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一、焦虑纠结的社会情绪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成为社会的焦虑议题。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具有 重量级的和影响力的作者，甚至对一些执政党的重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如稳定压倒一切，如中国特色的国情，有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中共领袖人物的人格凌辱，怀疑论和阴谋论盛行;还有对一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质疑，有些作者，找出了当年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的领袖的讲话和新华日报等媒体的社论，证明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不想搞民主，质疑共产党的政治诚信，置中国共产党于道德洼地之中。 　　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话题做出回应。笔者以为，主要原因一是问题的敏感，国内面临的问题不少，执政党并还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陷入争论;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机关和相关媒体既有的话语体系，也不方便对这些缺少研究和共识的话题做出回应;三是体现了执政当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是宽松的。 　　二、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西方政治经济的乱局引发新的思考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大发展大进步伴随的深刻和巨大的社会思想危机，然而世界也不太平。无独有偶，21世纪走过10年前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尚未平息，伦敦骚乱接踵而至，法国这些年多次发生由罢工抗议活动衍生的暴力事件，2011年又发生了诸如印第安人处境等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最为稳定的北欧挪威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美债和高失业率引发了美国持续的“占领”运动，一系列国家陷入了“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的大规模罢工抗议浪潮，债务危机随之扩大到西班牙、意大利。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较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制度相对成熟，这些乱局的出现，一定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表明了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矛盾难以化解而外化成社会冲突，“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年轻人和普通民众为主体，从中所表达的讯息，已经突破了对社会局部问题或现象的不满，而指向美国少数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控制国家决策的根本政治制度，看似完美的美国民主并不能公正和有效的解决美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美国两党对抗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更多的是政党之间为获得执政权的角力，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民众的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并不是政治人物所真正关注的。人们更多的从“欧债”危机中，特别是民主圣地希腊危机中的社会的民主困境：人民在没有足够的财富创造的国情之下，希冀高收入、高福利，拒绝紧缩过紧日子，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人民手中有选票，政治人物当然在意人民的选票，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社会的政治人物不惜借债、透支、甚至破产也要“尊崇“民意，以获取选票，可是当一个国家破产的时候，民主还能不破产吗?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中，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与“决策机制”的博弈的无奈：一是议会政党政治主要反映特定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政党如何轮替，广泛、分散的民意最终很难影响最终的政策选择和决策;2011年11月22日，为削减赤字量身定制的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21日正式宣告未能完成历史使命，美国“超级委员会”的溃败，体现的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治国经济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政界学界无不慨叹，华盛顿错失了一次使国家重归财政可持续道路的黄金机遇;二是广泛的民意，无法为决策结果负责，希腊民众不愿意过紧日子，各层各界民众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并不会给国家、政府、社会危机带来什么解决危机的任何结果;三是民主政治如何克服特定时期社会强大的集体非理性，当这种非理性与选举季相遇时政治人物只能为选票牺牲理性;四是民主政治如何解决多数意愿下的“不专业”。全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亟待“修正”和完善空前窘迫的境地。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机遇期 他国多事之秋，对中国而言，当然不能见猎心喜，但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西方制度运行过程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西方的民主政治正在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上，中国正好处在创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机遇期。所谓机遇期，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有可能与西方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区隔;二是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精华，扬弃其糟粕，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三是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方向明确，试点成功，认识统一，时机成熟时，具有在较短历史期间建立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完全可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只要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造的借鉴。 　　三、国际竞争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制度选择 　　(一)中国的开放融合态度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 　　中国的秉持开放融合的国策是真实的，然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划线的明显痕迹。这就促使我们更加看清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存与亡，荣与衰、尊与耻的斗争和较量。以中美关系为例，1993年美国在公海上公然拦截检查中国商船、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南海撞机而拒绝道歉，频繁的南海的抵近侦察，周而复始的售台武器……一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傲慢，西方集团政治人物里根、克林顿、萨科其、陆克文、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新近曾担任美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扬言“take China down”都是从骨子里透出对中国的不安、防范和敌视，一些西方组织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选授予中国的反政府人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在羞辱中国。中国在开放中的参与者国际竞争，面对的是无形和有形的“八国联军”，若隐若现的西方政治联盟。西方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在地化，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国境之内，西方自家圈子之内，是一种标准、一付面孔，出了圈就变脸，就搞双重标准。 　　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自以为是死守一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抛弃国情搞全盘拿来主义，都不是一种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如何回应国内长期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特别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认同的思潮，笔者不简单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发展，以其无可争辩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不能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优势，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但是笔者更加期待民众能够形成以下的共识：好的东西是人家的，好的东西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别人好的东西，一旦变换了时间和空间，未必就是好的东西。学习先进的东西，主要是学习她的精神，比如选举，选举的精神就是政治竞争和人民对执政者和选择和委托，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操作方式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国情条件。在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搞领导人直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由13亿大国搞直选，一定会有巨大的国情差异。并不肯定哪一种选举方式更好些，关键是在特定的时空，哪一种方式更适宜些。 　　(二)对理念和制度的理性态度——没有最纯，没有最好 　　揭掉意识形态标签，政治治理是不同文化文明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笔者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充满着对社会大多数弱者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完整系统地建立了对赤贫者、被剥夺者寻求出路和救济的思想体系，充满人类高尚的人文精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精确的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保障强者利益的理论和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两个有力的“轮子”，虽然有力，但是并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能消弭社会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矛盾，并最终引发社会的爆炸性毁灭。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拯救了资本主义，她的理论及其实践，为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改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理论准备，西方的宗教文明加之在现代社会矛盾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对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修正”。关于当代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应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关切，也是源于泰勒精确的“科学管理理论”及其制度不能缓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要奉行惟我独尊的思想和文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一元是不现实的。没有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没有纯而又纯的“主义”，融合、交流、相互吸收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纯而又纯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正是中国的实际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才造就了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 资本主义在处理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上正上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了巨大有营养，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破裂。“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概念和理论模式，但“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经济繁荣、民生富足、风俗善良、环境良好”都应当是先进政党所追求的。 　　(三)民主政治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并不神秘。普世价值是在“应然”层面的东西，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性。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文明中应当普遍认同的社会基本理性，是全人类关于社会价值可以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有共同的文明，就有善世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经过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选择与博弈的社会基本理性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普世价值应当存在。各种政治对话就是寻找普世价值。追求普世价值本身就表明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存在差异。寻求普世价值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赖以支撑的社会理性、国家理性和世界理性。漫长而艰难的求索之路。当然，我们十分清醒，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普世价值，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还以美国为例，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输出本国的价值观，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又奉行实用主义政策，实行多重标准。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不良示范而放弃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普世价值，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什么是普世价值?抽象的解说不如例举，中国历来是立法和行政的高度一致，但也有例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是中国认同了两个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两个公约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就是普世价值，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第一个公约，而第二个公约至今尚未批准。说明第二个公约的有关内容，中国仍有所保留，按照程序，行政机关的签署只是政府层面的意愿，人大未批准即并未形成国家意志，第二个公约的状况，说明了“普世价值”也有一个沟通的认同的过程。当然，对一个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立法机关未能批准，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个案要，长期未能批准，压力在中国一边。 　　(四)民主政治仍然是当今世界通常的治理方式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不是想与不想，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执政者必须运用的社会治理机器。尽管民主政治并不是无上崇高的东西，但是民主就是一个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工具，之所以说是“可能”，并不是说民主政治必然带来社会公正。笔者以梯子和苹果喻，民主是一把梯子，公正是树上的苹果，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摘到苹果。民主政治本身只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同样是亚洲大国印度为例，印度的民主政治形式无论是从理念和价值认同，都更接近于西方，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样无法遏制印度极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国内经常爆出各种腐败大案，组织一个英联邦运动会，场馆建设劣质低效，贪污腐败成风。尽管民主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全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别的其他任何治理方式，都存在的比民主方式具有更大的缺陷和更高的风险，民主的最大功能在于防止执政者的懈怠。所以，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已经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的品质和正当性，因而成为现代社会政党政府不可回避、必须面对和运用的治理方式。不民主的社会，就有了恶质的规定性，不民主的状态下，产生“恶”的结果是必然的，在不民主的社会，即便是一时的局部的好的结果出现，也不会是全局的和持久的。民主是社会治理的可供选择的基本工具。因当指出，民主的精神、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但是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应当具有多样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中国政治制度中“集中”、“集体主义”、“一党主导”的特质，仍然可以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方式，仍然具有自己的完善空间，并没有理由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推断为专制、独裁，或做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的结论。 　　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民族的和现实的基点 　　(一)“中国模式”的辨析 中国现在政治制度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法学或政治学理论体系去描述?执政党的政治或法律文献乃至宪法都有了成型的论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竞争特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政治，成为知识界、民间颇有声势的政治诉求。即便是国家的宪法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作了规定，民间是不是认同，知识界是不是认同?港澳台是不是认同?国际是不是认同?坊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诸如：“一党专政、一党执政、专制政体、独裁、开明专制……”上述这些看法，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包容的，还是排斥的?回答这一问题是困难的?中国的当前政治制度，当然包含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但又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有极大的差异，即使用西方的经典政治学理论体系去分析，也不能得了简单的结论。 　　当今“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发展独特现象，说她不是“模式”，她又如此发挥作用，说她是“模式”显然也没有产生较为一致和普遍认同的成熟模式，也难以进行抽象概括。这就表明“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有关于“定性”的说法。因为“中国模式”还在过程之中。但是，中国模式看似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提法，其背后当然包含了政治制度的内容。因为政治制度影响或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和品质。之所以没有定性的结论，也因为中国模式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国际综合实力、竞争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优势，但同时，在中国模式之下，也产生了丑恶的、腐朽的、破坏性的恶果。快速发展，伴生问题，伴生问题又影响的损耗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为此，社会要不断的支付修复成本，在有些方面如资源、环境的损害，有了社会财富仍然是不可修复的，于是成了永久伤害。为中国模式大唱赞歌，或认为中国模式一无是处，应当颠覆重构的观点都是片面和偏激的。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点 是不是要拿英、美、日、俄等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做参照，中国民主政治在理论体系上和具体实践上，令一大批学者专家陷入焦虑，也令一大批有识之士对国家民主政治的未来陷入迷茫。老左派、老右派、新左派、新右派无休止的争论陷入了无助于中国民政治模式的选择和建设的泥沼。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站在一个民族的，现实的基点之上。 　　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具体制度的设计，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而不是更多的要不要民主的争论，我们可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推倒重构，试图寻找一个西式经典的民主政治模式，如或实行总统制，或实行议会制;二是“结合型”，中西合璧，制度移植，克服排异;三改造型，在现实基础上的改造的提升。笔者倾向改造型，就是并不以他国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为参照，因为各国具体的制度是各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照搬肯定不行，简单的移植也不行，真正可能成功的是借鉴和改造。 　　民族的基点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笔者试图从“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表达个人的见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就是回答人类社会发展的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答案就是“民本，小康，大同”。“民本”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小康是发展的阶段目标，大同则是发展的臻于完美的理想的终极目标;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另一层次是通常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生社会生活环境的理想，那就是“中庸、和谐”的理想，中庸就是一种稳健的治理方式，和谐就是一种社会状态，中庸和谐的核心价值是秩序。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探索不好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后机会，但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机会，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以大陆为中心中华民主政治制度，不同欧美，不同中东，不同东南亚，也不同华人社会的港澳台，中华政治文明一定是以儒道释精髓的传统文化，以世界政治文明、当代世界和中国政治实践三结合的产物。以大中华的统合气概，抽掉意识形态的偏见，可以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认同政治文明是人类文化文明的产物，具有共同文明的普适性。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决不以西方的模式为心灵的桎梏。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博弈是壮士割腕，也是借钟馗打鬼，这是一个成熟政党的应有的执政勇气。斗争和妥协，都是为了既定目标的实现，比如，有关国际法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妥协，就是找出政治上和经济上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倍数。 　　现实的基点就是国情要素，特别要强调的是政治资源是国情要素。笔者以为，国情不完全是自然资源、人口、环境，国情还有一个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效执政60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何尝不是中国的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改革发，执政党和民众都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焦虑征，审慎、渐进地制订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中期、近期目标，规划渐进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在中国选择民主政治的制度或模式，试图无视这一国情，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边缘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五、中华民主政治制度选择的历史视野 　　历史并不完全决定未来，但是历史一定影响未来。历史以其文化，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精神和价值观;以其不同政治的力量对比，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治理格局;以其不同阶级阶层的资源和财富占有，影响当下乃至未来的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发展观。 　　(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是中华儿女励精图治、不懈追求的历史伟业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是最早喊出的“振兴中华”民族强音。中国共产党是“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者，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包括宪法，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的提法表述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2001年江泽民先生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中明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结语部分再次提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句目标性的政治话语，其中包含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涵。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深刻的影响中国，然而，近代中国的100年历史决定当今中国的命运。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像中国这样100年来经历的屈辱，经历的国破、家亡的境地。从屈辱到兴盛的百年历史，昭示所有的中国人，中国的一体化是保持中国国家合力、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向心力的命根子。中国人从来不健忘，尤其对国破家亡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并没有让那些发达国家开放资源，开放科学技术，国家仍然划定边界，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核心要义。 　　(二)从救亡图存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年，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共正在领导十三亿人民进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 　　一个让世界无法回避和现实，中国发展了强大了，西方国家很不舒服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六十多年前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人民买粮食用麻袋装金元券;六十多年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号称富人俱乐部里西方八国集团，有成员国希望中国参与他们的圆桌会议;从历史上的中国从来就是列强谈判桌上的牺牲品，到成为六方谈的主席国;在航天、航空，信息技术、重大装备制造，重大战略武器研发方面，金融储备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走的路是西方二百年所走的路。 　　(三)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转化 ”一是中国党已经实现从革命、斗争年代向和平建设年代的战略转化;二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增长为目标，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保护和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重大转化，这一转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转变，这是的中共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核心内容，初步完成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理论体系;第三个转变是从个人权威的人治，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转变。 　　(四)“四次转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接受挑战 关注20世纪新中国的四次转型。1949至1956年，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1957至1965年，执政党政治路线，发展方式进入傍徨混乱期;1966-1976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式进入全面混乱和崩溃期;1978-至今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主要时代特征全面社会转型。为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最为倚重的修复社会创伤的思想路线，其中最为核心的内涵是“人民幸福、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坚定、勇敢、审慎迎接第五次转型挑战 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和政府也面临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希冀社会公正、消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声音空前高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也可以认为是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的中华民主政治模式，或许会成为执政党、政府和全体人民接受第五次社会转型探索的挑战。执政党除了坚定、勇敢、审慎地接受挑战外，别无他途。 　　(六)从单一执政向“主导共治”转型 笔者不主张民众去设想一个似乎很经典、很完美模式。看起来很美，可能是充满对抗的模式作为中国的民主政治选择，说起来更美，用起来没法用。就像用法兰西一流的民法学家，给非洲某国设计一个完美的民法典。 　　中国大陆的政治文明包含诸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不接受外族强加之物，可以主动拿来;不照搬照抄西式民主但可以改良改造;不搞大轰大嗡的民主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推开。中国的民主政治既要有高层(顶层)设计，更要十分重视具体制度设计。让民主制度来得稳一些，好一些。 　　对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叫“执政党”，这当然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以为更为准确的说法和考量未来政治发展的前瞻，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主政党”更好些，其含义是“主导执政”的党，与“执政党”并无太大分别，但更为科学些。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发挥主导作用。从当下的政治实践看，党外精英已经开始实际参与国家政府事务。国务院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委科技部和卫生部行政首长是党外精英，按照《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务和卫生事务由党外行政首长负责。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除了国家安全、军事国防事务，会有更多的党外精英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事务。执政党的提法，容易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一党包揽所有事务。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精英、社区精英、行业精英、乡村精英组成的政府、社会和行业自治组织共同治理国家和社会。保持主导，秉持开放。一党主政，多党参政，民主推举，政治协商，人民参与，精英共治。主导共治是单一执政的升华，也是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升华。 　　六、有效治理是当前优先的政策选择 　　(一)政治实际上就是治理方式 政治有三大要素:一是价值，二是程序，三是能效。价值是执政者的道义追求，回答执政为什么?为了谁?要给委托者带来什么?既然是道义层面的，价值也可以表述为理念和理想的元素。学者经常说的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公开、公正、法治都是道义上的非物质的元素。虽然道义是非物质的，但却是指引程序和效能具有正当性，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民主政治绝不是仅仅表现为价值、理念，民主政治是要对国家对社会展开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民主社会能否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枢纽。在快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在社会变动期，发展中各种进步与问题相伴相随，优势在发挥作用，问题也相伴滋生，各种不确定因素活跃且复杂，社会各结构脆弱，文化和价值观混沌，各种突发事件极有可能酿成社会的动荡。如果民主仅仅体现崇高价值和先进理念，人人有民主，家家有诉求，只有利益，没有共识，社会无法运行。 　　民主最为困难的是社会有序和有效运行，有序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程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有效运行就是保持有度的政治竞争而又不能陷入政治对抗。社会和政治一旦陷入对抗，就必然伴随着不理性，政治对抗的结果一定要虚耗社会成本。 　　即便如此，笔者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立即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好看的民主制度，而是实现对社会运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有效掌控。有效掌控，是一种强制力量的配置，本身并不具有高尚的社会价值，但却是当下中国所必须的。 　　(二)纵深的社会发展和不断攀升治理难度 公平正义的实现，比获得温饱要困难许多，在转型期，民众的思想文化多元，价值观的飘移和不确定;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强化，普遍的对追求物质满足的焦虑感;高层次的心理层面的需求，表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获得尊重的渴求;各种利益冲突加剧，政府陷入空前的民主、效率、廉能的三大考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层矛盾呈现出两难或多难的法律或政策抉择。不确定性，缺少稳定的社会理性和社会运行的高风险是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利益和财富的追求过程中，全社会都处于躁动之中。 　　(三)分散主义的风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长期形成的隐性有力的集中主义 。皇权、宗法权意识带来的向心力，儒家的忠孝思想，可以表义的单音字，均衡稳定、以笔画和结构为特征汉文字的构造，中国的国家名称，确立中心以及对中心的附着，对中心的归化，对家族家长的孝敬，对国家的担当，都是中华文化集中主义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主义无处不在，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 　　历史的中国是以皇帝之权为中心的行政权，中国的现实治理仍然传统是行政中心主义，而不是司法中心主义。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分散主义的盛行，减损破坏行政效率，影响社会有效治理。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现所肯定的民众个体利益对社会公共(公众)利益让渡甚至牺牲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道德层面弱化，在法律层面也未有支撑。潜规则与社会的法治状态优劣成反比，潜规则比起明规则(法制)起反向作用。潜规则盛行的时代法治的状况就越糟糕。即便法制完备，并不意味法治良好，人们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执政者，内心并不确认法治权威。在建立法制，厉行法治的同时，大力破解各种潜规则，揭露扼止潜规则的危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当前社会管理貌似集中，其实已经相当涣散，法令不彰、政令不通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不可控的民主，中国社会可能解体。革命话语体系中对社会管理的所谓“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提法具有片面性，一方面，社会不能形成某个社会成员或集团独占利益，同时，也不能形成只约束一方的“单域秩序”，社会成员应当共享利益也要共同维护秩序。要维护既有的社会分工，使社会阶层形成相互的利益让渡和必要的协商和妥协。 　　中国搞乱的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培育了一大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客，政客只会描绘出一幅美好浪漫的政治图画，由社会和民众支付无限成本;全民政治化，无休止的争论，不同政客拥有不同民众和不同媒体，社会对立和政治对抗;争斗不能妥协可引发分裂和内战。 　　中国会被谁葬送?一批腐败官员、一批不接中国地气醉心当跟班的民主伪娘、一批极端的民粹主义者;还有一批新时期有文化的反社会激进者的流氓无产者，这四种人最有可能葬送中国。 　　(四)什么是有效治理? 理念、制度固然重要， 在政治运作中，人们有必要关注“有效治理”的问题。“有效治理”与理念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未被学界所重视。“治理”更多属于技术范畴，是统治术、是统治机器的驾驭。学界的思维，更多重视理念、价值、制度。需知好的理念可能生成好的制度，但好的理念和制度并不一定带来“有效治理”。 　　什么是有效治理?社会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均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关系。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按照既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有效有序组织各种资源，满足基本民生和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社会重大事件，救助重大自然灾害，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有效治理可能脱离于“制度理念”自主发挥管理效力，不好的理念制度，可能出现有效治理，好的理念和制度之下，也可能出现治理的混乱和无序。有效治理，一是突出的是管理效率、管理力度、及时和快速显效;二是决策时只运用简易程序了，甚至缺乏应有程序;三是有效治理可能出现集中决策，决策圈子过小;四是有效治理有时可能背离通常状态下应当遵行的价值和理念。尽管如此，在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有效治理是一种“次佳选择”的治理方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应当接受“有效治理”之下，可能出现的社会成本的支付。 　　(四)有效治理的优先政策选项 从有效治理角度，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政策选项是什么?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并不是即刻进入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而是就“有效治理”的政策选项确定若干顺序。具体的建议是1+2+2治理选项。1是安全为先，加2是民生和社会管理，再加2是廉政建设和全面的民主政治的改革准备。第一顺序仍然是国际斗争和竞争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这些竞争包括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特别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资源性竞争，关系民生的对外贸易的竞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货币竞争;第二顺序仍然是民生中的急切议题：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经济面临的衰退和通胀威胁和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民生问题着重做好农村农民耕地的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拆迁权益的更为严格的保护;加大资源投入，大力促进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建设;扩大城市困难人群的救助性就业;均衡医疗卫生的资源，大力整肃行业风气，保障民众健康权益;平抑影响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的物价;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等社会问题;第三个顺序是社会管理、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第四个顺序是较好解决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恢复执政党社会公信力;第五个顺序，选定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先试的领域，以着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条件，解决好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各级政务官产生的问题和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和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现阶段，中国没有太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七、民主政治改革的未来展望 　　笔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基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各种社会运行风险中，政治体制的变动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政治体制的变动具有最高的社会运行风险。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某一个时间点宣布“开启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说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停滞，如以裁减合并为特征的政府机构改革，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如政府信息公开，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制度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行政许可的简化，重大立法的民主参与，民生政策的听证制度。所有这一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未来30年、50年之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成熟，并不要有若干事先设定的结局，我们可以秉承更加开放的态度，在以人为本、有利国家、有利民族、有利社会，合乎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形成宪法共识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民主政治制度，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的更的贡献。我们完全有信心，从健全和扩大党内民主，到建设社会民主，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宝贵有效经验，以中华文化的高度智慧，以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全民族的自信和合力，共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当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能否趋于成型，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崇高政治文明的伟大政党。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