苟言笑的毛、邓、江、胡四人与喇嘛瘦小的背影极不相称，让人不禁想到89六四事件中，那个身穿白衬衫的单薄男子，在长安街上与坦克对峙的画面。 “疯蟹”说，这副画表现的是强权和抗争，同时也是为了向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名男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