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2月3日重庆“主流媒体”、“门户网”华龙网头版头条看出文章《薄熙来在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会上指出: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 提升市民的整体素质》。文中显示薄熙来说：“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可见重庆方面确实了出问题，薄熙来自爆“出事”，已经乱了方寸。 重庆“主流媒体”、“门户网”华龙网将薄熙来讲话的文章头版头条挂了一天了。 原文： 薄熙来在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会上指出: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 提升市民的整体素质 2012年02月03日 22:41:55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薄熙来在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会上指出      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提升市民的整体素质     华龙网讯 （记者 肖竹）2至3日，我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宣传战线的同志不是当“吹鼓手”，而要成为“思想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推动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服务重庆的科学发展。市领导何事忠、翁杰明、陈雅棠、谭栖伟、谢小军参加会议。       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市人民精神振奋、发奋图强。这其中，不仅经济战线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有实绩，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很有创意。通过报刊、电视和各种宣传媒体，广大市民更多地了解、认知我们的山城，并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与更大的勇气和智慧。3200万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就事无不成！       薄熙来说，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就是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即时时、事事“以人为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而激发人的精气神，共同参与伟大的事业！我们宣传战线的同志就是在做人的工作，通过大量健康、有益的信息武装人、改造人、提升人。老话讲，“人心齐，泰山移”、“众志可以移山”，宣传战线的工作不可小视，这是个“硬”碰“硬”的任务。信息本身虽然是“软”的，但它产生的作用却是“硬”的。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 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需要精气神。一个地方如果只是按照惯性、盲目地往前走，不大清楚目标，也不清楚为啥干，走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没劲了，人心也就散了。这些年，重庆之所以能高歌猛进地发展，就是因为市委精心谋划，市府全力推进，人大、政协不仅依法监督、建言献策，还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政协委员助推发展”等活动，全市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焕发出了奋发进取、求真务实、顽强拼搏的精神！这其中，宣传战线发挥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如果市民的整体素质能不断提升，这个城市的机会就层出不穷，前途就无可限量！而宣传工作恰恰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报刊也好，电视也好，其实都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还教育着下一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终生难忘。所以宣传工作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地位重要，能管人，能查人，能决定人的“命运”，宣传部长没啥，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在我看来，宣传部长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全体市民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方向。        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薄熙来说，这些年，我市宣传工作导向正确，形式活泼，有声有色，市委很满意。报社的工作更深入，报道更接近民众，可读性也更高，配合市委、市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重庆卫视办得好，我本人就是重庆卫视的热心观众。比如，卫视的《记忆》、《信念》、《品读》、《十大民生》、《五个重庆》、《共富大家谈》、《重庆好人》等栏目，办得都不错，能拿人！卫视还取消了商业广告，也是一大革新！人生有限，转眼就到退休，可不要小看了业余时间。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但有些电视节目，或轻歌曼舞，或制造些笑料；或中庸之道，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面矛盾、坚持正确的东西……看这些节目真是消磨时光，一点知识也不长！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主席一生博览典籍，深入思考，融会贯通，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引导。60年代初，毛主席就主张高级干部要读读柳宗元的《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真是发人深省，也令人警醒。咱重庆卫视的不少栏目很有看头，办得有特色、有深度，也有吸引力。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市内外朋友也喜欢。坚持走下去，会越办越精彩。        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       薄熙来说，宣传系统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既有思想又有实践经验，要多研究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早上起床、吃饭，然后到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报纸，晚上回家跟老婆孩子叙一叙，一天就这么打发了，真是可惜。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我看，首先要思考，人区别于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思考能力。       薄熙来说，当代中国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讲“在其位、谋其政”，怎么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呀？你的优势何在，如何后来居上呀？发展经济与改善环境、促进民生又是什么关系呀？等等。对此，一些同志认为，必须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把GDP做大了，就什么都好办，“兜里空空万事难”，小平同志不都讲“发展是硬道理”嘛！这些话看似有理，其实曲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没有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深意。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要自始至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人认为，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改善环境，因为环境改善了，走到哪儿都干净漂亮，外商就愿意投资，就更能发展。这比单纯追求GDP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改善民生提上日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改善民生，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走的是什么路子呢？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发展经济、优化环境、改善民生，三者同期推进，走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在我看来，它们之间不仅相互不扯后腿，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几年干下来，我们心里越来越踏实，可以说，这条路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市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已开建28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11万户完成配租，而且都是花园小区，农民工、低收入群众，发自内心地喊共产党万岁！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喝一杯奶，还有营养午餐；大规模推动危旧房改造，提高了原住民人均居住面积。环境改造方面，“3年种了30年的树”，还多是香樟、银杏和桂花等大树、好树；城市立面整体改造也基本完成……一些同志曾担心，改善环境与民生花这么多钱，经济会不会受影响呢？事实是，重庆这些年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去年，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均名列前茅；利用外资从2007年的10亿美元增至100多亿，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达50亿美元；还无中生有，打造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达产后将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      薄熙来说，重庆的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不到800亿，去年已达2900亿，这说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战略上讲是科学的，是让“消费这架马车使上了劲儿”，是在具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       薄熙来说，关于以上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你们不仅把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办得挺好，而且交了很多海内外媒体的朋友，他们很多人思路开阔，有眼光，对重庆的实践有所理解，还帮我们解疑释惑，不仅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宣传战线的职责是什么？我看不是作“吹鼓手”，而应是“思想家”。我们希望，对一些重大课题，你们能深入观察，认真思考，发现问题，找出办法，及时给党委和政府提出有益的建议，共同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        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薄熙来说，对于宣传工作的内涵，有人简单理解是为了稳定，为了宣传当地党委、政府的成绩，为了让百姓在茶余饭后有娱有乐。这些都没错，但宣传的内涵与价值远不止于此！宣传体现着我们党的主张、民族的精神、群众的需求。它应该告诉群众，我们要向何处走，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去实现。人不能没有灵魂，城市也不能没有“主心骨”和“精气神”。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薄熙来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紧紧扣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宣传工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到现在的重庆，就是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年，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民生10条”、“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都是实实在在，符合大众需求的。事在人为，贵在坚持，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重庆就前途无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越是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工作，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这就用得着那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毛主席有句话令人刻骨铭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这句话，宣传战线的同志要牢记于心，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要怕人说三道四。比如对“唱读讲传”，有人说我们“左”了，“偏”了，其实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越是敢于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重庆在高举先进文化大旗的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大幅改善，他还有什么话说？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不是无事生非吗？真正有思想深度和理论素养的人，也看不上他们那一套。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去年参加重庆红歌会时，也兴致勃勃，可劲儿地鼓掌。       薄熙来说，有些人对革命的、共产党的、红色的文化，从内心里不认同，千方百计地反对，谁要讲共产党的好话他就反对谁！有些人想利用舆论来干扰我们，影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而我们队伍中，确实也有少数人或因思想糊涂，或是自作聪明，左右逢源，哗众取宠，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中央的政策！当年，无数革命先辈，包括江姐、许云峰等红岩志士，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英勇奋斗，历尽牢狱之苦，无所畏惧地走向刑场。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重庆人民寄予厚望，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主旋律，切实提振精气神，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做贡献！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进入专题 ： 文化大革命    ● 何与怀 （ 进入专栏 ）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 》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数据，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X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

薄熙来：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 原标题：薄熙来：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造谣 作者： 来源：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4 10:31:49 阅读量：239次     2至3日，重庆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宣传战线的同志不是当“吹鼓手”，而要成为“思想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推动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服务重庆的科学发展。 　　 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市人民精神振奋、发奋图强。这其中，不仅经济战线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有实绩，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很有创意。通过报刊、电视和各种宣传媒体，广大市民更多地了解、认知我们的山城，并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与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薄熙来说，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我们宣传战线的同志就是在做人的工作，通过大量健康、有益的信息武装人、改造人、提升人。老话讲，“人心齐，泰山移”、“众志可以移山”，宣传战线的工作不可小视，这是个“硬”碰“硬”的任务。信息本身虽然是“软”的，但它产生的作用却是“硬”的。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如果市民的整体素质能不断提升，这个城市的机会就层出不穷，前途就无可限量!而宣传工作恰恰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报刊也好，电视也好，其实都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还教育着下一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终生难忘。所以宣传工作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地位重要，能管人，能查人，能决定人的“命运”，宣传部长没啥，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在我看来，宣传部长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全体市民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方向。 　　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薄熙来说，这些年，我市宣传工作导向正确，形式活泼，有声有色，市委很满意。报社的工作更深入，报道更接近民众，可读性也更高，配合市委、市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重庆卫视办得好，我本人就是重庆卫视的热心观众。比如，卫视的《记忆》、《信念》、《品读》、《十大民生》、《五个重庆》、《共富大家谈》、《重庆好人》等栏目，办得都不错!卫视还取消了商业广告，也是一大革新!人生有限，转眼就到退休，可不要小看了业余时间。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但有些电视节目，或轻歌曼舞，或制造些笑料;或中庸之道，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面矛盾、坚持正确的东西……看这些节目真是消磨时光，一点知识也不长!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 　　薄熙来说，宣传系统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既有思想又有实践经验，要多研究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早上起床、吃饭，然后到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报纸，晚上回家跟老婆孩子叙一叙，一天就这么打发了，真是可惜。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我看，首先要思考，人区别于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思考能力。 　　薄熙来说，当代中国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讲“在其位、谋其政”，怎么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呀?你的优势何在，如何后来居上呀?发展经济与改善环境、促进民生又是什么关系呀?等等。对此，一些同志认为，必须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把GDP做大了，就什么都好办，“兜里空空万事难”，小平同志不都讲“发展是硬道理”嘛!这些话看似有理，其实曲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没有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深意。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改善环境，因为环境改善了，走到哪儿都干净漂亮，外商就愿意投资，就更能发展。这比单纯追求GDP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改善民生提上日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改善民生，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走的是什么路子呢?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发展经济、优化环境、改善民生，三者同期推进，走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在我看来，它们之间不仅相互不扯后腿，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几年干下来，我们心里越来越踏实，可以说，这条路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 　　薄熙来说，重庆的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不到800亿，去年已达2900亿，这说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战略上讲是科学的，是让“消费这架马车使上了劲儿”，是在具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 　　薄熙来说，关于以上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你们不仅把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办得挺好，而且交了很多海内外媒体的朋友，他们很多人思路开阔，有眼光，对重庆的实践有所理解，还帮我们解疑释惑，不仅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宣传战线的职责是什么?我看不是作“吹鼓手”，而应是“思想家”。我们希望，对一些重大课题，你们能深入观察，认真思考，发现问题，找出办法，及时给党委和政府提出有益的建议，共同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 　　 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薄熙来说，对于宣传工作的内涵，有人简单理解是为了稳定，为了宣传当地党委、政府的成绩，为了让百姓在茶余饭后有娱有乐。这些都没错，但宣传的内涵与价值远不止于此!宣传体现着我们党的主张、民族的精神、群众的需求。它应该告诉群众，我们要向何处走，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去实现。人不能没有灵魂，城市也不能没有“主心骨”和“精气神”。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这些年，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民生10条”、“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都是实实在在，符合大众需求的。事在人为，贵在坚持，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重庆就前途无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越是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工作，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这就用得着那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毛主席有句话令人刻骨铭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这句话，宣传战线的同志要牢记于心，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要怕人说三道四。比如对“唱读讲传”，有人说我们“左”了，“偏”了，其实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越是敢于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重庆在高举先进文化大旗的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大幅改善，他还有什么话说?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不是无事生非吗?真正有思想深度和理论素养的人，也看不上他们那一套。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去年参加重庆红歌会时，也兴致勃勃，可劲儿地鼓掌。 　　薄熙来说，有些人对革命的、共产党的、红色的文化，从内心里不认同，千方百计地反对，谁要讲共产党的好话他就反对谁!有些人想利用舆论来干扰我们，影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而我们队伍中，确实也有少数人或因思想糊涂，或是自作聪明，左右逢源，哗众取宠，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中央的政策!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重庆人民寄予厚望，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主旋律，切实提振精气神，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做贡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用先进文化引领发展,发展将呈现境界之美;用先进文化浸润生活,生活将呈现细节之美。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以文化高地建设引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了发展的境界,创新了发展的思路,聚集了发展的合力。2011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6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都位居全国第一,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市民安全感指数和市民生活满意度也位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重庆还被一些国际知名媒体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亚洲最佳投资城市”和“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 　　“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也是抓民生、抓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重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 　　 “思想解放”催生“内陆开放高地” 　　文化的高度,决定发展的高度。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只有文化才能让人类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只有‘以文化人’,人的素质和境界才能全面提高,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11月24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主题演讲。几天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又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专题讲座。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和文化品位。市委中心组举办的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系列讲座,从此成为“受欢迎、起作用、有实效”的“思维盛宴”,使“理论之树常青,创新之泉常涌”。 　　市委中心组学习是引领重庆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发动机”和智力引擎。2008年初,薄熙来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动员会上,提出要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中央对重庆的要求这“三把尺子”,“量”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三把尺子”使全市干部群众的头脑更加清醒。查找差距、“加塞”学习成为时尚,“5加2”、“白加黑”成为常态,重庆跨越式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创新。学习过程既是提高认识和水平的过程,更是解决问题、科学发展的过程。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常委会定期确定重点课题学习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市委全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内陆开放高地”和“文化高地”、“文化强市”,成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 　　重庆市委精心办好中心组学习这个“干部队伍建设示范班”,着力解决“不敢解放思想”、“不愿解放思想”和“不会解放思想”的问题,将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的直辖市。 　　2011年,重庆外资投资实际到位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增幅全国第一;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350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增幅全国第一;完成海外投资60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这三项令人惊叹的指标,标志着重庆已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唱读讲传”形成“干群和谐如一家” 　　古人讲:载舟覆舟,可畏惟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政权的核心就是人心,一个政权稳定与否就在于人心向背。得人心,有两个方面极其重要:一是执政者能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都理解你的政策。执政者不仅要懂得自己应该干什么,而且要让广大的民众知道你在干什么。大到国家,小到城市,都是这个道理。 　　干部队伍的境界,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境界。重庆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变生硬说教、简单灌输为潜移默化地感染,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使广大干部群众由被教育对象变为自我教育的主体。由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策划,市委宣传部每月编辑出版的《读点经典》丛书,选取古今中外诗词佳作,开本小巧,好读好带,很快成为深受干部群众喜爱的“口袋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编辑出版37辑,单辑发行量超过70万册,并成为一些兄弟省市领导干部的“必读书”。 　　“唱读讲传”强化“公生明,廉生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理念,培养了各级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大智慧”,奠定了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人文基础。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先后召开了8次全委会,次次都关乎民生。会委会相继作出了“五个重庆”建设、“民生10条”、“共富12条”、“民主法治15条”等重要决定,形成了重庆科学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全市各级干部不当“和稀泥”的瓦匠,不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木匠,人人争当“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迎难而上“硬碰硬”的铁匠,一心一意谋发展,俯下身子为民生。 　　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在基层党组织建立“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三项制度;同年,启动“干部大下访”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形式,带着感情、责任、法律、政策下访群众,推动矛盾大排查,问题大解决;2009年,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 　　3年多来，重庆干部累计走访群众5026.3万户次，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结穷亲”57.6万户，投入127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27万余件。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草鞋作风”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和谐如一家”的鱼水关系。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干群关系“好”或者“很好”的重庆市民，已经由3年前的56.2%上升到2011年的75.8%。 　　 文化民生培育城市“根与魂” 　　最宏大的文化工程，在社区的楼栋院坝里;最美丽的文化风景，在居民的举手投足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重庆提出了“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大学生中开展“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以建设“民生国企、责任国企”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积极培育重庆城市精神，实现了文明城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全覆盖，创新开展了餐桌文明大行动，推进户外公益广告建设，坚持每年评选“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和道德模范、美德少年、“雷锋式警队”、“白求恩式医院”。 　　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山村小学任教，在讲台上坚守到癌症晚期的“80后”“最美山村女教师”曹瑾;20余年资助300余名农村贫困学生，自己至今居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水泥厂普通职工郑书明……一个个践行核心价值的动人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凝聚着城市的精神，催生出知荣辱、守法纪、讲诚信、树新风、做好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文化要贴近人心，文化设施要贴近普通市民，实现在“惠民”中“慧民”。2009年，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将文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重庆市委全委会又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介绍，近5年来，全市预算内文化投入每年都明显递增，文化设施建设已累计投入300亿元，每年的经常性文化运行支出也由5年前的5亿元增加到了近30亿元。全市实行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大投入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础。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城镇“15分钟文化服务圈”、农村“半小时文化服务圈”，基本建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财政每年为远郊区县划拨3000万元，兴建了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四大件”。从主城区征收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照每平方米4元用于街道文化中心建设，累计建成街道文化中心100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169个。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914个，配套村文化活动室8967个，标准农家书屋5400个，文化大院12000户。2010年以来，累计投入7.3亿元实施“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工程，安装广播终端6万个、直播卫星接收设备90万套，发放彩电11.4万台，解决了500万人口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播“响在了老百姓的耳朵、通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遍及城乡的群众大舞台，是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广泛开展的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戏剧、送展览、送春联等“六送”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实现了从“文化吃饱”到“文化吃好”的跨越。 　　贴近时代，经典才有魅力;把握市场，文化才有活力。2005年，重庆以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为着力点推进专业文艺院团改制，“第一个吃螃蟹”的市歌舞团整体转制，划入重庆广电集团。市财政对市级专业文艺院团的扶持从“养人”转为“养事”，按演出场次进行补贴，鼓励和引导院团贴近演出市场，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委宣传部牵头拍摄和重点组织创作的《周恩来在重庆》、《记忆之城》、《解放大西南》、《医者仁心》等50余部影视剧作品，成为立足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彰显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