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 　　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经抨击道：“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鲁德亚德·吉卜林》）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只能依靠奴隶一般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换取一点血汗外汇供权贵阶层挥霍。中国依靠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形成的“比较优势”，如同周星驰电影中的那个“还有谁比我惨”一样，实在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欧盟与美国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模式”在西方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在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低劣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自由化和透明化，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将中国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北京共识”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色彩，与权力退场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如果说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权贵资本主义也常常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黄亚生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退出了真正的经济自由化。他写道，在80年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创业型资本主义，农村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们扮演了领导角色。但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黄亚生质疑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理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复发作的资产泡沫和整体生产要素增长的减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这虽然带来了当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 　　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联手绞杀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发展方式不得不走向低智疯狂的房地产赌局，就如同天朝崩溃之前，人们疯狂地扑向鸦片。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鸦片，中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依靠殖民主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令中国四处树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5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大分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权低谷”，资本和权力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中国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所谓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深渊，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做贼心虚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少年》中有这样的议论：“如今，人们把俄罗斯砍伐精光，耗损她的土壤，把她变成一片荒地……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植树木——大家就会笑起来：‘难道你等得到那一天吗？’……把人巩固起来的概念完全消逝了，大家都象住在旅馆里，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只要东西够用就算了。”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作家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他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在一些流氓国家，有很多无耻的政客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送到美国。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中国高铁的张曙光算是最知名的“裸官”了，他为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达28亿，与金正日不差上下。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赖昌星回来了，那只是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花絮。相比之下，无数像高严、李卫民、蒋基芳和李新明这样的“成功人士”，继续用共产主义中国的钱享受着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和财富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从谎言到神话的天路历程。最为讥讽的是，在一个人人撒谎做戏的中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官方主旋律大片竟然是由一群“外国人”表演的，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说自己如何“爱国”。在社团90周年红歌会上，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蒋大为仍然在高歌“祖国呵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这几乎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 　　“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体制内黑领群体的所谓移民基本接近于外逃。无论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个和谐国，如同逃离一场瘟疫或一个地狱。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谎言，而是不幸的现实。很多人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中国，或者是还“没有捞够”，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以离开自己的祖国为荣时，这个国家不知有多么可悲和可怜。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他还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部长的女儿早就不光荣的加入了美国国籍。在“非洲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个“中国的儿子”终于成为美国大使。当无数“爱国贼”们为骆家辉而欢呼骄傲时，这个新任驻中国大使直言不讳：“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我代表的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他极其常识地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作为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说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不仅包括李肇星的女儿们，也包括骆家辉的儿子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真的。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这条路只是苟且之道。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像是特殊利益集团入股的“东印度公司”，根本不顾普通民众的福利，为了获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些“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为了GDP往往不惜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民众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这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欧洲的过去。 　　在国外一片“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终结的惊呼声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他认为该终结的恰恰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指出，经济去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以中国高铁模式挥霍浪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没有模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有奶就是娘，这种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秘密。 　　在官场与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挟金移民浪潮下，“国进民退”的吸金步骤更加紧密，私营企业在政治上越来越受遭到打压，以防民间力量成长，从而挑战社团统治。反而是外企成为权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天朝传统使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结为非神圣利益同盟，社团组织试图以此来获得国际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中国想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工业化是极其渺茫的。朝不保夕的社团为了暂时维持权力合法性，不得不以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办法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长期目标。教育成为教愚，学术成为权术，中国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未来。 　　人类从暴力社会开始，进入到权力社会，最后进入到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国自古一直在暴力和权力之间反复轮回，从未真正实现权力得到理性制约的法治状态。权力具有拒绝制约的本能，在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暴力是唯一制约和消灭权力的原始手段，其结果不过是以新权力取代旧权力，而且代价昂贵。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中国依然活在一个权力-暴力社会，精英的出走无疑是对文明的拥抱，只有法治社会才有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各个人群的最大共识。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暧昧不清得过且过的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话题。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权力完全丧失底线，暴力正在中国蔓延。法律永远只是西方人的《圣经》，上帝只会拯救西方。 　　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人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人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人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8月 09日 星期二 01:07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8月 09日 中国农地大量征用失地农民已达五千万 记者: 大卫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VOA – J. Soh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失地农民达到4千万至5千万人左右，并且以每年大约3百万人的速度递增。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失地农民的人数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万人。 这份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农村土地也被大量征用。 报告指出，按照2008年10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2000年至2030年间，中国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因此造成的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左右。 *城市土地严重浪费* 该报告并且指出，在大规模征地的同时，城市土地浪费与低效能利用现象十分严重。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画纲要”，中国大陆全境有26.67万公顷的土地被闲置。因此，征地规模确实大于实际的土地需求。 针对这种大规模民失地的现象，北京独立的经济学家仲大军表示：“失地农民也分几种情况。有的失地农民一下子就有钱了，阔得不得了。有的失地农民就陷入困境。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说像北京周边有些农民，都在盼望失地。一旦土地或者房舍重建，他们马上就变成百万、千万富翁。可是在下边一些省或县地区，很多农民一旦失地就陷入非常贫困的窘境。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的问题，已经是个一、二十年来的老问题了。” *中国社会转型关键** 中国社科院的这份报告统计，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在失地农民中，有60%表示生活困难，有81%担心未来生活。因此，如何处理大量农民失地的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 仲大军表示：“那就要看中国的工业发展能不能吸收适当的农业人口，把这些失地农民转换成工业或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从原来的第一产业–农业产业进入工业或服务业这个领域。如果中国能够比较好地进行这样一个产业转换，那么失地农民可能过上城市生活，摆脱过去那种艰苦的农业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仲大军强调，就目前来说，大部分失地农民是依靠征地的补偿金和其他救济金来或者打零工来过活，因此，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失地农户的抽样调查，征地后安置就业的仅占百分之2点7；外出务工的占百分之24点8；经营二三产业的占百分之27点3；空闲在家的约占20％。 相关文章 政府强行征地，台湾农民拟再上街头 就在强拆问题在中国引发许多社会冲突的同时，台湾农民也对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表达不满。他们批评政府强制征地，不顾农民的生存，并表示将在下周末走上街头，到总统府前抗议。 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标准普尔公司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受到美方批评。其它两大信用评级机构仍维持对美国的AAA评级。您对美国债务信用仍然有信心吗?  有  没有  半信半疑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五毛党”面面观 和平、性爱、救中国(上) 和平、性爱、救中国(下) 日本对中国抵制开拓团立碑反响不一 美国信用遭降级 北京指民主制失调 哈萨克高官论中国扩张 学者解读 控告思科遭骚扰 美组织吁勿助中为虐 越南再传反华抗议活动，茉莉花革命前兆？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