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美国之音 | 李铁强案法庭拒接申诉,中国劳教制度再遭抨击

中国辽宁地方司法当局,不接受李铁强劳教案上诉审理。锦州法院拒绝北京律师梁小军为工人维权代表李铁强上访遭劳教案提出申诉,理由是有“内部规定”。  *李铁强维权被劳教* 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说,,辽宁工人维权人士李铁强的家属委托其进行申诉的劳教案,已经被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法院拒绝。梁小军说,有关劳教案最初的判决书上,的确写着可以上诉的条款。他说:“我们到了法院,因为劳动教养委员会在那个区。不过,法院援引行政区区长的话说,有‘内部规定’,这种案件不立案。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但是(李铁强)劳动教养决定书上写着,如果对此决定不服可在三个月内向法院起诉。” 李铁强是辽宁黑山地区的知名工人维权人士。在今年3月中旬的最新一次维权事件中,李铁强为首的维权代表要求官方把当地出租车的经营权分配给特困户及下岗工人,三百多民众集体前往黑山县政府请愿。事后警方以“非法煽动”对李铁强行政拘留十五天,而后又以其家中“有传单”为由,对其处以一年劳教。李铁强目前在押,家属为其上诉奔走。 *中国劳教制度屡遭诟病* 按照中国百度百科介绍: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 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 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多年来,由于公安局不经过法院就可以自行决定将某人剥夺自由,送去劳教,所以,这种做法一直受到外界诟病,说中国不尊重法律,不保障基本人权。 *政法委允许上诉,但其领导的法庭拒绝受理* 北京的梁小军律师说,对这次劳教判决可上诉是锦州市政法委当局决定的,但如今又不许司法机关受理劳教案,就是出尔反尔,再次暴露中国司法体系中政法委凌驾法律之上,为所欲为。他说:“我觉得劳动教养决定书是政法委做出的,而法院不立案的决定也是政法委协调出来的,所以政法委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政法委就是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一方面决定劳教,并说不服可起诉,另一方面又对法院说,你不能立案。这不是在玩人呢吗?” *劳教成为维稳手段* 关于中国的劳教制度,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向美国之音谈起它的弊端:“劳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针对反右以及其他政治运动应运而生的。当然其中可能也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做法。这项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合法性。到今天为止,劳教制度也和立法法以及宪法的相关原则相冲突。”唐吉田说,通过劳教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样的惩罚应该通过司法机关做出,而不能由公安机关或者政法委来掌握。 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也同时统管公检法。在一个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政法委必然直接领导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 唐吉田说,锦州当局对李铁强实施劳教,这表明,劳教制度如今被当局拿来作为维稳手段:“在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高层有过想废除(劳教制度)的迹象,后来由于征地拆迁等一系列官民之间矛盾越发突出,作为一个维稳手段,也是当局看来也是行之有效的一项手段,劳教被越发用得普遍,而且根本谈不上废除。” 唐吉田说,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劳教制度有可能被塞进所谓“社区矫正法”之中,从而为劳教制度改头换面,合法化常态化铺平道路。 *司法改革切入点:告法官渎职* 美国之音询问梁小军律师下一步打算,他说,为了推动司法建设进程,必须找到适当切入点。他认为,锦州法院当事法官不能仅以“内部规定”为由,将案子一推了事。他说:“我觉得,这种情况构成‘渎职’吧。按照法院工作人员职责,他应根据法律去实施立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我想以此对他进行控告”。他说,不知是否有结果,会不会有答复。“我们应该去做,否则司法当局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给锦州市法院打电话了解情况,接电话人士称,不了解情况,不便发言。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新华社最近发表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撰写的《法的信仰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一文,文章在谈“法的信仰”同时,继续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纳入国家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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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张军: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

近年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困惑”(China Confusion)问题,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预期,是增强这种困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业界和投行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比较悲观的预测是7.8%,乐观预测是8.4%-8.5%,但不论如何,增长步伐放慢的趋势已经显现,对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即使是一个百分点的缩减,也影响重大。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减速区间?这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原因导致的?在张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现状的认识,还直接决定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经济治理方向。 经济减速的趋势已明显可见,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张军把现有的解释总结为三种:一是认为这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缩小之后的一种“正常收敛”;二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即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影响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 他认为这三种解释未必完全合理。参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历史经验提供的模型,他认为,从目前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应该会在2023年左右发生,中国未来十年维持8%-9%增长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大,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张军说。中国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而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在他看来,是因为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或者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大量农民离开农业部门。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他认为,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罪魁祸首。由于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在持续上升,开始挤压非国有和中小企业,这导致总供给下降以及经济减速。大量的竞争性行业,面临着它们无法控制的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而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 张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从需求角度思考对经济减速的应对策略,就可能出错,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供给减速的现象,背后因素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通道受阻,甚至被关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并不小,关键是要打破垄断,撤销管制,加大金融自由化,让更多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鼓励资源的跨行业流动。 最后,他援引美国里根时代“供应学派”革命创造经济繁荣的例子为中国“打气”: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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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处理陕强制堕胎责任人 律师吁追加刑责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晚间报道了陕西省安康市26日通报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有北京律师说,应该再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新华社发的通报说,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 通报说,安康市政府决定对镇坪县政府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于延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江能海镇坪县人口计生局局长职务;撤销主持曾家镇全面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抨印副书记及镇长职务;对曾家镇人大主席袁昌勤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龙春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曾家镇干部张学松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镇坪县医院院长潘益山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镇坪县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对冯建梅给予生活补助,帮助其解决家庭困难。 *新华社谈处理结果,不忘批评冯建梅家人* 不过,新华社这篇报道在谈到处理结果的同时,也有好几处涉及到了冯建梅自己的“过错”。报道说,冯建梅曾虚报年龄,并谎报“农业、非农业户口”。报道还“揭发”冯建梅曾在17岁时就生育。报道还说,冯建梅丈夫的姐姐邓吉梅,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并拍照,之后冯建梅的家人将图片上传互联网。” *冯建梅一家仍然受困,邓吉元失踪* 而就在官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的同时,冯建梅和家人在医院的生活仍然受到监视和限制;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试图前往北京寻求法律援助时遭到阻挠和殴打,他的堂弟因为给一个污蔑他们是“卖国贼”的游行拍照也遭到殴打。官方通报对此没有提及。 北京律师张凯此前曾主动要求为冯建梅一家提供法律支持,但是因当事人一家听信当地政府的拖延之辞而被婉拒。邓吉元后来转变主意、试图前往北京找张凯律师走法律途径时受到阻挠,后来失踪。 *律师张凯:应追究刑事责任和国家赔偿* 张凯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官方的处理结果只是处分和生活补助,还应该进一步追究责任。他说:“这不仅是违反党内的一个基本的纪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涉及犯罪的行为。这至少是故意伤害罪,应该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其二是,要有国家赔偿,这是因为这是行政行为,你要对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张凯律师说,他正在与受害者家人沟通,希望依法追责,要求相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要求行政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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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官员:户籍制度不能简单取消了之

中广网北京6月26号消息(记者冯雅)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在参加2012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时表示,到现在为止,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该进行改革。 李铁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无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很多理论工作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最大问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有6.9亿的城市人口,户籍人口只占73.5%,农民工有2.2亿。到现在为止,这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户籍制度不能简单取消了之 有人建议,户口制度以及依附户口制度的诸如高考制度等制度应该取消或重新规划,李铁对此表示:户口制度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取消了之。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的外来人口。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面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而是利益关系的分配和调整。 城市化政策应该进行改革 李铁就中国城镇化的改革政策问题提了三大建议。 首先,当前解决问题的重点城市化人口、农民工人口的政策问题,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是2.2亿农民工和7000万的流动人口,2.2亿农民工里头有20%举家迁徙的农民工,他们已经长期在城市定居,而且已经从事了各种服务业,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生活十几年了,孩子都已经在北京上学了。所以建议把这部分人放开,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 第二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概有五、六百万,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家乡去,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也希望政策能恩惠于这些人,给他们在就业的城市定居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第三个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把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他们通过社保和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逐渐拉平和城市户籍居民的差异。比如有平等的高考机会,平等的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居住区得到改善,这是户籍管理制度上要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 李铁认为,这些改革面临最大的阻力是城市政府如何来进行一系列的分配调整。举个例子,广东有1400万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广东就业,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是在家乡,就要经过财税体制的调整,通过转移支付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包括一系列的补助政策。 第二类问题是城市发展的导向,众所周知,房价上涨和土地出让金有关系,一些省会城市在全省人口的比重才百分之十几,但是他们拿到的用地指标达到了30%、50%.我们知道谁有土地,谁就可以吸引大量投资,意味着会吸引大量的要素聚集在这里,给这里带来税收。是不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或者行政化的方式来解决更多的资源,按照人口的流向进行分配,不能过多的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呢?这也是改革的内容。 中国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它们能不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发展的机会,这需要行政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比如说公共服务,三甲医院能不能向周边扩散,包括义务教育,我们要给一些镇一些城市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政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来源:中广网)编辑: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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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 中国/缅甸: 克钦族难民缺乏援助、面临虐待

中国政府一般容许克钦族难民留在云南,如今更应该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确保难民不被送回国、基本需要得到解决。中国政府没有正当理由迫使他们回缅甸或不提供粮食和住所。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曼谷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今天发表新报告表示,数千名 缅甸 克钦族难民在 中国 云南省孤立无助,除了面临被强制遣返冲突区的危险,还缺乏人道援助。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提供临时保护,并允许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畅行无阻地与这些因躲避战争的侵权行为而被迫从缅甸逃至云南的克钦族难民直接接触。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中国政府一般容许克钦族难民留在云南,如今更应该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确保难民不被送回国、基本需要得到解决。中国政府没有正当理由迫使他们回缅甸或不提供粮食和住所。” 68-页的报告 《孤立无援:落难在中国云南省的缅甸克钦族难民》 ( Isolated in Yunnan: Kachin Refugees from Burma 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详述自2011年6月以来,已有至少7000至10000名克钦族难民因缅甸发生战争和人权侵犯而逃往中国西南地区避难。本报告素材取自与100多名难民、缅甸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侵犯受害者、救援人员等人的面谈。 云南的克钦族难民向人权观察反映他们缺乏足够住房、食品、饮用水、卫生以及基本卫生保健。多数儿童没能上学,成人则为了挣点钱去寻找按日计酬的临时工,而面临被当地雇主剥削的危险。其他克钦族难民在大街上遭到任意毒品测试,也被施以乱罚款、长期拘留和拘留期间被虐待,这些均未经正当程序或司法监督。还有一些难民在中缅边境被拒绝入境中国,也有人被中国中央政府指示的地方官员强迫重返缅甸的冲突区。 2011年6月,在位于缅甸北部克钦邦的中资水电站附近,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爆发冲突。此次战争结束了17年的停火协议,并造成大约75000名克钦族人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不是逃往克钦独立军或政府在缅甸控制的地区,就是逃至中国。 虽然自2011年6月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和云南省级机关一般都允许克钦族难民入境和滞留,但人权观察记录了官方曾两次下令大约300名克钦族难民返回缅甸。中国当局还在边境拒绝克钦族寻求庇护者入境,使他们不得不返回到冲突区。 强制遣返事件致使难民面临巨大风险,也导致其他滞留在云南的克钦族难民普遍害怕遭遇同一命运。在云南的的一名25岁难民对人权观察所说:“我在这里根本都不感到安全,因为我们还在边境,离缅甸太近了。我担心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中国又不让我们入境的话,那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我们往哪里活命?” 中国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Refugee Convention)及其1967年《议定书》,和其他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严禁“以任何方式”将难民强制遣返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不推回原则乃是保护难民的基石,也奠基着中国对难民的法律义务。 “中国政府不只是有法律义务暂时保护克钦族难民和解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理查森说。 在缅甸的克钦族流离失所者从当地团体和国际机构受到了有限援助,在2012年3月至6月期间联合国曾派出三支援助车队。但是中国政府本身未曾援助在云南的克钦族难民,也仍未批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或其他主要人道主义机构接触难民。迄今仅有在云南和克钦邦运作的私人和当地的克钦族援助网络提供过援助。 难民对得到援助表示感谢,但也表示这些不足以解决需要。一名51岁的克钦族妇女向人权观察叙述养家的困境:“我们到中国后没有食物,只能大家分一分仅所存有的一点。战争将持续很久,日子会很难过。我们住的地方远离村庄,没法得到粮食。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 一些难民表示,因为在云南人道援助匮乏,所以只得回到缅甸的冲突区。一名33岁的克钦族妇女表示,因为在云南无法养家糊口,被迫回克钦邦——正在发生激烈战斗之地。她说:“我们带来[云南]的钱全都用光了。而且我们是住在亲戚家,所以不好意思长时间住下去。太难了,所以我们只好回缅甸去。” 人权观察表示,关注此一问题的国政府都应该支持目前对难民伸出援手的当地团体,也应当敦促中国当局允许外界畅行无阻全面接触难民。 克钦族难民在云南遭受任意药物测试,有些人还因而被送入侵权行为泛滥的“戒毒所”。所有与人权观察面谈的男性难民都曾被地方当局任意施以毒品测试,有人还屡遭测试。他们表示,在云南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寻找栖身之处,遭任意毒品测试则排第二。被迫在大街上接受侮辱性的尿液测试后,被告知有非法使用毒品的难民有两个选择:要么当场缴付罚款,要么服两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当天入狱。与人权观察面谈的两名男子曾被拘留、被迫接受测试以及被判在虐待行为泛滥的劳动教养所服刑。拘留期间,他们被迫无薪从事纺织和切割玉石,还被处以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理查森说:“许多克钦族难民已经在缅甸饱受战火蹂躏和恐怖虐待,到了云南又得生活在夹缝间。在他们能安全回家之前,中国政府有责任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福祉。” 《孤立无援》的一些证词 “士兵说村民必须回缅甸,过后又回来查看走了没。我们就说他们已经回去了…现在,大家已经回缅甸了。大部分的人是回到村子,有些是去缅甸的流离失所者营地。士兵是在两、三天后回来查看村民是否回去了。村民最早是在[2011年]6月12日到这里,官方让我们帮到6月15日。当天他们就来村子说村民必须回去。” – 中国村子的一名村长,中国云南省,2011年8月 “每次去河里洗澡,中国当局都会骚扰我们。难民营里有井边,可是那里人很多,太过拥挤,所以我们到河边洗澡。每次去,当局就一定会拦住我们,进行质问。而且他们经常跟在后面。他们跟在后面向我们吆喝。所以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全。” – 克钦族难民,19岁,中国云南省,2011年11月 “自从逃出来以后,我们的健康起了变化。现在我们一整群人一个挨着一个生活在一起,所以很容易传染病。我以前没什么健康问题,可是现在总是觉得身体虚弱,没有精神,肚子也有问题。我要看病,但是没有钱所以不能去医院…如果有个小孩生病,其他的孩子也会跟着生病,我们又没药治。孩子们一直泻肚子、伤风感冒。” – 克钦族难民,农民,中国云南省,2011年11月 “我是在2011年8月5日,在边境附近的街道上接受毒品测试的。他们问:‘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缅甸人。其中一个人是穿警察制服的,但是总共有10个人。他们开了一辆车和一部摩托车。他们问我有没有吸毒。我说没有。他们叫我当着他们面前把尿撒进小杯子,拿了东西放在杯子里,然后说:‘这里说你有吸毒’。他们说:‘你必须戒毒,你要坐牢。’然后就送我去监牢。” – 克钦族难民,21岁,中国云南省,2011年11月21日 “我们有困难援助难民。已经差不多没钱买粮食和药物了…克钦族社区、其他一些缅甸社区和信仰团体已经协助我们支持难民9个月了。在过去的9个月里,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非常有限。现在当地人只能靠有限的资金再度向难民伸出援手。” – 克钦族救援人员,中国云南省,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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