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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中共黨內高官「裸官」已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普遍情況，這說明貪腐官員心中有數，一旦東窗事發，可以逃出中共的控制，「裸官」現象正造成中共黨內的信任危機，這些黨官常用愛國主義和清正廉潔來教育下屬，卻把自己的家人送往國外。 最新上市的英國「經濟學人」刊出題為「冒險一賭」(Hedging their bets)說明中共黨官早有兩手準備，家人財產都送到海外安全地方。「裸官」這個詞，是安徽省的一名官員和博客作者周蓬安在2008年所提，用來形容那些家庭成員都攜帶財產移居海外的官員。 文章指，不一定身涉腐敗才能當「裸官」，把家人送往國外是「有備無患」狀態。但不管有沒有貪污，這種現象昭示(他們)對中國未來的穩定並沒有太多信心。 不僅黨國官員，中國許多富商也正籌畫抽身之道。最常見的合法途徑之一包括美國、加拿大以及香港的投資移民項目—通常需要高達100萬美元的投資數額。中國人對這些移民項目趨之若鶩—去年，美國移民項目中四分之三的申請者是中國人。 報導指，財力較少一些的富人則從其他國家—南太平洋島國、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等地國家，以更能接受的價格，約僅2萬美元獲得護照。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那些尚未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備受貪官歡迎。一位前雲南省省長下台後，被發現擁有五國護照。 「裸官」們通常先把子女送到海外求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薄的兒子薄瓜瓜剛自哈佛取得碩士，還計畫繼續留美唸書。在這之前，薄的妻子谷開來已將鉅額財產陸續移轉到海外。 但中國政府對「裸官」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鮮有作為。他們僅在去年才開始監查官員家庭及財產下落。2011年，中國社科院評估報告稱，1995年到2008年共有1萬8000名官員外逃，席捲共8000億元人民幣財產(約合美元1300億)。中國首席檢察長曹建明聲稱，2011年外國政府協助追捕1631名中國涉嫌「職務犯罪」的外逃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和國企員工），追回78億元人民幣贓款。 一些高層官員已在推動改革。今年1月廣東省宣稱，家屬移居海外的官員將不能擔任高級職位。但這僅是例外，有能力將家人移居海外的官員通常最有權勢，對中國的問題也認識最深。北大李主任表示，「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而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危機」。 世界新聞網編譯中心綜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