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制造与传播中心，进入5月以后，由北京授意传播的内部人放料日渐稀少，但观察者还是可以看出趋势渐渐有利于拥薄一派。 在有限的几条信息当中，最重要的是路透社5月25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据称，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约有200人参加的会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薄熙来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属于“个案”，并要求中共高层官员团结一致，防止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后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势态。路透社表示，放料者是“与会议关系密切的三位消息人士”。这条消息如果可靠，表明温家宝在薄案发生之后预留的以“路线斗争”入罪这一方案已被放弃。 如果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央A最后决定以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这一刑事犯罪定谳，那么薄熙来的结局则有如下几种可能：1、最严重的罪名，是薄谷同谋共犯杀人。但要坐实此罪，除了不择手段逼谷开来攀咬，要找到薄共犯的直接证据未必容易；2、比较严重，即以薄知情不报、有意袒护，再加上涉嫌贪污腐败；3、薄对谷的犯罪处于完全不知情状态。 按第2、3两条定罪的可能性较大。处理的尺度则只能是中央A与以周永康等为代表的中央B博弈后决定。处理过重，与罪名不符；处理过轻，则薄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也是中央A的最后防守底线。 上述消息证实了一点：在制度资源上居于弱势的薄派（背后是中央B）与中央A在这一轮斗争中打了个平手。有些观察人士因此比较着急，认为胡温给了薄熙来免死牌就是给自己脖子上套绞索，因此多方提醒。笔者以为，如今这结局倒不是胡温（尤其是温家宝）想要的，乃是形格势禁，不得已罢了。 根据公开信息分析，胡锦涛最后为何会选择这一打击力度最小的方案，哪些因素迫使他只能如此？ 第一，胡锦涛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对军队的掌控力很弱。 《华尔街日报》5月17日发表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 其中提到，据听取过薄熙来案吹风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军事官员说，因与薄熙来的关系而接受讯问的两位高级将领分别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军中元老张震之子）。如果说刘源在军中势力不大，那么张氏一门在军中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现在对薄熙来舍“路线斗争”这一政治罪而以刑事罪入罪，说明刘、张等人已经安然渡过难关。 胡锦涛贵为军委主席，但在军队内却似乎处于被架空状态，这一点上他甚至无法与其前任江泽民相比。江胡两人在军队都无渊源与基础，但面临的局面却不一样。江执政时，军队内太子党、红二代等大多还在校级军官这一阶梯上。到了胡锦涛执政时，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已经升为将军，尤其是军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重要岗位基本上由太子党与红二代掌控；他们干政并左右外交的欲望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最惊世骇俗的当属朱成虎的“牺牲大半个中国与美国打核大战”之言论，而最有系统的则是近年来刘源通过各种渠道表达的“新民主主义论”（意在崇其父亲刘少奇并彰显自身政治合法性）。对胡锦涛的无用与不满，他们也从不讳言。 5月23日，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他用一件亲身经历之事说明胡无法掌控军队。2011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正在中国访问时，中国的军方突然安排了歼20战斗机试飞（作者注：中国歼-20试飞机的设计制造被认为使用了窃自美国的技术），盖茨对此表示震怒，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美国的直接侮辱，想中断这次访问。洪博培建议盖茨在第二天会谈时就此事直接询问胡锦涛，结果发现胡锦涛对此毫不知情。这次事件让洪博培意识到，中国“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间明显是割裂开的”，军队的重要事情居然对国家首脑隐瞒。 第二，胡锦涛的权威不足以让所有政治局常委听命于他。 所谓“集体领导”指政治局常委共同行使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是为了防范毛式独裁出现而采取的寡头共治模式。中共本届共有九常委，可称之为“九龙共治”。在针对薄熙来的支持者——同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起削弱其权力地位的攻势时，胡锦涛明显没有得到所有常委的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3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周已在政治局常委做出内部检讨并移交权力，但因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因此不会被公开剥夺其权力。但另一个信号却表明周并未完全失势，5月17日，本应在河北当选十八大党代表的周永康虽然未在河北当选，却在新疆全票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从这一不寻常的政治安排中可以看出，中央A未能如愿地将周挤出十八大，而这一结果反映出周及其高层支持者的势力。 此外，在现任常委中，只有温家宝与习近平就薄熙来之事公开表过态。主管人大常委会的吴邦国与主管文化宣传教育的李长春等人态度一直暧昧不明。最有意思的是，李长春治下的作家出版社于5月隆重推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人民日报更是于5月24日发表署名评论，“从来就没有普世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明显针对一直在口头提倡普世价值及民主政治的总理温家宝；5月21日，左派的言论大本营乌有之乡通过电子邮件向各大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称薄熙来王立军案实属构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冤案，呼吁中共当局尽速为薄王平反，严惩冤案制造者，最后还宣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 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可以说，这场震动全世界的中南海权力斗争已经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它以路线斗争、贪污腐败与刑事犯罪这三个预留的罪名开局，最后却以对政治上的对立势力伤害最小的亲属“刑事犯罪”收尾。居总书记之位的胡锦涛，不仅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掣肘，未来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更加晦暗难明。

谈到“文革”，大多数亲历者都会根据自身的回忆勾画出一幅“文革”图景。描绘这幅图景有两个维度：个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处的地位，以及“文革”为其带来的变化。但鲜有人从文明进化这一角度来看，即“文革”到底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是毁灭人类文明。出自个人境况来评价“文革”，毕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对中国最大的破坏作用其实在于它斩断了中国与人类文明的联系。毛泽东要反对的“封资修”，其实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态。封建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中国的文明积累；资本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修正主义，是毛曾视为老师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观察毛泽东一生“功业”，无论是中共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其主脉就是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且最欣赏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仅要打碎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颠倒过来。 这个“颠倒”世界的梦想，应该起源于毛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苏俄革命理论之前。因为他幼年时就非常崇拜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头上的桂冠现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农民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两人的社会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有一点本质相同，即以行动在践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梦想。毛泽东将锦绣江山纳入中共之手以后，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变了农村的人地关系之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制度，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对苏联老大哥那套“专家治国”（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学历、专业资格），提高全民教育水准、生活情调布尔乔亚化，毛泽东心里很不以为然。到以“九评苏联共产党”为武器与苏联打了一场口水战之后，毛泽东终于放开手实施其社会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开始了阶级斗争为纲（标志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话剧的登台），再后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真正让社会底层怀念的，应该说是社会地位提高的尊荣感。中共建政之后，50年代的社会改造虽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划分了成份，厘定了阶级等级，在农村里对原有的社会精英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地主富农阶层确实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但城市里的景象与农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不少被消灭，活下来在政治上虽然成了贱民，但其家庭成员却因为知识、专业技能而进入各种中、高阶社会职业，如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这类家庭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游民出身的家庭，无论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员教养方面还是很不相同。后者面对前者，无论如何还是克服不了那种因社会习俗带来的自卑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低阶家庭来说还并非畅通无阻。按中国1963年以前的学制，升学考试是择优录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源上有天然优势，纯工农出身的青年这方面虽然有“出身”这一政治优势，少数人能够被“保送”，但在成绩面前总体上还是要败给前者。 毛泽东当然认为这种按能力开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个“颠倒了的世界”（他认为自己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视始终是个心结）。他的“文革”就是要将这种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格局再颠倒过来，要害就是要将以工农城市贫民游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彻底从这种自卑感中解放出来。“文革”初期在政治层面有两个指向，一是针对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物，当时各省地市县的负责人莫不被抓去批斗游街，抄家剃阴阳头，直到差不多两年后被陆续“解放”并恢复官位；二是针对以“黑五类”为主的“二十一种人”，这类人更惨，抄家批斗游街剃阴阳头一样不少，在广西湖南北京等地还发生过对这类人全家集体屠杀之事。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后的“平反”之列，许多地方的地方志还避讳此类事情。“红五类”成员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线之名肆意践踏上述两类人及其家属子弟的尊严， 对社会底层更重要的肯定，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他们的特殊开放，当时的招工、招干、招军以及招生，都以工农革命干部子弟等红五类子弟优先，这类出身加上政治表现就能够获得向上升迁的机会。记得1968年结束停课闹革命，小学生可以升中学，但要居民小组评定。我所在的居民小组包括我在内有3个需要升学的同龄人，但只能有两个升学。那位出身于乞丐、当时为特困五保户的街道积极分子刘赐生唾沫横飞地说：“谁读谁不读，就看他们的父母解放前谁喝的面汤多，不喝面汤的没资格读”。以做乞丐与终身享受社会照顾为荣，也真只有毛泽东创造的那个颠倒世界里才有的现象。 毛泽东还对社会底层智力与生活习惯予以肯定。毛泽东有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成为一些底层成员经常表现自己反智情结时念颂的“圣谕”。“工人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思想最干净”甚至成为一些人斥骂卫生习惯良好者的话。中国社会的审美观在那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军装为荣，没有军装就穿上解放装。1972年中美建交后，外国人来中国，形容他们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群蓝色灰色黑色的蚂蚁。随地吐痰在全国到处可见，随地大小便在小城镇及农村更是常事。但当这一切被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摄入纪录片《中国》之后，中共政府与中国人又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冒犯，展开了一场由《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军的大批判，还发动居委会生产队批判这部“反华影片”。一些社会底层成员在居民小组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吐口痰，妨碍帝国主义什么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后鼻涕浓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挤不出为止。 今天的社会底层怀念“文革”，理由是社会公正与没有腐败，城市工人则怀念当时有保障的生活。前两点是怀念者臆相出来的话语。“文革”带给底层人的欢欣，其实并非什么“社会公正”，因为逆向性的社会歧视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与人权剥夺。但社会底层却可以在“文革”当中将原来比较优裕的人踩入泥里，获得一种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败，城市里掌握稀缺资源的白衣战士（医疗工作者）与一把刀（卖肉的）都是令人艳羡的职业。那些掌握资源的官员家里餐桌上的菜肴永远比普通人家里丰裕，就连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与保管员都在多吃多占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于工人阶级在“文革”获得的地位，其实是种特殊的政治恩赐，是通过贬损其他阶层而得到的，与今天西方国家那种奠基于权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 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将被毛颠倒了的世界再度颠倒过来，只是那种权贵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会底层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经济地位与他们幻想曾经存在的“社会公正”，而是曾经昙花一现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视带来的尊荣感构成。但这种以贫穷、愚昧、落后为荣的尊荣感，以贬损侮辱中上阶层来提高底层社会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过去以身份型为特点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那是重视家世、名誉、财富及文化传承的社会；在现代契约型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这种社会重视个人能力，通过公平竞争，个人能力可以帮助人们向上升迁，变得富有、知性、有教养。 上述问题是中国人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知识阶层不愿意触及，因为害怕得罪社会底层；社会底层不愿意承认这点，乃因为他们多少知道贫穷愚昧永远无法上升为褒义词。也许，只有当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畅通（如同80年代一样），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会痛苦消逝之后，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与“文革”的现象才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

法广 ：何清涟女士，您好，首先，我想请你介绍一下您刚刚推出的评论文章，您说胡温习李和江周系目前可能是打了个平手，您能介绍一下您的思路吗？ 何清涟 :这次许多人都说周永康很惨，这次要退出了。其实我并不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以胡温今天的掌控一切党政军权的实力，而薄熙来只不过是一个直辖市的示威书记，斗到最后，居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样的结果正好应验了老太子党此前对胡温此前的判断。记得去年六月动向杂志公布了一片对张木生的采访，众所周知，张木生是刘源的智囊，他在访谈中就批评胡温不作为，批评他们手中拿着一个定时炸弹却要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把炸弹传给下一代，他们认为胡温，尤其是胡锦涛就是一个庸种。中共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局级干部敢如此公开的批评中央，这就说明中央的实力严重弱化，弱得大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薄熙来在重庆闹了已经三年多，中间有许多出格的事件，到今天，中央花了这么多的力气，也只能整薄熙来，对其他人至多也就稍微触动一下。但是，好像还没有迹象要公开地把对方好好整一下。这就说明对方的势力还没有被连根拔掉，这从权力交接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犯忌的。因为掌权者都希望自己平安下车，也就是说，第一希望他们的政绩不被否定，这一点实际上胡温已经不可能做到了，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红二代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们如何腐败，如何在败坏由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第二点，是要选择自己选出的接班人，这至少可以保住他们卸任之后不被清算，保住他们家族的平安。但是，看来，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因为，下一任的常委领导班子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法广 ：您觉得中共这次的内部权力争斗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何清涟 ：今年中国的权力斗争有许多的国际化因素，它的序幕的拉开就是在美国驻成都领馆，接着，薄熙来的主要罪行是她妻子谋杀海伍德，这又把英国拉了进来，第三个国际因素是虽然国内的微博被严严的封锁，但是，在国外却有系统的放风，先是在博讯上放料，之后，又转向港台媒体，随后，又利用英国媒体，英国的每日电讯以及泰晤士报接二连三的爆料，甚至透露说薄熙来有一百位情人，这种蹊跷的制造出来的数字实在太愚弄大众了，还有说薄熙来制造空难等消息，实在编造的太离谱了。我当然不是同情薄熙来，但是，他们这种造谣的方式实在太粗糙了。 法广 ：您怎么理解中共这种通过外媒透露消息的方式，他们到底是要和谁说话？是同外国人说话呢还是同中国老百姓说话？难怪有中国媒体人要调侃说，要知道中共内部高层的决策，请订阅路透社和金融时报。 何清涟 ：他当然不是要同中国老百姓说话，因为中国领导层并不很在乎中国老百姓的意愿，而且，他们也知道有了互联网，国外的消息总会传到国内。通过外媒报道，对薄熙来不利的消息，他们会通过各方渠道证实一下，对薄熙来有利的消息，他们基本上都会否定。我们都看到，开始时大家对无名者爆料不相信的时候，就爆出了一个王康来，所有的外国媒体都要到王康那里去找料。到陈光诚事件爆出之后，爆料者就突然沉默了。据他们自己透露，是接到上面指令，说不要再讲了。之后突然到5月10号，国内的《时代周报》冒出了一篇谷开来姐姐家族暴富的秘密，揭露她有多少亿美元，但是，谷开来姐姐1.34亿美元同薄熙来家族600亿美元的资产相比较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在好多网站转载之后有被删除了。然而，5月11日，又爆出富士晚报的那篇报道，这篇报道我已经过多方查证，包括向日本记者本人求证，都没有能够得出他与薄熙来两人是否确实见面的证据。我可以肯定，这篇报道的内容并不出自日本记者本人的手，因为，报道的内容完全符合亲薄熙来派的所有愿望：第一将薄熙来与妻子谷开来分割开来，第二说外面的许多传闻都是谣言，第三是说薄熙来事件不是权力斗争，而是陷害，还表示他还会回来。接下来，就是两天以后《金融时报》刊登的有关周永康交出实权的消息，这条消息最蹊跷的是说周永康已经退出，但是他还会在媒体上出现。事实上，这就说明周永康并没有真正的退出，其实，按照年龄，胡温与周永康都是要退出的，既然胡温都要退了，周永康退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我觉得之所以让周永康公开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对周永康不能整得太厉害，因为周永康这么多年来掌握了许多能够威胁他人的王牌，这也是周永康之所以不倒的原因。 法广 ：最后，您是历史学家，在中共历史上有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借用外媒来做宣传工具的诡异的经历？ 何清涟 ：不仅中共历史上没有，无论哪个共产体制都没有过。这又是一大中国特色。以前在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大的政局变动必须同英国、美国等大国公使商量，获得他们的首肯。 感谢何清涟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  

5月11日，日本《富士晚报》发布一条惊人消息“失势中国大人物薄熙来独家专访”，报道说：4月26日，日本大和新闻社宇田川敬介在中国国安的安排监视下，与失势后的薄熙来共进晚餐。 这是薄熙来被软禁后第一次与外界见面，消息无疑具有爆炸性，凡读到这条消息的人第一反应莫不是震惊之余加上不相信，大多人都在想：1、为什么这次按常情不可能的会面会选择宇田川敬介？ 为什么这次北京会选择日本新闻业中一家并不以政治新闻报道见长的娱乐性媒体，而不是象4月中旬以前那样选择英美大媒体及港台媒体？2、为什么4月26日的见面采访，却延至半个月后的5月11日才发表？ 对于第一问，宇田川其实已经在文中回答了，那是因为他本人与薄熙来有渊源，1997年，宇田川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负责法务工作。当时，MYCAL在大连投资，宇田川得以认识大连市长薄熙来，后来还与当时做律师工作的谷开来合订顾问契约，因而与薄家有联系。加上宇田川在报道中说了，本次由国安特别安排的餐叙不许拍照与录音，这等于事先说明，读者如果想要证据证明此次会面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能凭借日本媒体业对他的专业信誉与《富士晚报》的媒体信誉来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了。 因为上述原因，虽然众媒体对宇田川个人资历、目前任职的大和新闻社（Yamato Press），再到《富士晚报》的报纸发行量及其报道品味逐项考证，依然无法就此次会面的真实性做出一致判断。我本人亦搜索到他的推特帐号“宇田川敬介@udaxyz”， 用英语向他问了两个问题：见薄熙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还是出自他个人的请求？他以不愿意与陌生人公开在推特上讨论这一问题为由拒绝了，尔后又说他可以接受采访，只是需要我用日文。 鉴于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各种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消息纷至沓来，莫辨真假，有些已经超出常识判断范围，如薄熙来制造大连空难、王立军保存的杀人证据是一小片肉而不是通常的毛发、指甲等（通常后者取证易保管易，前者取证难保管亦难）。所以，我觉得去注目一时半会难有结果的会面之真假，还不如分析这篇报道所释放的信息。 通篇报道不长。但要传递的重要信息却有三条：一是报道中说薄熙来否认与自己有关的大多数丑闻，没有否认谷开来的犯罪行为，并声言两人感情不好，后悔没早点离婚；二是否认是权力斗争，说是在重庆打黑遭受报复；三是最后声称“我会回来”。 这三点对于解薄熙来之套实在太具有针对性，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挺薄者的重要愿望，而且也给中央A（公开化的、人们可见到的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搭了一架下台的梯子：将薄熙来与谷开来夫妻两人切割开来，可大大减轻薄要承担的罪责；说是“打黑”引致的报复，不是权力斗争，即给中央A全了面子；甚至为薄的复出埋下伏笔。高官受家属牵连不影响仕途，这在中共党内也有先例可循，根据传言，贾庆林之妻林幼芳据说曾深陷厦门远华案，贾通过离婚解套，仍然做他的全国政协主席，安享尊荣。最后那句“我会回来”的，几乎就是宣布“王者归来”，意在为挺薄者打气。 上述信息，并非宇田川敬介这位日本记者能编造出来的。据一位日本推友考证，宇田川将自己的博客评论为“C级政治界说”，其博文主要是关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也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带有日本人少有的幽默感。但即使如此，他要编得这么对景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无主动编此信息的动机，还有冒因编假新闻而被损失信誉的风险。因此，我大胆做一推论：他与薄的见面是否虚构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该篇采访的信息要点，却是中国方面放料给他，从有利于薄这点来看，应该是中央B。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4月24日陈光诚出逃消息出来之前，中央A通过好几位隐身的放风者（只有一位王康愿意显露真名）向外媒喂料，全是有关薄家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陈光诚出逃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热点之后，放风者几乎同时停止行动（他们向外媒表示上面有指示不能再讲了）。从陈光诚事件的结果来看，中央B占了上风，美国经历了近年对华外交上最大的一次失败。5月8日下午河南省襄城县村民聂木妮夫妇双双闯馆事件发生。次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对外公开说，美中双方都希望确保陈光诚事件不要成为未来企图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模式。 就在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关注热度消退之际，宇田川敬介却在5月11日突然将半个多月之前与薄熙来共进晚餐之事写成独家采访，时间拿捏得很准：因为就在5月10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此文被多家网站转载，有的已被删去。但在金羊网上干脆就以“谷开来大姐资本谱系揭秘”为题刊登（写明转自《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富士晚报》发表的文章将薄、谷伉俪从政治上切割开来，正好针对这篇文章。 如我以前所说，中共这次权力斗争除了在中共内部开展之外，还借助了国际媒体。日本《富士晚报》11日登载宇田川宣示薄熙来表达“我将回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于5月13日登载“薄的同盟放弃中国安全部门的角色”（Bo ally gives up China security roles），该文的要点是：据来自三个高层党官的和外交官的消息，周永康将对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他不会被公开地被撤职，会任职至正式今年退休为止；如果公开剥夺周永康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该报道说，高官们透露，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 这条消息如果没有写周虽然失势，“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也许更能取信于人。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通过从媒体上查寻领导人行踪来判断其是否失势，这句话等于预先公示：周永康的公开活动，只是党中央从稳定大局考虑的安排，事实上周已经铁定“出局”。但事实上，开完十八大之后，周与胡温一起正常退休，目前交权给孟建柱，也只能算是退休前的正常工作交接，这算成了“大输家”吗？ 4月20日以前放出有关薄氏家族的传言，以抹黑为主，凡有利于薄不利于中共的则一律斥为谣言。这一轮放料多了一个特点：不再辟谣，而是故意搅水。结合所有的消息看，我只能得出一个判断：拥有党政军全部制度化资源的中央A与只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即不少红二代及老太子党成员支持）的中央B在这场政治厮杀之中算打了个平手。 真正的结果，还得等着看十八大人事安排。 相关日志 2012/05/13 — 何清涟:宇田川先生是中国国安部指名传唤去出席饭局的 2011/07/15 — 何清涟:中国政治的两大“破局”之举 2012/05/17 — BBC:薄熙来长兄的双重身份 2012/05/17 — 胡平:如何解读日本《富士晚报》对薄熙来的专访报道 2012/05/16 — 《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共将在7月公布处理薄熙来 2012/05/15 — 胡温收官棋：处理薄案思路本来就这样 2012/05/13 — 日本人“与薄熙来饭局”似幻似真 2012/05/13 — 中国时报:独家专访潜藏保薄反薄政治角力 2012/05/13 — 博讯:“薄熙来软禁中接受专访”确认是假消息 2012/05/13 — 薄案现转机，学者称胡温采取非常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