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香港明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昨日閉幕，大會決議中隻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有身為中央智囊的政協委員透露，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分歧仍然很大，難以達成共識。內地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建言，中國可以從中共黨內派別公開化開始，逐步形成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昨日全國政協會議閉幕，表決通過本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關於改革部分，決議中僅提及科技體制、財政金融、行政體制改革，隻字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和難點，中共內部在具體路徑上仍存分歧，離共識有較大距離，但他拒絕透露具體爭議內容，「這個問題我們還在內部討論，不太好公開，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也可以說到很重的程度。」 智囊認黨內路徑存分歧 曾經採訪趙紫陽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昨日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可從中共黨內派系公開化切入，逐步開展政治競爭。楊繼繩表示，從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期間，中共已出現派系政治，但並未把派系公開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動作」。他說，應該從黨章中對黨內派別法理化、規範化，制訂遊戲規則、競爭原則。 溫總提政改視為契機 楊繼繩說，總理溫家寶近年頻頻提及政改的表現，就可以看作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契機，「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說一樣的話。不一樣的話不能說，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江胡政改停步 寄望習班子 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改前景，楊繼繩表示，習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更有利的政改條件，一來因為江、胡兩代領導人主政期間，政改幾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鄧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當迫切；二來，民營經濟發展、民間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於政改的條件。楊繼繩說，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身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錦濤一代的「平民官員」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改革也應該更有優勢。 楊繼繩認為，中國目前的土地財政、國企壟斷、勞資糾紛等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政治體制中找到原因。楊繼繩表示，制衡一個權力，一定需要一個相等的權力，「就像抓頭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樣」。因此，中紀委等反腐機構都不是制衡權力的最終答案，遲早需要做到憲政民主。 中宣部元老指烏坎是典範 中宣部前新聞局長鍾沛璋前日對本報表示，權貴謀取私利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發展是不行的，要站起來，要努力」，需要領導人和人民一同推動。他表示，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證明，群眾推動跟領導人開明結合起來，才有這個結果。 劉洪慶、陳子凌、林迎、麥俊、郭家靜、何曉勤 北京報道

　　（联合早报网讯）王梦恕昨日表示，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他还透露，他曾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乌鞘岭隧道工程的危险施工，报道刊发后引起震动，铁道部为此不得不把设计院负责人撤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昨日表示，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他还透露，他曾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乌鞘岭隧道工程的危险施工，报道刊发后引起震动，铁道部为此不得不把设计院负责人撤换。 　　王梦恕认为，对刘志军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是他对高铁建设做出的贡献，“我这个人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争议“亚洲第一隧道”》的5000余字长文，揭露了乌鞘岭隧道施工方案的不科学。 报道震动了铁道部，本来各个局敢怒不敢言，各个副部长看了都觉得出了口气。”王梦恕说，刘志军为此将铁道部设计院的院长撤掉，“这个人内心很恨我”。最终，乌鞘岭隧道存在争议的施工方案使整个工程多花费约6个亿，参与施工的八个局都亏损了七八千万。 　　对于和刘志军的分歧，王梦恕并不回避，他说自己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科学发展”，而刘往往追求快，造成不合理的工期和造价。“没有仁义感情，对工程公司很残酷，他本身是农民出身的，怎么能这么干呢？”王梦恕说，后来就有人举报他。 　　经过长期规划，高速铁路项目在2007年正式上马。王梦恕评价说，刘志军在推进高速铁路发展方面“非常厉害”，对于谈判、贷款、向国家要钱都很积极。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志军的敬业精神：北京至天津的高铁进行300公里试验运行时，刘志军专门坐在车头位置，为此工程人员十分紧张，丝毫不敢懈怠。 　　王梦恕说：“所以铁道部很多干部都说，我这个人不是落井下石的人，是非常讲仁义的。你是好就说你好，你这个地方不好我就说你不好，我并不是拿着不好来否定全部。” 　　为了实现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刘志军在建设工期、建设资金上抓得紧，将货运赚的钱都用来修铁路，其后果是铁路职工的待遇长期不佳。“一线铁路职工的年收入约3万元，而其他垄断企业都有五六万元。”王梦恕曾这样当面质问刘志军，还问其：“3万元你丢人不丢人？”并称，“翻到6万元，那才叫本事。” 　　“刘志军不懂怎么搞民心，这个他不太听。”王梦恕说，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上台后不到两个月，就给职工统一涨工资400元，干部则没有。 　　来源: 财经网

香港蘋果日報 3月 5日 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中新社） 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們，只有（市長）黃奇帆、（組織部部長）陳存根、（市紀委書記）徐敬業三位重慶市領導和市政府秘書長受市委、市政府委派一起去的。（黃奇帆要將王立軍帶回重慶？）絕無此事，純屬造謠。王立軍一事的處理，重慶自始至終在國家有關部門領導下，積極配合。 3月 5日 黃奇帆（鳳凰電視專訪，其後遭刪除） 我是一輛車，帶了一個秘書長去的。去了以後，總領事在門口接了我，然後我們溝通，溝通了以後，我就跟王立軍有很具體的討論（兩、三個小時）。他願意跟我們出來，因他這件事情已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我們國家安全系統的人員去做些調查，也理所當然。 3月 9日 薄熙來（重慶團上發言） 黃奇帆市長去（美領館）和王立軍談話，然後（黃奇帆）就回來了……王立軍事件我感覺來得非常突然，現在有關部門正在進行調查，重慶市政府正積極配合。

台灣中國時報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一向是個神祕機構，但近年來積極推動反貪倡廉，神祕面紗才逐漸褪去。中紀委祕書長崔少鵬日前接受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訪問，更直接透露了大陸目前腐敗現象迂迴化、智慧化的趨勢，而中紀委則是與時俱進，包括財產申報的陽光法案也在草擬作更完善的立法。雖然中紀委只是黨的機構，不像法治國家主要是以司法人員職司政風，但是大陸反貪打腐的力道是在提升中。 　崔少鵬談到目前中紀委面臨的最大挑戰有「三個並存，兩個依然」。「三個並存」的現象包括：成效明顯而問題卻突出的矛盾、防治力度大而腐敗現象卻多發的矛盾、民眾期望高卻短期難收效的矛盾。道盡了當前大陸貪腐問題的嚴重，以及反貪打腐工作的困難度。所以崔少鵬做了個結論，也就是「兩個依然」：反腐形勢依然嚴峻、打貪任務依然艱鉅。 　大陸因為地方大，各地更是如火如荼的建設，從中央到地方大型的建設一波又一波，由於經濟面臨轉型，發展速度太快，地方政府也變得非常富裕，幾乎各省市政府都有小金庫可資運用，如果制度不健全，貪腐問題必然叢生，而懲治貪腐的成效就看各地方怎麼做而定。有些地方下手輕、有些地方則下手重，人治重於法治。 　前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曾是著名的「打黑英雄」，他從前任文強手中接下職位，隨即追究其貪腐刑責，稱其是「重慶最大黑社會」，王立軍親自押解文強受審，隨即槍斃。短短3年，王立軍爆發「休假式治療」事件，真相至今未明。一般認為，文強與王立軍的命運，與中共藉追究貪腐之名行權力鬥爭之實的政治文化有關，人治之弊可見一斑。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去年在建黨90周年講話中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去年溫家寶總理和網民互動時也說：「無論什麼人，有多高的職務，只要違法亂紀、貪汙受賄，都會受到嚴厲懲處，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手軟。」這是最高領導的意志和決心，中紀委首當其衝，自然要堅定不移的抓好這重大的政治任務。 　根據崔少鵬的說法，中紀委目前是有對症下藥，對於貪腐始終保持高壓態勢，也提出「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16字箴言，嚴肅面對貪腐問題，尤其是開始注意到制度的建設，例如制訂《關於加強廉政風險防控的指示意見》。然而，制度必須由人執行，紀委須聽命一把手，又如何貫徹制度。 　台灣厲行法治多年，貪腐問題卻依然沒有根絕，也不能避免類似前總統陳水扁重大貪腐案件發生，只能依賴獨立的司法機制事後追究，勉強收懲前毖後之效，並實現社會正義。大陸各地方建設方興未艾，一個城市同時有上萬工程進行，一把手發號司令，球員兼裁判，難收弊絕風清之效。 　儘管中共黨內反貪打腐成效正在提升中，但現行制度顯然有不足之處。中共有必要展開辯證，就建立黨內紀律檢查獨立機制，避免一把手球員兼裁判；或由獨立的民意與司法機制落實法治，由人民監督政府，做出二選一的決定，才能真正落實反貪倡廉、實現社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