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

随着新兴国家经济遇冷，“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一话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指的是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陷入增长停滞的情况。在亚洲，泰国和马来西亚被认为已掉进陷阱，但最近有观点认为中国也将进入这个行列。对此，有中国学者反驳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一现象并不存在。1月2日的泰国英文报刊《曼谷邮报》(Bangkok Post)刊登了泰国军政府提出的“数字经济”构想。据悉，泰国将投资37亿泰铢，构建数据处理中心和覆盖农村的公共无线局域网（Wi-Fi）等。此举意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振兴广播电视企业等内容产业，以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很多新兴国家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在出口主导下实现了迅速增长，但在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各种成本也将随之上升，增长势头将放缓。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如果无法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将难以维持经济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出现增长放缓对于将何种水平视为中等收入国家尚存争论，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增长开始放缓，如果超过1万美元，经济增长将更加困难。马来西亚的人均GDP在2011年达到1万美元大关，但随后止步不前，到2015年仍为1万美元左右。此外，泰国在2010年达到5000美元，但到2015年仍为5000多美元，陷入停滞。世界最大的新兴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的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8000美元左右，但以往2位数的增长率已放缓至不到7％。进入1月后，新华网和人民网刊登了呼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内容主要为主张增加研发经费，加强创新。文章作者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任行长金立群。这篇文章曾经刊登在2015年的《人民日报》上。另一方面，FT中文网在2015年也发表了题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的文章。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朱天，提出只要观察统计数据，会发现即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仍并未减速。文章认为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并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保持增长。的确，不仅以城市型经济使GDP迅速膨胀的香港和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尽管存在低收入的农村地区，但人均GDP也达到了2万美元以上。不过，文章中并未提及的是韩国和台湾的增长之路并不平坦。在1970~1980年代，韩国和台湾的独裁政权均推行了自上而下的经济开发。在牺牲自由稳定政治的基础上，经济得到了迅速增长。但是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90年代上半期开始，两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改革离不开“自由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和台湾选择了民主化的道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两地均因为民主游行以及朝野两党的尖锐对立影响，社会陷入不稳定局面，经济也受到消极影响。即便如此，进入90年代之后仍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自由的风气在社会上逐渐扎根。不仅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企和财阀，创造高附加值的新兴企业也得以成长，这成为韩国和台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动力。韩国的文化内容产业和台湾的半导体设计产业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难以通过经济学的数值模式来表现，不过促进技术革新离不开“自由的风气”。只有汇集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致力于创新的社会才能打造出高附加值产业。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结构和企业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也十分必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泰国军政府能够振兴文化内容产业吗？一个政党掌权数十年的马来西亚能够推进政治经济的结构改革吗？中国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吗？在判断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不是捕风捉影之前，希望能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动态和走向。

她说，参与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提升国际地位，善尽国际责任。中华民国可以同意以亚银会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但绝不接受使用亚银会员“名称”（“Taipei, China” 中国台北)。

洪秀柱的声明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是底线。她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情感。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台湾政府在加入亚投行议题上的立场。

他说：“将来加入亚投行有两个原则，即平等和尊严。我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的限度是‘CHINESE TAIP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