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北京不再密集地向外媒放风喂料，但将中国国内党政军龙头媒体的新闻、评论与海外一些报道结合起来读，就会知道北京的权斗不仅没有消停下来，反而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地步。 我如此认为是基于两点： 第一，权力斗争已经触及到中央A与中央B双方原来都不想触碰的人物，如一直被视为下届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备位总理李克强。彭博社6月29日那篇“习近平家族中的财富精英”算是给习王储的一项警告。喂料者的目的很明显：你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否则也有好看的——当然，最能读懂警告意涵的应该是习本人。 第二，军中喉舌《解放军报》于6月19日发表了一篇“军队干部要避免亚忠诚，政治上要清醒”。该文中有些话大有玄机：“思想上‘亚忠诚’的现象并不鲜见，表现为在口头上叫得响，心底认同不深；在顺境中表现忠诚，在逆境中有所动摇；……在大是大非面前还能保持警惕，在小事小节上就不大注意、打擦边球；等等”，“特别是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境内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破坏的力度，制造各种事端和谣言，……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年份，尤其应该按照‘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要求，高举旗帜，听党指挥，……以实际行动接受忠诚的考验。” ——这两段话综合起来，意思是：军队在镇压民众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是清醒的，知道唯党命是从；但在党内斗争这种家务事即“小事小节”上就首鼠两端，不肯坚决跟随党的最高代表胡总书记。 还有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胡主席现在的危机感：“在整个官德价值体系中，忠诚是‘1’，其余是‘1’后面的 ‘0’。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在任何时候……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时刻保持高度一致，其余的官德价值标准才有意义。” 按照中国宣传的规律，是缺什么就强调什么。这篇军报评论文章，说明现在军队内部缺乏对胡主席的忠诚。这篇文章可视为胡主席对这批“亚忠诚”者发出警告，并特别强调胡的军委主席身份，是为了让军中那批“亚忠诚”的人盘算清楚，谁才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我为什么认为是“一批人”，而不是一个或几个人？乃是因为如果真只有少数几个人，就用不着让军报出面发文警告，直接拿掉远比这种警告省事且更有效率。但因为“亚忠诚”者为数不少，不容易撼动，才出此下策。 中共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了今天，仍然得“枪杆子才能保政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这一时，不仅是用之于如同最近广东沙溪与四川什坊这类民变，更重要的是在“内斗”时要靠得住，使得上。这经验，完全是从1976年毛泽东在其自言的“血风腥雨”中交班未果的宫廷政变中得来的。 按照官方版本，毛一手遮蔽下长成参天大树的“四人帮”之所以被打倒，主要是天怒人怨，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也不忘记提到军中元老叶剑英所起的关键作用，“居功至伟”，不过立的是什么功，官方在改革前十多年是不谈的。直到本世纪初，各种回忆录里有不少有关叶帅作用的记述。大致情形是： 在毛生命最后的一两年内，老谋深算的毛已迫使叶剑英称病，将其权力转交给毛的亲信陈锡联。他认为这样安排就消除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全会，江青等人绝对占优势，这种安排可算保险。 其时叶剑英虽然被逼称病赋闲，但早已通过王震等人联络了不少元老高官，均想寻机端掉江王张姚等人。更重要的是，被江青视为傀儡的华国锋此时也了解政治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并早已通过李先念与叶剑英取得联系，互通消息。 1976年10月4日，华国锋与“四人帮”等开了一次会，地点在中南海紫光阁。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如果此会真开起来，可能就是“四人帮”达到目的，华国锋深知“四人帮”如果在中央全会上胜出，军队异动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叶在军中影响甚大，能调动军队，九门提督（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未必能反制，而“大内总管”汪东兴其实只能策动宫廷政变，却对付不了军队。如果那样，华本人极有可能被划成“五人帮”中一员，一勺烩了。叶剑英等人当时也分析过中央全会的可能结果，认为没有胜算。于是，华国锋选择了站到军队一边，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先行下手。陈锡联、汪东兴也如华一样，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参与了叶剑英等人策划的政变。 后人看来，毛的安排之疏漏就在于华、陈、汪几位的忠诚在毛死后变成了“亚忠诚”。但实际上，在权力的刀山火海中打拼了大半辈子的毛也深知自己政治安排的脆弱——比如华陈汪等人对他的忠诚不可能移情于江青，因此他才对江青说“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但进入风中残烛之年的毛那时已经有心无力了，他将无数人整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是“亚稳定”，一旦下属进入“亚忠诚”状态，一个小小的诱因就可能导致“稳定”之局土崩瓦解。 目前的局面是：中央A与中央B打得难解难分，中央A显然是想通过程序获胜，比如中央全会上选举中共政治局常委，形成多数以控制局面，胡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中央B则通过放风，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连中央A瞩意、世人认为大位在望的习近平家事也拿出来晾晒。其意是警告各位十八大党代表，在眼前的牢狱与未来的红顶子之间好好惦量一番，站队之前小心一些。中央A是利诱，中央B是威胁，再加上一个外人无从得窥真实的军方立场，权斗前景很难预料。虽然已经让军中将领们表过忠心了，但胡主席心中总还觉得这种“亚忠诚”很不牢靠。 目前这种刻意维持出来的“亚稳定”遇上了见风使舵的“亚忠诚”，就成为高度不稳定之局，势若累卵，某个小利益集团的利害盘算就可能导致覆盆之灾，这就是今年北京权斗的特点。

目前世界人口70亿，亚洲人口超过41亿，占世界总人 口的60.3%；中国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控制人口总规模的增长非常重要。但由于目前的计划生育方法不仅日趋暴力化，还成了基层官员腐败寻租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加以改变，改变的方向，应该是从以贯彻政府意志的计划生育向民众自我约束的社会节育转变。 中国计划生育缘何失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执行此政策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很重的经济处罚，二是暴力计生。最近陕西安康孕妇 冯建梅的故事几乎呈现了计划生育的所有负面因素：计生腐败（计生干部索要金钱）；残害生命（胎儿已成形并活着引产）；缺乏人道（将胎儿放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母亲身边）。这个在农村计划生育当中的普通故事，通过网络传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计划生育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汹涌而至的批评。 计划生育尤其是暴力计生，是将国家意志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加诸于本国人民，确实应该加以改变。但从中华民族的现状及将来考虑，这种改变应该是从计划生育向社会节育转型，而不是漫无节制地生育。 计划生育确实只有中国在实行。从实施效果来说，中国这种以强迫为主的计划生育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最后将计划生育用作寻租手段之后，这一政策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目前真正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的人，只有依赖体制生存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二胎甚至多胎（多生的方式则是八仙过海）。至于有钱的可以通过缴罚款超生，有权有势的人更好办，有有走后门拿医院证明多生的，还有通过未生育过的情妇多生的，不一而足。这种生育权的事实不平等也是引起城市中产阶层们愤怒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除了暴力计生无路可走？不是，在亚洲众多实行社会节育的国家与地区中，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的香港，就在社会节育方面获得了成功经验。我挑选香港加以介绍，是基于以下原因：一，香港人多来自广东，与广东本来同属于崇尚多生多育的粤文化。二、从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包括外地人口迁入这种“机械增长”），本地的人口转变过程早于经济起飞，这些都可以为同为华人文化的中国提供借鉴。 香港的社会节育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成立于1936年，前身为“香港优生学会”。其成员以医务人员为主。 1950年正式改组并改名为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1952年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八个创会成员之一。最初家计会以个别接触方式开展工作，传递家庭计划的讯息，后来增设诊所服务。 1956年成立了首间生育指导所。 1955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家计会的活动。1964年，家计会获得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助。 1967年，家计会进行全港首次“香港家庭计划知识、态度及实行调查”并开展性教育。在这个过程，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慢慢接办家计会的节育指导所。 长达80余年的节制生育辅导与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再配合一些节制生育的口号与宣传海报，比如“一个娇，两个妙”“一双子女凑个好”、“宝宝唔使多，最多生两个” 是指一至两个子女是家计的最好目标；“三个断担挑”、“四个要上吊”是告诉人们，子女多了负担重——这比中国那些“少生孩子多养猪”、“不给国家添负担”之类的口号文明多了，也容易让受众接受。 因为宣传得当，更重要的是随着港人受教育水准渐渐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渐渐改变。在计算家庭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幸福成长的物质条件后，香港人不再崇尚多子多孙，大多以两个为标准。 鉴于中国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只在城市人口当中有效，中国可以考虑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部分人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也会如同香港人一样计算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受教育的基本限制，不会毫无节制地生育。更何况这部分人比较重视子女教育，也相对有教育能力，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应当在社会节育方面做些什么？ 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与港台等地区的社会节育不同。计生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经济处罚为手段，完全忽视当事人意志的一种国家暴力。香港、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的社会节育，则是以NGO为行动主体，政府支持，通过辅导等软性教育劝说人们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至于是否接受、作为生育主体的人最后的生育数量、性别选择，并无任何政府暴力介入。 中国的暴力计生既无效果又引起民愤，中国政府不妨学习香港新加坡经验，从社会政策方面构建社会节育意识。其中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是关键，可以从中学开始开设课程，用比较生动的方式讲解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大学取消政治经济学与毛邓三科，开设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地理。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漫长（至少得需要一代新人的成长年限），但收效却很长远。此外还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把人口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所得税、大学教育、住房方面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优惠，例如《所得税法》规定，节育者可以减免所得税，子女上 学和升学可得到优待和津贴；《住房法》规定，取消多子女家庭分配公共住房的优先权，允许只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租用一套3一41司的公寓。 与此同时，还必须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准，因为“教育使人们易于管理，却不易愚弄和奴役”。香港的社会节育得以成功，其前提有二，一是因为香港居民是自由人，不是专制体制下的臣民；二是因为香港居民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大陆平均水平。

最近在微博与推特上流传一段话：“【一个传播了半个世纪的谎言】：中国贫穷是因人口多造成的。中国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为 55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比中国富裕，欧洲国家更是如此。亚洲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日本、新加坡都比中国富裕得多，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地区。显然将中国问题怪罪于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谎言。” 这段话其实有严重问题。第一，并没有人将人口归结为中国贫穷的唯一根源，这是虚构前提。杜撰前提做为靶子，以此建构批判目标并提出自己的“理论”，是近年来认为“中华民族即将灭种”的“反计生派”（实是反节育派）的惯技。第二，人口密度不仅仅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形成的，而且它也只是衡量人口与资源、经济关系的一个指标。脱离具体的经济环境去比较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与工业化国家之人口密度，并无意义。三，中国人口密度固然在世界上排名靠后，但可耕地面积相对于国土面积来说不高，人均耕地面积很低。因此，上述话语显然是外行拼凑的，从前提、推论逻辑到结果都存在严重错误。 人口密度高，往往基于以下原因： 1、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或者特殊，长期以来是一国或者一区域的经济中心。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还能吸引周边地区人口前来（即人口的“机械增长”）。这就是香港人口密度6420人/平方公里，上海2640人/平方公里，天津886人/平方公里，北京823人/平方公里的由来。 港沪两地产业结构较优、经济发展水平高，服务业发达，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无论是经济辐射能力还是吸附资源的能力都很强大，因此能够支撑如此高密度的人口。其中北京的情况稍特殊，该地是消费型城市，但因为是一国政治中心，资源吸附能力特别强，因此能够支撑起这么多人口，至于因为资源过度汲取（包括水资源等）而形成的环京津贫困带，以及生活于这贫困带上的数百万贫困人口，却为社会所忽视。 2、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高，则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例如山东人口密度579人/平方公里，河南553人/平方公里，湖北325人/平方公里，湖南304人/平方公里，四川172人/平方公里。安徽429人/平方公里。这类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与资源吸附能力远比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与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差，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相对紧张，本地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有限，人口外流现象突出，湖南四川人多到广东打工，安徽保姆闻名中国。河南省则因为生态灾难频发，人口外溢，遍及中国北部省份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在那些地方，据说满街都能听到河南口音，大都是历年陆续逃荒而去者。媒体将其称之为“生态难民”。 3、人口密度低的西北五省。西北五省地理与气候条件均很恶劣，经济不发达，生态脆弱，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过度开发，导致生态迅速恶化，无法支撑本地人口。比如宁夏人口密度85人/平方公里，甘肃57人/平方公里，内蒙古20人/平方公里，青海7.2人/平方公里。尽管人口密度已经相当低，但由于地理条件、资源、气候等各方面限制，其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这些地区包含号称“中华水塔”的青海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黄河成河的甘南高原。早在十多年前，这些地区因过度开发而缺水，内蒙古草原也迅速沙化。潘岳在2005年就透露：中国已有1.86亿生态难民，主要来自于中国西北各省区。 往外移民有多难？只要看看甘肃民勤县政府网站上一封群众来信就知道，这位号称“被遗忘的生态难民”张志德在2012年3月5日给政府的信中说，由于他家不在政府划定的搬迁户之列，留在难以为生的勤锋农场艰难度日，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迁出的机会。但民勤县政府却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只是说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一个参数，构成一个地区经济支撑力的因素还有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资源吸附能力等各种因素。地理条件好，经济结构较优地区，每公里的人口密度即使偏高，如上海广东等地，其经济支撑能力也远远高于人口密度低、但地理条件恶劣的沙漠、戈壁滩，如甘肃青海等省份。中国31个省区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只有平均密度的1.5%），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许多人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粗劣的食品；人口密度最高的上海（高达平均密度的21.8倍），贫困人口少，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现代化，衣食行方面水平也比前者高出许多。 无需否认，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非常紧张，近3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支撑在对环境的过度透支之上。观之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人口，但自身的资源，例如金（地下矿产）、木（森林）、水（严重缺水与高度污染）、土（污染严重、13%左右被重金属污染）却已被消耗殆尽，石油等能源与铁矿等主要资源已需要依赖进口，连粮食都不能全部自给，需要进口——2010年，中国进口9500万吨粮食，占国内粮食产 量的17%。国人还要看到，伴随着大量耕地被城市和工厂占用、严重的土地退化，以及水资源缺乏等严峻的能源及环境形势，中国的粮食这一目标的前景不太乐观。 以上例子，说明忽视一国经济是由资源状态、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与素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只孤立地拿人口密度说事非常偏狭。 编造这段微博的人也许会说，那我们就努力将青海、甘肃等穷困省份发展成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不就行了？答案是不行，上帝也没有那种能力，因为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受限于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的制约，目前那些地区的缺水与沙漠化，就是大自然对其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过度开发的严厉报复。 至于日本与新加坡，这两国的人口密度虽高，但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且在很早以前就有了社会节育思想，家庭规模与人口总规模都控制在合理水平内，尤其是日本，早就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不婚族渐多，生育率普遍下降，与中国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请看续篇《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

最近，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要改革养老保险体制。那句拗口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养老金账户寅吃卯粮，空账额巨大，加上社保基金总体收益率仅为5%，无法支付国民的养老金，因此要增加社会成员的缴费年限，延迟至65岁领取基本养老金。说白了，即让全体中国人多交钱，少领钱，为政府分忧解难。 一石激起千重浪。绝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就对养老保险体制的诸多弊端，例如养老保险的双轨制（即等级制）、空账、政府挪用、贪官对保险金上下其手攫取等早就蕴积了种种不满，这一下全爆发出来。有人将这些做成一篇图文解说《我的养老金，你到底在谁口袋里》，分成“巨大的亏空无底洞”、“养老金体系双轨制到底怎么样”与“政府为养老金做了什么：各地社保丑案频出”三个专题加以总结。 该图文解说做得非常好，直观，详细，即使从未涉及这一领域的人仔细看也会明白八九成，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站寻找。 但我想指出一个该图文未能明白指出的实质问题，即中国的退休金制度设计再次表明，政府的相关立法完全是种自我服务的自利型政策设计。根据如下：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自利型特点。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实行双轨制——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需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的养老金；另一套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企业职工拿他们缴交的养老金为党政事业机关员工“买单”。有人指出，目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8%的费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费率， 但8成以上补贴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政府对退休公务员的优渥照顾让国人愤愤不平：据统计，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为218亿美元，达GDP的5.4%。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是满足与保证官员阶层利益，一旦这个目标受到威胁，政府可以不经过任何“民意咨询”就加以修改。养老保险制度在设计之初时，政府财政情况尚好，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还将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关的职工纳入进来共享特权。后来为了减负，政府自2008年启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规定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看齐。此举在实施过程中阻力重重，并无实质推进。来自社会尖锐的质疑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为何在该牺牲一些既得利益，为改革率先做贡献的时候，却自私地将自己共处体制内的“亲密战友”事业单位职工推到风口浪尖？ 政府随时以“赖帐”的方式摆脱责任，这是中国现在无责任政治的特点。中国养老金因为制度设计有问题，让企业缴费补贴党政事业机关的养老费用；比如政府管理不善，各地挪用、贪污社保基金的丑闻迭出。以上种种原因，使社保基金形成巨大的亏空无底洞——截止2010年，达1.75万亿缺口。形成这一正在继续扩大的亏空无底洞，中国政府既不需要向人民道歉，主管官员也不用承担责任，而是再次设计新的制度为政府减负。比如即将实行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让人民为政府管理不善买单——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拟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以上三点，足以证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与中国其他部门立法一样，是谁设计，谁受益。这种立法自利性中的特点是：偏重于政府一方的职权及各种利益，轻视公民及其它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早就有人指出，在中国现行立法体制中，由于相当一部分立法项目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组织起草的，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广泛存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是对这种立法自立性的准确概括。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牵涉一国国民，首先应该遵循立法的民主性，即正当的程序原则，在起草法规与相关规章时，应当以多种形式如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听取社会各阶层意见，并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不能由政府部门说改就改，在听取民意上虚幌一枪就自行起草通过并实施之，这种做法只能积累更多的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