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中小路 实习生 王穆 发自：上海、北京 最后更新：2012-06-14 11:37:56 标签 欧阳坤 世奢会 奢侈品 欧阳坤原本是个从县城里走出来的影视演员，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他的名字也在不断变换。办影视学校时，他成了马力。到了世奢会，他是欧阳坤。而他最新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毛欧阳坤。 欧阳坤1999年在电视剧《镜花缘传奇》中扮演武则天之子的剧照。 （南方周末资料图） 34岁的欧阳坤在成为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执行官之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在SOSO百科及欧阳坤在新浪微博认证提供的信息显示，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经济学院获得品牌管理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赴欧洲知名奢侈品管理学院HEC商学院进修奢侈品商业管理专业。百度百科里原本也有类似信息，但近日这一页面已被删除。 一直在质疑世奢会的网友花总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一份网友爆料称，欧阳坤其实叫毛绍坤。循着这一线索，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6月9日在上海采访欧阳坤时发现，他在下榻的酒店登记的身份证名称为毛欧阳坤。南方周末记者此前曾查到毛绍坤曾创办的另一家坤腾影视的工商注册资料，毛绍坤当时登记的身份证号码与毛欧阳坤的身份证号码一模一样。由此来看，欧阳坤、毛欧阳坤、毛绍坤应属同一个人。 毛绍坤的老家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当地一位跟其全家人相熟的机关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毛绍坤1978年出生在原阳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过去是原阳县饲料公司（早已解散）职工，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家里还有个妹妹，现在当地生活。打小起，周围亲友都叫他小名“毛坤”。 不过，在公开资料里，欧阳坤自称山东济南人。2012年6月9日，欧阳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一面含糊地表示此举是“考虑保护家人”。 1996年高中毕业后，周围公认的“小帅哥”毛绍坤，考上北京一家挂靠在中央电视台的民办学校北京影视研修学院，《潜伏》里扮演廖三民的演员王毅就出自这所学校，还是毛绍坤的师弟。 “当时很多同学都是看到《中国电视报》上的招生广告，从全国各地赶来报考的。”毛的同学廖小飞说，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的民办艺术院校之一，当时主要是聘请包括濮存昕父亲苏民在内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人艺）等专业单位老一辈演员兼职教课。 毛绍坤就读的表演系是一个三年学制的大专班。在廖小飞印象里，和很多同学一样，大二之后毛绍坤就“出去跑剧组”了。 毛绍坤早年张贴在网络上的一份宣传资料显示，他“参与制作”了几部“都市偶像剧、主旋律剧、惩腐教材剧”，以及多个电视广告。 这其中，南方周末记者唯一考证到的，是当时毛绍坤最得意的作品——香港亚视1999年在内地拍摄的《镜花缘传奇》。 在这部汇聚了汪明荃、曾志伟等诸多香港明星的古装剧里，毛坤出演武则天（汪明荃扮演）的儿子庐陵王李哲。“毛坤”这个名字，还上了片尾大约50人的演员表，在好多集里都有大段的戏份。 尽管只是热播剧里的小配角，但据其家乡人称，“毛绍坤拍电影了”的消息，当时在家乡亲友中广为流传。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皇城根下毫无背景的毛绍坤，积累起一点北京影视文化圈的人脉。 “非法”影视基地校长 但毛绍坤似乎并不满足于三流演员朝不保夕的“北漂”生活。 1999年，也就是毕业次年，毛绍坤就风生水起地办起民办艺术学校来。廖小飞记得，1998年《还珠格格》里，民办艺术学校出身的“小燕子”赵薇爆红之后，全国各地民办艺术学校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一度非常兴旺。毛绍坤办学就是在这个潮流之下。 在同学们都还在为生存奋斗的时候，毛绍坤办学所需投资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当时同学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毛和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大款”好上了，大家私底下还借此互相揶揄：“你豁得出去么？”廖称，“并不清楚他的私人情况”。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1999年10月，毛绍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坤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坤腾影视），在北京远郊门头沟注册成立，注册资金达101万元。 当年的一篇媒体报道称，发布在各大影视期刊上的招生广告，赫然写着一所名为北京“世纪新星”影视培训基地的学校，是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批准成立并与坤腾影视等单位联合创办的，并承诺“保证每位学员都能拍电影和电视剧”、“颁发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结业证及考评国家演员资格证书”等诱人条件。 安徽农村长大的歌手胡小宝，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几十个学生之一。胡小宝从小学习戏曲和武术，爸妈期望他一朝成名，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后非常动心，就借了两万八的学费，带着15岁的胡小宝进京求学。 在市区的招生办公室里，工作人员给他们看了一条校园宣传片，“学校很大，里面连毛主席像都有。”胡小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爸妈满意地交了钱，胡小宝也在表演了几个哭笑动作后被当场宣布录取。 被送到校区后他们才发现，这所学校只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住宿、上课都在里面，而宣传片里播放的大学校园，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 南方周末记者在实地查证到，学校租用的只是中国政法大学旁边一家工厂的楼房，只是当时年幼的胡小宝们没有辨清而已。 发现学校不对头后，胡小宝妈妈哭了，她说“孩子我们不读了，我们回去”。但校方表示“不能退钱”，胡小宝就凑合着留下了。 最开始，学校的师资还挺让胡小宝满意的，很多老师都是来自北京人艺，不乏他认识的知名演员。据廖小飞了解，主要都是毛坤自己的老师或通过他们介绍的。 知名演员方青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自己就曾看在一位前辈的面子上，给这所学校的学生上过一次课。 这个时候，毛绍坤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校长“马力”。尽管他很少在学校出现，但胡小宝当时对毛绍坤印象不错——“长得很帅、看起来年轻有为的样子”。 偶尔，毛绍坤也给学生们谈谈表演，还把自己的代表作《镜花缘传奇》播给大家看。有一次，毛绍坤还组织学生去配合当红韩国演唱组合HOT拍摄一条虾条广告，“就是去当群众演员的”，这是学校唯一一次为胡小宝和同学安排拍戏。 这个阶段的毛绍坤，除了开办这个影视基地，看上去颇有些想在影视圈大展拳脚的意思。 2001年时，他就以自己和父亲的名义，专门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名为“坤腾影业”的公司，在北京，同期他还成立了华夏二十一世纪电视艺术发展中心、坤腾世纪电影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 胡小宝对学校的最后印象，是变得越来越“烂”，人艺的老师不来了，自己因为有戏曲和武术功底，也被拉去给下一级同学上课，后来学校索性搬离了政法大学。 在廖小飞的记忆里，毛绍坤还曾经找毕业后兼职担任表演老师的自己去上课，但“只给几百块的工资，不够养家糊口”，廖小飞便拒绝了。这是廖和毛绍坤最后的联系。 忙于在北京市区里跑场唱歌打工的胡小宝，没等读完就离开学校，后来听说“学校发动学生去招生，拉到一个给两千块钱”。廖也记得，当时这类民办艺术学校蜂拥而上，毛绍坤那没有生源。 胡小宝不知道，2002年他的一批师弟师妹们，把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和坤腾影视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学费。此时，学校已办了两届，招收了一百多个学生。 《京华时报》记者杨文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当时从法院知道了这件事情并旁听了案件开庭，当年7月他刊发一篇报道写了这个故事：学生们发现该基地实质是文化艺术人才中心（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赵某，以下属的一个“培训中心”名义，和坤腾影视签订协议，由坤腾影视招生，培训中心从学费中抽头牟利。在法庭上，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对这一事实“没有过多异议”。 学生这方在法庭上抗议说这是“非法办学”，而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这是以前搞的一个“合作培训班”，只短暂存在过一段时间。 坤腾影视的这所“世纪新星”影视培训基地总共只办了两届，最后是如何收场的，不得而知。 廖小飞说，他对毛绍坤的记忆，到这就“断片”了，自此也再无同学知道毛绍坤的近况，毛不再和大家往来，像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胡小宝一度还听同学传闻“毛绍坤被逮了”。 南方周末记者逐一探访了毛绍坤早期这些公司的多处办公地址，因年代久远，已找不到当年马力校长的痕迹。 毛绍坤的影视圈生涯，就此戛然而止。南方周末记者无法追溯到毛绍坤2003年的经历，在这一年，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南方周末记者在网上“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所查询到的毛欧阳坤身份信息。 （南方周末资料图） 更名改姓的奢侈品专家 两年之后，号称“奢侈品营销专家”的欧阳坤在北京闪亮登场。2004年4月，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二十五小时环球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二十五小时公司）”成立，这家公司在其宣传里是“中国境内唯一专业从事奢侈品市场开发研究及顶尖VIP会员整合营销的全球化顾问机构”。 在之后一两年里，这家公司举办了“中国名车豪宅文化节”和“中华2005（贵族）豪宅别墅文化展示会”等活动。不过，这个活动招致建设部信息中心发声明称“被假冒名义”。 从公开资料来看，大约从2005年起，“世界奢侈品协会”这个概念才开始被欧阳坤公开提起，初时是把二十五小时公司，描述为“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理事成员及合作伙伴”。不过，这个协会的概念刚一出现，就被业内人士在网上发文质疑身份。 这一阶段，欧阳坤还尝试涉足模特领域，2004年，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环球时尚精英”的模特培训发展公司，但在公开资料中，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不到这家公司的任何业务，其注册地址也早已拆迁。 从其后来的经历来看，马艳丽等名模和欧阳坤往来甚密，多次为世奢会的活动“站台”，世奢会提供给合作伙伴的资料里，称马艳丽等都是其“资源”。 曾获CCTV模特电视大赛冠军的王玉，2006年还成为了欧阳坤注册的世奢会香港公司股东。从公开资料来看，王玉刚出道时曾获得过上述名车豪宅文化节最佳车模的奖项。 2006年后，欧阳坤逐渐淡化了二十五小时公司身份，主要以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代的身份，四处参与展会活动。 在他博客张贴的文章里，自己早先的经历被描述为在香港、新加坡和法国的留学经历。当南方周末记者当面问起这些留学经历时，他却矢口否认，“是别人乱写的”。 原世奢会员工张帆称，欧阳坤不会英语，有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由翻译协助完成。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欧阳坤用英语说起世界奢侈品协会名称时，发音很不利索。 张帆说，“过去的经历是欧阳坤绝对不能碰触的雷区，谁都不知道，也不能问。”而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欧阳坤在工作中很喜欢“角色扮演”，他时常会以公司法务、公关等各种身份对外交涉，最夸张的一次是，公司寻找组织活动的公关公司时，他还假扮另一家公关公司的人员来压价。 “过去的事情不想提。”欧阳坤反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他所能自述的经历，最早只是“代理游艇”，但又拒绝说出游艇的品牌名称。 但不经意间，他也会感叹“如果我改行，早发财了”。显然，如果一朝成名，演员是个能让年轻人暴富的行当。但记者追问“不干奢侈品干什么时”，他含糊带过。 如今，面对花总等网友的质疑，欧阳坤显得很委屈，他几次把自己和业务模式颇为相似的胡润作比较，抗议说：“胡润给中国企业家排名，因为他是洋人，大家相信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给世界奢侈品牌排名，大家就说我是骗子。”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根据欧阳坤博客公布过的诸如大学客座教授、部委协会顾问、慈善家、杰出青年乃至爱心先生等八个头衔逐一求证获知，只有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特邀顾问属实。但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个头衔是欧阳坤去参加学校一个研讨会时发的象征性证书，之后再没联系。后来听说他“有问题”，就把他名字从网站拿下来了。 在家乡原阳县，这个自我包装得华丽耀眼的欧阳坤，在周围亲友口中，仍是“在北京开广告公司”的毛坤。他们并不知道，在匿名欧阳坤几年之后，毛坤已经把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了“毛欧阳坤”。 2012年6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欧阳坤，问及他为何频繁改名时，他表示，改名是风水大师让他改的。接着，他又补充说：这很正常，很多演员都不用真名。 上一页 1 下一页 网络编辑: 小碧 责任编辑: 顾策 相关新闻 廉价“世奢会” 一家来路不明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在中国社会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几年来，它华丽而笨… 新饿狼传说：奢侈品公司们的中国算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没有谁会对此视而不见；国际奢侈品巨头和本土奢侈品电子… 盯上国人钱包的奢侈品 “到香港扫货买几件奢侈品，out了，不如买奢侈股才能真正从持有变为拥有。”全球奢侈品…

　　——为吴稼祥《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而作 　　 　　 我和吴稼祥认识快二十年了。在1980年代后期，稼祥一方面在体制内当着高官，一方面和学界、新闻出版界频频互动，不断发表他的标新立异的文章。这是当时政治上、理论上生动活泼的一种体现，进入1990年代后就很难看到类似的情形了。稼祥宣扬新权威主义，我是不赞同的，当时曾在《经济学周报》上组织文章批评他的观点。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与19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表面上看有一种相似性和连续性，在精神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的。稼祥当时心目中的典范是伏尔泰，在绝对王权主义的庇护下反对封建制度、贵族阶层和宗教不宽容，首先确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实行主权在民、政治民主化打好基础。由于在“新权威”的外衣里面有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在跳动，三年面壁后从新权威主义者转变为联邦主义者，就不难理解了。以何新为代表的新威权主义则不同，他们明确反对自由主义，鼓吹国家主义；他们要的不是支持自由化的“新权威”，而是能够使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秦皇汉武”、 “一代天骄”；他们对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市场经济不感兴趣，却看好统制经济、军备竞赛；他们厌恶不利于“统一意志”、“凝聚国力”的种种“噪音”，要求用“镇制力量”来保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主旋律”，谁不赞成他们就给谁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他们所谓的“新”威权主义，旨在用一种国家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来取代一种国际主义的“旧”意识形态，“镇制”的功能则维持不变。1989年事件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不同于19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1980年代末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中庸主义的涵义也不同于 19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中庸主义。 　　 　　 稼祥在本书中用清新易读的语言着重阐述了两个概念：联邦主义和联邦制。这种文体自然限制了对学术严谨性的要求，在稼祥对联邦主义的众多解说中，我比较赞成下面的说法：“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治”。联邦制则是根据联邦主义原则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中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逐级自治的国家虽然不都是联邦国家，但联邦国家一定是逐级自治的。” 联邦主义即地方自治原则是普适的，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岛国和城市国家；联邦制则是特殊的，虽然在大国中比较普遍。在当今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只有28个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占了世界二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世界领土面积排名前7位的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除中国外都是联邦制国家。世界人口排名前7位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有5个是联邦制国家，印度尼西亚也正在考虑是否改为联邦制。此外，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也都是联邦制国家。托克维尔说：小国总是要自愿联合起来，或者被人联合起来而成为大国，创立联邦制就是“为了把因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和因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 　　 　　 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由分散走向集中，后者由集权走向分权，演变的结果是实同名异、大同小异的合作与平衡型的地方自治格局。喻希来在《中国地方自治论》中指出：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英国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在实质上同类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称之为“复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因此，如果中国今后放弃单一制而选择联邦制，必然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 　　 　　 按照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观点：联邦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的，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从分散到集中的制度，由于受到历史（四分之三的联邦国家有殖民地的历史）、自然、民族、政治文化、经济和阶级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时候以意识形态的联邦制为基础的制度形态的联邦制成为民族国家构建中惟一可行的选择。中国与那些“先邦后国”、“先国后邦”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不同，它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也曾长期是一个单一制大国，如果中国实行联邦制，惟一的理由是出于海峡两边和平统一的需要。大陆与台湾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一个中国”，并不意味大陆本身先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大陆本身不实行完全民主化，仅有“闽粤自治”也不足以解开“台湾死结”。台湾的联邦制度、港澳的准联邦制度、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陆其他省份的州府自治制度，各种不同的地方制度可以并行不悖，但都要遵循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将是一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政治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政的施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仅与个人有关的事，由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仅与一个社团、社区、地方（统称为人群）有关的事，由该人群自行决定，这就是自治的原则。与一个国家所有人有关的事，由全体选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原则。上述三个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就事论事地不断审核与界定上述三原则的各自有效范围。 　　 　　　　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现行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在这里要提出未来中国宪政体制的 “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可以在个人自由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社区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法院、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应根据位序原则来处理涉及人权与主权、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纠纷。 　　 　　 上述第四原则关注的是自由、自治、民主在广义民主价值体系中的相对权重与优位次序，而不是在实行政治转型中的时间先后顺序。我注意到，作为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的稼祥提出了“先自由化，后民主化”的战略，作为联邦主义者的稼祥则提出 “先联邦化，后民主化”的战略，稼祥似乎对当下就实行民主存有一种深切的忧虑。我不赞成“唯民主论”和“（民主）制度决定（一切）论”，也不赞成作为实行民主前提条件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教育）素质决定论”，但尊重体制内外所有提出负责任和具有建设性的民主化战略的人士。我期待稼祥在下一本书中，能够奉献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化系统思考的结晶，并与不同意见展开积极与深入的对话。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5%AE%AA%E6%94%BF%E4%B8%89%E5%85%83%EF%BC%9A%E8%87%AA%E7%94%B1%E3%80%81%E8%87%AA%E6%B2%BB%E3%80%81%E6%B0%91%E4%B8%B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