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 　　应该是两年前，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香港同行，结果，连续好几天，报章上都是批判我的文章。确实是批判，不是批评。理据都一样，因为我在一家他们眼中亲大陆的电视台工作，所以我所说的一切，证明我是一个五毛。 　　不过看惯了立法会，还有报章上不讨论问题，只忙着把人归类的路数，所以无所谓。但是有一个电视台记者的文章，让我觉得非常难受。 　　我觉得难受，是作为同行，本该大家心平气和的讨论存在我们行业之间的问题，但对方的文字，是如此意气用事。因为我很清楚，有些话题引起关注，有的人是在看热闹，或者随便发挥一下而已，但是作为圈内人，为何不能好好讨论？或许能够从讨论中找出一些问题？ 　　微博上也是一样，谈论一个议题，很多人是忙着站队。不相干的也就算了，最怕是相关的人也忙着找一个最简单的理由，给人贴一个标签，或者劝架一样的让大家不要再谈了，何苦相互为难，伤了和气。似乎别人都和他们一样，批评，一定是出于私怨。 　　很多时候，谈起一个人，一件事情，我也会夹杂很多个人喜好，然后快速下定义。我知道这样只是发泄一下情绪，我也会给自己一个开脱的理由：反正是私下和朋友还有家人说说而已。 　　我尽量避免把这种习惯展现在公共领域。既然抱怨没有言论自由，那不如从自己先做起，看遇到异议，能不能做到对事不对人地讨论。

2013年01月28日 20:21:18 　　随着有战地玫瑰之称的闾丘露薇无可忍无须再忍得谈论“电视记者”之职能与本分，柴静事件进入第二季。     　　与第一季单纯走家庭道德路线不同，“砍柴”第二季多了几分严肃讨论问题的模样。这所以说多了严肃模样，是因为在这一季中，此前的主旋律并没有真正消失。在网络名人木子美继续点燃一根根导火索的状况下，尾随的民众又一次目睹到内心如此渴望看到的人性之不堪。随着木子美贴出旧文，又一个男性独立媒体人，专栏作家原本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励志故事轰然倒地。     　　在一个无底线著称的女性高举旗帜之下，一群群民众脸带面具讨伐另一个据说私德有亏的女人，还有比这种道德理想国图式更为荒诞的事情吗？虽然革命从来与性相关，丹东和妓女的问题也曾困扰着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但是论到中国的2013，就会发现中国的革命只会比当年的法国更加荒诞，一旦当断头台树立在广场上，狂欢与戏谑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据说生活是件长满了虱子的华袍，而事实证明，在袍子和虱子之间，人们喜欢的，还是虱子。     　　更有意思的是在，在木子美的爆料与旧作中，一二季的不同线索最后如此妥当汇集到一起。一块块拼图拼将起来，人们终于看到一个如此不堪的柴静：在私生活领域，她一贯卖弄风情诱惑有妇之夫，内心充斥着拆散他人家庭的变态冲动，而在专业领域，她在凭借着机心利用性别优势上位占据平台之后，不顾记者的本分占据屏幕中央，用煽情路线讨好民众并掩盖自己的肤浅不专业。而最后一块拼图由同为媒体中人的董路提供，在他的文章里，董路宣布，柴静的成名“依托于央视平台和老男人饭局”，柴静的采访依靠以情绪为主的表演，和于丹之间就差一本《论语》。而最后的结论是：柴静在“非主观害人”。     　　坦率说，我部分认同批评者的看法，比如，记者采访的首要工作是在现场提问、看清事实、找出原因，并引发对于体制等社会根本问题的讨论。如果只关注人不关注人背后的原因，这种采访是不合格的。而在看完柴静对李阳的采访之后，我也认为那是一次极其失败的采访，过多煽情掩盖了对事件的描述，陈旧的专题片节奏注定了这期《看见》因为忽略了重要的新闻线索而什么都没有看见，而在我看到的其他几集，同样毛病严重。无论是袁厉害还是李安，似乎都在柴静以及团队所划定的阐释前理解中被曲解，都如此顺滑的符合大众对这些人物的原初理解和想象，将本来可以精彩的话题消磨成平庸的知音体电视节目。     　　作为媒体编辑，我一次次按下暂停键，因为实在不愿意看到如此低劣的外围常规提问，不忍心看到对话中出现的一些明明很有价值的线索被柴静轻轻放过。甚至严苛一些，我看到的这几期节目，都是失败之作。     　　当然，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好的新闻，记者该做什么，主持人该做什么，这是一系列可以讨论也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最好的人物报道应该是从新闻当事人出发，走向宏大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回到当事人主体。而柴静对李阳的采访之所以失败，也并非是“骄傲轻敌”，并非因为“李阳的眼里没有对CCTV招牌的敬畏，他不是讨好媒体的明星艺人，也不是祈求怜悯的弱势群体。”而是因为种种限制——平台的限制，柴静极其团队自己的限制，导致我们看到的采访缺乏记者基本的好奇心，无力描述事件并追问原因，而没有这两步，除了稍显廉价的同情和激愤，柴静未能真正与采访对象对话。     　　不过，即便这些批评可谓尖锐有理，即便进入第二季拥有了严肃外表，“砍柴”依然未改荒诞。当一本书，一个人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她的私生活，她的专业水准都应该是次要的，这个最应该问的是，柴静对于社会就应意味着什么。她的故事，她的节目，她的文字是否有可取之处，她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乃至追捧，这此种心态与中国社会建设究竟是利是弊。这些问题，在砍柴进行完两季之后依然没有出现，而在未来，即便讨论出现了，恐怕也是乏人问津。     　　当然有权力追问乃至批评她的专业水准和私生活，不过一个健康社会中，追问是在一种前提下展开的，那就是胡适所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这种持平之论应该成为社会的常识与共识，没有这种常识和共识的讨论，总难免流于荒诞，冒出些戾气。今日之中国社会，持平之论稀缺，乏常识无共识，柴静的遭际，可视为宿命。   上一篇： 曹再发的中国梦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作者： 老虎庙   所谓“最近制作的两部视频”是在我近日赴京前后无暇稳定伏案工作情况下赶着剪辑的小东西。都不长，一部十分钟；另一部仅仅七分钟。 虽然两部片子都短点儿，却深感其短得重要。同时想到今后可以多做如此尝试，即短、平、快。其实这是2007年以来我所一直在做的，现在只是一个高级形式的回归而已。 《谌洪果CSC读书会禁读事件前后（简编）》是记录西北政法大学青年副教授谌洪果在发起“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社会工作项目过程中的遭遇，以及奋争过程。关于这件事情成为进入2013年以后至少在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热点事件。《南都周刊》、《环球时报》[英文版]等数家报刊都曾关注和报道此事。在事件过程中，我又是唯一自始至终用摄像机见证和记录事件的人。我当然有责任以此完成作品奉献社会。因为素材的充分不是在几分钟的小片子里可以完成的。恰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赴香港讲学，讲学内容又涉及该事件。故应邀来了个急就章，这才有了下面短片。当然我更希望合适的时候去做该事件的全面剪辑。 《李淑莲女儿：母亲案情最新情况》是和上部内容上有所不同的片子。在长达数年的社会问题关注过程中，我所接触最多，也是自开始就一直用文字和视频记录的事件有如下几个：山东妇女李淑莲死亡事件、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事件、河北廊坊幼教陈树花维权惨遭长期迫害事件、甘肃盐锅峡化工厂国企破产职工安置过程中的黑幕等。其中山东妇女李淑莲生前死后均在我处留有影像，是典型司法案件的社会全纪录。此行在京又一次见到死者的女儿李宁，并且获知案件仍在进行中，并且有了京鲁两省市新的律师力量加入，遂产生用短新闻视频的方式持续跟踪报道事件进程的想法，想来这也是公众希望完整了解该事件的愿望所在吧。下面的七分钟小片就是这样的产物，希望自己努力坚持下去。 《谌洪果CSC读书会禁读事件前后（简编）》 《李淑莲女儿：母亲案情最新情况》 观看地址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8014756.html

作者： 闾丘露薇   南都周刊专栏 ———————- 最近，李承鹏在不少地方的签售，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 签售活动取消，最大的受损者，表面上看是书店，因为少了大一笔直接的销售收入，但是实际上，我会觉得是出版社，因为按照行规，书店拿出版社的书，和网站不一样，年底结款，卖不完可以退货，这也就是出版社，为何愿意低价卖给网站，因为对方愿意一笔结清，当然这对书店来说不是好消息。 对于作者来说，特别是有点名气了，签售活动对自己没有太直接的影响。同样按照行规，作者和出版社签约的时候，会有一个起印数，名气越大，起印数可能越高，这个时候，出版社就需要决定，是否承担这种风险，因为版税，是需要根据起印数，不管卖不卖的动，都要支付给作者的。 当然，签售对作者来说，也是有间接好处的，比如签售活动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增加知名度，从而带来新的读者，可以加速再版。不过有些作者，连签售都要收费的，我不太明白，加上接待费，出版社要卖多少本书才能把成本赚回来。 我的第一次签售是在2002年，那时关于阿富汗采访的书经过了一年多的审查之后，终于出版了，只是人们已经快忘记我这个所谓的“战地记者”，第一场的签售，现在回想，场面应该算是冷清。我还记得03年，当我从伊拉克采访归来，在北京采访非典的一个多月里面，完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在同一家书城，同一个经理，看着排队的人龙，很真诚的对我说：“你真的红了”。听完之后我还有点茫然，因为我以为，我不是已经“红“了吗？ 不过我一直不喜欢签售，所以最近这两年，新书出版，和出版社商讨，不如做讲座，和读者有点交流，顺带签点书，也算是相互退让一步。很感激出版社的体谅，毕竟少了宣传活动，出版社销售压力会增加，而且在书店举行活动，也能增加书店对书的信心。 签售活动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读者会问非常敏感的问题，还会遇到上访的，有一次在东北某城市，讲着讲着，听到后面一阵骚动，结束之后才知道，几个访民被便衣带走了。我当然很好奇，他们还没有开口，怎么就知道是上访的呢？ 倒是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公开批评，更不要说责骂我的读者，当然，网络上很多，实名的，匿名的。只有一次，觉得气氛特别紧张，是去一家网站采访，结束后被邀请和他们的一些年轻编辑聊聊天，用我的同事的话来形容，那气氛，已经不是咄咄逼人了，而是羊入虎口的感觉。于是从头到尾，同事们紧张的站在外围围观。而我当时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发火，忍住，忍住，和故意找茬的人辩论，不值得。 李承鹏在成都，只允许签售，不能交流，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临时要更换地点，到不觉得是在释放怎样的信号，或者是否上了黑名单，这完全是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做事手松手紧的有关。现在看来，成都还算手松，书还能卖，还能签，符合不谈政治，只做生意的原则。 至于在北京和深圳的签售，透过很多人的微博直播，觉得实在热闹，颇有竞选路演的架势，相信如果大眼再准备选人大代表，如果可以公开竞选的话，一定可以高票当选。 那么多人赶过来排队，是用行动表达支持，对之前他的被禁言表示不满。至于来踩场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有人敢于表达少数人的声音了。我的意思是，排队来买书的，支持者肯定占了大多数，这个时候敢于站出来，也是需要点勇气的。就像我一直觉得，我去大学演讲，台下不以为然的学生肯定有，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只是，有些人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扔菜刀，扇耳光，这和表达以及言论自由无关。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管出发点多么的正义，只显出一个人的暴虐。静下心来回想了一下，小时候，不管是课本还是电影，只要是为了社会除奸除害，消灭对方的身体，总是被描述的正义凌然。好吧，如果那个时候因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现在呢，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还是敌人吗？ 可惜，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也听不进。区别在于，有的人这样想，但是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毕竟还顾忌法律。但是有些人，就好像那个西安砸伤车主的年轻人，在正义的理由之下，法律都看不见了，或者应该说，根本不知道还有法律，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那又会怎样？ 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人是不是毛粉，还是带路党，是五毛还是五美分，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称呼我，现在，你不站队，也无法阻止别人觉得你归了哪一方，然后开始针对。我只在乎，当一个人受到伤害，比如身体上遭遇的暴力，或者是蓄意诽谤，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违法的人是不是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如果不管，我担心，暴虐之气和下三滥的手段会横行无阻。

作者： 苗蛮子   日前在中国大酒店举行的广州市政协会议港澳组分组会议期间，包括曾志伟在内的不少香港委员提到在菜式减少之后，遇到“吃不饱”、“送菜慢”的情况，认为在就餐上“节俭过了”。曾志伟说，“一碟叉烧，我不知道每个人能不能分到一块，还好，还有鸡。我们不是要很丰富的晚餐，但要舒适，今天和很多委员有同感，送来得太慢，来得太少。” 在我们这里，堂堂的政协会议，竟然让委员饿肚子，这听起来算是奇闻。委员们吃的到底是啥呢？市政协常委刘军称，港澳组在中国大酒店的菜式有海蜇、叉烧、烧鹅、芋头、荷兰豆炒肉及白切鸡。对于胡吃海喝、享受星级服务惯了的人来说，以及较之平常“八人一桌、一人一菜”的中国式饭局规矩，六个菜的确是有些寒碜的；何况还“送菜慢”，服务不周到，也难怪非富即贵的委员们要吐槽了。 以“肥佬”著称的曾志伟先生，其饭量之大当属无疑。不过，菜“来得太少”，并不意味着“吃不饱”——菜虽然少了点，但至少米饭应该是充足的。刘军不就说他以姜汁捞饭吃了一整碗，“也能吃得饱”么？而且菜式少，也不意味着营养学意义上的“吃不好”——看看那六款菜式，营养也算是“丰富”的了。如此种种，与其说是“节俭过了”，还不如说是委员们“奢侈惯了”。显然，无论是“吃不饱”，还是“吃不好”，其实都是个伪命题，而不过是委员们的一种矫情和发嗲。 香港委员们大老远地跑来开会，会议主办方为其提供简单的工作餐，这可以理解。但香港委员应该清楚这样一个常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政协委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履行职责的义务，委员是来履行职责、参政议政的，而不是来享受“舒适”的星级服务的；香港委员所关注的，显然应该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而非一己口腹之欲。 香港委员们在矫情地嚷着“吃不饱”之前，其实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港府的公务宴请菜谱。香港公务接待标准是出了名的“抠门”：港府的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是人均350港元、450港元，中式宴会原则上菜式最多6道，不能点昂贵食材或鱼翅等濒危物种，吃不完还打包带走。这个标准能吃什么呢？一位参加香港国庆晚宴的内地嘉宾称，多为家常小菜，最贵菜是条斑鱼。另外，由于香港对于公款吃喝有着严密的监控网络和严苛的问责机制，自掏腰包成为香港官员最安全的选择。 对于这份港府菜单，来自香港且在当地热络的曾志伟们，想必不会不清楚吧？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有意为之，此次中国大酒店提供的菜式数量和港府规定的一样，都是6道。只是过了一条小河，香港委员便接受不了，这岂非咄咄怪事！是“南橘北枳”吗？还是原本就不是“橘子”？这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即便较之港府的公务接待标准，此次广州市政协会议工作餐也算是好的了——吃的不说，就拿吃的地方中国大酒店来说，也是广州排得上号的五星级酒店，可见档次不低。这样看来，即便只有那几道菜，费用恐怕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无论如何，香港委员们该知足了！另外，在这么高档的地方开会、消费，大致也是对委员们所津津乐道的“新会风”的一个讽刺。 最后说句题外话，对于大腹便便的曾志伟先生来说，偶尔“吃不饱”，其实未尝不是件好事，如果曾先生想缩小自身体积的话；但若觉得没这必要，那就请曾委员尽心履职，“打好呢份工”，为粤港澳合作交流多尽一己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