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

法广 | 要闻解说: 乌坎村民集体继续与官方对抗的启示

就在昨天12月16日,乌坎村6000多个村民在空地上搭起灵堂,为薛在警察拘押下猝死的村民代表薛锦波召开追悼会,在“头七”的悼念日里,不过,当地政府却依然拒绝死者家属领回遗体。据了解,这是因为当局要求村民签字承认薛锦波死因的官方说法,否则就不会发还遗体。 据官方公佈的尸检报告说,薛锦波死于心脏病突发,没有外力致死的迹象。但是家人和村民质疑,看过薛锦波遗体的家属说,遗体上遍体鳞伤。原安徽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沈良庆对《希望之声》指出,只有经过司法调查才能确定薛锦波的死因,但中国的司法既不独立也不公正,所以结果只能是没有答案。不过,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沈良庆表示,刑讯逼供是可以造成身体大面积受伤后,出现疼痛性休克,最后导致受刑人死亡。 也有消息说,警方正在和薛锦波的哥哥谈判,问家属要多少钱。薛家坚持不要钱,要遗体入土为安。就此一情况本台记者杨梅今天电话联系到乌坎村一位村民,他对本台表示,当地政府并没有说明死因,只是说薛锦波是自然死亡。他还听说当局要给薛锦波家人一千万,但薛家拒绝,只希望要回遗体。 另外,香港媒体大多以“空棺出殡”形容追悼会。例如《明报》写道,数千名村民随后在村内集会,他们轮流上台讲话,一方面悼念薛锦波,另一方面继续批评当局官商勾结,非法征地,要求中央政府介入调查事件,并质疑当局将他们当暴民办的恶劣行为。 目前,乌坎村村外都被大批警力包围,据本台法语组的报道,出入村庄的人都要接受检查。因此,今天接受本台采访的村民特别呼吁外界关注他们的情况,他说,乌坎村征地情势非常严重,许多土地都被村官变卖了,乌坎的村民仅仅是想争取自己应有的利益、取回自己原有的东西,但反而被警方殴打或逮捕,这真是冤枉 ! 征地纠纷至今已经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获得解决,政府每次都说要解决,但每次都欺骗村民,希望外界媒体更多关注乌坎村事件的发展,时时作出真实的报道。 现在,再让我们引用一名海外关心乌坎事件的网民的评论来看这个事件所带出来的省思。他在互联网上写道,“乌坎的抗议起源于2009年一个“爱国者一号”的匿名QQ号和他/她的一张传单,之后在QQ上发展出了1000多人的QQ群,他们一直热议土地、民权等各项问题,且将国际人权宣言放到QQ群上,还编制了自己的群歌 ,也成立了“乌坎热血青年团”,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其中的勇士14次向各级请求公平公正的土地权,但得不到解决。因此联合50人准备召开村民大会,最终却发现在2011年9月21日当天来了5000村民(全村共 13000村民),后面的事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位海外网民继续写道,“整个过程说明公民意识在年轻一代人身上逐渐觉醒了,而且今天的年轻人(90后和00后)不需要上大学也知道要平等的权利,这和89年64运动不同,那是只是学生在呼喊,而且明显显得比今天的年轻人稚嫩。这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希望,更希望国际媒体多多关注中国的发展。今天政府虽然在国内禁言禁声,但是如果国外有声援, 也同样给他们压力,让他们不敢再次屠杀呼吁公民权的正义示威人士。”最后,他总结说:“所以,我看到的是:中国在愚民教育22年后,年轻人找到了其他途径争取公民的权利,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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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乌坎    从“为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 社会治理转型须加速

2011年12月29日 13:52:10   2011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从年初到年尾,从浙江到广东,关于土地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且不乏失控导致官民剧烈冲突、酿成悲剧之实例。     一国之大,事情千头万绪,这一年中,美国金融危机复苏进程缓慢而脆弱,欧债危局风波不断,中国经济则遭遇内外压力出现增长乏力。不过这些事情,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都未必有发生在村庄里的几次冲突来得直接和猛烈,直指执政基础。     回顾诸多群体性事件,莫不是村民原本简单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视、回应,而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后成为全国、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反映出旧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滞后、固陋,新形势下,如果继续维持强力维稳的管理思维,继续用钢板强压民怨蒸汽,而不及时加以调整,内压过大,则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这句警告可谓老生常谈。可无论是年头的浙江乐清事件,还是年尾广东乌坎事件前期的处理手法,以及中间短短一年全国各地类似的事件,均在显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执政 理念 转型路途艰难。“一小撮”、“不明真相”、“煽动”、“海外敌对势力”等字眼反复出现在乡村事件的官方词汇里,成为官方强力铁腕维稳的例牌理由。而由于无法真正沟通的基层管理模式,助推一个个乡村冲突不断发酵、升级,最终造成一个个备受关注的激烈群体性事件。这似乎也成为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一种最惯常的演化模式。     乌坎事件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深刻地指出,“乌坎事件看似偶然,但也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乃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部分矛盾的集中体现。     客观存在的矛盾,之所以通过偶然的事件,滑向必然的剧烈爆发,集中反映了现行中国社会治理的失衡。汪洋对这个问题的剖析同样深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是我们工作& LS quo;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所谓‘一手硬一手软’,指的是用强政府推进经济增长,而对社会管理重视不够。总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遇到社会矛盾,遇到群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抗争的时候,只是一味地用‘硬道理’压制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这次事件表明,只有发展和群众权益都硬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2007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本月中旬,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     要真正和谐,必须转换社会治理思路乃至执政思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要转,朝哪个方向?不久前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维稳办在广州召开“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结合近期发生的汕尾乌坎事件发表讲话,提出“要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指出“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干了好事,群众也并不这么认为,这里就需要改变工作方法,让群众自己去商量去做主”。这一表态,无疑给社会治理转变思路提供了新的方向。     实际上,从网络问政到降低社会组织门槛,提出让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发挥作用而改变过去政府垄断一切包办一切的做法,2011年可谓广东社会管理创新元年,而乌坎事件解决思路,让我们看到社会管理创新落地的可能和愿景。当然,如何由民众做主,需要一系列复杂系统的配套规则和法律法规,正像朱明国在会议中所提出的,要不断完善和强化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在推行村(居)委事务民主听证制度基础上,建立完善村(居)委事务民主协商机制,要继续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途径,逐步建立基层自治机制和实现基层单位民主自治。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凡是涉及重大利益、重大事项的决策,实行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听证和听证报告公布制度、法律审查等。进一步深化党务、政务、村务、厂务公开,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形成监督机制等,但是无论怎样,各级政府都要学会用对话、谈判和协商的办法化解利益矛盾,并创造一种机制,使官民互动程序化。这都需要及时转换治理思路乃至执政思路。     无论如何,理念转型已正式提上桌面,后续的行动上,期待着广东再次先行。 上一篇: 金陵十三钗:回避苦难,难有真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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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观察: “乌坎经验” 不会成为普遍模式

香港《蘋果日報》署名李平的評論稱:“的確,廣東省委強力介入烏坎徵地問題,緩和了官民對立情緒,避免了流血衝突的擴大及軍警鎮壓,應記一功。但是,當局採用的手法是人治而非法治,其承諾隨時因官員的調遷或態度轉變而失效,境外記者撤離後,官員是否履行承諾不無疑問,而且,烏坎問題只是暫時被壓制,並未解決” 。“要從根本上緩和官民矛盾,要從根本上保障村民的利益,只能訴諸民主、法治的機制,不能寄望於高官良心發現當一回包青天。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其法律、政治地位必須得到尊重、保障,地方官員必須放棄對村委會選舉的操縱;而要讓官員尊重民意,尊重村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更有待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機制的形成” 。 香港《明報》的社論稱:“烏坎事件有其獨特之處,以目前內地仍以防堵打壓對付維權民眾,相信‘烏坎經驗’不會成為普遍借鑑模式。” “官方把這些事件,視為‘經濟社會轉型期矛盾高發的必然表現’,這個斷症,偏離了事態本質。歸納各地類似事件,基層官員貪污腐敗才是根本原因。所以,若內地當局不自欺欺人,則這類事件,將之界定為‘基層幹部貪污腐敗魚肉人民的必然表現’,才符合事實。”“地方的問題錯綜複雜,也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只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真正民主、厲行法治、加強輿論監督,才可以逐漸扭轉這種局面。否則,以內地處於壓力煲吱吱作響的狀態,經濟崛起了,可否持續發展?是一個使全體中國人都忐忑不安的問題。” 香港《蘋果日報》署名張華的評論稱:“今次中共處理烏坎村事件,改用懷柔策略,絕非忽發慈悲,而是村內有10多名外國通訊社及美國、英國、香港的記者,他們目擊村民的抗爭,將村內情況告訴全世界,令烏坎村變成國際焦點。中共以武力鎮壓新疆及西藏騷亂,已飽受抨擊,若連村民和平、合理的抗爭,在外國記者眾目睽睽之下,竟敢使用極端手段鎮壓,必遭國際社會更嚴厲的批評,北京的國際形象必將再受重挫。”“正因有境外記者,他們才有所顧忌,無法關門打狗的血洗烏坎村!” 香港《信報》署名練乙錚的評論稱:“烏坎村的自治組織成立於本月初;其時,村幹部、公安怯於群眾運動聲勢,一個不剩落荒而逃,文件等物品都來不及收拾” ,“它的民主選舉是在整個中國大陸60餘年一黨專政、黨勢大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中共而言,說是晴天霹靂也不為過。” “革命者得天下之後腐化墮落,最後成為革命對象,中國的二十六史,從湯武革命起,大抵就是如此周而復始。及至中共,一個以農民運動起家的皇朝,再一次從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從根基底部動搖了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烏坎事件一葉知秋,向大家提示:中國歷史似乎並未走出毛澤東滿懷自信以為已經走出的‘歷史周期律’。”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社論稱:“明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年份,中共十八大将进行领导班子的大更替,时机点尤其敏感,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涟漪效应。外部环境也不见得轻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延烧,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等的影响已经开始波及东亚,依赖出口的中国已然感受到压力。这些内外因素都意味着中共必须尽快摸索出一条治理新路,以便能集中精力克服发展路途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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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中文网 | 乌坎村民并非为民主抗争,而是为利益

瘦米网摘导读 :乌坎真的是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小岗村”?作者认为,他们的标语有反对独裁、支持民主、还我民权,但也有“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有青天,广东有贪官”“求求汪洋书记救救我们吧”,综合来看,发对独裁的标语只是针对村委会,还我民权的标语也只针对村里的贪官,甚至代议制都在法律框架内。乌坎村民的愤怒,只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抛开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乌坎,一切才刚刚开始 作者/张媛 乌坎为何敏感?不因其是群体性事件——每年因维权而起的群体性事件高达十万余起;不因其有警民对峙、流血冲突——意外事故总是意料之中地出现在由政府强迫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不够敏感,连外媒都觉得稀松平常。 乌坎的敏感,在于其规模、形式和隐喻。 如果用描述暴力革命的手法来描述乌坎,可以写成:一个人口1.3万的村庄,同仇敌忾地团结起来,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维权新篇章;敌人(政府)对其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公然封锁入村道路,企图使其弹尽粮绝而缴械投降;乌坎的民主诉求是时代的伟大进步,政府的不人道行为必将受到正义的严惩。 这火药味像共产党艰苦创业初期的宣传语?乌坎事件中政府和民间都或多或少带有暴力革命式的对峙思维。陆丰市政府最初一直用对峙思维处理事件,抓住村民“打砸抢”“造谣”“妨害公务罪”的错误不放,非得抓几个带头人杀鸡儆猴。不过,乌坎人在对外宣传和申诉中也渲染着对峙式的壮怀激烈:“薛建波离奇的死”如此悲惨因而是政府暴虐的罪证,“乌坎女孩的眼泪”如此楚楚哀婉因而象征民间正义。政府和民间双方在互相“标签化”“敌对化”。旁观者在表达同情时难免也沾染对峙思维,不问事情经过便径直把政府脸谱化为粗暴的镇压者。所幸的是,哪怕是把政府骂成黑手党的人,也顶多只以暴力革命对峙思维说说狠话发泄愤懑,而并不真期待事态发展至革命。 如果用西方媒体的眼光来描述乌坎,或可写成:村民封村自保,设立了关卡和哨岗,与外界隔绝;党组织撤离了此村,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民主选举,实现了代议制;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脱离共产党的控制的村庄,它仿佛一个孤立的民主小国,窘迫地僵持在权威主义国家之内。它的周围包围着上千的武警,有谣言说解放军正在靠近村庄,村民有些恐惧,但仍表示哪怕坦克压过身上也要坚持表达民主诉求。 听起来温和了一些,但有普世价值的味道?也难怪。民主国家好奇的是,权威统治将去向何方,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会不会导致民主;为什么土地纠纷引起的抗议示威在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却一直分散而无法联合成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所以,好不容易这一次乌坎事件有了较大的规模、明确的自组织,他们必定要关心一下社会运动是否可能、民主是否见曙光。 国内的骂声则是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混合体。 人们对乌坎人是“哀其不幸,赞其敢为人先”,把“勇气”“英雄”“先锋”“良知”等等美好的词语贴于其身,赞赏他们在11月的和平抗议的组织化程度、克制理性程度之高,认为他们的抗争对政治改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倒逼,感慨民意的强大和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这些赞美常常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词汇而表达出来。 人们憎恶政府以对峙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但却也不得不“以对峙制对峙”:因为官民对峙已经形成,正义在民间而其处于弱势,人们只能声援民间故而抨击政府。人们对政府是“耻其不仁,怒其死性不改”,骂政府你怎么这么愚蠢?居然还沿用文革的思维,动不动就给抗议者扣帽子说是“一小撮坏分子煽动”“被海外反华势力所操纵和利用”?你不知道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吗?你一定要官逼民反吗? 不过对政府的清一色的责骂中却暗涌着一种潜意识:盼望政府改变处理方式、执政思维,最终官民和解、底层受益。@王小山(微博)在骂完“为政者不能安民,居然诉诸武力,是彻底无能、无智、无耻的表现,下场注定可叹、可悲、可鄙”之后,末尾加了一句“三思而返,还来得及”。@于建嵘则以丰富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和解之道:“刚性维稳”必不可稳,唯有政府心软手软放低姿态才行。所以,在21日广东省委放弃对峙策略,宣布乌坎村民诉求合理,不追究一切过激行为之时,大家都由衷地表示满意释怀。 这些意味着,这不是最坏的时代。人们还可以保持“对峙思维”而不至于“暴力革命”,还可以寄希望于“普世价值”来改良社会。人们还可以翘首以待公民的自启蒙、民主的自发生和政府角色转变,还可以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因为,乌坎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整个中国输不起(@世界关注乌坎)”,还可以把乌坎村与小岗村相提并论,树为政治改革的先锋,还可以说“这不是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抛开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影响,客观地看一看,为何事件发生在乌坎?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学者最常感慨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无法团结地抗争,形不成谈判权;即使团结起来,只要政府采用擒贼先擒王、分化群众、各个击破的策略,集体行动往往分崩离析。然而为什么乌坎1.3万之众可以做到团结抗争如此之久甚至自行选举?答案无法从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中寻找,因为乌坎村民的初衷既不是反政府也不是追求民主。 在同情乌坎之时,人们有些忽略了:这个村庄并不普通。它不是西部常见的穷村贫困村,相反,它是改革开放后沿海典型的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富甲一方的村庄。它有企业有资产,200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5万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2007年村集体纯收入285万元,人均收入6688元,九成多农户建起了新房,百多户人家购置了轿车。 它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村庄“强人”,即那位被歌颂为全国劳模:薛昌。他是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好干部,懂得把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都抛开,一股劲地发展经济。正是在像他这样秉持世俗理性的一代官员的行政作为之下,改革开放后共产党才得以维持经济高增长率。他提出依港兴村,创办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深谙资本运作之道。村集体富裕之后,道路、饮水、学校等公共服务也顺势发展,此村一度获得为全国、省、市各级的模范称号。 然而正是这么好的一个村,让村民如此愤懑;也正是这么一个好干部,成为村民控诉的“独裁者”。在政府和媒体用以描述该村的金玉之词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生活真相?为何村民最近几年才发现真相并试图抗争? 村民们近半在外打工,原本对村庄内部事务不敏感;本村“除了屋舍较为集中的村庄生活区域,乌坎村四周被大片荒废的土地所围绕”,农民较难察觉哪些地已被卖出;最重要的是,土地出卖以及利益分配的问题一直主要由薛昌操纵,村民从来无法过问,且惧怕薛昌的权势一直忍气吞声;直到最近几年,村民发现自己连想盖房子都没有宅基地了,看到其他村依靠“土地红利”便能过好日子,而自己辛苦打工却过不上好日子,看到家乡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厂房,村干部经手的交易按千万计,然而自己得到的补偿款只按百计。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权利意识上升了,认识到应当分享集体土地的收益。他们不愿意再让村干部和开发商独享经济发展成果,不愿再忍受“独裁”下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 基于这样的认识,村民的诉求也很明了:查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出卖记录,惩处违法交易。另外,有一个利益诉求他们出于抗争所需的道德策略而没有说明,但很显然:将几十年来属于村民的土地红利还给他们。2009年到2011年9月21日之前,村民一直在上访,虽然有几百人的抗议活动,但仍然是散沙式的抗争,如同陆丰市政府官员所称属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那是何种契机使他们走向自组织和代议选举?(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今年的选举。近年来村民因此有了选举意识,而恰逢今年薛昌又暗箱操作当上了村长。被控诉之人还将继续独裁,此事触动了全村人的神经,当此之时,乌坎人只能以不承认薛昌选举合法性来抗争,加上对联合抗争的需求,于是走上自组织、民主选举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乌坎斗争虽然热血沸腾,也打出了“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旗号,但其显然为利益不为政治。村民很懂得在不触碰政治底线的前提下依靠法律来维权。他们在标语正面写“换我民权”,背面说明“拥护共产党”;他们的标语里有“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有青天,广东有贪官”“求求汪洋书记救救我们吧”。他们要求利益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只不过为了保障利益长久而进一步要求部分政治权利,比如公平的民主选举和透明的行政过程。 从某些方面说,乌坎俨然是中国的缩影。在强人(官僚)的推动下,村庄(国家)迅速现代化,但在独裁(官僚)的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导致腐败丛生、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现代文明的光鲜外表之下,在官方媒体的光鲜展示之下,底层在承担成本,社会在愤懑。乌坎人的利益诉求也正是大家所想的:所求不多,对反党反政府没有兴趣,对民主的认识也不多,初步的希望仅仅是政府财务公开、决策透明、依法选举、依法行政。但是,这些基本要求似乎得触动财政体制、官僚权力结构,损害依靠寻租维持上层生活的人的利益,显得困难重重。也正因为难,所以民间在上访、公法法救济等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经常地以对峙思维寻求解决,公知们不得不反复倡导普世价值以表达理想谋求改革。不过,最好的莫过于,政府和民间都放弃对峙思维,如此公知们也不用谩骂政府空谈理想,而可以讨论如何一步步地构建民意约束政府的机制(或者用普世价值词汇表达为:如何对官僚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 如今,乌坎事件定性为合理的利益诉求,乌坎村民自发的选举已被承认为合法的组织。在事情妥善解决之后,它将怎么管理乌坎的土地和资产,怎么保证利益公平分配?村民在得到利益之后会不会全然忘掉当初对透明政府、法制、选举的诉求?乌坎、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将来抑或又会是国家、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的缩影? 一切才刚刚开始…… (来源: 爱思想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即将出现:经济增长和政治动荡 (1) 革命新发现 (3) 政府管理社会不能靠人民币 (0) 神的黄昏:金日成去世朝鲜民间实录 (0)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0) 党和政府棋局中的民族主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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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港媒指汕头市委书记未露面已逾一周事不寻常

香港《苹果日报》一篇分析指出,虽然新浪微博出现「李锋滚出汕头」的呼声,但李锋本人却自12月17日以来,一个多星期未作公开露面。分析指出,「市委书记长时间未公开露面,并不正常」,但暂可排除李锋被中纪委「双规」或出访的可能,或许是身体健康欠佳。 分析指出,与团派出身的政工干部郑雁雄不同,今年52岁的李锋是秘书党出身,曾在国务院担任副秘书长李灏的秘书,后跟他南下深圳,直至去年才调往汕头担任市委书记。李锋曾在《人民日报》刊文大谈「幸福汕头」,紧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幸福广东」理念,其中提到汕头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深层次矛盾凸显,因此要「将各种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不过,分析指出,很多汕头人显然无法接受李锋的幸福政治,对他严令在市区禁摩托车(电单车)禁三轮车更大为不满。新浪微博出现「李锋滚出汕头」的话题群,还不时有揶揄李锋的笑话:「汕头大塞车,有人敲我车窗说:『看新闻了吗?李锋被匪徒绑架了,劫匪要求赎金一千万,否则就用汽油烧死他。大家都在募捐呢,你也捐点吧?』我说,好啊,一般人都捐多少?『有的捐三升,有的捐十升,反正现在没摩托开了。』」更有网民拿他与纵子行恶的公安李刚、少将歌星李双江相比:「前有李刚,中有李双江,后有李锋。」 海门官民冲突紧随乌坎事件上演,但李锋自17日到深圳出席第五次潮商大会后就未公开露面。汕头代市长郑人豪上周到海门召开座谈会时,声称受李锋委托,但未透露李锋动向。市委书记长时间未公开露面,并不正常,但暂时可排除李锋被中纪委「双规」或出访,其他可能性包括到中央党校学习,或者身体欠佳入院,但对李锋来讲,如此倒是避开风头的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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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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