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

　　谈到当今中國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國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國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國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國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權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權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國，集權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國的集權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國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權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獨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國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國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國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國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國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國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國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國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國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國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國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國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專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國式垄断资本家 　　專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國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國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國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專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專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國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國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國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國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國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權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國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國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國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國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國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國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國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國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國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國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國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國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國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國工人和控制中國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國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國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國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國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 郎咸平 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國。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國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國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國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國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國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國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國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國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國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 郎咸平 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國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國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國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的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國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國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國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國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國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國的企业的命运，中國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國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國工人和操纵中國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國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國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國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國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國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國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國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國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2011年4月10日，纪艾未未失踪一周 　　巴黎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ＷＴＯ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 (2) 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0) 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0)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2)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央集权制 (0) 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8) 联合国改革给中国出了两道难题 (0) 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0) 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0) 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1) 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 (0) 民生主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0)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3) 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0) 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1) 无法回避的中国银行业改革 (0)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三大任务 (0)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0) 改革要有新思维 (0)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0) 改革开放30年 (1) 改革只能深化而不应停止 (0)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0) 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 (0) 改革之痛 (0) 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3) 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0) 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0) 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 (0)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0)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变革 (2) 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用数字向“改革”喊话 (0) 国企改革，患了精神分裂症 (1) 唾弃没有良知的学者 (24)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12) 县制改革刻不容缓——有感于西丰“一把手”的无法无天 (2) 制度：不是一个人腐败变成几个人腐败的工具 (0) 别让公车改革由“非法”使用变合法占有 (0) 关于集体林权改革的疑问 (1) 关于反思改革运动的几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0)

　　如果你有幸看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國的人民素质是这个样子了。国内电视我虽然不怎么爱看，但就象被动吸烟一样，也略知一二。鄙人不才，在电视银屏的百花坛中摘取几朵，它们妖艳但不芬芳。国人们整天被这玩艺熏陶着，想不变蠢都难。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 　　典型场景1：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 　　典型场景2：一大公仆到地方视察，一群小公仆围绕着介绍情况。然后大公仆开口说话，小公仆们认真聆听。 　　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xxx在会上/在听取了yyy汇报后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芸芸众生在这个馄饨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什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着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什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不出来的话，不妨学学世界上先进国家现成的做法，走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道路，别拿国家的前途开玩笑，别拿中國特色来蒙事，别老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淹死了那可是十几亿人哪！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 　　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踏，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最早的东方红大救星之类还算是质朴，（但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华主席出道的时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续貂，幸亏没流行起来。）歌舞剧《东方红》里胡松华唱的赞歌算是赞歌里唯一有称得上艺术品的，一般人还是能够接受。到了文革时就开始有点瞎胡闹了，张振富耿莲凤有一首歌里唱到“您象天上的北斗，我们象（地下）的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写词的人也许头脑热过了，简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黨来比母亲就有点肉麻了。国人讲孝道，父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认贼作父，有奶就是娘，这在旧社会都是骂人的话。在借鉴了朝鲜艺术家“慈父”的修辞手法后，我们的艺术家找到了灵感，开始在母亲身上大做文章（我没有考证朝鲜艺术家的慈父和我国艺术家的黨妈妈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听殷秀梅的那首黨啊亲爱的妈妈，会让我出一身*皮疙瘩。真想象不出她是怎样把它唱完的，居然还声情并茂！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第三恶心：可伶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 　　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什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什么？代表们在干什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着《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于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 　　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看着一群老得连自己姓什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弱智的旁证 　　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會主義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特罗声言不放弃社會主義”，“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道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负责舆论导向的官员就只有这么高的水平呢，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方面的考虑。后果就是让很多愤青们以为真理就是这样辩出来的，人多势众声音大就是赢，能说不就是强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领域丢人。 　　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什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着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象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 　　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说到军事胜负以外的话题，那就是共產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半个世纪过去了，三民主义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共產主义，不说也罢。至于其他的，象什么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等等，只要你睁眼看一下当今的现实，国内的现实，国际上的现实，只要你不是白痴，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如果你硬要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眼光来理解国共内战，那我无话可说，也许这正导演们的初衷。但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一块遮羞布。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着起飞，，最后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門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xx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x x增长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着。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要知恩图报。 　　为什么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经于我们同时起步现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邻国相比？折腾了半个世纪，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按照可比的经济指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算老几？有什么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还没有资格说已经居安了呢。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得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 　　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着你的手谢恩时你对着镜头就那么得意？ 　　作者简历：陈勤，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是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记录片“世纪”的主要撰稿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电视台作兼职，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两地。陈教授曾以网名“Qw315”和“西北狼”在网络上发表过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和帖子，以“中國七大恶心”最为著名。据闻因为刊登这篇文章，“工人日报”旗下“北京新报”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中共在香港喉舌《文汇报》说，《北京新报》的文章“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文汇报》还引述中國官员的话说，“（陈勤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社会极大愤慨，读者纷纷向出版管理部门投诉，因此该报出版号被吊销，编辑部人员被遣散。”据说，陈勤为此而被捕，并遭酷刑暴打，头部严重受伤，导致陈勤失智失语。 　　作者:陈勤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的七大恶心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黑色旋涡－－论大博弈之中国对策 (0) 鹰派多一点还是鸽派多一点？ (5) 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5) 道德缺失的中国 (7) 谁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 (12) 谁来挽救中国形象？ (3) 行天道，走人道，兴正道 (1) 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1) 理想化的“中国之梦” (0) 梦遗中，我大喊“中国不高兴！” (1) 是什么在拖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 (1)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 (0) 旧中国特指皇帝失势的时代 (5) 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0) 打了个冷颤 (0) 我们如何为“中国加油” (5) 影响中国形象的三大要素 (1) 对中国未来局势之剖析 (6) 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1)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2) 在祖国如何坐牢 (0) 在海外听说中国不高兴 (6) 回到中国去 (0)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6) 双赢结局？船员成功获救，海盗成功获金！ (1) 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3) 关于中国基本国策需要调整的十条建议 (0) 像国歌那样——呐喊与呼唤 (3) 伟大的祖国母亲岂止六十岁 (1) 今日中国之我见 (0) 今天中国是否理解罗斯托 (0) 也谈“中国不高兴” (1) 中國报道周刊整站文章下载 (0) 中国需要更多的鹰派人物 (2) 中国还要不要尊严 (2) 中国还像中国吗 (0) 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对立？ (2) 中国的逢九必有大事 (2) 中国的机遇和选择 (0) 中国的历史使命 (3)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寧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黨国專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鎮壓。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國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黨军队八百万”，还鎮壓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黨，迅速完成了从“革命黨”到议会政黨（执政黨）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鎮壓反革命”、没有“專政”、没有报仇雪恨。 　　“階級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階級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階級革命”，当时全中國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階級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國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运动会黨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獨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獨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專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國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國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黨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黨，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黨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黨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黨禁、赦免革命黨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國”，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黨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國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确定的基本目标，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是用比预期代价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功在千秋。长期以来国、共两黨的官修史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几千年的專制帝国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价（例如英国革命死伤人数、美国獨立战争死伤人数、特别是法国革命死伤人数）被推翻，而且还是在“中國的启蒙运动”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说的糟糕的传统文化之下），难道还是失败？那何为成功？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黨国史学首要标准是革命政黨是否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戏？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区别何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两项： 　　1.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此结束。 　　2.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层面：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观念、保护人權（人權平等）观念。体现在制度层面：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獨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階級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黨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專制。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后来被蹂躏、抛弃了。首先蹂躏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成果的是旧官僚和无聊文人，后来抛弃宪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就发生了总统与国会之争。如何厘定各自的权力范围，这是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的正常纷争。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孙中山革命派。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国民黨黨务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黨得到国会多数席位，行将组成政黨内阁。极负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惨遭暗杀（22日因枪伤过重而亡），袁世凯当然值得怀疑。不过，暗杀是孙中山革命黨的惯用手段，袁世凯以往从未行暗杀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怀疑袁世凯，但民国注重的是法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定案。连古代的韩世忠都知道“莫须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国会安然无恙，以国民黨与共和黨（后改进步黨）两黨对峙为主的两黨政治安然无恙，宪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正常行进之中（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正确的因应之道是法律解决，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多数国民黨人的主张。理当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办案、由国会组成特别委员会作出全面调查，查个水落石出，并对袁世凯严加问责。孙中山则力主“武力讨袁”，经过艰难预备，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仓促起兵进行“二次革命”，引起国民黨内部大分裂，显然是滥用“革命”、迷信暴力。议会大黨以武力革总统的命，章法大乱，目标与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据。从策略上说，国民黨的武力与财力比袁世凯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对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完全是下策。“讨袁”战事毫无建树，头尾不足两个月，“獨立”各省均先后失败。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所领导的共和政府，在国际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国内也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孙中山革命派这时已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势单力孤的一群军事冒险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创造民国，创造议会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写了政治游戏规则：“二次革命”又回过头去武力争权，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实在是自毁江山。 　　孙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獨裁專制，根本不承认宪法、国会的权威。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黨，要黨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无条件服从他个人，使得黄兴等人也只好离他而去。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 　　袁大总统对民主制度不习惯，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国务员，处处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黨内阁的制约。民主政治下的争争吵吵，本很正常。即便当今发展了几百年的民主国家，政府与议会不还是争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难时就主张向專制政治倒退。袁世凯受自己及身边几位奸佞之徒所制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图恢复帝制。在这场骗局和闹剧中，有几个奸佞起的作用特别坏。一个是袁世凯的洋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识界那类表面对中國友好而骨子里贱视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带着恶毒的种族主义偏见，认为中國人不配享受宪政民主、没有能力实行宪政民主，最适合中國的是帝制。这种人当时不少，现在在西方也没有绝迹，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北京的坐上贵宾。一个是浪得虚名的无聊文人杨度，受袁世凯重用、聘为总统顾问之后便飘飘然不可一世，厚颜无耻地“劝进”袁世凯当皇帝。再一位是等着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办一份专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来欺骗老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记参议会“一致通过”送给他的地位。但是，他此举立刻招致世人反对，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样，又是反对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联合，又是一次传檄而定，在始于西南的各省纷纷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凯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随即在悲愤交加中大病不起，于 1916年6月5日毙命。一念之差，毁了一世功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归天之前，召集心腹开会，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各省獨立也随之取消，中华民国又复旧观。 　　“洪宪帝制”还没开场即告覆灭，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而是君主制度。满人的君主要推翻，汉人的君主同样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國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袁世凯的那班心腹部属，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等，也大都坚持政治与道德底线。他们可以跟着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可以跟着袁世凯鎮壓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护国运动”胜利之后，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诸如约法、国会、内阁、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华民族又回复到了宪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国体制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颠覆了宪政。 　　议会是西方富强之本，必须立即将中國变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达成的共识。当掌权遇到挫折的时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领袖”带头破坏这种共识，使專制势力借尸还魂而复辟于中华大地，教训至为深刻。 　　孙中山：以俄为师，误入歧途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國经历了“千古奇变”，遇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体已运转不灵，必须改弦易辙，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实行全面学西方、全面变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建立宪政，这是大方向。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黨）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 　　孙中山是一位缺乏实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来开道，“革命”征途中的种种举措，可议之处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试图以割让满州为诱饵骗取日本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并非不可开脱。当时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孑然无助。日本多种政治势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价，谁出价高就支持誰.他们要支持孙中山，当然需要孙中山要以袁世凯出的价来压孙中山。孙中山为从满清政府及袁世凯手中夺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让民族利益为诺，确实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于无奈。 　　但是，孙中山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放弃宪政民主这一现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转向“以俄为师”，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过思想革命和议会斗争来变为“真共和”。美国当初成立的共和国，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漏洞百出，就是例子。“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求取“真共和”的无懈努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被历史超越，办《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打个下手。宪政体制已经建立，在价值理念方面继续下功夫，便可使宪政体制能够正常、顺利地运作。而“以俄为师”，以黨国体制为目标，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孙中山改组革命黨，回到历史中心，“继续革命”，中國又乱套了。“北洋时期”，中國的现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会高度发达，市场经济也在健康高速地发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荣。后来的黨国体制变换花样，将專制政治推向顶峰。古代的纲常礼教固然压制个人權利与个人自由；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黨国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变本加厉。一旦以国为本，特别是以黨国为本，国家富强压倒个人權利、黨国利益压倒公民自由和权益。这就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可惜的是，俄国早就改弦易辙了，而中國却依然在这条此路不通的胡同里瞎折腾。 　　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宪政中國还有希望。中國人民在一百年前就选择了宪政民主。一百年以来，人类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天主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印度教文化的国家，还是儒教（儒家）文化的国家，都由人民的选择而成功地建立和享受宪政民主和这一制度所提供和保障的自由权利。某种文化或某种“特殊国情”不适合宪政民主的神话或鬼话，早就被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打破了。且不说百年以来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蒙已经有了多么深厚的积累，中國人民在儒家文化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就选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民国初年那些无知而又无聊的军阀武人妄图颠覆宪政民主制度而恢复帝制（哪怕是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也都落得遗臭万年的地步。后来的一些革命黨人和政治领袖，为某种新的理论和诺言所迷惑，用武力为中國人选择了黨国体制的歧途。正、邪之间的选择，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于今缅怀辛亥先贤为中國建立宪政民主的丰功伟绩，我们浮想联翩，痴迷地想，中國当今朝野上下应该还有迷途知返、重归宪政民主正道的智慧和勇气。 　　冯崇义、 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11－3－6 　　来源：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26103459354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 (0) 论“幸福宪政”的手段与目标 (0) 自由、财产与宪政 (0) 经济自由——自由之母，宪政之路 (0) 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 (0)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１９４３年 (4) 宪政的底线——从猴子掰苞谷的寓言说起 (0) 宪政民主与两岸问题 (0) 宪政中国与“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0) 宪政与市场经济 (0) 宪政、法治与民主 (0)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0) 华盛顿的宪政思想 (0) 区分法治与法律，《宪法》与宪政 (1) 共和·民主·宪政 (0) 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0) 一个人的宪政 (0) “预备立宪”是如何流产的？ (4)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國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 呐喊 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 呐喊 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 ”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國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國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國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國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國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國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國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识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國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國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國处于转折关头，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國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國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國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國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國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國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國文化传统的專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國引上歧途——因为中國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黨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專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國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國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權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國几千年專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 杨恒均 　2009/5/4 五四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２７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1) 革命逻辑 (3) 革命自有后来人 (2) 革命党与执政党 (1)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0) 这一千年的革命 (0)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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