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要闻

普世价值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变得普世的，其制度载体就是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目前，民主宪政除了在个别国家还没有得到实现以外，普世价值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得到民间的认可和拥护–甚至在那些“特色”国家。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认可普世价值，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我们能够接受的价值，为什么没有在汉语文化中出现呢？我们的历史久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完整且没有中断，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普世价值的丝毫萌芽呢？ 　　我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的“普世”，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的，这种价值经过实践，被人类整体所接受，也就是说，“普世”是经验主义的，而并非形而上学的。可以说，今天的普世价值，和曾经许多种“特色”一样，是人类实验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一些“特色”还在运行着，这些“特色”自然有着制度、文化的传承和更新。很显然，这种“特色”与普世价值是不同甚至矛盾的，应该从历史上寻找普世与特色的分歧。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其意识形态核心是儒教文化，搜寻儒教文化的根源，大家都会将目光落在孔子身上，但是，孔子教授的六经，并非孔子发明创造，在孔子之前，儒，做为一种社会阶层，本身有着自己的一套知识结构和职业分工，而在春秋时期，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儒阶层与权力逐渐脱离，才出现了孔子这样的私立教育家。但是，做为私立教育家的孔子，他的教材和教授内容，依然是儒的传统。当然，孔子对传统教材进行了编辑，使之更适合他教授，但是，从儒的精神谱系来看，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的。看来，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的是周公的那套意识形态，因此，孔子的理论学说，本质上继承了周公或儒的精神内核。因此，透过孔子的理论，可以看到儒的意识形态最晚在周王朝初就形成了。 　　目前能看到的夏、商两朝的文字资料寥寥，而且，这些资料无疑经过了周王朝“文化部门”的编辑，无法窥见这两朝的意识形态轮廓。下面是我的猜测，不足为据，仅供消遣。一直以来，我对周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以及文化地位存在着同样没有文字证据的怀疑，历史所谓“汤武革命”，我不禁在想，周武“革命”的内涵和外延，在多大程度上是继承，多大程度上是革命。同样是孔子的理论，他认为三朝的礼乐制度存在继承关系（姑且这样认为），那么，即使周朝的意识形态与前两朝有着具体的不同，而本质上应该没有矛盾之处（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三朝的生产方式雷同，应该可以支持这样的猜测）。如果我的猜测成立，那么，儒的意识形态建立可以推至更早的夏朝建立之时，也就是公元前两千年或更早的时候。 　　这一下，我就将失去所有的文字支持，不过，我就可以发挥想象力了。横向比较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此时还没有看出今天普世价值的萌芽，但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已经在不同地区形成毋庸置疑。因此，说中国此时的儒家意识形态形成并建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时期儒文化已经形成，那么，这种价值观念的雏形应该起源更早，早于夏朝制度建立之前，那就是氏族社会的时期。儒家的建立基础是宗法制，这可以看作父系社会的心理投影；同样农耕方式的生产模型，也为宗法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这两方面可以支持儒家的形上根基。而在我看来，儒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专制意识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看来就是氏族社会，准确地说，随着父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再看一下专制的物质基础：一、农耕的生产条件；二、以领袖（男权）为中心的家族模式。我想：专制首先是在一个氏族中建立，然后推广到氏族之下的组成团体，比如宗族；而这种专制的起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理动因？这就是我无法猜测的，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部分。 　　是否可以利用这样一种假设：曾经氏族成员听命于氏族领袖，领袖带领成员打猎、种地生存下去；成员服膺领袖，领袖也将氏族的延续视作己任；直到私有制产生，领袖由禅让改为嫡传，领袖也不以氏族利益为优先考虑，而是用权力为直系血亲谋取利益。关键是，氏族领袖和成员在身份变换的过程中，被统治者没有感受到来自领袖的压力吗？或许还有一种假设，氏族之间的战争，使得俘虏成为奴隶，敌我意识的落差，对敌人的生杀予夺，让人们对生命和人性淡漠，人们无法看到在自我和敌人（他者）之间的共性（这启发我，是否这也是我们敌我意识根深蒂固的原因？）。我猜测，正是奴隶的非人待遇，使得人性的黑暗面得到了彰显；换句话说，专制的意识跟在专制的行为之后，或者说，在专制未被命名之前，人性的黑暗就已经存在了。先是对生命的草芥，才有了对这一行为的意识形态辩护。 　　缺失的历史记载，无法为我提供证据，我可以想象在漫长的时间里，也许有人在反抗实在的压迫和无形的束缚，但是，结果来看，他们失败了。失败令人悲伤和沮丧，而更让人无奈的是，专制的意识终于稳固。权力者和无权者，都接受了专制的意识。天生的统治者和天生的被统治者。时间，像是一面筛子，留下的，都是接受专制意识的人们。 　　我想，不是孔子，也不是周公，是我们的祖先，许许多多的祖先，在他们可以选择的时候–即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种选择；他们选错了路。从此之后，我们就与普世价值越行越远，做为选择的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未曾经的选择付出代价。 　　幸运的是，世界上不止有我们，还有别样的人群和选择。今天，普世价值渐渐被人们所知，我们终于有了再次选择的机遇，用来纠正我们在五千年或更早之前犯下的错误，希望这一次，我们不要再选错。 　　写于2012年2月26日 夜

中国成都——当她开车行驶在老家附近一条繁忙的四车道公路上时，唐慧青指了指一片空地，她已故妹妹的工厂曾屹立在那里。虽然现在一片荒凉，但对唐慧青来说，那里的一切仍栩栩如生。 4年前，政府官员告诉她妹妹，成都正在往乡下扩建，她所在的村子要为扩建让路。她妹妹原来是农民，后与丈夫一起建了一座小工厂。现在，官员说要将工厂拆除。 唐慧青说，“于是我妹妹爬到屋顶上说，‘如果要拆，就拆吧。’” 回忆起妹妹时，唐慧青的声音变低了，她说妹妹将汽油泼到自己身上，在恳求拆迁人员离开后，将自己点燃。16天后，妹妹离开了人世。 过去5年里，至少有39个农民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从中文新闻报道和人权组织收集来的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地提醒着人们，中国城市化的新浪潮有时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固执的农民之间的暴力斗争，这一自上而下的工程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间农民大部分是自愿的迁徙完全不同。 除了自焚外，农民还用其他方式自杀，以抗议征地。中国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报告表示，去年除了6起自焚事件外，还有15名农民自杀。有的人是因拒绝离开房屋而死的：去年南方城市长沙的一名拒绝妥协的农民被一台压路机轧死。上周三，福建省一个4岁女孩在家人试图阻止土地被征用时，被推土机撞倒轧死。 面对这种动荡，政府正在讨论推进城镇化的新政策。一个加快城镇化的计划原本在今年初出炉，但由于担心向城市转移的计划已经在加剧社会紧张状态而被推迟了。政府也正在考虑出台新措施以加强农村居民的物产权。 过去，很多农民曾选择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仍在这样做，但是在官员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农民越来越多地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这种紧张状态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尤其明显。在中国很多城市，官员们在拆除了历史的市中心区、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之后，现在开始瞄准像成都这样城市的郊区农村。 但这些计划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们认为种地能挣到比在工厂打工得来的更多的钱。在成都郊区，离唐福珍自杀的作坊不远的农民说，他们每个月能轻松赚到好几千块钱，比政府提供的补偿高很多。有些人与唐福珍一样，已经从农业转行到工业。 唐福珍被拆除的工厂以北1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是祝国寺村，这里的村民从2010年以来，多次与警察陷入紧张的对峙。这个村子要为建设成都的新金融区而拆除。村子所在的地区紧邻成都市奢侈的新政府大厦，大厦仿照香港滨水会展中心和被称为“鸟巢”的北京奥体中心而建。 过去8个月来的每天晚上，这里的居民会绕着村子巡逻以防拆迁队前来拆房。虽然有些房子已被拆掉，但有些房屋还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有牛在吃草，这与新政府大楼的背景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景象。 31岁的韩亮是参加夜间巡逻的八、九十个农民之一，他说，“如果我们不抵制，那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与成都周边的其他征地案的情况一样，政府官员拒绝对此进行评论。但根据村民提供的房契和信函，大多数人的补偿金在每亩地1500美元（约合9200元人民币）左右，这在他们看来远远不够，因为补偿金只相当于他们几年的收入而已。 尽管祝国寺村的居民中还没有人自杀，但他们陷入了与政府的对持。警察曾将村民包围起来，将他们带走，一些照片显示还有人被打过。 根据跟踪基层抗议活动的 天网网站 ，成都郊区每天都会发生几起暴力冲突。据政府估计，全国每年会发生几万起类似的冲突。 自杀的人数虽然和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却反映出很多农民在土地被征时的愤怒。早在公元前3世纪，诗人兼政治家屈原投河自尽以示抗议，至少从那时起，自杀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抗议形式。在历史上，自焚更多地是佛教徒和道教人士的所为，后被其他人模仿，作为抗议的方式。 上海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Shanghai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主任迈克尔·R·菲利普斯( Michael R.

说到印度式民主，有一样东西我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当地的媒体。 作为一名驻外记者，我的很多信息都是靠通过当地媒体获得的，读报因此成为我了解印度的基本功。每天早上一起来，我都迫不及待地把一大堆报纸从门房那里拿回办公室，然后或细或粗地把七、八份英文主流报纸一页一页地看完，并将一些评论和思辨性的文章裁剪下来，以备后用。 印度虽然经济和社会不甚发达，但媒体却很发达。印度有5,600种以上的报纸每天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发行，其中有150种是大型报刊。印度还发行近40,000种期刊。许多报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譬如《印度时报》就是1838年创立的，一直出版到今天。报纸全部为私营，但电视台分为国营、私营和合资3种类型。 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而自豪，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己任。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后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监督政治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和报道社会的阴暗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因为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此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在网络和电视日益发达、纸质媒体逐渐没落的今天，印度的报纸却依然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 譬如印度号称发行量世界第一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就有300万份的发行量。其他一些大报也都有100到200万份的发行量。而印度地方语言、例如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马拉提语等报纸的发行量也很可观，有的报纸的发行量甚至超过英文报纸。 在我的印象种，印度记者也很活跃，无论是电视台的还是报刊杂志的记者都一样。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的提问往往像连珠炮一样，经常弄得发言人下不了台。印度记者也以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难倒发言人而自豪，有的时候，一个问题要说上十几分钟，简直是喧宾夺主，由此也可见印度人喜欢辩论。印度人能跑，当地人脉又广，因此西方驻印度的媒体一般都雇佣当地人做一线记者替他们跑新闻，因此在印度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很少能看到外国面孔。 印度言论之开放，可以说很少有禁区。2002年2月27日，一些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一辆列车里的50多名印度教徒被大火烧死。结果，极端的印度教徒认定是穆斯林干的，于是开始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持续几周的暴力活动中，大约2000名穆斯林被杀，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起事件中，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当地的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表现得十分理智和正义。印刷报纸和电视台没有被民族和宗教情绪所左右，而是一直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这起事件的原因和过程进行深入和中立的调查性报道，揭露印度教派的某些极端和残暴行为，主持社会公道，并对事后进行的司法调查提供证据，施加压力，确保最后对事件得出公正的结论。 还有一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执政党国大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帕蒂尔在2007年7月中旬顺利当选为新一任总统，也是印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当选不久后顺理成章地搬进了总统府。几天后，也就是7月27日，第一大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却在评论版发表评论说，帕蒂尔不应该住进总统府。 为何？评论说，既然帕蒂尔在当选后自称是”人民的第一公仆”，就应该像个公仆的样子。如何像个公仆的样子？那就应该搬出总统府。 可是总统府是专门让总统住的地方呀。为何帕蒂尔就不能住在总统府呢？评论接着指出，既然总统是人民的”首席公仆”，具有了公仆意识，那就不应该住进如此巨大的宫殿里。首先这是殖民地时代英国总督住的地方，这些总督就在这里统治和剥削印度人，我们的总统继续住在这个殖民时代的象征性建筑里实在很不合适。其次，总统住的地方比世界上大多数总统住的地方都要大，甚至比美国总统的白宫还要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感到羞愧而不是自豪。如果总统真的要成为第一公仆，那就应该搬迁出去。 如此巨大的宫殿如何处理呢？评论建议把它变成大学学府或博物馆，或让一些政府部门搬进来办公。 我对印度媒体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媒体对印美核协议的报道。从2005年7月两国领导人签署协议草案以来，媒体的各种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各媒体的记者编辑，还有官员、科学家、学者和政客等纷纷发表文章，就印美核协议对印度国家利益带来的利弊进行讨论和争辩。发表的文章不下数百篇。正是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经过了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机构和知识分子在媒体上的充分论证，该协议在国内最后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政府07年7月23日终于通过了该协议，并在08年得到议会的正式批准。 印度媒体为何能如此独立、如此大胆、如此活跃、如此具有公信力？我想，根本原因有四点。一是宪法规定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设框框和禁区，没有什么主管部门来进行限制和干涉，基本上做到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二是竞争使然。印度的报业发达，竞争自然激烈。而且因为竞争激烈，因此十分活跃，大家都深入采访，努力挖掘独家新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快，于是有了百花齐放的传媒世界。 三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较高，可以不卑躬屈膝地为某些给好处的团体或个人涂脂抹粉，也不需要琢磨着去拿好处费、封口费和版面费。据我的了解，在以拿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群中，军队的收入最高，其次就是媒体。我在孟买为新华社招聘写金融消息的当地雇员时了解到，一个在当地媒体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一般月薪为2.5万卢比（当时1元人民币相当于5卢比），而从事5年以上新闻工作的有一定经验的记者，月薪则在5万卢比以上。有一次我与路透社孟买分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聊天，他告诉我他曾想挖一位在《经济时报》工作的记者，开价8.5万卢比，可这位有10年从事金融报道经验的印度记者却拒绝了路透社的邀请，因为他在《经济时报》已经能拿到8.5万卢比一个月，而且工作也比较轻松，为何要去工作更为紧张的路透社？至于在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外国媒体机构工作的雇员，工资的起薪就有月薪6万卢比，高的可达13万卢比。这是什么概念呢？政府部门一个处级官员的月薪也就是1万多卢比。一位有15年教龄的尼赫鲁大学的副教授告诉我，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5万卢比，算起来正好是孟买一位刚入行的记者的薪水。新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记者的收入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一般的记者月薪也都有2万多卢比，拿4、5万卢比的记者不在少数。 最后一点，印度媒体基本上都是私立的，除了有两家政府资助的电视台和电台外。有的是股份制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譬如发行量第一的《印度时报》，就完全是个家族统治的报纸。我曾问过该报的主编，老板如何管理他们。他笑笑说，老板一年有8个月在北部山区修行，2个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报纸的时间只有2个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对下属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针，一般的报道基本上让总编辑管理，不过问不干涉。 连老板都不干涉，更不要说政府了。上级机关的审查、监管、下指示、打招呼的事情基本没有，有的话也会被媒体捅出来，因此印度的媒体可以按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则来运作，相互竞争，共同提高，雅俗共赏，让读者受益。那种千篇一律的通用稿在报纸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其实，在法律范围内，新闻越开放越自由，对社会越有益。媒体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大，完全可以通过提供真实情况来揭露时弊，揭示真理，让读者和受众根据这些事实对问题和事件作出理性的判断，不至于让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也帮助充分享受各种信息的各级决策者作出更加明智与合理的决定，利国利民。 印度的媒体大体上可以称作为社会的良心，当然也有在竞争的压力下自由过了头的时候，使得有些媒体不时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通过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的报道来吸引读者观众。但虚假和不实报道做多了，信誉没了，也就离关门不远了，因为读者不傻，市场无情。 推荐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