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0年11月26日 16:58:15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 ‘纯’、‘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纯’‘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和‘纯’如何定义了。如果‘纯’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二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20世纪70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和“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老三的亲密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亦不排除投怀送抱者），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四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一”？孟子以仁政作为“一”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壹”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为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炘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和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搁置争议，拥戴秦皇，否则就是意气用事，目光短浅，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和“天下兴亡”，前者“肉食者谋之”，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秦孝公志不在此，第三次见面，商鞅谈论霸道，与秦孝公一拍即合，掀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以三代为模范，重在“天下”，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但是，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民众思想简单，就不会轻视农业，“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便于发动战争，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商君书》用“朴”代替“愚”，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朴”和“愚”、“重农”和“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接着指出：“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本文依蒋礼鸿，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奸”）不限于作风问题，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要对贵族征收重税，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即游手好闲之徒；要禁止粮食买卖，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只能改行务农；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这个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2010年9月至10月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31日）   　　  上一篇： 建国大业美国版 　 下一篇： 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致未来… 阅读数(1793)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0年12月27日 14:48:56 　　亲爱的未来：你好吗？   　　对你，我一点也不陌生。小学时想象2000年，中学时想象2008年，这是学生时代标准的作文题目。那些转基因的体积巨大的西红柿和奶牛，纯朴天真的“新人”，还有在各个星球之间飞来飞去的“星际友人”，现在想来，无非是“大跃进”、“思想改造”、“解放全世界”乃至“解放全宇宙”的升级版。   　　在作文里，想象未来的中心思想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目的是遗忘过去，直至遗忘现在。即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依然可以通过想象乌托邦让自己生活在幸福的幻象之中。乌托邦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属于画饼充饥；2000年或2008年则是现世的乌托邦，可以望梅止渴。但是，现在看来，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并无本质区别。   　　我依然会想象未来，但我更愿意借助过去想象未来。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行。由此上溯到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景象：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地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图图不是在虚构乌托邦，也不是在画饼充饥或望梅止渴，为了感受到“亲爱的，不要叫醒我”，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努力，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那个像梦境一样的时刻，对图图来说已是往事，对另外一些国家的子民而言，是对未来的最高期待。   　　岁末，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去世。他的儿子在追思会上表示：希望有一天，到父亲陵前扫墓，能给他烧一张选票。 蔡定剑生前不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但是他去世的消息，却成为2010年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在“感动中国”的网络票选中，蔡定剑的票数迅速升至第一。我很不喜欢“感动中国”这档节目，但是，我依然去投了蔡定剑一票，同时也投了梁从诫先生一票。对蔡定剑的不同寻常的追思，寄予了公众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想象未来的上海将会举办博览会。这个细节不断被媒体钩沉、放大，说明世博会的众望所归和百年一盼。但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却被忽略，在梁启超关于未来的想象中，世博会被一笔带过，立宪是重中之重。   　　晚清，立宪领时代之风潮。1910年，整整一百年前，天津士绅温世霖涉嫌扰乱社会秩序，被发配新疆，流放之旅成为立宪考察之旅。他写下《昆仑旅行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编者前言这样概括当时的盛况：“沿途各地接待他的无数士绅、商民、官员，几乎都跟他志同道合，配合其考察，关怀其健康，要他准备为国家民族承担大任。”梁启超和温世霖可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读者，会重复着他们的想象，甚至会羡慕他们的境遇。   　　我不愿放弃对未来的想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未来，他也失去了现在。但是我更不愿对未来过度想象，那有些天真，我们已经天真了无数次。我对未来的最低期待是，即使未来有很多新的问题，但各方的共识是不能回到过去。这不意味着遗忘过去，不能回到过去，正是因为对过去记忆犹新，深知其中之恶。如果是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晓渔   　　2010年12月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27日   　　  上一篇： “清纯”的政治学 　 下一篇： “网络扒粪”：不可承受之重 阅读数(465)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1月05日 15:25:38 　　一百多年前，太平洋彼岸出现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从住房保障到选举权利，从食品卫生到工人福利，新闻界“深入揭批”各种公共问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那些只看到黑暗面、没看到美丽新世界的新闻人称作“扒粪者”。但是，新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这一称呼。“扒粪者”成为对新闻人的最高评价，比“无冕之王”更能彰显职业精神，   　　一百多年后，“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重现中国，“扒粪者”不限于新闻人，而是以包括新闻人在内的网民为主。“扒粪”从“打虎”开始，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经过9个月，冒充华南虎的“纸老虎”终于现出原形。仅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一张无需专业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照片，倾全国网民之力，耗时大半年，才验明真伪，可谓事倍功半。但是，这一水滴石穿的网络事件，标志着网民开始从暴民向公民的艰难转型：公共问题取代私人生活，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对公权力的监督取代对私生活的公审，成为网民的价值取向。网民与公权机构的拉锯战，最终以公权机构作出回应而结束，尽管这种回应值得推敲，公权机构却无法继续无视网民的声音，网民不再是虚拟的力量。   　　虽然“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出现，但是人肉搜索最初并非因“扒粪运动”而生。在2006年的“铜须门”事件中，网民对当事人“铜须”进行人肉搜索，随即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人身骚扰。事后发现，“铜须”被指控的行为，纯属子虚乌有。“网络暴民”对私人生活进行道德审判的行为，遭到知识阶层的批判。仅仅过了一两年，网民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就发生根本性的转变。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表示“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成为“网络扒粪”的对象，他抽的香烟、戴的手表、开的座驾都经过网民的人肉搜索，1500块一条的“天价烟”传诵一时。最后，周久耕被移送司法机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从“铜须门”到周久耕，同样是人肉搜索，但是性质迥异。从2008年开始，“网络扒粪”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部分，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与之有关，2008年的周久耕、2009年的“躲猫猫”都是标志性事件。   　　从每一个个案的规模和程度来说，“网络扒粪”一点也不逊色于一百多年前太平洋彼岸的“扒粪运动”。遗憾的是，“网络扒粪”并未像“扒粪运动”那样，对制度建设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   　　媒体常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网络扒粪”属于“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是否有效，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能否纠错，取决于它们是否接受“第四权力”的监督。在“扒粪运动”，“扒粪者”最为关注的不是制造问题的具体个人，而是产生问题的体制。“扒粪者”不是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各尽其责。在“三权分立”的基本制度未能确立的情况下，“第四权力”的效用大打折扣，“网络扒粪”只能解决个案，不具示范性，在制度转型上更是无能为力，陷入重复扒粪和审丑疲劳的双重困境。   　　由于“扒粪运动”无法推动制度建设，重复扒粪在所难免。在“躲猫猫”之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各种死法应有尽有。在“躲猫猫”事件后，就有学者指出，仅仅惩处这一事件的当事警察，无助于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实行“侦押分离”。可惜，这一观点未能得到重视。虽然每次事件之后，大都会出现问责，但是这种问责无法阻止更多死法的产生。所以，回顾2010年的公共事件，几乎都是似曾相识，每个事件都能找到此前的原型，赵作海之前是佘祥林，钟如九之前是唐福珍，谢朝平之前是王帅。   　　由于相似的事件层出不穷，网民逐渐审丑疲劳，比如“躲猫猫”之后，同样的“躲猫猫”就难以得到关注，至少要有“喝水死”、“洗脸死”、“睡觉死”等新的情节，才能重获关注，但是关注的程度逐渐递减。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钱云会，在一次离奇的交通事故中死于非命之后，网友才发现他几个月前在天涯发的帖子，可是那个帖子一直无人关注，在他死后迅速有上千条跟帖。   　　“网络扒粪”陷入两难境遇：如果坚持重复“扒粪”，会效用递减；如果放弃重复“扒粪”，公民的权利又在不断受到侵害。与此同时，公权机构逐渐摸索到应对“网络扒粪”的办法。最拙劣的办法，是以诽谤、造谣的名义惩处“扒粪者”，但是这种行为会遭到新一轮的“扒粪”，往往适得其反，只有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地方政府还在使用这种套路。与时俱进的“柔性问责”三步曲是：第一步肇事问责，“严打”临时工；第二步行政问责，“免职”基层官员（“免职”既不属于行政处分，也不属于党纪处分，更接近带薪休假的福利，也可以视为另行任用之前的休假）；第三步司法问责，适用“缓刑”——“问责”到第几步，视网民的压力和领导的批示而定。三步走完，网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偶尔，也会抛出一些县处级以下的官员，稍微平息一下民愤。   　　经过重重缓冲，“网络扒粪”的风暴，最终只能“吹皱一池春水”，网民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公权机构岿然不动。周森锋、逯军……，随着时间的推移，网民对这些名字逐渐陌生，他们的问题也不了了之。新的“网络扒粪”覆盖了旧的“网络扒粪”，如此循环往复。但是，“网络扒粪”蕴积的能量，不容忽视。如果这种能量不能缓慢释放，而是积石成山，就会有“柔性问责”无能为力的一天。   　　  上一篇： 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致未来… 　 下一篇： 需要区别对待的三种儒家复兴 阅读数(1645)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1月17日 15:48:21 　　一座刚刚落成的9.5米高孔子塑像，因为地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侧，被视为儒家复兴的一种信号。近代以来，几乎每次转型期，知识阶层都会激烈争论：儒家是否应该复兴或者儒家能否复兴？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儒家分为三个层面：文化层面的儒学，制度层面的儒术，信仰层面的儒教。儒学、儒术和儒教的复兴，需要区别对待。   　　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值得期待。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儒学处于自由竞争的多元思想之中，而且儒学复兴不会影响这一思想格局。如果思想是一元的，即使儒学具有垄断性地位，也很难称得上儒学复兴，因为这种复兴不是凭借文化自身的魅力，而是凭借外在力量。思想往往在互相攻难、互相辩驳之下才会兴盛，很难一枝独秀，一种思想的复兴不必以另一种思想的衰落为前提。如果儒学复兴要以其他思想的衰落为代价，这种复兴同样需要存疑，儒学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儒术了。   　　回顾思想史，儒学在诸子百家的争论之中逐渐深化。儒、墨曾经并列为显学，《史记·太史公自序》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说。而且，儒学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韩非子·显学》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所以，有“儒分为八”的说法。外部的攻难和内部的辩驳，非但不会损害一种思想，反而会刺激这种思想进一步生长。对外主张限制其他学说的传播，对内主张团结一致、拒绝分歧，这是不自信的表现，和复兴没有关系。   　　制度层面的儒术复兴，最具争议。儒家有没有制度层面的贡献，存在不同的说法。有论者把“礼”视为制度，但“礼”更接近于仪式。一种制度需要有相应的仪式，但制度不等于仪式。儒家在汉初一度遭到歧视，后来受到重视，是因为儒生叔孙通领衔起草了一套朝廷礼仪，使得“布衣天子”刘邦真切感受到“皇帝之贵”。但是，这套仪式不等于制度。汉代在制度上沿袭了秦代，所以有“汉承秦制”的说法。   　　儒学在制度层面上的缺失，使得“援法救儒”成为思维定势，儒表法里制度历两千年而不衰。儒家和法家的结合，似乎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延续了儒家的生命，但以儒家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为代价，儒家成为法家的装饰。所以，不仅需要检讨儒术复兴，更需要检讨以儒术复兴为名的法家复兴。谈到儒家和制度的关系，最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儒家有碍于民主制度。诚然，从儒家里很难独立生长出民主制度，但是，儒家文化和民主制度不能共存的说法也值得存疑，两者亦有诸多可以会通之处，这一点，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即有不少士人指出。事实上，对民主制度最具阻碍的是法家，或者说，是儒表法里制度。儒家如果希望弥补制度缺失，可以“援法救儒”，但“法”不应是法家，应该是法治。   　　信仰层面的儒教复兴，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儒教是否存在？儒教的支持者表示，否认儒教的存在，是以西方宗教为标准衡量中国宗教。如果承认这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儒教的支持者一定要把儒家发展为宗教，这恰恰是“西方思维”，否则，没有必要坚持儒家宗教化。   　　如果承认儒教的存在，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政教分离；二，这种宗教不具排他性。政教分离，不必多说。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同样重要。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附近，基督教圣三一堂筹备建设，此举遭到儒教支持者的坚决反对。在24.8米高的孔庙大成殿附近修建41.7米高的基督教圣三一堂，是否合适，可以交由建筑学者讨论。圣三一堂奠基时，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曾表示该教堂是“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相关人员也表示图纸仍在修改。可是，儒教支持者在反对建设的公开信中却表示教堂应该满足五个条件：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高度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规模不可容众三千人；不宜建成中国最大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特式风格。（参见《南风窗》2011年第2期）在这封公开信里，儒教人士似乎遗忘了儒家的雍容大度。   　　简而言之，我对儒学复兴乐观其成，但前提是多元思想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儒学复兴不以其他学说的衰落为代价；对儒术复兴坚决反对，尤其反对儒术复兴背后的法家复兴；对儒教复兴不置可否，惟愿儒教谨守政教分离和多种宗教“和谐”共处的准则。   　　  上一篇： “网络扒粪”：不可承受之重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660)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来自网络下载 http://www.vdisk.cn/down/index/5913353A9612   这个记录是复旦新闻学院 @张志安 和网友 @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庄启� 联合完成的。 @庄启� 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d851b0100nt15.html  。大图摄影是洪坚鹏。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嗦演讲更好看。 这个叫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我知道有个 @毛将军官方粉丝团 ，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天的观察，让我对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本博漏夜整理 @长平 复旦讲演记录，感谢 @张志安 ，光荣属于 @长平，讹误属于本博，抱歉仍远未能还原现场，特别是现场给力提问均遗漏所以聊胜于无仅供参考啦！很遗憾 @庄启� 提供的地址已失踪，想看想转发的这里下载 http://sinaurl.cn/hbXHX0，部分现场听众精彩评论及照片此前已转发。】   “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 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晚 18 ： 30-21 ： 30 地点：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 ―――――――――― 记录：【新浪微博】 @ 长平官方粉丝团 @ 张志安 参考：现场 PPT 整理：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摄影： @Neolv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 . 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 万国公报 》、《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 250 家报纸、 20 家杂志、 25 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 2007 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 2006 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 State ； Country ； Land ； Nation 。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 CCTV ，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 有报天、天、独 。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 James C.Scott 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说到厕所，这里有一个照片（播放照片），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以前曾是“革命者”们常去聚会的店，它的厕所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以前的大学，课桌上写的是情书，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不容易写上去了。在我住的小区里，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现在，是同志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