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IBTimes | 华民:中国泡沫经济之危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 制造业 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 GDP 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 房地产 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 房地产 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 制造业 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 金融改革 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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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减税力度还可加大

对小微企业暂免征税应转为永久政策,并应明确惠及所有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水平也应大幅提高,第一步可从目前的月销售额2万元提至5万元 中国生计多艰的小微企业主们或可感到慰藉: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此政策将惠及600多万小微企业,如能长期化并推而广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在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并有继续下滑迹象时,中国政府坚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过往的大幅举债、扩大投资,决策者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减免税费,以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这种宏观政策导向,与“供给学派”的主张相类似,是“放水养鱼”的务实之举。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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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严把货币闸门是上策

当前资金面紧张是短期性、结构性的,金融机构须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货币政策实施事关全局,绝不可为短期利益所绑架 上周,国内外金融界有三件事情引人关注:中国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持续吃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年内削减量化宽松的态度更加明确,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深入剖析不难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有着内在关联。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压力增大,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现在又发生资金吃紧。此时极易发生政策立场的游移和动摇。北京时间6月19日,中国决策层提出“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的方针,这是总揽全局后做出的正确抉择,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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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王霖:中国宏观经济的近患与远忧(上)

   近年来,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似乎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特别是国内舆论的焦点。而我们常常以安全度过2008年次贷危机而自诩风景这边独好。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恐怕不尽然,中国式的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正在逐渐显现。   我们都知道,驱动中国经济前进动力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消费、投资。我在去年于共识网撰文,专门阐述了当前我对这“三驾马车”的认识。第一先说出口,中国的出口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二是自然环境资源低廉。三是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这最终得以使我们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上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但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三个优势,似乎尽显式微。首先谈劳动力,我们现在劳动力主要年龄层将逐渐以80后、90后为主,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80后或90后的权利意识,相比老一辈人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其中主要体现于对用工待遇的看重。这其中就包括,薪资,工作环境,以及休息时间。那么如果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必然就会大幅的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到2016年人口红利将终结,而我认为现在人口红利就已经终结了。再说自然资源。我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一向是力不从心的,这其中有很多利益因素。中国多年来自然资源的无序开采与廉价出售,一方面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另一方面就是给制造业的原料低成本提供了支撑。而如今自然环境的不断枯竭,以及国家进一步大力保护自然环境的大趋势下,制造业企业必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享受低廉的产品原料,这就势必再再一次的增加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然这里面还有高昂的物流成本与税负成本,总而言之这最后出口产品还可能继续维持低价格竞争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还有一些外部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反倾销措施的不断加大,而外部的经济环境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美市场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再者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能在向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或者高端一些的制造业产能直接就回归美国了。这其中那些之所以选择东南亚国家的外企,一方面是当地制造业成本低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假如这些国家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由于地理上接近中国的珠三角地区,中国的制造业还有一些可以弥补该问题的可利用之处。但不论怎么说,上述的几个事实,对于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可谓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不夸张的说,这几种因素,即使只出现一个,就能把企业拖入泥潭,更何况这些因素是接踵而至都一一出现,那么这必然把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推向垂死的边缘。   我这里面想举这样几个例子,温州、义乌、东莞是中国制造业最为密集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两种情况共存,一种是要么成片的企业关门倒闭,要么急需用工的企业,又招不来工,出现用工荒。这种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撑不下去的直接倒闭、关门破产。还可以做的,却又招不来人,开不了工。同时大一些的制造业企业,典型比如富士康,富士康中国大陆地区的工厂,就在今年就突然宣布暂停招工了,他的解释非常冠冕堂皇,说是什么春节因素云云。然后制造业回流的的代表就是,苹果公司宣布新IMAC电脑一体机的生产车间撤回美国。有分析说是中国制造的样品不达标,也有说,虽然美国的工人成本高,但是美国有更廉价的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这些分析我觉得都有道理。当然外资撤离还有更多的例子了,麦德龙此前已经正式宣布结束万得城在中国的业务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曾经设下“百店计划”的万得城在今年的3月11日起正式关闭中国市场门店,全面撤出中国。相比此前折戟中国的百思买,这家经营电子的连锁卖场在中国生存的时间更短,不到三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FDI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已经连续8个月负增长。   但我的一些认识,网上有很多网友不以为然,他们就反对我,说中国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期,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你要看到我们中央政府的宏观视角和高瞻远瞩。我就跟他辩论: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体现于政府逐渐地解除管制,和从市场退出。如果继续高瞻远瞩和宏观视角,那国家计委干嘛撤销?国家经委干嘛撤销?还有最近国家干嘛要撤铁道部啊?政府从哪退出,哪就繁荣了,农村联产承包是政府发明的吗?那是农民冒着政治风险做出来的,所以政府解除管制从农村退出,农村就繁荣了。还有深圳,深圳为什么称为特区,它特在哪儿?它就还是特在政府解除管制,允许一切所有制企业的存在,不再让那些政治主义干扰经济,最后深圳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所以政府从城市退出城市又繁荣了。因此实践证明,当初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就是国退民进的成功,市场永远比你政府更聪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资源配置能力是绝对比政府强的。再说新兴产业,我说无锡的新兴产业园,我也去参观过,特别是当地人把无锡尚德引以为豪,虽然跟他本人没一毛钱关系,但是谈起无锡尚德,那兴奋劲而跟自己家的企业一样。结果现在呢?倒闭了吧!而且何止无锡尚德一家光伏企业倒闭啊,当年光伏企业在全国各地可谓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各个地方一哄而上,抢班赶点,纷纷上马光伏企业。没出两年产能过剩!而且被誉为绿色能源的光伏企业的原材料–多晶硅,其生产项目也是纷纷大干快上,这里面主要也是因为多晶硅曾经每公斤都能有几百美元的暴利,我曾经都买过一支多晶硅企业的股票不出一个月都挣了十万,结果我是见钱眼开,没多久清仓跑了,我要坚持拿到2007年10月份,也就是十七大召开的时候,这一只股票我都能挣一百多万,绝对的财产性收入。言归正传,多晶硅纷纷的项目上马也是导致产能过剩,但还不仅是这个问题,制造多晶硅本身,居然就是臭名昭著的“两高一资”项目,就是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一个在全世界的朝阳行业,在中国没出两年给折腾成了地方政府避之不及的事情。再说我那股票,若是拿到现在,你还挣多少多少万?一夜回到解放前,本都得亏。这是被誉为第一新兴产业的境况。我再说个被誉为第二新兴产业的境况。这个所谓第二新兴产业,就是风电。风电当年一经问世,那又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那绝对的万千宠爱。有一家上市公司华锐风电,曾经每股股价高达一百多元,市值六百多亿,光环无数的企业,现在也是濒临退市。风电在问世的时候,各种与之相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连可观风向,测量风力资源的气象部门,都没少沾光。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哄而上,谁那会儿敢提反对意见,不是被嘲讽,就是被排挤。最后呢,风电就不仅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了,还有严重的技术问题。所谓的风电企业,根本就是皮包公司,几乎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都是去欧洲买的图纸,回来黄土高坡建。黄土高坡大家都知道,那不仅有风,它还有沙。欧洲,地中海那风是清新的,我们那黄土高坡的风是浑厚的。那大风车它到底发多少电,我不知道。电线具体架过去没,我也没打听,反正我看了央视财经记者的调查,知道那里一阵漫天黄沙后,风机齿轮卡了,还不知道发电照亮俩灯泡没有呢,高昂的维修费就来了。所以最后风电企业肯定比光伏企业死的更惨。至于其他的那些什么生物医药、物联网、云计算。所谓这些新兴产业都不要迷恋,那都是传说。   刚才说完了出口,下面我们开始谈消费。我们喊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喊了十几年了,各种花样百出的刺激政策推陈出新,诸如什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反正什么能下乡的都下乡了。结果是这么多的措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逐年下降。其实这个问题各领域也都给出了很多解释,最气人的是央视的五毛评论员说是中国人有钱存着不花。但是这里面我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便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这里面主要就是垄断和腐败两大原因。垄断大家都清楚,那些国有企业的收入状况,我们这种被视为铁饭碗的都没法比的,更何况普通的工人农民呢。再一个就是腐败,这个我们更了解,表叔、表哥,房姐、房妹。而普通老百姓,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除了糊口和日常的生活开销,咱们算算每年自己能存下多少钱。其他的额外支出还可能再有吗?这怎么促进消费?再说我们这其中肯定还有有房贷的,另外还有那些既有房贷,还有车贷的呢?我有一个朋友是咱们区的副科级干部,按咱们现在的工资加上车补,文明奖等差不多每月五千多块,另外还有油补,这在郑州我认为应是中上等能算的收入了,他也这么认为,但问题就是他既有房贷,还有车贷,房子也不大七八十平米,车子也不是什么高档车,十多万的车,节衣缩食每月五千多一分不剩。那我就说他你不能先不买车,或者先不买房,但他是外地人,他说我体会不到他的境况,有车了回老家还是方便,另外房子这是结婚的硬条件,今年三十了还是单身,确实是没办法。但有人会说,那没房没车的还是多数,我说是,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我这个朋友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缩影。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中产阶级首先就是一个国家消费的中坚力量,很多现象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不是消费的中坚力量,甚至还拖消费增长的后腿。   今年的国务院6号文是《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我大致上浏览了一遍,这个意见肯定与社会的预期有差距,这我认为也是源于难产了近十年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难以推出有关。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同志在今年两会分团讨论上提到的,改革就是拿刀割自己身上的肉。那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然就是大刀阔斧地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招来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是拼死抵抗的阻力。我也相信中央肯定有极大的决心去推动这个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很可能是超预期的。但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深层次问题不得到解决,刺激消费根本无从谈起,而收入倍增的落实,可能要以物价倍倍增作为前提。   接下来我接着说投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投资,刚才说的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那么什么逐年上升呢?就是投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GDP的40%左右。该怎样看待这个数据呢?我们通常称这2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那么日本当年在出现经济危机前,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是30%多,也就是这个比例经济界就称为严重失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那是肯定不能再说失调了,应该称之为畸形了。   当然在出口和消费两个引擎都即将熄火的形势下,继续维持GDP的增长的确只能依靠投资了。而投资也主要是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央政府也是在通过不断地调控力图再改变投资比重过高这一局面,但是房地产的调控是房价越调控越高。而大力整顿地方债务平台,地方债务却是越摊越大,但对于地方债务也的确不敢猛然收紧,因为一旦收缩过猛,GDP增速就会直线下滑。可当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据官方数据显示已经高达15万亿了,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中,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已开始放缓,同时支出却仍然在继续增加。   地方政府的大头支出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负担不断上马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一个就是要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员和不断臃肿的机构,因此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地扩大债务来维持运转,这无异于寅吃牟粮。当然这里面还在于地方政府的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专访时就指出,地方政府对于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如果把土地财政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就过不下去了。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是,中央政府还有一些余力,地方政府则是非常非常紧张。地处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滦平县,为了给招商来的企业“三通一平”可谓是债台高筑,要么是争取城投债配额,配额争不来,就向银行借,银行借不来,就向机关干部职工借。当地官员在接受调查记者采访的时候,对于那些招商来的企业,也很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就说,有很多诸如,滑雪场、度假村、旅游地产等项目,都只有个意向协议,有很多企业就是来这吃吃喝喝玩玩,转一圈就走了。地处首都经济圈的县都是这种情况,全国还能有多少地方政府比他那里更具备区位优势呢?   再说房地产投资。前两天在网上看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的一期专门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节目。节目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选在郑州的郑东新区。节目主持人与来自香港的金融分析师,在早高峰时段漫步在郑东新区的CBD商务内环,只能零星看到几辆车驰过。接着他们又到了郑东新区的一个城市综合体。那是一个已经建成很久的商场,但却就像是一个废弃的地方,没有照明,没有电梯,没有一家门店营业。节目接着又相继报道了鄂尔多斯鬼城,上海人迹罕至的英伦小镇。无数外观华丽,却无人使用的建筑,最终沦为了婚庆业婚纱拍照的地方。同时节目组也采访了一个天津的在建项目,据当地官员向他们介绍,那里将成为中国的曼哈顿。但是正在施工的工人则表示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活干了,据说是项目资金出现了问题,有些工友已经回老家了。万科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王石也接受了节目的采访,作为房地产商人,他也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达到了失控的地步。当然这个节目可能只是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渠道上获取资讯,想必几乎没有人不认为中国房地产业是有严重问题的。美国的投资大师查诺斯最近也指出中国人将会因房子丧失一生的积蓄,他说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越来越大了。投资者应该不要再碰房地产行业,以及包括一切与之有关联的行业,包括钢铁、铁矿石等。还记得98由冯小刚指导的电影《大腕》结尾部分俩神经病的谈话吗?其中一个说到,北京将来的房价4000美金起,你还别嫌贵还不打折。现在北京房价何止4000美金啊,现在的房价比那俩神经病都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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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王霖:中国宏观经济的近患与远忧(下)

   上文我从出口、消费、投资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近患。接下来我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一下中国宏观经济的远忧。   我首先从城镇化谈起,城镇化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种种问题的现状下,城镇化的推进似乎是能够担负起解决许多问题的重任。但真的是这样吗?   说起城镇化不得不先谈城镇化的概念,许小年先生对城镇化概念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解释。那就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城镇化。而不能说城镇化能够成为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就是不到20%,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大概在50%左右,那么这30%的增长是怎么来的?改革开放初我们对城镇化有过专门的规划吗?没有吧。有过针对城镇化的配套政策吗?也没有吧。连专家论证会都没见召开过吧。也没听财经媒体在城镇化上有过专门的评论或报道吧。那这30%的增长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就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一种必然结果。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然我也不是就否认中央的智慧。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城镇化的解读。但我认为眼下城镇化是能够解决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高增长,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持续萎靡共存的这么一个现状。今年二月的数据就是这样,CPI同比增长3.2%,而PPI同比下降1.6%。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典型的,有些钢铁企业一段时间里一吨钢就赚一个茶杯钱。钢铁业曾几何时也是多么辉煌的,但近年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当下钢铁、水泥、建材等许多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推出能够有效吸收他们过剩的产能。也能解决一批人的就业。但问题就来了,这很有可能让城镇化沦为造城运动。   很多力挺城镇化的专家就三番五次的强调城镇化绝不会沦为造城运动。我就想问他们不沦为造城运动,这些企业的过剩产能投放到哪里?钢铁企业敢倒闭一家你试试看,哪个稍具规模的钢铁企业在职加退休的人员没有个几十万。所以造城运动就不可避免。但是造城运动就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又要疯涨,地方债务就又得扩大,银行的坏账率就得更进一步提升,这也就意味着风险危机的进一步集聚。当然还有些力挺城镇化的专家并不回避造城运动,他们直接就提出城镇化将推动40万亿的投资。我真是佩服他们的气魄。刚才谈到了地方的财政状况,地方是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中央就能拿得出吗?有些人就说我们不是有外汇储备吗!外汇储备不过也就是十几万亿人民币,就算拿来用在城镇化投资,那也是杯水车薪。而且大家也知道08年的4万亿投资到现在都有很多后遗症,那还敢再来个40万亿投资吗?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也指出,按地方的传统模式推动城镇化将是灾难。可问题就是地方不按传统模式,他按什么模式?让地方政府走别的模式那有一系列的制度障碍无法逾越。所以说城镇化的推进在这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悖论。   还有的专家提出城镇化让农民进城,能够极大的拉动内需,因为城市人的消费水平,是农村的三到四倍,让农民进城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能够让GDP每年以8%的增速再保持20年,到2020年中国将一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简直就是做梦。农民进城消费水平确实得提升,因为这伴随的是生活成本的极大提升。现在路边公厕都一块钱一位,我说的这还是男的。农民进城后如果不能迅速就业,连基本的日常生活开销都会难以维持,但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进入城市后,是不可能迅速找到就业岗位的。但是这就有人会说,这不是迅速为企业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但我认为那不一样,过去来城市务工的人员,因其家庭主体还是在农村,所以他的家庭的生活成本还是农村的标准,因此那种情况下他能够接受较低的薪资。但如果家庭主体迁入了城市,他的收入不可能还维持过去的水平,否则他日子过不下去。另外还有就是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养老、社保、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这些全都是问题。同时还有就是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电力供应你要跟上吧,水资源供应你要跟上吧,天然气供应你要跟上吧。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全中国有几个城市不缺电,有几个城市不缺水,有几个城市不缺天然气。再有就是现在的城市规模,政府的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负担就已经很不轻松了,刚才我也阐述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一下子再涌进来那么多人,地方政府的负担得了吗?   所以我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流转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没有落实之前,城镇化最好不要急于推进。但即使是在有了制度保障作为前提,城镇化的推进仍然不能以“行政之手”去推进,城镇化的演进必须交给市场。   下面我再接着讲金融,金融方面我主要从两大块阐述,一个是货币投放,一个是资本外流。   首先我将货币投放,大家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全球的资产价格泡沫是因为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就是说美国一直狂印货币。这个观念我有不同的认识。我先谈中国货币投放量与美国货币投放量近20年的对比。中国自90年代至今,M2增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我国是增长了60多倍。美国90年代至今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增长了2倍。中国2012年峰值的货币供应量为26.25万亿元,足以抵上5个俄罗斯截止2012年的货币供应量。当前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几近突破100万亿人民币。这什么概念,中国的GDP总量也不过50万亿左右。全球2012年的新增的货币供应量其中有46.7%来自中国,美国只占18.1%要知道美国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1倍多。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房价为啥高了吧,物价为啥高了吧,为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吧。到底是谁在狂印钞票?数据在这摆着。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东西越多,他必然越不值钱,但人民币为什么一直升值呢?首先中国30年来以世界工厂的身份为定位,出口为驱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当然现在被投资所取代。然后就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够很大程度上削减资源进口的成本,因为中国并非地大物博,事实上我们资源匮乏。而第三就是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我国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对于升值,我不更不能接受的是贬值。还有第四就是热钱流入。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币兑美元在历经数十年的单边升值后,目前正在出现上涨乏力。人民币贬值预期正在陡然增强。还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吗?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资本(我们一般的认识就是只要一提国际资本就是美国人,不是这个概念,国际资本是没有主权概念的,他们即会是美国人,也会是欧洲人,也会是日本人,也会是中国人。他们也不会事先共谋,更不可能是哪个国家的政权为其背后的推手,因为在他们眼里政客就是端尿盆的。他们就是哪有钱赚就往哪奔,根本就不用商量。)国际资本在发起进攻前就是依据M2与GDP之比测出泰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可以贬值到何种程度。最后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冲的稀里哗啦,吃个足吃饱才抹嘴走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100万亿左右,我们的GDP是50万亿左右,我们的M2与GDP之比是怎样的,大家可以自己算算。事实上我们人民币对国内已经是实际贬值了,而对于国际外汇市场我们一直没能实现利率市场化,但是在货币战争开打的今天,实现不实现利率市场化不是以你某国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久前G20国家针对货币战争一致通过决议,汇率要由市场决定,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同志代表中国举手表决赞同。   下面我再说资本外流。除了上述我讲的制造业回迁,所导致的热钱出走,还有就是精英与富人阶层的不断移民,我们知道加拿大、美国、澳洲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家,我们时常能在一些新闻上看到,中国富人早已经开始在那里豪置房产,很多人也是不遗余力地把子女送出国外。这势必就要使他们把相当的人民币资产抛售兑换成美元或其它货币,然后通过各种非法中介或地下钱庄把资金汇出国外,当然手段高明的合法方式也有很多途径把资金转移出去,在当前这不是技术问题。另外就是贪官卷款外逃,这个规模也很庞大。大家都知道美元汇率因美国经济和债务问题一直萎靡不前,国际黄金期货价格连续十多年走牛。但事情也正在起变化。衡量美元汇率的指标,美元指数从今年2月份开始突然上升。而国际黄金期货价格从去年的每盎司1700元已经下跌到了每盎司1500多元,同时美元兑日元、欧元、澳元、加元、英镑相继出现升值。而美国的就业、消费等经济数据也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向好。而美国道琼斯指数更是创出了自1896年以来的新高。而中国股市是个什么熊样大家也都知道。这也就是证明美国这个庞大而又活跃的经济体正在复苏,因此而引致国际资本纷纷抛售各类资产前往美国。当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我看来也是金融精英。因为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超高水平的宏观调控手段,他以提高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信用来压低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同时还保证了很低的物价水平。你说高不高。我们中国的宏观调控则是放松货币CPI通货膨胀上去。收紧货币GDP下来。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而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几乎现在完全开始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了,所以说中国老超发货币,老依靠打强心针、兴奋剂、嗑药,最后得形成“药物依赖”来维持运转。当然我也不是埋怨周小川同志。因为中美国情不同,美联储是独立的,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既定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在中国你当央行行长,前提是你必须首先政治上靠得住。中国政府第一决不允许GDP下来。第二不可能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第三也也决不允许CPI上去。你说周行长咋办?   所以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大趋势正在形成的情况下,中国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在过去的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自然和人为的吸引了大量的境外资本聚集在中国,一旦他们开始逐渐撤离,摧垮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就倒下了。然而这个时候GDP开始出现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期望可能就又会寄托在房地产身上,这时候对房地产业的各种紧缩政策可能会快速松绑,但即使是放松政策,房价也难以在加速上涨了,不过可以在一个时期维持在高位,因为又会有大量的人去购买房子,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当中,中国的房价是不可能下跌的。大家都觉得中国地少人多,房子定然需求量很大。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日本的人均国土面积应该比中国紧张吧,日本除了东京和横滨的房子贵,还有哪的房子贵?我们曾经看过日本电视剧或者日本动画片的都应该知道,日本多数人居住的房子都是二三层带院的小楼,而且还没70年产权那一说。像咱们这里高层公寓那都是个别几个大城市才有的情况,所以说地少人多是一个认识误区。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一般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房源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的,然而在这部分人中间,移民是最普遍的情况。所以当这部分人趁着房地产政策放松的有利时机大范围抛售房产的时候,那境况就可想而知了,摧垮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多米诺骨牌就倒下了。而这个时候从他们抛售资产转化的货币增量,加之原本的货币存量,这还暂不包括央行日常的货币投放,所以这必然招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摧垮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多米诺骨牌就又倒下了。随之而来会是怎样的结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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