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法广 | 北京话题: 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方舟子却露出了狐狸尾巴

或许是因为他的小说我看得不多,但我个人感觉,韩寒的最佳状态就是写那种短小精干的博客文章,甚至可以说,那是他如有神助的文笔。比如说,当年曾引发广泛关注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这些执法人员事先布好陷阱,然后躲在路边装病,遇到有好心人将其扶上车送往医院。一旦进入其埋伏圈之后,他就会拼命把钱往人家身上塞,随后,便有同伙冲上来逮个正着,并声称,你这是“非法营运”,看你还有何话说?!这自然让大家气愤无比,但这些执法者却辩解说,这种事美国也有,警察乔装吸毒人员打入其内部,最终将毒贩揪出。对此,,作者彭澎的文章回顾说,当时,我们都憋着一肚子气,但却不知如何去进行有力的反驳,并为好心人辩护。 就在此时,韩寒写文章了,他说,你们这跟美国警察打入毒贩内部根本就是两回事,你们是把毒品往好人身上塞,栽赃陷害,然后指控人家是毒贩。在这里,韩寒不过短短几句话,就彻底戳穿了上海城管执法人员此前的谎言,这就如同一位优秀的辩护律师,使邪恶得到了鞭挞,正义得到了伸张,也让弱者得到了保护。对此,大家无不欢呼、庆幸和感激,然而,有人却偏偏不这么想,比如方舟子之流就跳出来指责说,那辩护词不是韩寒写的,他只是个初中生,高一就辍学了,因此,我要打假!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至于韩寒的文章是否为团队所作,我根本不关心,在这里,我倒想反问一句:《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些文章究竟是谁写的?胡主席的新年贺词是谁写的?历任美国总统那让人激动万分的就职演说,以及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不久前的败选演讲,又都是谁写的呢?作者王思想的博客文章说,也许有人会说,“政治家可以找人代笔,但作家不可以”;好的,那么请问“梁效”是谁?人家说了,“那是文革”;好的,那么请问著名五毛染香是谁?对方又说:“那是五毛,不是人”;好的,反正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说,只有你韩寒不能找人代笔吗? 其实,所谓怀疑韩寒文章是别人代笔,尽管方舟子们挖空心思找到一个又一个细节,但他们始终无法否认,支持其论据的,一直都只是那句“韩寒这么年轻,不可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来。再看看方舟子们拼凑出来的那些所谓质疑吧,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太牵强、太丢人吗?他们的论点和论据全部都来自猜测与妄想,还自称是什么“质疑”,如果这也能叫质疑的话,人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既使退一万步说,就算韩寒的那些文章是由团队所作,你也无法否认,它们都是好文章,这些文章对当今中国的启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那些怀疑者,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王思想的文章又说,任何人都可以被批评,谁都有权批评韩寒,但你不能用妄想去批,用猜测去污损对方。对方舟子之流,我一向厌恶,按理说此人和我是同道,都是打假人士,可我们打假的目标完全不同。中国造假,制度使然,几乎人人造假,你我都非无辜,王思想打假,打的是公权力造假,打的是制度之假。方舟子打假,打的是私权利,方舟子很聪明,他不打权贵,不打屁民,专打那些有名并且无权的人。决然不去打制度之假,这就是方舟子的打假秘籍。   我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是:对公权力要尽量苛刻,对私权利要尽量宽容,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利益集团,同时,尽量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私权利。方舟子与胡锡进、司马南之流则不然,他们总是在强调政府永远是伟光正屁民经常是错的,美国永远是坏的。我一贯批判方舟子“打苍蝇不打老虎”,“打名人专挑没权的”。有朋友说:方舟子有权打苍蝇,打名人。我说:是的,他有权利挑软柿子。他这种小骂大帮忙,是有深刻历史传统的,房玄龄、纪晓岚、包青天,都这德行,深得朝廷欢心。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韩寒不是思想家,韩寒是公民,这个社会需要他,需要他的批判和思考,需要他打一枪就能命中要害的思想方法。有了他,有了韩寒这样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才会逐步健康起来(网友木然)。对韩寒博文意义的公认评价是:他用婴儿的眼睛和说相声的口吻,说出了我们的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明显的现实—– 无需深刻的思考,大家其实都知道,只是我们都失去这个勇气或没有这样的幽默感。(网友迷途汉) 也有网友说,“道理很简单,我喜欢那个叫韩寒的文章,至于韩寒是人还是狗,与我无关。如果韩寒真的是一个写作班子的话,那只能说明韩寒不仅会写作还擅长管理” (网友初平山人)。只要蛋好吃,你管它是哪只鸡下的,既使韩寒是个团队,人家一没抄袭二没剽窃,你方舟子有啥看不惯的呢?就连毛泽东思想都是“我党智慧的结晶”,你咋不敢去质疑一下呢(网友中国蚂蟥) ?! 方舟子打假得益于“当前制度”,“当前制度”也乐于方舟子打假,二者相得益彰,所以,中国不乏方舟子的“用武之地”。(网友诚言) 像雷锋这样明显的造假,“打假斗士”方舟子却从不去触碰,反而去咬像贺卫方、于建嵘这样的有良知的进步人士,足见方舟子真的是地痞无赖(网友cctvcctv)。不用怀疑了,早就感到方舟子人品恶劣,犹如青皮流氓 (网友ziyu1)。卑鄙无耻的方舟子,误导了公众的舆论和视野,把韩寒的“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的大局搅浑了,自己捞足了好处,拉后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宁要“代笔”的韩寒,也不要真实的方李彭!(网友行知) 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孩子,看到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他如实的高喊了:皇帝没有穿衣服。但后来,就给很多皇上的臣民找上门,研究这个孩子身上有多少污点 (网友迷途汉)。方舟子,说的不客气一点,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权贵集团的打手、网络时代的“我党”卧底,专门撕咬象贺卫方、于建嵘、徐友渔这些真正意义的、有担当有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网友cctvcctv) 真正代表韩寒的是他近几年的博文,方舟子最大的功劳无非就是转移了对韩三论的热论,达到了他维稳的真实目的(网友行知)。韩寒是个聪明娃,但更是个有眼光、有良知、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让他专心研究革命、民主、自由吧!退一步说,即使他的三重门是代笔,就凭他的团队一系列具有社会责任心、有勇气的博文,我也该向这支团队致敬,而留给方舟子等人的只有不解和鄙视 (网友行知)! 每个作者都置身于“韩寒困境” 方舟子的战法让我也感觉危险,让每个作者都置身于“韩寒困境”:你怎么证明文章是你写的?我有证人。证人没用,可能跟你串通好了。我有手稿。手稿没用,可能是你抄的。我有……有什么都没用,我就是怀疑你 (知名作家慕容雪村)。我信奉“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因此在私权保护传统深厚的国家,没有人会多管这种闲事。(网友Aant) 文革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中国也逐渐走向改革开放,但明白人才知道,文革的思想魂灵依旧盘旋在中国上空,特别是文革的那种欲加之罪的卑劣手段,在今日水军盛行的年代,犹如借尸还魂般,不断对国人的思想进行残害和探底。方韩之战,便是检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幸好,由始至终百名知识分子坚定支持韩寒,痛斥方舟子之丑恶 (网友信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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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杨凤岗: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 当代 , 宗教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符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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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中国公安破获特大拐卖儿童案 解救77名儿童 抓获310名嫌犯

中国公安破获特大拐卖儿童案 解救77名儿童 抓获310名嫌犯 (2012-03-10)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鸡牛猪不宁 [时事漫画] 希腊达致换债协议 [港特首选举] 王光亚:没料到选举出现抹黑行为 [中国两会] 微博发挥“媒体后院”作用   (综合讯)中国14个省区市的公安部门近日联手行动,破获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件。77名被拐卖儿童在行动中被解救,共310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山东省公安机关去年10月侦办一起拐卖儿童案件时,发现一个犯罪团伙从云南、广西等地购买婴儿,然后贩卖至山东等地,另外,山西、贵州也分别发现购买、贩卖婴儿的家族式犯罪团伙。   中国公安部将之定名为“2011.11.18”特大拐卖儿童专案,统一指挥部署。在经过5个多月的侦查之后,14个省区公安机关投入了7000余名警力,在本月7日零时统一行动,共同开展抓捕与解救,一个横跨14省区市的特大拐卖儿童团伙在行动中被抓获。   中国公安部则表示,此次被解救的77名儿童,将一律送往涉案地福利院安置,不得由买主继续抚养,务必让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人财两空”。   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据《南都周刊》报道,中国儿童成批失踪案近年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扩散趋势,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广东成为儿童失踪的主要地区,而福建的晋江与莆田、广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河南等地,则是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入地。   除了被辗转卖入收养家庭,也有儿童在被拐之后,被不法分子强迫进行街头乞讨。去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大量中国网民参与其中,这一行动并吸引了中国公安部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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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斯伟江:关于政改困境的通信

给斯伟江的第一封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zhongnanhai@ccav.com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政改珍珑局:斯伟江的回信   M大人勋鉴:   蒙大人翰言,不才受宠若惊,信后云如有疑惑,可以来信。古语说,长者赐,不可辞。某怎敢不殚精竭力,坦承一愚之得呢。说实话,大人乃体制内的开明派,才会这么考虑,如此顾虑,如是保守派,根本就无需写信,直接援用前元老的话,我们花了多少人头得天下,你拿多少来换。说实话,这套话语,也是一种传统,不才父亲就认,他认为,天下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虽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痛恨腐败。国外说半天什么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在经济发展,愚以为只讲对一半,出于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很多人能容忍腐败等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半,是基于天下已定的现状,年纪越大,越认这种天命早定,气数未尽的理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者如此,被治者亦如此。   区区认同大人提出的一些客观难处,民族问题、保守派问题、历史欠债、民主之乱。余在此不一一分析,只想就两个方面和大人商榷。私下里,不管大人权高位重,愚意,公,要为国家虑,私要为家人计,从一个律师的职业病来说,我辈往往会假设,如果不政改,后果如何?   某以为做人还是平凡一点,先为家人计吧。大人,您的家人有成年的,也有第三代,舔犊之情,人皆有之。西人演讲,往往会说,让我们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花言巧语,在我们这个国家,不顶用。我们会考虑,我能为自己的小孩做点什么。以愚之见,您的小孩,不会缺钱,不会缺爱,只会缺真正的尊重,以及安全感。您也知道,照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小车不倒自管推,天命将改,气数将尽,就算再修修补补,最长在您儿子一代,几乎就能看到,秦失其鹿,天下糜烂。一旦延续到那时,恐怕什么事情都作绝了,祸及子孙是可以想象的。末代沙皇的后代全体灭后,是因为碰到了革命,路易十六、查理一世,虽然久远,但砍头的背景一样,是革命。毛泽、东或蒋介/石,两人如果都落在对方手中,恐怕身陷囹圄是要烧高香的,枪毙也是极有可能的。纵观历史,革命是政改不及时的必然后果。   其次,再为您自己计吧,万一您和您的朋友,算计失误,天命失去很快,您们也经历这一幕,而且,无力回天,您知道,根据苏联东欧经验,越是改得早的国家,原来的统治班底留得越多,如此,政策的连续性越强,就不会发生清算。当然,最终完成民主化时间也会越久,这意味着,对原来的执政者个人计,其实是很有利的。您也知道,苏联解体,苏共集体是被之后建立的宪法法院判定为,对苏联人民集体犯罪,但是,没有个人受到追诉。相反,戈氏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一致等到熬不下去才下台的,如东德,昂纳克被判刑二年,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刑六年半。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因受贿罪被软禁,最惨的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横尸街头。各国下属的秘密警察等,被罪良多。这些都是熬到最后的可能结果,也正常,如打牌,前面都是你赢,你手头有军队,有警察,有金钱,所以你一直打赢,到最后一次,你手头好牌出完了,终于输了,轮到别人手头都是好牌,就开始清算。如果你手头有好牌时,能达成一个妥协,对方手头好牌有限,也没有清算你的能力,更能感激您的诚意。   让吾辈回到政治家的本行,为国家计。不改革,国家糜烂,改革,政府糜烂。是否有中间道路?海外中国政改首席设计顾问郑永年(这个头衔是某戏称,呵呵),经常会喊狼来了,不乏真知灼见。譬如,他否定了,海内政改民间首席设计师于建嵘(同是戏称)的从县级人大直选开始的下改上的方式,认为这容易让合法性下沉。郑的观点认为该从中央改起,党内民主,其实,中央改起也容易乱,所谓中枢紊乱,党内民主其实好说不好做,这点您的来信也说得很清楚。不才并不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轻则容易被扣上三权分立,西式民主的帽子,重则如余的当事人郭博士,就因为提倡多党制等,最后判刑10年。况且,您也知道,吾乃律师,商人也,没人付钱,吾辈绝不会轻易出货。   我认为,考虑墙上咸鱼(政改)如何吃法(见我另外一篇文章《 民间政改春秋梦 》),虽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决心吃。其次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咸鱼。而在时机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部分同意您的意见,你们最有发言权,大部分因素是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条件,毕竟,中国已经过了强人政治的时代,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包括安元鼎),你们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至于什么政改模式最安全,其实,以愚之见,并无优劣,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走上政改路,没有什么一定的模式,没有人能预测结果,因为上下左右都是联动的,戈氏以为公开化是稳妥的途径,谁知道,一公开,马上就多元化,多元化,就多党制,高压锅一旦开口,空气必定呼啸而出,不开口,总有一天会爆炸。要政改,就得有下台的准备,就得有唾面自干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肯定后悔。不过,被骂,总归比被关被杀好。一边是诺贝/尔,一面是横尸,不光是个人,个人如何,倒也罢了,关键是糜烂国家。同样,什么路径改革最合适,你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不妨听听海内外民间设计师意见,然而,我相信,官方也有不少设计师,他们更懂行,因为,真的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内部有多少反对势力,那些是可以让步的,那些是现在的底线,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您来信后,我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当下政治制度并没落后经济建设,只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很容易,搞一次公投就知道真假。然这种说法,在当下,相当可以理解,以您的小车理论,毕竟这个装了进口马达的解放牌车,似乎风驰电掣,即使车漏油,刹车不好,稳定性差,车上有人打架,车外有人批评有人夸,毕竟,驾驶室里的人,感觉不错,这个时机谈政改,犹如青年人血气方刚娶了美女,老年人告诉他,要想老年不肾亏,现在晚上要节制。这种自我节制的文明,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自制力。现在谈政改,确实难。   然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迎难而上的,是未雨绸缪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西班牙搞政改的首相苏亚雷斯,原是体制内干部,既有妥协,又有坚持,最终兵不刃血,政改成功。戈氏的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关键是,他最后倒向了保守派,改革的大旗被叶利钦举起,俄罗斯总统釜底抽薪,戈氏丧失主导权。中国的市场改革比苏联好,社会中间阶层比苏联多,民族问题,比苏联小,戈氏,都敢启动政改,为什么我们不敢试一试,不试,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总理说的),试上一试,中国乱不到哪里去。不改,民心散尽,政改,貌似乱,实则聚民心,却是一条生路。   不知有否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无崖子设下的珍珑棋局,天下无人能解,最后虚竹和尚误打误撞破的,是必须先自杀一块白子,留出一块足够的空间,以便闪、转、腾、挪,之后的棋局,围棋高手大多能把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71年,终究也会有暂时告别舞台中央的一天,由于他容忍了反对党,最近还是有希望重返舞台中央,因为,他们毕竟仍在舞台。而苏共,一旦告别,目前看来,是没有机会重返。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是国民党,抱着组织”自杀”的决心搞政改,反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GMT的小马哥,除了感谢台湾人民,恐怕对小蒋的感激不会少许。   小人乃一草民,国家幸,个人未必幸,国家不幸,个人也未必不幸,之所以蒙您青眼,也是抱一颗书生之心,陈说一孔之见,如您所说,书生不适合从政,是的,而且,捞鱼摸虾,耽误庄稼。今日这一纸书信,您不必作苏秦张仪战国策看,愚并无挂六国相印之旧念头。这种金印,留待体制内有心人。当然,也不必作恶意看,如您手教,各安天命,某的天命,就是贫嘴;您的天命,或许真是要破这个珍珑局哩!虚竹和尚,结局好得很呢。   千言万语,政改这个珍珑局,最关键是,大人,你们是否有勇气去破,只要下决心,何时破局,如何破局,真难不倒你们这些人中之精。一边是贻误良机的历史罪人,一边是知难而进的国家英雄,从后人看来,取舍很容易,在现实中,恐怕确实不那么容易,这中间曲折困苦,非某所能逆料,然王道真如,有志者事竟成。为家人计,为自身计,为国家计,都该迎难而上,捋袖一试。   最后,容某谈一下对戈氏的看法,虽然,我国体制内人对戈氏评价不高,然而,在其本祖国,却是评价很正面,且世界给其诺奖。以此类推,您是希望自己以后被某些朝鲜人痛恨(假设金氏仍当政),而被国人怀念,世人褒奖,还是倒过来,金氏热捧,国人痛恨,世人唾弃?二十四史尚在,黑白纸,方块字,默默无语,审判千秋功过,罪人、功臣,草民我不会在上面,而大人,你们必定会在上面!   以上草草,不胜惶恐之至。   筹安!   会稽山阴人氏 斯伟江顿首   2010年10月27日   前信和回信,均属虚构,请勿对号! 给斯伟江的第二封信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呱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糊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加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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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于建嵘: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原题: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关键在于确权到民 作者:孙春芳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日期:2012-3-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8 18:08:59 阅读量:99次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征用也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征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而对农村土地的保护,和乡村的治理,又结合在一起,由于目前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集体成员难以精确界定,导致一些村干部背着村民把地卖掉,以致村民要求重选他们心目中认可的村干部。   究竟是土地权利落实重要,还是村民选举的实质化先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于建嵘。   不应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   《21世纪》:近年来农村土地维权事件频发,你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于建嵘:我们做过测算,2004年6月份的时候农民上访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之前是税费问题,之后开始变成土地问题,目前农民上访案例中土地问题占到70%左右。   土地问题与税费问题不同,税费问题主要发生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土地问题则发生在广东、浙江、福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税费问题主要发生于边缘的农村,土地问题则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因为那些地方的土地具有流动性和可以变现的可能性。税费问题主要是老百姓告村委会,最高告到乡县一级,土地问题不一样,矛盾的级别升高,连国土资源部都告了。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往上走?因为税费问题根源在县级政府。县一级政府可以决定当地的税率和征收方式;而土地问题则不一样,县里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的权力都上收到省里和中央一级了。   另外,税收问题中央当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使用警力。土地问题不是,地方官员往往动用武警和特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这几年以维稳的理由从中央那儿要来了不少动用警力的权力。   《21世纪》:有人说广东的乌坎事件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蹚出了一条新路子,您怎么看?   于建嵘:我认为不应该高估乌坎事件的意义。举个例子,6个人,其中一对青年男女,就这对男女的结婚问题进行表决,四个人同意通过了,但这对男女不同意,难道应该让他们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结婚吗?这难道没有选举,没有民主吗?   《21世纪》:这牵涉到公权和私权的界定,私权不能通过选举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公权才可以。   于建嵘: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在农村土地的问题上我们投票是错误的,所谓的民主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通过一个所谓的形式上的民主侵犯了一个私权利,这是不能表决的东西,所有的表决都没意义的。   搞清楚了公权和私权的区分之后,我们可以讨论农村了,农村什么问题?就是土地的权属问题,土地应该是实体所有的,而非一个虚拟的概念,实体到底归谁我们搞不清楚,到目前为止法律上没有作出规定,这个虚的概念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权利到底归谁。   应推动土地确权   《21世纪》:那应该怎样解决?   于建嵘:首先要确权。就把土地现在是谁的就是谁的固定化,确定其权利,这包括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   今天中国农村的问题不在于一个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问题,村民委员会选举本身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因为一旦通过这种选举的方式控制这个财产,实际上要监督是很困难的。   现在农村选举之所以大量渗入暴力、黑社会因素,因为大量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我们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这种村民委员会制度设计实际是用一个好象科学民主的村庄管理制度,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21世纪》:去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等几个部委颁发了土地登记确权颁证的通知,您觉得是不是一个起步?   于建嵘: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做确权工作,但这方面又有一个制度性和根源性的障碍。   《21世纪》:《土地管理法》、《物权法》这些上位法没有做具体的修订,只是做这些确权工作,恐怕没有实际的效果。您对现在的征地制度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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