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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之声中文网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该省总工会的会议上要求组建万人网络舆情引导队伍，在公共事件频发、缺失真相的中国，这是否为灭火之举？ 据《广州日报》报道，2月20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十二届五次全委会上，曾经在乌坎事件中给外界良好印象的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要求省总工会要坚持实施”四个一万”工程，这其中包括组建万名”网络舆情引导员”队伍。 互联网让官方爱恨交加 正因为新媒体的影响力太大，所以，一些原本在非网络时代不至于兴师动众的事件都会因为网络而掀起轩然大波，不谈远的，仅仅看2011年，就有”郭美美事件“、”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乌坎事件”等相继成为掀起社会公众舆论的事件。 因为网民的强烈关注，这些事件最终得以按照公众的期望发展，再一次彰显了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乌坎事件，倘若不是因为有互联网，村民们的抗争不知道还要持续到何年何月才能有满意的结果。 乌坎事件可以说让广东官方再一次感受到了网络舆论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太大，朱明国也不会亲赴乌坎村跟村民代表谈判，并且答应村民的要求。当然，因为不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此举应付舆论的色彩非常浓厚，不过，跟其它地方官员的顽固相比，广东官方迟来的开明还是值得肯定的。 互联网既可以为发展经济服务，也让官方能够更全面、客观地了解真实的舆情，根据舆情制定较为符合民意的政策和处理公共事件。不过，不难看出，很多公共事件让官方非常被动，即使最终按照民意进行了处理，但却是极不情愿的，对于互联网，官方可以说是既爱又恨。 网评员队伍实为”五毛党” 因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网民数量在这些年呈现出了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据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5.13亿之众，而微博用户则接近3亿。不难想象，新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 接二连三的官方负面消息通过互联网持续发酵，不少官员因为网络舆情而轰然落马。一些不合理事件因为互联网而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公共事件，让官方不得不顺民意而为。央视等官方媒体曾炮轰网络”水军”扰乱视听，但大多公共事件还是凸显真实的民意。 所谓网络水军大多为策划公司，这也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新产物，但这类公司一般不太敢于涉足涉及官方的负面事件，因为他们深知风险太大。一些敏感事件最终成为公共事件，与网络”水军”完全无关，只与真实的民意有关。官方媒体对网络”水军”的炮轰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打假，而在对抗民意。 仅仅凭借网络”水军”来污蔑真实的民意，往往会引起更大的民意反弹，所以，最近几年，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都在开始招募网评员，只要出现了涉及本地的负面消息，就可以通过这些网评员在网上的发言来为自己辩护或者是掩盖事实真相。 拿钱发帖子的事情在很多年前的网络上就已经存在，如今，这种情况就更多了，以前网评员发一个帖子是五毛钱，所以才被称之为”五毛”，如今价格已经上涨很多，”五毛”依然是他们的代名词，而这个群体则被称之为”五毛党”。 舆情引导让广东精神失色 “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被认为是广东精神，的确，跟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精神的确是名不虚传。然而，在乌坎事件中表现得异常开明的朱明国却在广东省总工会的会议上要求组建万名网络舆情引导员队伍，这显然有违”开放兼容”的广东精神。 朱明国特别指出，现在是网络和微博的时代，”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能成为记者”，此言的确无可厚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但朱明国在说完这些之后话锋一转，称”年轻一辈的工人都懂网络，工会干部也必须懂，发生了问题不能失声，’不讲’、’乱讲’都会越搞越砸”。”不讲”的确不好，但他所说的”乱讲”显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乱讲，而是不按照官方的意志说话，如果允许舆情引导员们畅所欲言，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组建队伍了。 2月19日，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高度肯定了互联网在反腐倡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此事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很多人认为这是在释放推进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信号。出人意料的是，朱明国在次日便要组建”五毛党”引导舆论，这让他的”开明形象”顿时一落千丈。 倘若在不是太热门的公共事件上，”五毛党”的确可以引导舆论，但是，在影响力太大的公共事件上，”五毛党”的声音仍然无法左右舆论。就如同陈光诚事件和艾未未事件，即使官方媒体和”五毛党”在不遗余力地扰乱视听，但主流民意依然支持陈光诚和艾未未，可见，在很多时候，公道自在人心，广东组建万人”五毛党”定会得不偿失。 作者:刘逸明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刘逸明,198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 。担任过《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网络特邀编辑。2011年1月被评为凤凰网2010年度十大写手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收到的一份检举材料说, 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石洞乡百官村在2月17号举行的村委会和村主任选举会场上, 五位候选人自掏腰包公开贿选,每人有份, 选村主任的候选人向村民每人行贿10元人民币，选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向村民每人行贿5元人民币。本台记者闻剑为此星期三采访了也是候选人行贿对象的魏永 良。 魏永良是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石洞乡百官村的村民, 曾经担任过两届村委会委员,负责村里的植树造林工作。 据魏永良介绍, 此次他们村委会要选出村主任和四位村委会委员, 一位候选人竞选村主任, 四位候选人竞选村委会委员, 竞选结果可谓毫无悬念。 既然毫无悬念,五位候选人为何还要贿选? 魏永良对此表示: “因为历来选举的时候都是给老百姓钱的，不给老百姓钱就不参加选举。老百姓现在的民主意识越来越令人失望吧。” 记者：“如果这样说老百姓不拿钱就不参加选举了？” 魏 永良：“是。因为老百姓选与不选，不管谁当选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他们对选举都没有什么意识。但如果你给他钱他选的话， 他们说好你就是给我几块钱，我知道这是现实的，至于你当了几年我可能就能得到这点儿好处。所以在给钱的情况下，他就参选了，不给钱他连参选都不参选。” 五 位候选人, 村主任10元, 村委会委员5元。 虽然每张选票只有区区30元人民币的贿赂价值,但百官村有1000多有选举权的村民, 每位候选人为此要付出不菲的贿赂资金。 难道当选后有什么巨大的个人利益驱使? 魏永良表示,现在除了村主任和村支书以外,村委会委员并没有多少油水可沾: “现在的村委会在村上是没有钱开支的。他们每年的生活补助是一万多块钱，都是上面给的。不然现在就是选五个村委竞争的人就那五个人。” 记者：“你说每个人有一万多块钱的补贴是上面给的，上面指的是乡政府？还是镇政府？” 魏永良：“不是乡政府，也不是镇政府。他们的钱是市里面给的。如果它再不给钱，村委会这一级基本上算垮台了吧。” 魏永良对记者说,虽然为了当选村委会委员要花费10000元左右,但任期三年至少可以从上级政府领到30000元左右的补贴。 村民认为选举出的村委会干部不为他们服务,不为村里的发展着想,但为了区区的30元钱又去投票, 魏永良为村民感到可悲: “我 在网上跟网友交流过。其它地方都有这种情况。我说‘农民的贫穷，农民的悲哀就是源自这一点。’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共产党对老百姓的统治，它想怎么干就怎么 干。为什么它们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老百姓没有反抗意识，没有民主意识。所以他就应该受穷，就应该受欺负。这就是农民的现状。真是很可悲。” 魏永良还说, 在选举会场乡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不仅不制止候选人的公开贿选,而且对魏永良说,全国都一样。 不过,曾出版过《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一书的中国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贺雪峰表示, 魏永良揭发的是个案,在中国不是普遍现象： “个别的，那是极少数的那种情况。” 记者：“那现在中国的村民选举也就是总体来说是良好的了？”　 贺雪峰：“对。很公正的。” 不过,记者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时发现,中国近年村级基层选举中贿选现象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例如,新华社旗下的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有评论说,自从1998年中国实施村民自治,村级选举虽有进步,但如贿选等不正当手段的现象“大量存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核心提示：媒体调查称，高铁列车采购价令人咋舌，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这些产品均由官员们钦定的供应商提供，号称要用20年的产品刚下线就状况频发。 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含税销售单价，下同），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 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 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北京、上海的某个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从2011年因丁书苗案启动高铁调查至今，财新《新世纪》记者陆续听到过很多有关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案例，与之伴随的是一些高铁供应商非同寻常背景的传闻。丁书苗为高铁供应商的代表人物，她与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关系现在广为人知。她旗下的企业包括垄断高铁轮对市场的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及垄断高铁声屏障市场的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采购到底有多贵？丁书苗式的通天供应商是否普遍？这一切疑问，在财新《新世纪》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南车采购目录——《CRH2型动车组配件供应商名录》（下称《目录》）后，都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目录》包括3000多种动车所需物料的编号、名称、图号、规格、销售价及含税销售价及供应商名称。其中的含税销售价，就是南车的实际采购价。 这些物料，小到几分钱一个的螺栓，大到78万元的半自动控制箱。抛开与高铁技术直接相关的关键零配件不提，很多日常用品的采购价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相差悬殊，令人瞠目。比如，色理石洗面台，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北京居然之家看到的市场零售价为每延米3000元，如果量大，最低还可打折到每延米2000元；动车上2延米左右的洗面台一个购买价为2.6096万元，几乎是市场价的4倍以上。数倍的溢价，最终付给了谁？ 获得这份《目录》后，财新《新世纪》记者对照市场价，重点解读了动车两大类产品的采购价格：座椅、卫生间，并试图追溯出高价背后的受益人。不过，由于《目录》产品包罗万象，部分产品亦涉及是否要根据高铁的高速要求特制的技术问题，截至目前，我们对这份《目录》的解读远未完善，期待读者与财新一起，去发现高铁价格背后的秘密。 CRH2型动车的采购价很有代表性。CRH2是中国最早采购的动车，由南车青岛四方公司与日本川崎重工合作生产，2004年川崎将在日本新干线上使用的E2-1000系车辆及技术出售给中国后，2007年11月CRH2A首批60列下线，最高时速250公里，最初在胶济、京津、武广、沪宁等线路上运行，目前仅在沪宁线上运行较多。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主机厂商和供应商处了解的情况，北车生产的高铁列车成本比南车还高。而南车2011年正式投入运营的CRH380时速高达350公里，大部分零部件采购价虽较CRH2的最初采购价略有降低，但业内估算降幅不会超过10%。事实上，这个《目录》已经是两次降价后的价格。 这些离奇的价格，比其他调查更有力地揭示了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秘密。更令人吃惊的是，操纵这些价格的并非主机厂商，多为铁道部高官。很多主机厂商的内部人士抱怨，由官员们钦定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次价高，号称要用20年的产品刚下线就状况频发。他们指责有官员通过制定供应商名录，以及招标前打招呼等方式，将很多成立不久、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商，变成了垄断高铁某个零部件供应的供货商。 多位高铁供应链上的受访者，将这些垄断供货商归总为三类：一是技术型垄断，以外资企业为主；二是亲属“近水楼台”型垄断，即供应商老板是某部委官员、主机厂领导的亲属；第三类是关系营销者，通过与铁道部高官搭上关系取得信任后成为高铁供应商，很多从未有过相关经验。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即属第三类，她并无高铁轮对和声屏障从业经验，但神奇地垄断了这一市场。 此次财新《新世纪》记者从《目录》中获悉，丁书苗还间接垄断了高铁供应链上的另一个分支——座椅。根据档次不同，这些座椅售价1.4万至2.2万元不等。 后两类型垄断，像高达30万元以上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座椅，被一些主机厂内部人士称之为“掠夺性垄断”。最终能进入高铁供应链体系的厂商均非等闲之辈，但背景深度大有不同，主机厂负责接洽维修的工作人员自有区分办法：“那些产品需要维修时，连领导都找不着、对主机厂爱搭不理的，都是背景最牛的关系户。” 这些昂贵的零部件，最终汇成了一列奢侈动车——CRH2（4动4拖）的最初进口价为1.6亿元，国产化后近年成本有所降低，仍高达1.4亿元。由于加装了VIP座椅，加上牵引、制动等速度等级的提升，即使在大多数CRH系列通用零配件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自主研发的CRH380的成本不降反升。 京沪高铁CRH380列车，二等座票价为550元，一等软座935元，商务座高达1750元，而当天即可买到的京沪打折机票6折不足700元，T字头的13小时火车票价不足200元。 来源: 大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