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问题网站署名弗朗索瓦•丹茹的社论文章的标题是：朝鲜：美中竞争的关键所在，文章强调说，每当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警告，威胁要进行导弹试射或者其他挑衅行为，西方国家总是呼吁中国对朝鲜施压，而中国的回答也几乎总是千篇一律，那就是中国对朝鲜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事实上，朝鲜百分之四十的粮食供给以及百分之九十的能源供应都来自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声称对朝鲜没有影响力的说法实在难于令人信服。作者评论说，鉴于朝鲜体制的性质，朝鲜核问题演变越来越难于预测，北京拒绝向朝鲜施压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实际上是无视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核扩散危险，同样，北京拒绝与周边国家一同就朝鲜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商讨共同对策，那么，一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很可能会一时不知所措，难于应对。 同样，文章也告诫美国说，现在应该是美国政府针对朝鲜调整其以制裁为主的强硬政策的时候了，作者评论说，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将朝鲜的导弹威胁过于夸大这是外界有目共睹的，而这对缓解该地区的紧张气氛有害无益。另外，美国也应该明确向中国解释一旦朝鲜政权倒台之后美国的对朝鲜半岛的真正意图，因为，中国政府捍卫朝鲜政权的原因之一也是担心美国军队的威胁。作者评论说，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与平壤接近的立场或许也正是出于一种反美情绪，因为反美的民族主义可以增加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巩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中国渔船被劫持事件是中国问题网站发表社论文章的出发点，作者评论说，该事件不仅引发中国国民的愤慨，而且也引发中国政府高层的强烈反感，以至于部分朝鲜问题专家认为北京有可能会调整其朝鲜政策。不过，作者认为，中朝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两大盟国之间的分歧再大，也不可能促使北京改变其朝鲜政策基本路线，因为，其真正的原因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朝鲜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大重要的战场。 而事实上，朝鲜政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粮食以及人权危机，文章在附录中刊登了来自朝鲜媒体的消息，朝鲜正面临着五十年来罕见的严重旱灾，而美国政府今年三月就因朝鲜试射导弹计划而停止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作者认为，朝鲜的旱灾并非纯属天灾，他与几十年来朝鲜官方为了追求农业高产过量使用化肥与农药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分不开的。另外，五月六日，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劳改营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通过对去年三月以来从朝鲜逃往韩国的八百名逃亡者中的六十个人的调查之后得出的。报告显示，在朝鲜的劳改营中，酷刑与饥饿是家常便饭，根据大赦国际日前公布的数字，朝鲜的监狱中关押者二十多万名犯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政治犯。 作者最后还就中美关系介绍说，陈光诚事件虽然使中美外交关系一时紧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双边的经贸合作。就在上个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就在金融以及投资领域签署了六十七项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美国将允许中国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在美国开设更多的分行，而中国也将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外资在中国合资金融机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从目前的33%提高至49%。正如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所说的那样，这六十七项合作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美关系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不知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深层合作是否能够推动中美在国际战略议题上的合作。  

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中国长久以来有“关门打狗”的说法。 假如可以把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比喻为狗，那么，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设置成千上万的禁忌词导致网民难以搜索，可谓新时代的“关门打狗”。中国当局开列的禁忌词单子对中国公众和外界保密。因此，当局关起门来打狗，打了多少狗，打得多厉害，外界难以一目了然。 然而，互联网毕竟是互联网。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巨头谷歌公司日前向全世界的用户推出一项新服务，使中国当局难以继续“关门打狗”了。 （一点插话：在西方，处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前沿的报界常常骄傲地自称是公众利益的“看家狗”。所以，上文用看家狗来比喻言论自由，也算不得是对言论自由的侮辱。） *荒谬到令人哭笑不得* 谷歌推出的新服务是提示读者，在中国大陆用谷歌引擎搜索什么词，会碰上中国当局对外秘而不宣的搜索禁忌，导致与谷歌连接中断。 出于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原因，中国当局将不计其数的词语列入互联网搜索敏感词黑名单。其敏感词的设置之荒谬，先前只有中国大陆人感同身受。如今，有了谷歌的新服务，这种荒谬终于可以让全世界方便欣赏了。 在中国大陆有一千三百多万微博粉丝的著名投资人李开复用服务器在香港的谷歌中文搜索引擎搜索自己的名字“李开复”，得到这样的一个中文提示： “请注意在中国大陆搜寻[李]可能导致使用者与谷歌的连接暂时被阻断。此阻断并不受谷歌的控制。” 于是，李开复发出微博说：“这个提示有意思啊！可以加一句 ‘建议您考虑换个姓。可搜索的姓包括：张、孙、蒋……’”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编辑袁莉随即发微博回应道：“李开复成了敏感词？” 李开复随即再作出内蕴多重、幽默丰富的回应：“别散播谣言，我投胎时不慎，姓不完美，但是名还是没有问题的。” *无可奈何的苦笑* 就中国当局荒谬绝伦的网络信息封锁、李开复的幽默、以及谷歌推出的新服务，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发出了富有另一种幽默的评论： “李开复寥寥数语就抓住了谷歌新服务的高明和无奈。谷歌的新服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透明显示出什么词语能遭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信息封锁。但这种服务给人的应对选择有限。” 美联社驻中国工商新闻记者乔·麦克唐纳向世界各地的记者如此介绍了谷歌所遭遇的中国特殊国情： “谷歌本星期四宣布推出新服务，表示它是一种技术更新。谷歌没有提北京当局对互联网广泛全面的控制。但近几个星期来，中国互联网敏感词过滤大大加强，以至于用户搜索不到一些餐馆、大学，或旅游信息。” *后事如何等着瞧* 中国当局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而且是随时变化的互联网搜索禁忌词黑名单。于是，“长江”，“人大法学院”，“加拿大法语”之类的词也会落入禁忌词的黑洞。用户搜索，会被告知搜索这些词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或者用户的互联网连接会被阻断。 在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的谣传广泛流传时，江泽民成为搜索禁忌词，地名“长江”也跟着坠入搜索黑洞。“人大法学院”、“加拿大法语”跌入中国的黑洞搜索禁忌词，则显然是因为其中包含“大法”让中国当局想起“法轮大法”，当局由此感到紧张或恐惧。 中国当局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所宣扬的“法轮大法”是异端邪说。人们不清楚当局为什么对“法轮大法”要如此敏感，也不清楚谷歌将中国当局竭力隐藏的搜索禁忌词对全世界显示出来将招致中国当局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