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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张培鸿/文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刑诉法修改草案全文。通读草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14年前第一次“大修”中业已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理论上虽然前进了一步，但是到实践中却可能要倒退三步。略举几例如下： 首先是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按照现行刑诉法的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子，办案机关应当在两到五日内安排。律师会见时，办案机关根据情况，可以派员在场。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仅需凭借“三证”（指律师证、委托书和介绍信）即可会见。然而，此法自2008年6月开始实施后，由于与刑诉法的冲突，各地各行其是，出台了无数坚硬而琐碎的地方性“小法律”，使得全国范围内整个侦查阶段的律师参与模式混乱不堪。 此份修改草案，吸收了已经生效的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本来是一个进步。然而，紧接着又通过排除的方式，规定诸如重大贿赂犯罪等共同犯罪的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仍需经过侦查机关许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的贿赂都不可能自行自受，一定存在行贿与受贿的对偶关系，这就是共同犯罪了。刑法又规定，超过十万元以上的贿赂即属于重大犯罪。显然，如果侦查机关不愿意让律师会见，就总能够找到理由，而且是法定的理由。 其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事实上，如果立法机关真有杜绝刑讯逼供的决心，只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就足够了，而且一劳永逸。但是它们显然没有这个决心，草案虽然规定了通过刑讯等非法手段得到的口供需要排除，但是同时又规定控方可以通过更换办案人员的方式重新固定非法取得的口供，这就等于没有排除。草案还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本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次刑诉法大修时宣告“无罪推定”的原则。然而，草案并没有删除刑诉法第93条规定的“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两个相互矛盾的条文出现在同一部法律中，按照过往的经验以及目前的司法现实，几乎可以肯定，只有对控方有利的一面会被真正得到执行。 再说说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事实上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都是普遍存在的，就算是法治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允不允许秘密侦查和监听监视的问题，而是该如何限制这些措施被滥用，防止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对此问题，草案的规定完全不能让人放心。且不说它将通过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得到的线索和材料完全合法化、证据化了，而且启动这些针对不特定公民实施的手段在审批和决策程序上又实在过于随意，因此一旦颁布实施，势必面临被滥用的危险，严重侵犯人权。 最后是关于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问题。在过去的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作用和价值被严重低估了。鉴于“无罪推定”的要求，取保候审应当是作为强制措施的常态，没想到却一直只是例外。遗憾的是，草案似乎无意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合理的现状。要不然，立法仅需将现成的“可以取保候审”的提法直接改为“应当取保候审”就足够了。 至于监视居住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的虽然不多，但此次修改却有几处值得警惕的动向：一是明确了可以不在自己家中，而是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其他地方实施监视居住，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变相羁押；二是草案规定有碍侦查或者符合其他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家属监视居住的地点，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强迫失踪”。鉴于监视居住时间可以长达半年，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将是非常恐怖的。 纵观草案，本来是为了限制警察权扩张的刑诉法修改，最终却成了警察系统的全面胜利；检察机关不合理的法律监督权与相对不起诉权得到保留，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做法也不会修改，算是打平；至于剩下的律师权利，忽悠来忽悠去，最终不过镜花水月。 作者系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2011年09月01日 10:21:43 　　中国周刊检讨之假面时代         　　——人们戴上面具，只是为了生活，为了面与恐惧。             　　当我翻看完中国周刊2011年8月号《假面时代——为什么我们都要装》的数码样时，我长出了一口气。     　　心里终于踏实下来了。     　　“最后的效果远超出我预期。”我对一龙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表扬一龙操刀的这组选题。     　　在编辑后期，封面报道大致成型之后，我就表扬了一龙。     　　因为，操作的难度我有心理准备。     　　实际操作出来的整体效果，可以说超出我的预期。     　　而在杂志操作之前的讨论中，一龙他们也曾把我气得够呛，甚至逼得我最后发飙了。     　　好事多磨，用在《假面时代》这一期上，尤其贴切。,     　　1，     　　《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都要装》，是我们目前构架的封面报道风格序列中的一个，但这组选题却是因为一个临时动议而成的。     　　此前，我们正在讨论另一个选题，那个选题从去年讨论到如今了。     　　当时晨明从四川出差回来，说在飞机上听到别人打电话时，说了句“装什么装”，感觉可以做做文章。     　　确实，装，在目前中国，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     　　像我这般坦荡的人，也免不得装孙子。     　　晨明的话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在选题会上，我快速地顺了一下逻辑，单纯个体的装，是一种个体自由选择，我们不能站在道德高度指摘。     　　问题是一个社会，人人都生活在面具下，已经是一个假面社会，假面时代。     　　这个社会的人表情僵硬漠然，个性被压抑，创造力被去势，社会陷入某种无咬合空转状态，社会成本极其昂贵。不装，就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不自由，这才是最可怕的。     　　几个主要的关键词，安全感、欲望、阶层身份认同、成功学、现代专制。。。有病的社会，皆毫无异议。     　　一龙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装的时代。     　　我的知识无法准确回答。     　　我只能在我有限的识见之内，说，像中国这样社会整体性的装，西方社会恐怕没有出现过。     　　西方也有装。选题会上，我举了毛姆的《刀锋》为例。     　　我说，《刀锋》把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里边的艾略特和拉里，当可视作装与不装的典型代表。     　　不过，我们要做的，并非只是通常的人性层面，人性层面只是基础性的。     　　一龙在系统里提到了前苏联的问题。     　　前苏联的装，其实就是一种类型化的装。     　　关于专制导致的假面，我依稀记得哈维尔也有相对明确的叙述，但当时我无法完整地回忆了。     　　2，     　　但，做什么，如何做，却在我们几个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几次三番的激烈讨论，6月30日我第一次亲自做了一个供批判用的《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装》选题操作思路的基础版，到最后思路成型，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电脑上，手机上，不断地讨论。     　　这个选题思路是中国周刊创刊以来，到目前为止，内部采编系统跟帖讨论最多的。     　　讨论过程几乎是惊涛骇浪。尤其是7月4日那天。     　　白天讨论过程我甚至在办公室拍了桌子。     　　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同事认为社会性的装不用考虑在架构中，主要只需考虑政治层面，官员的装。全面讨论装是没意义的。     　　在我看来，社会性的装，甚至小清新们，都是官派装这种病症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也是社会心理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性的装的故事，无法解释官派的装。     　　没有一种装是凭空而生的。     　　晚上我一到家，立即给晨明发了几个短信（在我们中间，晨明是属于比较冷静的一个，不像我那么容易激动情绪化），至今我还保留着：     　　“并不是只有政治才是导致假面时代到来的原因，他强化了这个时代的病，个人主义的缺失，个体不独立，以及成功主义都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病因，而且他们之间有逻辑关联。”     　　“案例或表达应由社会或文化逐渐向商业和政治推进。”     　　“不是要全面解释这个现象，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故事，揭示装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文化心理以及政治基础。单纯指向体制，既毫无道理，也充满风险。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是交互作用，相互强化的。这才是这个时代病。切记。”     　　晚上，大家继续在MSN上集会讨论，但依然有人如白天般强拧着。     　　这让我很生气，我给晨明发了个短信，说，你们继续讨论吧，有了结果告诉我一声，我头疼欲裂，先躺一会。然后就下了。     　　我不是真的眯了去，而是有点眼不见心不烦的味道，静思去了。     　　过了很久，不见回音，我回问，说在整理，然后贴系统。     　　我等着看完，给晨明短信说：“按照这个做出来，整组稿子很无厘头。”     　　这样拖下去，时间不等人。     　　我给大家发了条短信“我独裁吧。我来定操作方案，编辑部理解了执行，不理解也执行。”     　　然后，定了方案，贴在了系统。     　　这是官大一级的优势。     　　很显然，直抒胸臆是困难的，甚至，直接写前苏联的装或引用哈维尔，都有挑战。     　　我们需要借助屠龙之技，从操作的技术层面脱敏。     　　而选题的结构是脱敏最好的方式。     　　这也是我给晨明短信以及最后强行定下操作方案的最重要的考量。     　　3，     　　在讨论过程中，我不仅与编辑部的兄弟们激烈讨论争执，也动用了外援。     　　我向我的几位做杂志的好朋友发了短信，向他们请益。     　　这些人有播客天下主编张双武，青年参考主编包丽敏，南风窗前采编中心副主任赵义，新周刊主笔闫肖锋，窑哥等。     　　他们给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坚定我的判断方面。     　　我很清楚，即便是我最后的方案，也存在漏洞，也要根据操作过程的实际情况来执行。     　　大方向定下后，剩下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怎么操作？     　　采访怎么解决？谁愿意说自己装？谁又敢去揭开别人装的面具？     　　采访的难度显而易见。这也导致在操作过程的不断调整。     　　一龙建议约请王晓方，他曾做过马向东的秘书，写过驻京办主任，有过官场经历，让他写官场的装，估计问题不大。     　　佳蔚提到，严歌苓曾有作品，专门写蹭会的人，也是一种装，通过采访严歌苓来呈现某些东西，也许比较方便些。     　　我还希望有一篇文章，用非虚构写作的方法，写白领阶层的装的。     　　这应该是一篇颇考验记者日常观察力和写作功力的文章。在我们目前偏年轻记者的结构中，缺少真正意义的主笔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也想请外援。     　　我先尝试约请许知远，但他忙；李翔给我推荐了困困，困困考虑之后感觉收集采访写作的时间过于匆忙，难以承担。     　　我也向肖锋和赳赳求援，出于某些原因，两位老朋友也婉拒了，赳赳给我推荐了一位，一龙跟他联系时，他也是忙不过来。     　　如果没有这样一篇文章，脱敏就有更大的挑战。我多少有些沮丧。     　　但一龙从操作层面提出了补救措施。这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阎小青写的《装族指南》。     　　装族指南，指向的是假面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生意场上的装，大家也都知道，余芳倩的《脱不掉的商务装》，写的就是生意场上的装。     　　生意场上的装，指向的是影响生意的非市场因素。     　　一龙约王晓方时，王晓方说，他这些年写小说，他想写文学创作中的装。     　　考虑到影响文学创作中的装的要素，其实也是同源的。我同意了。     　　不过，稿件最后离我们设计的要求偏离远了，只能放弃。     　　在王晓方提出希望写文学创作中的装之后，一龙提出请王跃文老师写官场或通过采访他的形式，来呈现官场的装。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这些年影响很大。     　　当年我看国画，只看了开头不久的一个细节，就拍大腿说，他妈的真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也同意了。     　　不过，最后王老师并未应诺。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综述和其他采访来弥补这一缺陷。这就是最后呈现的陈俊宇的《乌纱帽下的装》。     　　操作过程中，一龙提出，想写一篇金庸笔下的假面江湖，会很好玩，很有意思。     　　我同意了，这也是一个加分的建议。     　　邓艳玲对严歌苓的采访很顺利，而且成文之后，很有力。     　　我在这组报道中，受一龙指派，写了篇《假面时代的生活哲学》。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重新翻阅了《哈维尔文集》，尝试深度理解专制之于装的影响；我去翻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著作，试图从中寻找学理依据；又重新看了一遍美国电影《变相怪杰》，寻找灵感。     　　感谢俊宇提供的视频分享，让我发现，心理学实验显示，被组织排斥是一种痛，确实是有心理学依据的。     　　当我撰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也是杂志的后期，而自己正身陷因蚊子叮咬引发的痛苦的疾病中。     　　但我很高兴，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不赖。     　　感谢我的大学时代哲学系学习经历奠定的思维基础。     　　4，     　　本期封面大标题《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都要装》，倒是我做的第一版选题讨论稿中就用的。     　　讨论过程中，半开玩笑半严肃的，大家都提过类似装逼犯等题目。     　　但我最后还是用了这个题目，虽然中规中矩，总是与中国周刊这块牌子大致匹配的。     　　我只是在封面上加了句话，“人们戴上面具，只是为了生活，为了免于恐惧。”     　　这句话是我在《假面时代的生活哲学》一文中的题记。     　　这也是假面时代整组报道指向的核心。     　　本期封面，用了曾梵志老师早期的画作，面具系列。     　　选用曾梵志老师的画作做封面，与中国周刊《我们今天如何做父亲》那一期一脉相承。     　　恰好，我以前看过曾梵志老师的画作。而他的面具系列，内涵与我们这期封面报道也是如此的高度吻合。     　　此前在与朋友的一次餐聚中，我提到准备做假面时代，想联系曾梵志老师。     　　感谢宣亚国际的美女孟洵给我提供的帮助。     　　在我给曾老师的助理发过短信之后，一龙很快就联系上了。     　　感谢曾梵志老师的支持，面具系列也让这组报道增色不少。     　　可以说，这组报道下来，我和我们团队又收获了许多。 上一篇：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下一篇： 京城警察故事之夜查 阅读数(13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2日 14:19:36 　　京城警察故事之夜查     　　十多年前的某一年，我正在有司做秘书，其时我家还在大兴黄村。   　　考虑到我的工作性质，有司开恩，给我在有司附近的胡同临时安排了间宿舍。   　　宿舍在一个四合院里，是改造过的简易房二层，门是铁皮的。   　　我的邻居，都是有司食堂或其他的临时工。   　　这年3月，两会将开。   　　某晚，我和太座在简易房刚吃完饭。   　　“砰砰砰。。。”   　　前面传来了巨大的砸门声，连房子都被震得有些晃动。   　　“干什么的？拿证件出来！”不善的声音传了过来。   　　原来是警察在查夜。   　　过了一会，前边安静了下来，脚步声过来了，停住了。   　　正坐着看书的太座，猛地跳了起来，一个箭步，到了门口，一把拉开了铁皮门！   　　一个警察站在我们房门前，正举着拳，未及砸下。   　　“你干什么的？站着这儿想干什么？”   　　太座怒目圆睁。   　　警察一愣。   　　太座家里是老北京，普通话字正腔圆，不像我，一开口就是外地人。   　　字正腔圆，也容易给人义正词严的感觉。   　　北京的警察，一般遇到说话本地口音的，也会礼貌三分；遇到戴眼镜斯文样的，也会礼貌些。   　　老北京理论起来很难缠，加上地头蛇，所以警察对他们礼让三分。   　　戴眼镜斯文样的，大多识字断文，也难免其中卧虎藏龙，所以，警察对这些人一般也比较客气。   　　毕竟北京是鱼龙混杂之地，警察也不愿意招惹难惹之人。   　　但对明显特征的打工的，态度显然有差别。   　　所以，当太座先发制人，责问这个警察时，警察竟然呆住了。   　　这个警察是片警，大概他从未遇到过自己片区跟民工住在一起的人，竟然敢责问警察是干什么的！   　　楞了片刻，警察说：“我是警察，看一看。”   　　口气有些软。   　　“有什么可看的？你说你是警察，证件呢？”   　　太座乘胜追击。   　　警察更楞了，他在自己的片区，大概也从未遇到过，自己查询时，被片区居民追着要看证件的。   　　“没带，忘了”。警察支吾了一下，随后指指身上的警服，意思是这身警服可以证明自己是个警察。   　　“忘了？没有证件怎么证明你就是警察？现在做坏事的人，经常穿着警察的服装，假扮警察干坏事。没有证件，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太太不依不饶。   　　这个警察没想到碰上了刺头。   　　“您好，我是**区**街道**派出所的警察***，警号******，电话是********，您可以查证核实。今天主要是为两会安全，查看一下。”   　　警察一下子庄严了起来。   　　“查看需要这么横么？”   　　太座继续教育警察。   　　我赶紧过去圆场，邀请警察同志进屋一坐。   　　警察腼腆了一会，进来了，直说对不起。   　　警察走后，我对太座说，你碰上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警察。要是碰上浑不吝的，准是你倒霉。   　　第二天，我步出胡同时，特别留意了胡同里墙上张挂着的片警铭牌，果然是昨晚挨太座教育的那位。 上一篇： 中国周刊检讨之假面时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4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3日 01:59:01 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读一本历史书，那么不妨拨冗去参加一场至少十年陈的同学会。你会大概明白什么叫时代，什么叫造化。     在家乡，又是一场雷雨夜晚，我和全家人在吃饭，几位高中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于是打电话让我过去聚聚。饭后，我就过去了，寒暄之后，两位热情的旧时同窗，拿着手机就搞定了一场至少一桌人的饭局。     小城饭局     饭局是人情的股市。但凡出席饭局，一般是同学朋友之中热衷交际，在社会上吃得开、叫得响的一批人。记得大学刚毕业，我回到家乡，出来吃饭的都是单位新来的年轻人，以电信、移动等部门居多；十多年后，一批渐趋地方中层的公务员占据了饭桌的显著位置，这大概也是最近这十年中国职业发展板块的变迁。     目前，我是这座江南小城的闲人，日程如同餐馆的餐牌，谁先写上什么，就吃什么。因此对于请吃喝，来者不拒，如家母所说，“憨的叫我，也去，灵的叫我，也去”。我却很有自知之明，自谦为“三日红”。过了这三天保鲜期，我估计吃喝邀请的热烈程度，会出现疲软。这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几天内的吃喝用足的心态。     说实话，吃的朴素内涵，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去过日久，我的中国胃，已经进化成十几镑随便吃的自助餐的水准。鲜，依旧能够尝的出来，但是寻鲜的讲究，早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负担。常常对着这满桌的新创的家乡菜，我的口味却越来越像个老外，或者说简单的咸菜烧笋、醉蟹，足矣。     吃的丰富外延，却绕着圆圆的桌子，成为我所热衷的。看到往日的同窗，就好像看到了过去校园的一草一木，这对我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当年的校园，曾经被我们雨伞的水滴打湿的木地板，林立的杉木，都已经伴随着城市的变迁，永远地失去了。     我的高中是省重点，也是当地的名校，应该说现在地方上各个行业的中层骨干，基本上是这样的名校培养输送的。这在全国各地也大致如此。而当年前后三届，大概是最为精华一段，至今碰到，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高中那段苦读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潜移默化的影子。     比如，我们当中发福的人，几乎没有，似乎岁月在我们体重上没有留下任何分量，这也许是早年勤奋培养的自制的力量。在酒桌上，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地喝着杯中的酒，不会谁面红耳赤来特别交流一下感情；一桌人所谈论，也是对于动车事故处理的不平，说些工作中的成人笑话。     在沉默之中，我感到亲切，就好像发现中国历史的规律，不是进步，而是循环一样。今天的我，与昨日的自己，并无多大区别，而现在只不过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来看自己曾经的同窗，用似曾相识的语气和神态来谈与校园不同的社会经历。他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会提醒我，自己曾经在教学楼里与他迎面相遇时候，有过的这样一个类似的瞬间。     来不及道别     在家乡的最后一次饭局，是在温州市区。主办者之一，现在是位房地产商，高大威武，读书时候打架以一敌五，也没有问题，却曾经在当年课间俯卧撑比赛，败于我之手。我把这场晚宴，视作一场迟来的赌债。另一位张罗的同学，口口声声说是十四年未见，最终没有到场，却与我在新浪微博上建立了联系。     饭局在温州一家很不错的酒楼，在透明电梯上来之后，我拿着手机拍了几张大堂的装修，说实话，这么嚣张的现代装修，我在英国很少看到过。     进入包厢之后，一位早些到场的同学，突然说，你怎么还是说瑞安话？我也很不好意思，感觉和大学之前的同学说普通话，就好像与父母说英文一样，简直是罪过。     与前几次饭局不同，这次饭局更像是通过大家看自己，而前几次，自己旁观看别人居多。因为这次，我曾是这个班级的班长，现在自觉心亏，仿佛当年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少年老成的形象，辜负了青春年少的韶光；想不到，有同学却说我，当年是很叛逆，比如军训时候，全年级就我理个光头，在太阳底下暴晒。有趣的，经过了二十年，大家依然叫我“老班长”，其实我是当中也许最不老的一个，所谓老成老到的老。     国内近些年流行喝葡萄酒，但是好酒不多，喝的方式又比较特别，常常要一饮而尽。所以我一直难以喝得尽兴。这次，酒是好酒，我喝了一口，估了一个价格。做东的老同学，有点奇怪，问我是不是常常在国外喝葡萄酒。因为酒好，又不灌酒，我喝得比较尽兴，于是打了一次通关，之后又是自斟自饮地喝，听着别人聊天讲故事，不知不觉喝掉了好几壶（当地一些好的酒楼餐厅喝葡萄酒，沾染了国外高档餐馆的风气，把葡萄酒盛到一个敞口的玻璃壶里，类似英国的jug，也许是为了酒能够尽量接触空气，有所谓醒酒的效果）。     有些醉了，却刚好符合现场氛围。我听每个同学说一点自己的点滴生活，尽量还原出这么多年他们在做什么，就好像他们也想明白我这些年在做什么。我唯一的感觉，我们的高中岁月，是彼此拥有对方的年代，我们看似个个不同，却又高度的同质，因为人人好奇而敏感，现在的生活，更是那些彼此拥有的灵魂，在人世间不同的职业和社交圈里的延伸，这种延伸，就是青少年时代为未来人生设定的一项使命：让所有的灵魂，来帮助每一个单独的灵魂来体验世界的一切，带来远方世界的消息和见闻，丰富自己的生命。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去过更远的地方的信使而已。     当我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确实有点醉了。很快，我们就要各自回家。那一刻是我唯一觉得失礼的地方，我来不及和同学一一道别。二十年后的同学会，就这样子在夜幕下，几乎一哄而散。好在，我感觉这场酒，复苏了自己对往事的记忆。这些往事，就好像藏在图书馆的旧书一样，也许我现在不会去翻阅它们，但是知道它们保存良好，以后还可以再看。我就知足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未能一一道别。     也许下次回国，我会更加放松自如地找他们吃饭聊天，却不知道这样的时刻，还需要等待多少年？ 上一篇： 伦敦骚乱对新疆治乱的启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游街示众犹如一曲法治悲歌 文/魏英杰 广东番禺8名女工到广州万佳服装批发市场买衣服，却被保安错当成小偷捆绑殴打并在市场内游街示众。此事虽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个中不少细节却令人玩味。 抓小偷是保安的本职工作，可即便这些女工涉嫌偷窃，也该是把她们送交法办才对。游街示众显系违法之举，又不属于保安职责范围，如此举动实在有违常理。从这或可看出，批发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对员工行为未能进行有效约束。据称，这个批发市场经常发生偷窃事件。这固然可能是违法分子太猖狂，但市场也该反思自己是否存在管理漏洞。 也不排除保安这么干是为了邀功请赏。这个市场经常遭窃，抓到涉嫌人员，保安将人捆绑游街既可起到威慑作用，又可让商户们知道，自己平时并没有吃闲饭。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体现了保安的素质很差，缺乏法律意识。这些女士是否违法，当然不能由保安说了算。就算经查证确系违法人员，他们也没有拿人游街示众的权力。可见参与此举的保安，根本就是一群法盲。 何况，他们这么做并没有经过市场管理部门的同意。据市场管理人员称，按照公司章程，并不允许公司员工有这种行为。这么做既然并不被允许，那么为什么还发生了呢？这不由让人怀疑，市场保安根本就是出于一种虐待心理而为之。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力社会”，有权通吃一切。所以，有些人手头虽然只有一丁点权力，也会刻意放大，从中领略那种权力的快感。抓小偷就是保安的一种“权力”，而在这事件中，这种权力显然被滥用了。 游街示众这种人治社会的残渣，至今依然不见消停，恐怕还和某些公权力部门仍然把这当作所谓震慑犯罪分子的利器有关。各地时有报道，某地集中行动打击黄赌毒，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公开处理”，又或者某司法机关举行公捕大会、公开宣判大会，等等。东莞去年就发生过一起警方将卖淫女牵绳游街的事件，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在这背景下，保安们玩一把模拟权力的游戏，也就不足为奇。 将涉嫌盗窃者捆绑游街，这是典型的侵犯人权之举。公权力部门这么做，普通老百姓也这么干，这或者表明，我们共享一个对法律缺乏敬畏的文化背景。岂不闻，国家司法机关三申五令：执行死刑不得游街示众。去年公安部还专门下文：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时，坚决制止游街示众。死刑犯尚且享有人格尊严，况乎小偷？游街示众并不见容于现代社会，长期以来却阴魂不散，这恐怕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和法制传统寻找源头。 游街示众，犹如一曲法治缺失的悲歌。想要改写这首曲子，不仅要改变权力运作的规则，还有赖于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 2011年9月1日 《京华时报》，标题《游街示众为何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