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

藏人权益组织自由西藏3月16日发布新闻稿说，西藏东部阿坝县格尔登寺的一个名叫洛桑华旦的21岁藏族喇嘛在星期天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点火自焚，纪念2008年3月16日这一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的日子。 六年前，安多民众和僧侣上街抗议示威，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据报有13人被枪杀。近年来每到这个日子，就有藏人自焚以纪念这个日子。   新闻稿说，警察在洛桑自焚后不久赶到，扑灭他身上的火焰，把他送进医院，至今生死不明。 洛桑华旦自焚前留下一封遗书，他表示要永远做有利于他人的善事，要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特别是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对双方互利才能共存。 星期天阿坝僧人洛桑自焚的地点，正是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第一人—扎白自焚点火的地方。因为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当地藏人称这条街为“英雄街”。 中国藏人女作家唯色3月16日在她的博客里披露，星期天早上7点，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夏德寺也有一名僧人自焚抗议，目前还不知道这名僧人的名字。 一直关注藏人自焚事件的唯色说，“从2009年至今的133位自焚藏人中，仅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就有36位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牧民）自焚；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就有6位藏人自焚。” 自由西藏的负责人埃莉诺•伯恩•罗森格伦说，“西藏自焚的原因是中国的压迫。中国当局2008年在阿坝县杀害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是最近的藏人反抗中国统治历史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她说，“在西藏，自焚不是自杀，而是抗议，在这个纪念日里的自焚证实了这一点。” fullrss.net

华盛顿 — 中国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研究所3月7在其网站上刊载了爱知行前员工阿可拜尔·伊明于今年1月15日被乌鲁木齐公安局拘捕情况的声明。声明指出，阿可拜尔·伊明2014年1月15日，在因父亲去世、回家奔丧之际，被乌鲁木齐公安带走，随后证实被当局逮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一个多月之后，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涉嫌分裂国家”的罪名，于2月20日被正式逮捕。   南华早报引述爱知行创办人万延海的话说，公安局上个星期向伊明的家人证实了伊明被拘捕的消息，但伊明的家人不知道伊明被捕是否同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案件有关。   爱知行研究所关心阿可拜尔·伊明被乌鲁木齐公安局逮捕的情况，并且呼吁该局和相关单位慎重处理维吾尔族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案件，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   阿可拜尔·伊明2006年6月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之后，就到爱知行工作，通过网站发布艾滋病防治的知识、艾滋病防治政策以及艾滋病流行的信息。2008年阿可拜尔离开爱知行，于2009年12月到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负责维吾尔流动人口的减低毒品伤害工作，工作覆盖北京以及新疆的一些地区。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疆问题的源头：“移民实边”*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新疆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维族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崩溃。有人认为，这是维族社会无法从传统的手工业社会转化为工商业社会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未考虑到维吾尔族生存的地域特点，即绿洲文明决定了居住的分散化，这种社会注定无法整体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 移民新疆思路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是中共党史上提到过的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于1949年6-8月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自己不愿意多提的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来自于汉唐两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汉唐两朝鼎盛时期，除了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之外，还从内地移民去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中共政府不愿意多讲这点，大概是不愿意外界认为中共师法“封建统治术”。 *“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至新疆* 随着汉族人口剧增，新疆地区人口与资源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 据中国官方数据，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相当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汉人的大量进入，迫使新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汉人进入越多，当地的人口与资源矛盾越剧烈，维人的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占越严重，维汉两族的矛盾也越激烈。北京曾以“超民族政府”自居，与维汉两族人民共同构成一种三角关系，让自己居于顶部上端的仲裁者位置。但这种关系日渐失去平衡，7.5事件只是中国政府（汉人）与维族人民长期矛盾积累的一次大爆发。 可以说，汉人地区早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新疆从1949年以后，被迫成为内地“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的末端，导致绿洲文明萎缩并走向衰退。 *有无可能解决新疆问题？* 同情新疆维族人处境的汉族网友都知道，高压维稳只会导致新疆维汉矛盾越来越尖锐，也在讨论应该如何解决。 一种看法是：认为汉人应该回迁内地，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摩擦与矛盾。 如果有实施可能，这个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此论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从北京的政府立场还是定居新疆的汉人来说，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政府不接受的理由有二，从现实来看，汉人移民被当局视为在新疆的依靠力量，即维稳工具，一撤走就会导致维稳系统的崩塌，甚至一开撤都会影响当地汉人的信心，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无处安置新疆的800多万汉人。 中共政府从国民政府手里承接江山之时，还承接了大量游民。中共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游民。内战结束后，中共百万大军当中，除保留部分战力之外，部分上了朝鲜战场，还有部分则由王震带至新疆屯垦。对于遍布大小城镇的失业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的计划安置方式，暂时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人口。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只好采取上山下乡政策，强迫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支边或者下乡，这一政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一刀切，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得上山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被赶出城市的知识青年共有3000万左右。新疆、内蒙与北大荒等地，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政府消化内地过剩人口之地。 改革30年，中国是以严重透支生环境的方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生态难民。潘岳在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已透露全国22个省市形成了1.86亿生态难民，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 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地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但不能从新疆迁出人口，反而不得不将其当作安置甘肃、青海等地生态难民的主要地区。 新疆汉人在内地其实已经无枝可依。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支边的人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子女不少考入内地大学，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内地工作，但中央政策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新疆、内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青年必须回去，别的地区不许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一政策在汉族干部的争取下虽然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收紧了，只有少部分“汉二代”能够留在内地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疆农垦战士的后代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父母的家乡于他们只是梦中的家乡，那里既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生存资源，除了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安置机会，否则，离开新疆就等于无家可归。 另一种看法是让新疆人民“民族自决”，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但必须将汉人这个异族排除在外。据说其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联大1514号决议）， 这个办法实施起来阻碍甚多。首先涉及投票者资格问题，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投票不可能被接受；其次，所有民族参加投票这种方式维族亦无胜算。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其他少数民族不到300万，如果由当地住民投票，就算维族人全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只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许以利益承诺，就能以微弱多数获胜。中国当局之所以没走“民族自决”这一形式，乃是因为有香港、西藏、内蒙等地在，不能开这个先例。 综上所述，结论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现有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地球无法承受之灾，中国30年经济改革，将中国内地折腾成山秃水黑空气污就是明证。这种开发方式“发散”到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就构成马尔萨斯陷阱。 假定中国某年开始民主化，目前成堆的问题当中，能够解决的也只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诸如就业、人口与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与汉人的矛盾等等，绝对不是民主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人不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与生育模式（比如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多胎而不是二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噩梦，还会影响世界。 fullrss.net

华盛顿 —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在华盛顿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的成功可以成为一个模式。  2011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的洛桑森格在华盛顿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演讲时谈到西藏流亡政府民主体制的成就和挑战。 他说，流亡与民主体制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一个流亡群体一般来说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声音，团结一致，因为流亡群体的最终目的是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民主需要多种声音，要有反对派等等；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流亡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实验，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其他难民社区或边缘群体的模式。” 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是达赖喇嘛开创的，流亡藏人1959年出逃印度，1960年就选出了流亡政府议会。 1963年第一部藏人民主宪法还写入了可以弹劾达赖喇嘛的条款。 1990年代达赖喇嘛实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革，1992年流亡政府成立了司法体制，平衡行政和立法机构。 2001年，流亡政府修改宪法，允许直选总理。 2011年达赖喇嘛把所有行政权力转交给总理和议会。 2011年3月流亡藏人举行有历史意义的大选，遍布世界各地的藏人投票选举新的总理和议会成员。洛桑森格当选总理。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名称改为藏人行政中央，洛桑森格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洛桑森格说，他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成就非常自豪。 他说，他就任总理那一天，达赖喇嘛说他推动的流亡民主体制终于实现：“他（达赖喇嘛）说这是我长期追求的目标，意味着他希望西藏人承担责任，自立起来，让民主体制和运动向前发展，而不是依靠他个人的力量。” 洛桑森格说，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领导人他必须尊重各种不同的声音。他说西藏局势在他担任总理的三年里是一个悲哀和痛苦时期，因为这段时间藏人自焚事件激增。洛桑•森格说，西藏人用自焚来表达抗议，这反映了他们的绝望情绪和决心：“作为政府我们不鼓励西藏人的这种激烈的行为，不鼓励自焚。但是作为佛教徒，我们为死者祈祷。作为西藏人我们支持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追求和所有藏人一样，希望看到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看到西藏人民获得自由。” 高度自治是西藏人追求的目标。 洛桑森格说他们追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在2008年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指出“不寻求独立或者分裂的承诺，并设法通过真正民族自治来解决西藏问题。” 洛桑森格说这份备忘录也反映了他的个人立场。 作为流亡政府总理，与各国政府和国会接触是他的工作之一。 洛桑森格说：“我既和行政部门也和国会接触，但是和行政部门的接触按照要求我们不能公开。当然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当然愿意有官方会面，因为我也是民选官员，但是这是现实，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对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前途，洛桑•森格非常有信心：“我们的长远策略是强化西藏事业，在必要的情况下维持西藏流亡政府，但作为流亡政府我们有很多挑战。不过我很有信心，我们的新一代藏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才干，未来他们能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和事业发展。” fullrss.net

华盛顿 —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在他新出版的书中呼吁中共领导人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平措汪杰在书中写道，“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以十万计流亡藏胞理应回国安居乐业，不宜再拖、否则后患无穷。”   总部设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定于三月七号星期五出版平措汪杰以“平等团结路漫漫”为标题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该书的副标题为“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平措汪杰说，他针对 “有关民族方面的问题，前后给中央常委呈送了”不只一封信。现年92 岁的平措汪杰称此书是他的“政治遗嘱”。   平措汪杰在40年代创办了西藏共产党，后来这个党在49年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整合。   南华早报援引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的话说，一个一辈子都跟党中央工作的人对其政策有如此之不满，很值得关注。   平措汪杰在这本自转体回忆录当中，有两章专门谈及“封建专制的霸权主义及其国家观对民族问题和工作的影响”、“统治民族及其强权当局的国家至上观和祖国观之根源”。书的最后一章以“反思总结：不能走向中华帝国之路”为结尾。书的附录中还包涵“呈中央常委习近平同志的信”等资料。   不过，一位出生在拉萨、目前旅居美国的藏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藏人对平措汪杰不以为然。“很多人都认为他早年是一个叛徒。”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说，平措汪杰当初创办西藏共产党，主张废除西藏传统的政府，是很多藏人至今还不能原谅的。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