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茉莉花革命|外汇储备下降 上海严管个人结售汇

中国当局开始在居民个人结售汇领域开辟资金围堵战和汇率保卫战的新战场,以防普通民众对本币资产信心动摇,爆发大规模换汇潮等意外事件。 中国外汇存底急剧下降面对日益高涨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和不断缩水的外汇存底,中国当局开始在居民个人结售汇领域开辟资金围堵战和汇率保卫战的新战场,以防普通民众对本币资产信心动摇,爆发大规模换汇潮等意外事件。周三下午,多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彭博透露,上海部分银行已明确要求各分支机构严格规管个人结售汇业务。其实从上周开始,有关中国居民蜂拥至各零售银行换汇的消息已不绝于耳。彭博从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在上海的多家支行了解到,近期个人外汇需求迅速升温,在这些网点将人民币换成美元的居民增加不少。在浓郁的看空人民币氛围中,民众迫切换汇的心情不难理解。彭博汇总的66家机构预估中值显示,今年第四季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会跌至6.75。在接受彭博调查的45位分析师中,最为看空人民币的荷兰合作银行料今年人民币会跌到7.60。更有甚者,一位预见到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对冲基金经理呼吁,中国应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至少50%。北京时间周三23:30夜盘交易结束时,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报6.5785,与上日夜盘结束时基本持平。当天16:30的官方收盘价报6.5796,较上日官方收盘价下跌0.02%。纽约时间周三16:52,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下跌至6.6015,较在岸人民币贴水约230点。瑞穗银行驻纽约的外汇策略师Sireen Harajli认为,这一新举措显示中国对资本外流的情况非常担忧。「这些短期的措施会加剧市场的恐慌,也会转移市场对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上所作努力的关注,」她通过电子邮件接受彭博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经济表现仍处在正轨上,但是这些措施可能暗示会有更多的麻烦浮现。」 严打非法换汇 德国商业银行驻新加坡的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在电话采访中也表示,严格规管个人换汇本身问题不大,但若修改个人结售汇限额等规定,恐怕反而会引起恐慌。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上海的部分银行已要求严查个人分批购汇出境,一旦查出违规,将作出相应惩罚。此外,这些银行还要求各分支机构停止对购汇业务的宣传。其中两位知情人士称,外汇局近期对其所在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上报近期结售汇数据。外汇局未立即回复彭博寻求置评的传真。当天外汇局上海分局公布了2016年上海市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出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各种非法外汇交易,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中国政府规定,中国居民每人每年只能购买等值5万美元的外汇。尽管如此,坊间却有多种手段规避该购汇额度限制。根据彭博汇总的数据,去年前11个月,中国的外流资金规模超过了8,400亿美元。 再缩三千亿 外汇存底数据也不容乐观。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的外汇存底大幅下降了5130亿美元,至3.33万亿美元,为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全年下跌。在彭博上周进行的一项调查中,12名经济学家有10人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存底可能会进一步缩水3000亿美元至3万亿美元甚至以下。调查得到的预期中值也接近该水平。受访者预计,到明年年底,外储料将进一步减少至2.66万亿美元,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Roubin iGlobal Economics LLC驻新加坡经济学家Daili Wang、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师洪灏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教授Victor Shih等人均表示,3万亿美元将是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口。「跌破3万亿美元不会导致恐慌情绪的出现,但是,尤其是中国民众肯定会变得更加警觉,」Shih说,「如果外汇存底低于3万亿美元,那么将会出现另一个心理关口。距离这个关口,可能会有几个月,甚至只有几周的时间。」 当务之急 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了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央行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幅减少7082亿元人民币,远超此前于8月份才创出的历史最大降幅3184亿元,其规模亦与此前公布的12月外汇存底下降1083亿美元接近。野村驻香港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认为,央行近期加强对资本外流的监管,意味着决策层将货币政策以及汇率稳定摆在了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前面。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表示,中国央行的一系列超预期举措表明,当前维稳汇率已经超过了人民币国际化被视为当务之急。丰业银行驻多伦多的首席外汇策略师Shaun Osborne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其实并不是新的管理措施,可能只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被忽视了,而现在需要更加严格的执行,」他在接受彭博邮件采访时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会因此而后退」。来源:南华早报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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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录 |中国企业债务危机恶化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8日报道,当前,像舜天船舶这样债台高筑的企业处在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这种困境扰乱了最近的货币、商品和股票市场。造船业是中国众多工业行业中的一员,这些行业包括钢铁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和汽车业等,在好的年景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能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来扩大规模,这帮助推动了中国多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左右,许多企业出现了资金紧缺的状况。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一开始是家小公司,在1980年代曾经买卖过一些船只。但过去几年,这家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贷款大肆扩张,开了几间造船厂,还签下几个价值数亿美元的订单。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引起了货币汇率、大宗商品和股市的波动,而像舜天这样负债累累的公司,则处在问题的核心。舜天公司刚刚发现自己成了法庭上的被告,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要求法院判处这家公司破产,以便赔偿它所欠下的逾期贷款。政府监管者正在调查这家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其银行账户最近已被冻结,这家深圳上市公司的股票从去年八月开始停止交易。“情况很糟,”香港船运业咨询人士马修·弗林(Matthew Flynn)说。在经济行情好的时期,许多行业会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以支持扩张,造船业只是其一,其他还有钢铁制造、采矿和汽车制造等,它们助推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下滑至大约7%,很多企业开始出现资金匮乏的情况。这加重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走向所持的各种担忧,全球投资者紧张不安,由此给石油价格带来很大压力。像舜天这样的企业让这一前景更加不明朗。多年来,国有企业一直能持续提高产品价格,助其偿还贷款。随着消费者收紧荷包,通缩压力显现,这些企业被迫降低产品价格,但它们背负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企业的困境给政府的经济管控雪上加霜。为避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剧烈下滑,中国当局正加紧实施一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建造更多高铁线路,鼓励国有银行持续提供贷款。但随着企业破产给中国带来更多压力,贷款持续增多只会让中国经济愈发脆弱。去年,中国各类债务——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增长的总额,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12%。中央银行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总体贷款额度在去年12月大幅增长,增速达到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借贷大部分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环境。产品价格低,或不断下降,意味着企业需要每年大幅增加销售额才能有足够的收入偿还贷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企业实现销售增长比较难。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生产价格下降的国家。由于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美国的生产价格也从一年前开始下降。中国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要应对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随着劳动力年龄增大,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找白领工作,蓝领工人的工资一年要增长将近10%。很多行业出现过度投资,也导致有太多工厂和其他企业在争夺有限的生意。“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降,这两项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挑战,”惠誉金融机构香港办公室高级董事鲍冰娜(Sabine Bauer)说。从舜天等造船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中国的海岸线沿岸各个港口和沿海诸河两岸,都有不少企业买下大块土地,购买起重机,聘用大量焊工进行建设。中国的造船产能在全球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五分之一,增长到去年的五分之二。质量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个问题。“接连制造出来的两艘船原本应该一模一样,但在中国就是两艘不同的船,”曼哈顿船舶经纪人巴兹尔·卡拉察斯(Basil Karatzas)说。“在日本,他们连着造十船,也是一样的。”尽管不少中国造船厂都遭到很多这样的投诉,但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日本和韩国造船厂要求买家为订单支付20%的定金,另外还要有一家国际银行为其担保,如果买家违约,将由银行负责支付剩余款项。尽管中国造船上也要求同样买家预付同样比例的定金,但他们不要求国际银行担保,会接受那些财务状况并不稳固、实际上是空壳公司的企业所下的订单。这让中国造船厂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船只价格剧降,买家可以放弃定金,不再支付剩余船只费用,让造船厂自己解决这个烂摊子。因为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在过去两年有所萎缩,船只价格下降了逾20%——有些情况下降幅要更大。中国造船厂大量生产的5.8万吨散货船,价格已经从2013年的3000万美元降至现在的1600万美元。这种情况下,在价格比较高的时期下单的买家会放弃定金,而不是全款买下已经贬值的完工船只。在中国造船厂随处可见造了一半的船体,看起来就像被切成两半的钢铁蚯蚓。很多造船厂没有资金完成船只的建造,以便将其折价卖给别的卖家,那样或许还能让它们拿回一些成本。即便是实力比较强的买家也无法完成交易。舜天有四艘完工船只,都被曼谷的珍宝航运公司拒收。之前交付的一艘船也因质量争端被要求退回,在伦敦引发了一起仲裁案件。周二,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将舜天公司告上法庭,地点是该造船公司创始地江苏省。中国银行要求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因为它的违约贷款已经达到8100万美元。舜天公司一位马姓高级职员表示,法院本周举行了几场听证会,但她同时表示,据她所知法院尚未做出任何裁决。中国银行和法院都没有对此事置评。国有银行如此积极地索偿债务,在中国非常少见。中国当局不时发出关闭此类僵尸企业的信号。“僵尸企业并非新生事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显,”中国主要的党报《人民日报》最近表示。不过,银行往往继续让贷款展期并提供更多贷款,尤其是对舜天这样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控股股东是江苏省政府。对于完全关闭这些公司,政府一直很犹豫,因为担心大规模下岗可能会引发抗议活动。然而,造船业正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有几十家公司没有任何订单。政府下令停止给该行业提供出口信贷,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强制关停一些企业。若非如此,人民币贬值或许本可以让情况有所缓和。人民币汇率下降,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这有助于减轻会损害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能力的通缩压力。它也使中国劳动力价格在换算成美元后显得比较低,有助于吸引海外投资。这些因素是中国政府近期一直在让人民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货币问题也颇具挑战性。人民币走低可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对通常以美元定价的进口商品的需求。随着中国需求的减少,货运业停滞不前,船运公司对新船只的需求会变得更少。对舜天这样的企业而言,这种状况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已经签下订单,”船运业咨询人士弗林说,“买家现在也不想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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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綦彦臣:中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农民工上街讨薪成为社会景观

二○一五年是中国经济转向萧条的转捩点,就算二○一六年以万亿规模的财政赤字来刺激,今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也将处于大萧条时期。经济困局根源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政治制度。积弊之下,胡温新政四万亿刺激没解决问题,反而是“推迟后悔”的行为经济学后果;习李新政三年过去,亏光政治资本,才无奈走向高赤字财政之路。政治制度失败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不公,高赤字只会加剧社会不公而不是抑制之,因为一党政治下不存在预算硬约束。宽松货币政策相当于行政、党权两大系统随便花富有阶层的货币储蓄,高赤字财政政策相当于随便花全体国民的未来收入。经济政策调整不过是随便花钱的范围扩大而已。店面频转与个税高漏损判断中国经济转向大萧条并非是政治批判作为,它是有实证支持的。据我在二○一五年十二月进行的季度微观实证调查结果:(一)小额资本投资的转手亏损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一点四三,比上季度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六高出近三成,比二○一四年底高出两倍;(二)灰色经济付租额度即行政权力寻租额度比上季度高出二点四倍,但灰色经济的盈利能力却比二○一四年下降了三成六。前项比较容易理解,其如店铺转让者为看好价而拖延转让,结果一个季度后亏惨——原来想十万元转出,现在三万元都困难了。高频转让也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个清晰信号。后项数据使用不具通俗意义,但它能与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相比较。二○一五年是非税收入疯狂增长的一年,非税经济收入剧增给所有执法者均带来了溢出收益,在为国家(公家)罚款创收的同时也让执法者谋得了“不开票,少罚个,罚了归自己”的机会。不仅非税收入方面存在溢出被执法者侵吞的现象,正常税收方面也是如此。对于个税收入,媒体均说起点不公平,但事实上,那些财务记录不健全或有两套账应对税收的企业主,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用贿赂方式降低个税缴纳额度。比如一个企业主一年应该交个税十五万,但只要花两万行贿并交纳五万,结果还是“省了一半多”。表面上看,店面高频转让与个税中执法者获得溢出收益没直接联系,但这意味着国家(公家)会自动地向权力执行者溢送利益,从而加剧社会不公平程度。此种隐性不公平的后果又使焦点讨论远离社会现实。在个税起点问题上,媒体煞有介事地认为不公;另一方面,寻租行为又导致巨额流失,流失量在国家账面收入的一倍以上。微合伙将面临重灾之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每个中国人都得“享受雾霾公平”是最典型的增长牺牲了发展的例子。治环境会付出就业代价,而不治理环境,在半市场化的竞争之下,大量僵尸企业也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相反,还会拖欠大量工资。从逻辑上讲,拖欠工资是对此前就业成果的反噬,或者说“反噬就业”已是中国经济萧条与社会不公的整合指标。僵尸企业当中有大量国企,但民营也不算少数,因此,“反噬就业”的最主要受害群体就是农民工。对于国企而言,其既然为“国之所有”,那么,国家自然会以财政支出维持其员工最低生活保障。所以说,二○一六年的经济政策重头“打响僵尸企业歼灭战”是可以做到的,代价是高赤字财政“包买”该类国企一切经济后果。但是,对于农民工则不然,特别是对于就业于民营僵尸企业的农民工则不然。对于这个问题连体制内经济学家都比较困惑。复旦大学教授李维森说:“僵尸企业应该破产,但也许太多了,你不能让它们一夜之间全破产。对于农民工,我们有什么安全保障呢?我们能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赶回农村吗?”北京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设定农民工大量买房,以便消化过高的库存。李维森教授的言论实质上是关注城市化的人口径流,而未涉及农民工被僵尸企业拖欠的工资。根据大量样本计算,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过去三年累计的总额高达七千七百亿元人民币。如果广义地计算,比如将三到五人微合伙的供应商被拖欠算进去,农民工工资在过去三年被拖欠总额(余额)已经超过万亿。微合伙的自身工资在商品总价里面,而李克强内阁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鼓励微合伙。可以预见,二○一六年将有大量微合伙“遇难”。中央文件不起作用在临近农历猴年春节前的两个多月,农民工讨薪几为一种社会常态。比如去年十二月初,在黑龙江鸡西市,数十民工在极寒天气里裹被子上街打标语讨薪;十二月下旬,在甘肃兰州市,也有数十名农民工上街讨薪。他们没有裹被子、打标语,而是跪在地上。农民工讨薪还弄出一些笑话被官媒所讽刺。在江苏常州市,一位农民工因拿不到工资,持斧头砸坏银行自动取款机外壳想弄到些回家的费用。当地媒体对此嘲笑说:“机器太‘结实了’,面板坏成这样,都看不到钱!”与官媒的缺德一样,警察对待被打伤的讨薪者比冰霜还冷。在山东滕州市,李春生等数位农民因找工头要工资被痛殴,报警后,当地警察连讯问都没做,以致李春生等人到事发地镇政府去哀求。一些包工头的处境并不比农民工好,他们也被拖欠,成为讨薪者。河南一位赵姓包工头无奈以全家人“戴枷讨薪”的行为艺术方式表达不满而被当地警方拘留。在官方文件里面,包工头不能算农民工,尽管他们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本身或是农民。但是,作为包工者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也在被欠款项里面,正如上文涉及到的微合伙供应商的货价里面含有工资一样。北京的红头文件不起任何作用,甚至还很伤害农民工,如包工头不能被定义为农民工等规定。二○一五年十一月份,人社部发了一项关于农民工讨薪问题的通报,其中说道:“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突发事件达到一万一千零七起,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因此,该部要将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记入“黑名单”,但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都僵尸化了,乃至不久倒闭,它们还怕什么“黑名单”吗?《动向》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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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张平:两岸都将迎来大变化?

有评论认为,台湾大选将造就两岸政治史上的历史剧变,而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政治评论人张铁志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台湾政治的历史性剧变》,认为本次台湾大选毫无悬念,但对台湾政治意义深远的选举,因为这次选举反映出台湾政治地境史无前例的改变,即绿大于蓝。张铁志指出,这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青年政治态度的改变,加上所谓的“中国因素”让多数民众从信任到质疑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态度,这两个因素一方面成为太阳花运动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阳花运动本身又改变更多年轻人的态度——支持台湾独立。最后,面对这场新世代战争,国民党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对立面,因此一路大败。在马习会后,不同民调都指出,虽然全体选民抽样是肯定马习会者较多,但在年轻人中,对马习会持负面意见的比正面的更多。台湾大选中的外交恐吓牌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帮中国出主意对付台湾》,认为尽管中南海应已领略对台湾大选公开表态“无声胜有声”、“闭嘴是最佳策略”,台湾却有人已按捺不住,针对台湾选后政治变局,特别是民进党赢得总统及国会的新形势,帮中国出主意对付台湾之计,让台湾经济必将严重衰退、失业大增、资金外逃、陷入通货紧缩。社论认为,不仅台湾经济并未如此脆弱,中国经济制裁必自伤,且违反国际规范,中国当局也可能在大选之后,接受台湾民意的明显表达。因此,大选向亲中无能者说不,正是让中国领受台湾强烈民意的有力机会。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政治学者蔡明彦文章《损人不利己的外交恐吓牌》,认为台湾各政党在选举期间,应该做的是抱持积极态度,针对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因应北京外交打压,提出可行的政策作为,争取选民支持,而不是在北京还没表态之前,急忙“断言”选后中国将对新政府展开外交报复,制造社会不安气氛。如此只会让民众留下该政党试图挟借外力、影响选民自由投票意志的负面印象。什么人如此霸道横行?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区家麟文章《李波背后,非一般的绑匪》,指出此绑架案受害者面对的,是一群非一般绑匪。这群绑匪的行为,全球关注了,中国官方,坚决不吭一声,不澄清。“绑匪们知道,现在说什么都难以服众,任何单位,都不能承认(因为自打嘴巴毁一国两制),也不能否认(因为事实已很清楚),唯有李波自己说的话,才能继续瞒骗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区家麟指出,“书店另外四友,失踪已近两个月,当天无声无息没多少人关心,不见得绑匪就此停手;搞大件事又是否帮倒忙?也未必,绑匪的心情,很难触摸,你懂的”。“然而,我们更关心,是香港的一国两制与司法管辖权,我们关心什么人如此霸道横行、目无法纪;我们关心,香港警察为何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做真正硬汉子;我们关心,何方绑匪能令人被失踪被写信被嫖妓被报平安;我们关心,香港权贵们的歪理,每天荒谬无极限;我们关心,珍贵的出版自由,还剩多少余温”。中国经济持迎来最大风险?香港《端传媒》发表经济研究者吴向宏文章《2016年中国经济:最困难时候,或超出多数人想象》指出,2016年刚开始,A股就连续熔断,人民币也连续以较大幅度贬值。然而,官方的正面宣传机制,和民间的自我麻痹机制,都还起作用,还在继续散播安慰人心的消息。这是典型的危机前麻木症。吴向宏说,若干错误的信号会驱使资本背离经济周期,逆势加杠杆而不是去杠杆,从而放大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会使得经济的软着陆——从两位数快速增长慢慢下降到3%-5%的缓慢可持续成长——变得更加困难,而硬着陆——突然之间逆转为零增长甚至进入持续衰退——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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