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 “去年二三月，北非地区出现的广场革命浪潮，中国一度也掀起‘中国版茉莉花革命’疑云，以互联网为工具，号召群众在中国各大城市集会的召集活动，最终被证明为虚惊一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北非革命对中国民众的心理暗示不容小觑。适巧，去年年中以后，中国各地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出现上升趋势。一般而言，对稳定形势的担忧，会导致政治领导层趋向保守，提高防御心理与加紧意识形态掌控。”“在保守与推进改革之间的判断拿捏，将是这几年里外界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焦点”。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王先强的评论称：“刚踏入今年元旦，河南安阳市就有数千人走出来，抗议官家没有监管民间集资，招致百姓损失惨重，有人高呼‘向我开枪’；2日，是福建晋江市千名回民上街，为讨回失地，游行抗议，且是仿效乌坎村的抗争精神，打出‘向乌坎学习’的旗号；4日，四川成都市万名钢铁工人罢工上街游行，要求涨工资”。“今年的‘群体事件’一定比去年更多，声势也更浩大！”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中国仍处于适应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对这类抗议活动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还不太清楚，也没有形成解决它们的娴熟模板。抗议活动在中国带来的不安仍大于其它国家。”“‘阿拉伯之春’带来了一些人将那些全球化中‘失败小国’与中国的错误比较，认为中国的一个具体抗议，也有可能获得‘阿拉伯之春’中的奇特力量。中国必须戳破这个气泡，当前社会与政治相关的各种争议才不会变形，公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才会真正变得坚定不移。”“没有什么在中国是不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细节能够压倒中国的全局。”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在全球各地辞旧迎新之际，内地却以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揭开新年序幕，意味着神州今年将烽烟四起，国无宁日。”“连串维权事件，印证了美国《外交杂志》去年末指2012年中国社会动荡将真正开始的预言。”“毋庸置疑，今年是中国政局的关键一年，本月台湾大选的结果，对两岸关系势必产生深远影响；年底中共召开十八大，‘胡温体制’成为历史，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能否顺利接班，并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及民生等诸多问题上，顺应民意，有所作为，更是中外关注的焦点。‘胡温体制’治国近十年，内地虽然在经济上能保持较高速度发展，但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内地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官商勾结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因分配不公而积聚的民怨不断加深，官民冲突此起彼伏。当局口口声声让老百姓有‘幸福感’，但政策却向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严重倾斜，民众成了崛起大国的‘弃儿’。更不堪的是，基层政权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现象愈演愈烈，当局对此熟视无睹，却以‘维稳’为名，用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对付提出合理利益诉求的民众，不断丧失执政的根基。”“如何响应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诉求，是对中共十八大后新领导班子的严峻考验。”

在公共交流、讨论和共识形成过程中实现的 公民教育 ，它必须以 民主 宪政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为条件，因为它本身就离不开公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交往和自由参与。——《 公民教育 · 民主 政治·爱国主义》 公民教育 不是填鸭式的 …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打压策略是有效的，因为中国政府毕竟避免了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2011年茉莉花浪潮确实没有波及到中国，但是，没有迹象显示，茉莉花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观之，将2011年说成是中国经历重要转折的一年也许并不为过。 “中国模式”的破灭 这一年，中国无论是在其亚洲周边地区还是在对美欧关系上均受到强大压力。中国外交在南中国海触礁，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战略防务目标明确指向中国。曾经在外交上刻意容忍中国的欧盟如今也在人权问题上摆出强硬姿态。与此同时，7月份的动车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国内，但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目睹了被认为属于中国奇迹的中国铁路高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对于世界舆论说来，2011年的中国动车事件意味着片面追求速度的虚妄，“中国模式”的破灭。对于不少的羡慕中国效率和批评西方民主不足的西方人说来，如果效率意味着劣质和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专制有利效率的梦于是破灭。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的速度充其量不过是毛时代的大跃进的重演而已。 群体抗议成为社会日常景观 从另一角度，对内的打压并没有遏制住中国社会冲突的加剧。官方的打压促进了社会的觉醒，日益增多的民众看到了社会的不公，看到了制度腐败的不可救药。不少人走向绝望，更多的人走向了反抗。2011年是中国维权意识空前明晰，维权热情空前高涨的一年。由北至南，从西到东，族群维权、工人罢工、商人抗税，失地农民争地，公民反对污染，动辄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示威者群起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散步、静坐、示威、抗议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日常景观，中国社会俨然已呈燎原之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广东乌坎村惊天动地的民主革命。乌坎有组织的民主维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主革命，因为乌坎事件包含了理性、和平、自治、民主、权力转移等多种民主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将乌坎同20年前的捷克“天鹅绒革命”相比，除了乌坎仅仅是中国中央政权之下的一个小小的村镇之外，乌坎完全具备同天鹅绒革命相比的条件。也许，有人说，乌坎人并没有彻底割断对中央政府的幻想。但这正说明了乌坎人的理性。 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一样，如果没有全中国势如燎原的维权大潮的支撑，如果没有中国互联网乃至整个世界舆论的支持，乌坎革命不可能取得阶段性成功。天鹅绒革命的最后成功，有赖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同理，乌坎人现在绝非高枕无忧。如果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乌坎村在新的一年里起来集体维权，有更多的个体站出来支持艾未未，声援陈光诚，那么乌坎革命的最后成功就会指日可待。  

张鸣：金字塔上的歧视 · 汪洋： 利益集团 是改革阻碍. 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王德邦：“乌坎事件”的来路与去向. 作者: 王德邦. 公权力肆虐，公民权利缺失，正义救济无路的现实，正是 腐败 与独裁的集中体现，正是乌坎事件的真正来路，也是 中国 整个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 开启政民互动、协商谈判之途， ..

法广： 这次发生的乌坎事件在中国影响很大，其实在外部世界影响也不小，尤其在西方。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乡村民众起来自我维护权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您写的一篇文章“乌坎是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在您看来，乌坎事件有什么特点？ 笑蜀： 最明显的特点我觉得是村民在集体抗争时表现出的那种少有的高度团结；第二点就是有很高的组织水平。9月21号他们的抗争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危害就表现在某种程度的失控，这种失控就在在9月21号表现了出来。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村临时理事会。据村民们自己解释，是当地政府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而且还给他们领头的人发了工资。那么，不管是不是地方政府的授意，这个临时理事会肯定是起到了组织的作用，体现出了有组织的优越性。有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不让整个事态失控，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效果。第三点，我认为他们不仅有组织，而且还有领头人。9月21号之前是没有组织的、容易失控的，没有一个领头人。9月21号之后，就有了一个领头人，这个人就叫林祖銮。这位先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通过他就把村子里的力量凝聚了起来。然后能够有理、有节地抗争。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才能够使整个抗争变得非常有序。这种秩序表现在比方说11月21号，村民上街游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村民有自己的“维安队”。这个维安队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维持整个游行的秩序。不让这个游行发展成一场暴乱。 同时也由于有组织，有领头人，所以后来同政府谈判的时候，能够很容易找到谈判对象。政府后来能够跟林祖銮、跟村民理事会谈，使得整个的谈判成本、沟通成本很低。所以能够迅速地发生作用。我们知道，20号形势还非常紧张，21号早上谈判，一谈判，形势马上缓解。因为一个是一夜之间就找到了谈判对象，谈判对象是具体的，明确的。这就是这次乌坎事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过去所有的民间跟政府的博弈最大的问题在于民间一方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既找不到谈判对象，而且民间在整个抗争过程中没办法自律。没办法自己管理自己，因为无组织，谁也管不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现象。 法广： 那么，乌坎的村民怎么能够组织到这种地步，就是说乌坎事件爆发也是一种自发式的，自发式的抗议，自发式的反抗。就和中国发生的很多维权运动和事件是很近似的，理由也差不多。为什么乌坎人能够组织了起来？ 笑蜀： 乌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他的特殊性。首先我认为在于他的宗族的力量。乌坎有一种强大的民间自治的力量，这种民间自治的力量首先就表现于宗族的力量。过去总把宗族跟落后的、专制的宗法制度联系起来。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的宗族的力量是能够跟现代化、跟现代文明对接的一种力量。过去的宗法制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他往往就是一家独大。比方说一个村子里，就一家大姓，这个大姓说了就算，这个大姓就控制了整个村子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资源，其他的小姓小族就会受到压迫，这就形不成一个共治共和的形态。但是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自然村了，现在的村子都是行政村。一个行政村合并了很多自然村。比方说乌坎，乌坎村就是一个行政村，这个行政村合并了47个大姓。13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可能再有过去那种一姓独大的那种状态，就必须多个宗族共治，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治和共和，这种共治与共和跟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理念并不违背，同时它又是一种本土的、强大的、自发的、自治的力量。乌坎后来能够变得那么有组织，那么有序，不是有一个外来的力量，也不是内部有一小撮人去别有用心地去组织的。它就是由这13000村民自发的、从来就有的那么一种自治的力量和自治的机制，自然而然地在起作用，这个自然而然地起作用的那么一个力量主要就是一个宗族的力量。 法广：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当局的表现。您的文章中已有很多的分析，您把广东高层和汕尾当局做了一定程度的区别。那么，就广东高层而言，我们从所谓“朱六点”变成“朱五点”看出，其实高层也是在变化的？ 笑蜀： 我现在不认为我那个判断完全是正确的，我当时是限于我当时的信息条件。后来我看到互联网上汕尾市委书记郑燕熊的一个讲话的原文，我觉得我原来对汕尾市委和市政府的估计有偏差，他们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 中国政治是非常微妙的，不能只看纸面上的表态。它可能有很多别的我们看不见的因素再起作用。比方说，乌坎事件到底如何处理，绝不仅仅是汕尾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广东的事情，它是一件全国的事情。在处理乌坎这一事件上，汕尾当局，广东当局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就乌坎论乌坎。他们必须考虑全局，考虑他们的上级，他们的同行，他们别的省的同行会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顾忌，这会影响到对整个事件的处理。 法广： 您这篇文章说乌坎是中国必须要闯过去的一个坎。那么，闯过这个坎，中国就进入一种更有意思的进程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各地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事件，官方把它叫做“群体性事件”。您对此比较乐观还是悲观？具体讲，第一，您觉得乌坎这个坎闯过去了没有？这个坎有多大？第二个，中国现在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局势？从国外看去，中国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件，但乌坎的结果相对来说是一个亮点。 笑蜀： 我现在不能断定乌坎这个坎已经闯过去了。因为乌坎这个事件还没有走到尾声。现在看来广东省委处理这件事是非常用心的，决心看起来很大。但是，事件的发展有很多别的因素，所以以后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就这个事件本身而不是它的扩展意义而言来讲，无论说它跨过了坎，还是没有跨过去，我认为都为时尚早。我不想做预言家。至少目前来看，所出现的转机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以后的发展还要观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大的形势来看，说乐观或悲观都简单了。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现在早已进入了一个用官方语言来说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高发期。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民众普遍抗争的时代，一个抗争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里指的只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而不讲社会发展，不讲权利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是以社会的不发展、权利的不发展作为代价的。权利的不发展，社会的不发展，就这样积累了30年，现在到了临界点了。过去所积累的种种问题不可能再压得下去，所有这些问题到了临界点后都会一个一个爆发。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爆发期，我说的普遍抗争期。这个普遍的抗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争权利，不是争权力，是争公民权利的时代。而不是改朝换代，争政治权力的时代。为自己争权利，争自由。工人争工人的权利和自由，农民争农民的权利和自由，退伍军人争退伍军人的权利和自由，每行每业争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那么一个大时代到来了。乌坎在这个意义上，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就是说面对这么一个时代，制度怎么去应对？我们现在这个制度是一个零博弈的制度，是一个绝对静态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不适应动态博弈，不接受动态博弈，不允许动态博弈。因此，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弹性的制度。对权利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它没有任何弹性。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所以的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那么，对权利发展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与不允许权利有发展，不允许社会有发展的那么一个零博弈的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和冲突。乌坎在这一点上，它表现了一点松动。这就是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所在。表现了一点弹性。当然，这点弹性和这点松动够不够，我不知道。 法广： 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能不能代表一种趋势，但已经有了松动本身就很重要，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笑蜀： 对。起码它开了一点头，在这一点上它有突破，有破局的意义。但它能不能像你说的形成一种趋势，产生一个示范效应，我不知道。就这点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不管它在事实上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大趋势，起码它应该成为一个大趋势。 这个制度必须要适应权利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它必须要过乌坎这个坎 ，制度要闯过这个坎，什么坎，就这个坎，就是要适应权利的发展，去满足权利的发展。要让自己变得有弹性，用这种博弈，用这种公民争权利、争自由的那么一个运动来调整、来改变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够适应公民的权利的发展。 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争权利争自由的时代，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公民权利运动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坎。跨过这个坎，那么中国就可持续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都会有进步。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权利的发展，那么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制度的瓶颈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如果这个坎跨不过去，那么将来终究有一天，要面对一个公民的权利和那个不容忍公民权利发展的两大体系之间的决战的状态。 法广： 也许是革命？ 笑蜀： 对，也许是革命。不排除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