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据法新社报道，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炉霍等县发生警察开枪镇压示威者事件，至少二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 法新社29号的报道援引一名藏族僧侣的话说，上个星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和炉霍县等地，警察逮捕无辜民众，三次向示威人群开枪，在当地人中间造成恐怖气氛。法新社为了保护这位僧人，报道中没有透露他的名字。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法新社的报告： “法新社是值得信赖的国际主流媒体，而且对当地消息的提供者我也完全相信他的说法。” 这位藏族问题分析员叙述了他所了解到的中国农历新年所发生的警察开枪镇压示威人群事件的经过。他说，在警方镇压中死亡的人数为7人： “农历初一开始，四川藏区，也就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色达县、甘孜县都是四川藏区，发生连续开枪事件，根据我们的理解，因为当地的藏民现在对中共当局在西藏所施行的政策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在农历初一那天贴了海报，海报内容是西藏需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回来，我们可能会采取自焚的方式来抗议，希望民众不要把自焚者的遗体交给中共当局的军警人员。海报贴出之后，自然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围观，军警可能心理惧怕，所以逮捕了一些藏人。因为人家在看海报，但是你无缘无故没有任何手续逮捕藏人，当地藏民非常的愤怒，人越来越多就引起了和平抗议事件，中共军警立刻开枪。根据我们的理解，到目前为止大概有7人死亡，近六十多人受伤。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说，中国当局不应对藏民的抗议活动作过度反应： “大家都知道，西藏的抗议问题一直都没有间断，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伤脑筋的事情。这些活动并不能影响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中国人知道、西藏人知道、达赖喇嘛知道、全世界也都知道。但是对中国带来或大或小的问题，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常不利，这也是中国担心的问题。 因为中国认为自己已经是大国了，要保持大国形象，另外不想给予国际上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国 现在很困难。对了镇压西藏大型的可能抗议的活动，对小问题的处理非常的严格，甚至开枪。我觉得中国不必要， 这些活动都是小型的活动，都是个别的活动，虽然很多西藏人对中国的统治仍然不满意，但是总的来说，西藏人民生活已经大量改善，比如说西藏百分之六十的西藏牧民已经住上永久的房屋里了。不住帐篷了。 中国政府不应该过分的担心西藏的问题会牵动整个西藏大型的抗议，这个可能性从心理来讲可不会太大。假设我的观察是正确的，中国政府针对个别事件，少数人的抗议活动，甚至个人自封各种活动，只不要它能过度。”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就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两个县发生的事作了报道；报道称所发生的是“公安派出所遭不法分子冲击的事件”， 警察是“被迫开枪自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2012年1月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科员王烨连续五年“吃空饷”累积10余万元的新闻被曝光，引发网民的大量关注。同时，这条信息也开始进入网络舆情监测者的视线，成为他们用来分析的典型案例之一。 这些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利用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动态监测网民对此事的帖子、评论转发等情况，从而绘制出一份每日该事件网民关注度的折线图。 折线图形象地反映出网民对官方回应的态度，亦为机构应对危机处理提供决策指引。当山西省疾控中心回应称此事并无不妥后，网络舆情达到高点，直至山西省纪委表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热点才被另一个新的话题替代。 通过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分析，从而把握网络民意的走向，这项工作正在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这有点类似于民意调查，只不过调查对象是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官方称之为“网络舆情监测”。 这个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愈来愈“猛烈”的网络民意。近年来，因为微博的崛起，网络舆情更加汹涌澎湃。民众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并逐渐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 而在2012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率先发布了2011年度网络舆情报告，未来一两个月间，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亦将发布类似报告。显然，这种现象既对官员获知民意的渠道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催生壮大了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产业。自2011年至今，从事这一行业的各类机构开始显性化，进入公众视线。 网络舆情新变化 对于网络舆情的新情况，几乎所有的舆情监测机构都注意到了微博的崛起。 微博——这种WEB2.0时代的产物，多中心、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逐渐改变过去的传播规律。网络舆情的主导权，正在由过去以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来影响。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5.13 亿，其中48.7％的网民在使用微博，而2010年同期使用微博的人数仅有6311万。 微博用户的迅猛增长开始改变网络舆情生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等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归纳了2011年网络舆情出现的四点新变化： 第一，微博的大规模使用降低了网民发表意见的门槛，让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和发表观点。因此，参与网络表达的人群在迅速扩大，网络舆情的力度空前增强。 祝华新称，对比两起热点事件，2010年9月，江西宜黄拆迁户钟家姐妹在南昌机场被宜黄县委书记率队拦截在女厕所，记者邓飞实时播报的一条微博被转发8000多次，成为当天的热门新闻；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一条为小伊伊捐款的帖子，24小时内转发超过90万次。不到一年时间，舆论的燃点已成十上百倍增长。 第二，移动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微博相结合。截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69.3％。在这一年，由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得到公安部打拐办的积极回应和各级公安部门的支持，在微博上引起警民合作的热潮。 同时，2011年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记者，而是网民，他们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丰富多彩的内容，这其中包括发生在广东汕尾陆丰县的“乌坎事件”。 第三，参与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士增多，过去很少发言的人群，也开始发言。 2011年，由学者、知识分子来担当公共意见领袖的时代逐渐被打破，各个行业，诸如演艺明星姚晨、韩红，商人任志强、薛蛮子等都积极参与评论公共事件；此外，一些平民例如上访者、江西抚州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以及沈阳刺杀城管的小贩夏俊峰之妻张晶，均利用微博求助于社会。 正源于此，言论的空间被迅速放大，并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还注意到，微博不仅仅吸纳了国内人士，来自海外的中文用户也开始积极使用微博，并且使更多事件具有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包括“北京农民工子弟小学拆迁”与“中非希望工程援建非洲1000所希望小学”、“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与“外交部援助马其顿校车捐赠仪式”，等等，可谓实证。 第四，源于网络动员的“线下”行动逐渐增多，包括一些群体事件的联络，同时各种公益活动也通过微博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如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免费午餐活动，等等，均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对于网络动员，部分人认为这会激化社会矛盾；还有人则认为，网络动员不过是社会矛盾整合的一个表达渠道，其实减少了社会摩擦。 这种网络舆情新形势被祝华新称为“大众麦克风”时代——人人手中均握有“麦克风”。 微博崛起之后，部分传统媒体开始有意识地追随网络舆情热点进行新闻操作。据北京艾利艾网络口碑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艾利艾）发布的中国网络舆情2011年上半年分析报告，同期以微博为源头的15个热点事件中，人民日报即对其中7起予以了回应。 因为诸多负面网络舆情针对各级政府部门或官员，政府部门亦开始积极应对，政务微博成为2011年的一大亮点。据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分析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10月31日，经过认证的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微博达到18132个，其中公安系统占据43％，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因为拥有超过194万个粉丝，成为最活跃的政务微博。 不过，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舆情，政府的应对仍显不足。2011年，“7·23”动车事故和“郭美美事件”在两家微博服务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的主贴和转发之和各自达数百万条，给铁道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带来巨大压力。 网民的批评不仅仅会使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声誉受到损失，而且很可能带来直接的“线下”抵制或抗议行动。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网络舆情，潜在的可能被批评者——政府、央企或其他公司，需要第一时间了解舆情，把握其走向，以免情势进一步恶化。 由监测发展到分析、研判，并提出应对策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应运而生。 对接资本市场 2011年，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小公司则遍布全国各地。目前，针对这个行业的规模，尚缺乏具体、权威的统计，通过一些公开数据可以窥知一二。 2011年中，以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229.SH，下称拓尔思）进入资本市场，登陆上交所创业板。拓尔思近年积极进入这个行业，提出要“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 据其内刊《拓尔思》介绍，该公司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并为某电网公司打造了“国内最大的企业级舆情项目”——覆盖31个省市3000多用户，采集超过3000个站点，每年可以监测1亿条数据，3TB的数据量。 随后，另外一家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公司也顺利通过发审会审核，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于2009年2月注册成立的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隶属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民网）。人民网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201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已超过1300万元。 与人民网类似，新华网于2011年下半年推出“舆情在线”，并成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 一些学术机构或独立创办、或与其他机构合作，也纷纷成立舆情研究机构，如艾利艾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其官方网站介绍为1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国家级电视台和通讯社、十余个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央企与知名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合作成立舆情部门，客户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等。 其他一些更小的公司遍布国内各地。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检索结果表明，来自江苏、甘肃、福建、广西、宁夏、天津、四川、浙江、河北等地的各级政府部门，为采购类似系统，耗费十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以今年1月13日发布的一则公告为例，江苏省监狱局花费22万余元采购了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的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 2011年，伴随着网络舆情高涨，这些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机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获得更快发展，但是这个新生的行业仍需要规范。 经营生存法则 这些以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为业的商业服务机构，各有其经营法则。 它们中一部分以技术服务为主，主要依靠销售相关监测软件或搭建监测系统获得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主要特色，技术服务不是其强项。还有一类为公关公司，监测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业务，应对已经出现的负面舆情，并帮忙化解为其主要业务。 但不少舆情服务机构是上述三者的“结合体”，既包括技术服务、分析和研究，而且还提供应对策略。 许多机构身兼不同的身份。如艾利艾作为一家公司，既自主研发舆情监测软件，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子课题的研究工作，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它们一方面承担公益性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则以商业机构面目出现，提供收费服务。 不少机构还会举办各类官员或企业人员培训班，推广其服务项目，比如书籍和刊物的出版、计算机软件的销售、为客户提供危机公关对策等。 由于政府部门是主要的客户来源之一，为赢得订单，不少机构会强调其政府背景。作为中央级媒体下属机构推出的舆情监测产品，人民网主办的《网络舆情》杂志定位为“帮领导干部读网”，新华网“舆情在线”栏目的定位则是成为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的“秘书+顾问”，帮他们监测研判网络舆情，提出应对之策。检察日报社下属的正义网舆情监测系统，“专为政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而量身定制”。 在政府危机公关方面，一位不愿具名的舆情监测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在一起越狱事件中，当地监狱管理部门起初在媒体批评声中非常被动。在向他们请教之后，得到的建议是：让“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去现场，还要特别向记者强调监狱经费不足的困难。据此操作之后，“网络舆情热度马上下降了”。 政府客户之外，针对企业客户，各机构亦提供行业细分产品，如房地产行业、食品行业网络舆情报告，并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相对而言，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取得许多大客户的订单，如各大央企、中央部委、省级政府部门等等。还有一部分企业，则以本地业务为主。 全国各地以公安系统与宣传系统为主的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或正在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如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士称，他们内部的网络监测系统安排了六七十人，自2008年起即已启动，尽管如此，仍要外包一部分业务给专业机构。 由于上述系统的建设，需配备专门的设备和人员，而大量设备的采购催生出监测软件市场的兴起。此外，面对舆情还需要分析、研判和应对，中央媒体、传播学专家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他们活跃在官员培训讲堂，顺带推销自己的产品。 不少大型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认识到，这一行业不等同于公关行业。一些从业者认为，公关行业重在协调关系与解决问题，而网络舆情监测更多为日常服务，提供预警及危机应对意见。在他们看来，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因此更多主张通过信息公开来积极回应网民的关注。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这些公关公司的主要服务项目是帮助客户删除网络负面舆论，并根据不同的客户及信息删除的难度，收取费用。这又形成了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虽然舆情井喷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如何建立共同的职业伦理与规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作者：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 (责任编辑：吕强)

核心提示：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转折点，对于那些依靠城镇人口消费的公司来说，这也是好消息。城镇化对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贡献巨大，但是农村劳力流动的减少以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 原文： Deconstructing China's Urban Legend 译文：解构中国的城市化传奇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8日 作者：TOM ORLIK、LIAM DENNI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现在是一个城市社会。这对百胜全球餐饮集团来说是个好消息，对必和必拓公司就未必了。 根据中国政府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城市居民占到人口的51.3%，城市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城市化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依赖它的各个市场）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种植水稻很重要，但这和制造iPad所创造的价值相去甚远。城市化进程是促使中国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因素之一。 这还推动了需求。大城市需要更多的房屋和公路，更好的供电和供水设施。在城市化发展阶段，这些都对必和必拓这类矿产品公司有利。新的都市人有了更高的工资，对像百胜旗下的肯德基这样的快餐有了更大的需求，在建造大潮告一段落后，这样的需求还会继续存在。 【图：城市人口在多个主要国家所占的人口比例。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署】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大约8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日本和韩国等中国的亚洲邻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率分别为66%和82%。但是中国的城市人口刚刚过半，再加上许多想要进城的年轻工人已经住进了工厂宿舍，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注定会放慢。 这对中国的增长来说是个坏消息。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将会减少。城市人口的增长幅度降低会减少对建设活动的需求，而最近10年来，正是这方面的需求推动着中国的增长。 综合来看，世界银行预计中国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从2010-2015年的8.7%降至2016-2020年的6.8%。这个数字并不是很低。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中国经济规模每11年，而不是每9年会翻番。如果美国保持2.5%的增速，那么它的经济规模要增加一倍需要大约30年时间。 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大宗商品市场需要调低预期。坚决看涨的人认为，从17日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增速放慢，这会促使北京采取另一轮刺激举措。那就成了怎么都说得通的话了。如果中国增长了，看涨的人会说”因为增长而买入”。如果中国增速放慢，他们会说”因为刺激举措而买入”。 这种说法过去一直不错。这一次则不一定，原因有几点。首先，第四季度8.9%的GDP增长率超出预期，带来了中国会实现软着陆的希望，也降低了中国需要采取刺激举措的必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较低的增长成为新的常态，北京也不大可能会像2009年那样采取大刀阔斧的刺激举措。 即便中国真的采取刺激举措，效果也很难预测。比如，铝价和大多数其他矿产品价格一样，17日出现大幅上涨。但是轻松获得的贷款会让无利可图的中国冶炼厂继续运营，加剧长期存在的供应过剩问题。 【图：11月，在上海房屋建设工地上的一名工人。】  长远来看，情况也难以令人感到安慰。较慢的增长会导致对原材料的需求增长放慢。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放慢意味着今后数年的需求已经提前得到了满足。向减少产业集约化方向的转变和政策上对提高能源效率的进一步强调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就连希望中国道路越来越拥堵的石油投资者也需要将这些考虑在内。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完善会让肯德基前景大好，而大宗商品的投资者则要坐立不安了。 相关阅读： 和” 中国经济 “有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消息，在加拿大定居的中国基督徒女商人陈萍，因回中国期间探访了北京守望教会和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遭到中国国安绑架虐待殴打，被迫提前离境来到美国洛杉矶。 目前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养病的陈萍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因为经商的缘故经常回中国，之前了解到北京守望家庭教会和山西临汾家庭教会遭受打压的消息，去年年底，她和女儿一起去北京、山西两地，实地探访这些因信仰受迫害的弟兄姊妹。 陈萍说，去年圣诞前夕，她在北京国保监视下，前去探访了被软禁在家８个多月的北京守望教会主任牧师金天明。之后，又前往山西临汾家庭教会所建的金灯堂，看望教会成员。她亲眼目睹了武警公安出动装甲车包围该教堂，封锁路面，关闭通往教会店铺并且阻止信徒前去庆祝圣诞节聚会现场。 “那天正是圣诞节。早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教堂。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被公安抓走了。当时我看到了那地方已经被公安和武警封锁了。教堂门前停着几部摩托车还有装甲车。教堂的大门用砖头封锁起来了。” “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说，陈萍在探访中国家庭教会期间，一直受到便衣警察的跟踪和威胁。 1月14日晚上，她在天津家中被两名拒绝出示身份证明的人强行绑架，到了一处秘密地点受到审讯，之后，陈萍才知道是遭到中国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的绑架。在被监禁和审讯期间，国安人员对年过半百的陈萍大打出手，导致她一度休克。陈萍告诉本台记者，她不愿意再回忆这段噩梦一样的经历。 “我不想再回忆了。回忆起来带给我的是伤痛。经历这场噩梦后到现在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在没有被公安局逮捕之前，由于奔波劳碌，已经感冒了。我被他们带走之后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之后再缺水缺食的情况下，再加上恐惧、紧张的气氛，加上我得了肺炎、发烧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还有我的头脑有记忆性的丧失，头痛。” 旅居德州的“美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对陈萍女士在中国的遭遇，表示遗憾。 傅希秋说，陈女士是中国公民，她作为一名基督徒回中国去探望家庭教会的长老和兄弟姊妹，合情合理。傅希秋认为陈女士的遭遇，反映出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日渐恶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2011年整体的反映中国的宗教自由、法制和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一个持续。２０１２年的一月快过去了，那么我们看到的还是继续的恶化。守望教会从２０１１年的４月１０日开始，每周都几十人到上百人被抓捕。他们所有的六个执事、长老、主任牧师金天明都被在家软禁，毫无行动自由。许多的信徒在这期间还受到辱骂、虐待、失去了工作。在中国山西的临汾教会更不用说了。信徒捐款、捐赠的金灯堂教会不仅仅不让信徒去聚会，而且现在至少还有５位教会的领袖被判有期徒刑。有的是高大七年之久。现在还在狱中。”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他看来，中国有关当局这样做主要是怕陈萍女士会将北京守望教会和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遭受严重打压的事实传递到海外。 张明选说，希望海外各界能够关注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 “能够通过国际谴责来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定。使他们这种无神论思想和它们尽量商议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状况来改变它们的今天。使它们能够正确对待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 陈萍最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目前身体还很虚弱，将在洛杉矶调养和治疗一段时间。 陈萍说，虽然受了很多惊吓，但是她对此次中国之行并不后悔，因为一个有良知的基督徒有责任将主内弟兄姐妹所受打压的真实状况公布于众，让更多的人来帮助关心他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