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

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小按摩房里，两个女人哭着抱在一团。就在几分钟前，这家按摩店的女主人唐小雁认了她的一位员工做“干闺女”。等自己的“女儿”跪下磕过头、喊了一声干妈，唐小雁立刻抱起她，抚着眼泪，述说起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辛酸的人生经历…… 这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算命》当中的一段真实的故事。16岁高中还没毕业，唐小雁就跟几个姐们儿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离开东北老家外出闯荡，她倒过建材，开过歌厅，还搞过传销。在拍摄《算命》之前，唐小雁在北京通州区开了两年的按摩房，店里最多时有十几个姑娘，“跟小姐五五分账，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进几千块钱”。 不久，按摩店让仇人告发，警车一来，人统统抓进了局子。“干闺女”年纪小没经验，在审询室里说了实话，交代唐小雁就是老板娘。唐小雁受警方隔离，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她得知“干闺女”已经给判了六个月徒刑，自己又是老板，搞不好得判个三四年。此时她想起了徐童的手机号——因为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她拜托在拘留所认识的一个姐们儿出去之后给徐童打电话，那时候她跟徐童认识了才两个月。 拘留到第十三天，离提审还差最后一天，她被放出来了。据说，导演徐童为了把她弄出来，抵押了自己的车。 这部小范围放映的纪录片《算命》以及其续篇《老唐头》，可能所知者不多，我很希望人们读了这篇文章后找来这两部片子看看。它们的镜头语言很真实，让你不得不在现实中直面发廊小姐们的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在电视台扫黄的新闻中不假思索地谴责所谓“社会丑恶现象”。对于你我这样的升斗小民来说，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惩治堕入风尘的小姐们，而是更应追问她们出卖肉体的原因，好好一个女人，为何偏偏要堕入风尘？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法国汉学家安克强写的《上海妓女》，长了些见识。记得里边写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姐，生活处境和今天不无相似，此书也消除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误会——我以为中华民国并不禁娼，其实国民政府一直都反对卖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声就已高涨，特别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禁娼的政策就执行得更严。这催生了一个结果，当妓院被政府宣布为违法时，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换上了“按摩院”的招牌，妓女全都摇身一变，成了身穿制服的发廊妹、按摩师——这和今天是多么相像。 安克强还详细记录了这些“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按摩院的消费方式：“客户被带到一间与浴室相连的房间，由女按摩师为他洗澡。然后，他躺在一张工作台上接受按摩。按摩院有一种独特的吃喝交际方式：客户可以喝茶或叫点心。在接受按摩之后，客户可以就此离去，不接受任何‘额外服务’。不过，即使顾客没有主动要求，女按摩师也会让他知道，她可以为他提供其他服务。”我们完全可以阴暗地据此揣度，唐小雁的按摩房里每天都在发生什么。 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这片灰色地带，民国时代按摩房里的小姐们从事着暧昧的营生，据安克强统计，她们原来可能是纺织工人、被抛弃的妻妾、在逃的婢女、女佣、学生、难民等等，这些女人没有过人的本领，苟活于乱世，为延续自己的贱命，好容易寻找到了一个能快速致富的方法。托时代的福，今天我们得知这个国家已从乱世变为了盛世，但未曾变化的，依然是城市里晦暗潮湿的那些按摩房。唐小雁们的身世，依然如过去那般不尽相同，却似乎也依然如故，重复着枯燥的、满足男人肉体欲望的手工活——像唐小雁这样的女性今天还有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的调查，中国性工作者数量超过600万。 对于这个数字，我实在也不知该说多了还是少了。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性从业者中，大部分人不仅仅为了金钱，更是为了获得那种相对轻松的工作方式，行话叫“脚底不沾土”，省力地快速赚到一笔钱，为将来不做小姐积淀一点经济资本。就像唐小雁在纪录片里说的，她们干这一行，主要是因为没钱读书没文化，没文化没学历就进不了好的公司工作，但做最下等廉价的工作，她们又不甘心——家里还有父母要养，自己也不想忙了一辈子穷忙活。因此，最便捷的办就是“走偏门”。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统计说，单个性工者平均年收入金额为32万。对这个数据我还是很怀疑，小姐的圈子其实也分上中下阶层的。从小明星、京城外围表、野模，到发廊妹、站街女，她们之间的收入鸿沟怕是比国企CEO与搬砖民工的收入差距更大。这个32万，也不知是谁被谁平均了？ 在纪录片里，唐小雁的按摩房给公安干警查抄了，她动身回东北老家，准备用这些年混江湖赚来的钱搞搞私人煤矿，顺便放点贷。这个小姐在我看来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该管她叫小姐，这个不光彩的职业不过是她人生丰富经历的一站罢了，用她的话来说，如今已经翻篇了。一时做小姐，难道一生是小姐？别傻了，小姐都是“临时工”，当初下海干这份工作，必有或这或那、或难言或不难言之隐。和你我一样，大家不过是操持着一份难以确定前景的营生，活在主流话语边缘。在和谐社会讨生活，都不容易，谁也别装孙子。不妨改陶渊明那句诗：误落风尘中，一去好些年。

作者： 信力建   中国历史连绵五千年，延续至今，也真算得上人类奇迹了。然而，这棵巨树虽然至今仍在矗立，然而其根系却屡经摧残，饱受沧桑，可以说已是面目全非。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来梳理一下这一根系遭受的巨大创伤。 第一次创伤，当数西晋后期出现的“五胡乱华”。公元前35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时期，主要的五个胡族为：匈奴、羯、氐、羌、鲜卑，此外还包括丁零、乌桓、卢水胡、巴氐、铁弗（鲜卑化的匈奴和其它民族的杂合）、和夫余别部和入侵辽宁的高丽、九大石胡的一些远迁部落等等，当时因各种原因迁入中原和关中的胡族达五六百万之多。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期，在中原地区前后有七个民族建立了二十几个政权。这一时期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此一时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倍受欺凌身心俱困的艰难岁月。我们不妨聊举几例：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正是“八王之乱”之时。幽州刺史王浚引进段氏鲜卑来对付成都王司马颖。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发现后，要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冉闵攻陷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可谓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据晋朝时期的《晋．江统〈徙戎论〉》，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后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如果胡人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会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会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人杀掉，而不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几不到的胡人融入北方汉族，汉族就会像其它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亡族。这是中国古代史中知识分子都不愿太多论述的大黑暗时期，秦汉人民创造的灿烂文明被摧残殚尽。这个时期延续了近五百年，连年的混战与屠杀，没有任何文明积累，延迟了中华文明发展何止几个世纪！ 第二次创伤则是是唐末出现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在中原政权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南方相继或者同时地出现了前蜀、后蜀、楚、吴、闽、吴越、南汉、荆南、南唐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并称为“十国”。除此之外，还有岐、燕、赵、北平等“半割据”政权，以及雄踞东北的契丹（947年改称辽国）。五代十国大体上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但是以“使”名官者很多。其中五代的变化很多，官职废置不常，主要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这个制度后由宋朝继承。十国虽然臣服于五代，但是其政治架构大致上与五代等同。由于地方节度使不受管制，时常背叛中央，所以朝廷纷纷加强禁军军力以压制地方实力派。为了抵制五代以来的武人干政现象，宋朝采取强干弱枝政策。外交方面，唐朝时胡汉融合，外族陆续入住中国四周。唐朝崩溃进入五代十国后，出现了一些外族国家，例如沙陀建立五代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等。而契丹先建立契丹国，南下灭后晋后建辽朝。其他还有党项。这些都对宋朝的国际局势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时期。往大了说，纵观中国古代史，由汉至唐是汉族征服异族的历史，由宋至清是异族征服汉族的历史；往小了说，大唐威服四方，穷兵黩武打造硬身板，劳民伤财自掘坟墓；大宋止步幽云，闷声不响创建软实力，科技文化颇有建树。两个格格不入、风格迥异的王朝，就是通过五代十国这个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奇特历史桥梁连接在一起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气势恢弘的分裂乱世，严格来说，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掐指算来只有五十多年（907年～960年）。即使追本溯源，从唐懿宗继位、唐朝初现崩盘征兆，再到尘埃完全落定，宋朝吞并北汉、实现国家统一，满打满算也只有短短一百二十年（859年～97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将隋唐创造的当时先进的文明差点推进“新石器时代”。 第三次则是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对中国文化高峰宋代文明的深度损毁。这首先表现在对南宋人口的灭绝政策上。元朝以残酷的屠杀政策，以屈屈十多万蒙古军队，统治了全球近1／3的土地、几亿人民，靠什么？靠杀。结果把成千上万的贤与不肖，全部杀掉，留下的有骨气、有文化能有多少，一个耶律楚材都能成元朝国师，他不过是金国一个地区级普通小官。由于对西夏的偏见，元朝连西夏史都没编，现在二十六史，缺少了西夏史，西夏的文字、制度等文明只能靠后代人的论证而存在。成吉思汗对人类文明进程有极大影响，但是推进还是后退，史学家一定有争论吧。现在说成吉思汗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那是被动的，当时有点技术的俘虏大多被运到草原，建宫殿、地宫，死伤无数，多少有知识的欧洲人、中东、中亚人、金人、西夏人、宋人等都遗命翰难河谷，多少能工巧匠把技术带进了天堂。南人的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最好的一部份，被屠城政策消灭，只剩元曲成为中国这棵不死树上的唯一一景。多少文化典籍与成果，消失在战火与野蛮之中。有一种说法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讲的就是蒙古的入侵，也几乎将汉民族的血统完全中断（所谓“亡种”）。据历史记载，当时到过中原的宋人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在南方，大宋军民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即便宋朝覆亡之后，汉人的零星抵抗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因此，汉人的牺牲是非常惨重的。当元军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战死，无一投降，无一逃跑。到崖山之役，我大宋精英阶层全部殉国，至此，大汉民族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大部分已经消亡殆尽。其次，则表现在对汉民族血统的混杂上。蒙元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以致现在有人戏言：哪有什么纯正的汉族？我们身上都流有蒙古人的血液。经过跟各个民族的通婚与混血，人数本来已经不多的汉人已经不可能保持种族的纯正和文化的独立性。据兰州大学最新的一项基因普查研究，如今的中国，纯种的汉人已经不复存在。文化之根的被破坏，自不待言。 最后一次则是西方思想——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文化之根的毁灭。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独断和冷酷的意识形态，它的流行将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温情感和家园感一扫而空。其高峰则是十年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比任何其他层面要来得更深刻和影响深远。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文化之根的撅绝。很长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使国家的人才队伍出现了断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之根这四次巨创，使得中国成为无根之国——所谓民族复兴，还是先从根系复兴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