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1990年代初期，由于“六四”四件的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90年代“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尤其是江时代那看似鲜花着锦似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作为中共当时的实际掌门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为了中共一党利益，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政府管制经济的通道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于邓而言，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其后果是给政府及其腐败官员留下了掠夺财富的制度通道，造成了目前导致社会高度紧张的官民矛盾。 所谓“计划”，其实质就是要保留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大权。按照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都属于国有，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改革以来，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却多了个“市场”，“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这就是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的“权力市场化”。正是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造就了官僚阶层及其依附者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由于有了这条支配公共资源的制度管道，无论土地还是矿产，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 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1亿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以及失去家园的城市拆迁户。这些利益受损者已经构成了中国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官民矛盾极端尖锐。 政治之腿绊住了社会发展 “南巡讲话”的另一要点有关政治。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一条被邓公之后的两代领导人强力坚持，甚至被上升到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但正是这一条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趋强化，甚至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利益集团化趋势。十余年前，我曾说过，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然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 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甚至为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历时30余年，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中共党史上，若论开创大政治格局者，至今只有两人，一是毛泽东，二是邓小平。毛泽东“开国之功”至今仍为党内几代人念之不忘，即使是被世界目为反文明的“文革”功业也有人时常怀之念之。邓小平的功业有二，一是将中国人从毛时代的饥饿穷困里解放出来，二是打开了闭关锁国之门。但一因20余年前那场“风波”，二因现实中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等，其伟业已被打上大大的折扣。但我认为，邓留下的制度缺口乃是因其个人局限所致，其后被发挥成今天这般模样，却是其始料不及。 对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沉淀。我们这一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真实观感。

2012年台湾大选结果是马英九胜选，蓝营与台湾商界为之欢欣，北京与美国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次马英九得6872524票，占51.6%，蔡英文得6083443，占45.7%，双方相差约6个百分点。这当然不是蔡英文魅力不够。平心而论，绿营任谁出马，都不可能获得比她好的结果。在陈水扁因腐败入狱，民进党被严重污名化、欲振乏力之际，唯有形象清新的蔡英文披上征袍参选，才会让蓝营与北京倾力以对。选举结果彰示出来的真问题是：台湾离美国太远，离北京太近。这一结论已由来自于8个国家，21位观选员组成的“台湾公正选举国际委员会”的评议结果证明。该委员会说，台湾这次总统和立委选举，台湾民众大致展现了自由的投票意志，但是在选战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不公正的地方，尤其是过去威权统治的影响以及外国的干预这两个问题。 来自威权统治影响之一是针对竞选经费，政党之间的党产和资源差距极大，在竞选花费上的开支管控问题不太受到关注，使得选举法规经常不被遵守，屡遭破坏，选举的公平性因而被削弱。 所谓“外国干预”，则是因2012年台湾选举，是在中国对台政治经济势力渗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台湾选民承受巨大压力进行的。马英九在选举中打的两张牌一是经济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存度居世界之首），二是与大陆关系牌。台湾岛内人群受此影响的人有近半数，还有大陆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50多万台商及近10万大陆新娘。在选前，曾有民调显示，马蔡二人的支持率只相差三个点，这三个点通常是在误差之内。但我仔细看了调查范围之后，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这项调查有两个庞大的人群并未列入其内，即50多万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群体，以及获得投票权的大陆新娘近10万人。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大陆都是其地位的依凭与保障。据说此次14万人即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些人及其能够影响的家属有200多万，对于台湾选情足以能够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若干年前，一位深谙台湾政情社会的文化人曾对我说过，台湾地方小，有时候一个小因素就可以使整个局面翻盘。 这次选举中，大陆施加的影响的手段较以前柔性，即更有策略。由于以前北京介入台湾选情太过直接，除了采用本次相同的手法之外，还施以口头及武力威胁。比如在当年陈水扁竞选连任时，称如果陈当选，大陆将如何如何之类，结果激发了台湾民众反感，反而使选情逆转。这次北京政府的手法相对温和，不再采用武力威胁，而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天性，对马英九软性相助，为其“经济牌”与“两岸关系牌”加分。至于少数大陆人也注意到的让台商回台投票机票优惠、船票免费等，其实都是小意思，与其说台商是为此小利所动，还不如说是从这些小利中看到北京的意向：你们赶快回乡投票支持马英九当选。在如此强烈的信号下，台商哪敢不从？ 美中两国对台湾大选结果表示满意，是意料中事。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长包道（Douglas H. Paal ）在投票日前夕，对台湾媒体表示美中两国都偏好马英九连任。且不谈这一说话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对选情造成影响，但这说法应该是中美两国的真实态度。北京满意这一结果，是因为祖国统一已经构成其重要的统治合法性基础，而台湾两岸联系日趋紧密，更是中共多年经营的结果。美国满意，则是因为在已经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上，不宜再增更多变数。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双方出牌都需要谨慎。今年11月亚太峰会以来美国看似高调，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重返太平洋后的同盟者，少了台湾这个成员。这种考虑是双重的，一是经济上的，比如TPP协议不邀请台湾加入，是因为担心Made in China变身为Made in Taiwan，并非TPP成员国的中国产品借助台湾进入其它协议各国。中国以前在纺织品配额受限时就曾有过类似把戏。二是军事上的，眼下日本南韩等在南海布局，比如日本加强西边防务，就是以台湾不再是同盟为前提考虑。 大陆对台湾的红色渗透有多厉害？关于媒体方面，我以前写过“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的‘选边靠岸’”一文详细介绍情况。学术文化界的互动往还也相当密切，台湾军界的退休将领更是成为北京重要“统战对象”。自从国军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十多年前返乡之后，不少退役将领都接受大陆盛情邀请访问大陆。这种从政治到经济、文化以及军界的全面来往与利益牵绊，对台湾确实有“温水煮青蛙”效应，使他们对大陆的专制政治那种极强的腐蚀力丧失警惕之心。“红色渗透”对台湾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袁红冰《台湾大劫难》一书详加分析。我去年5月到台湾，与蓝、绿、军界及知识界人士都有接触，倾听了各种意见。概言之，对于大陆，台湾人的感情复杂：既无法拒绝目前的利益羁绊，又担心久而久之台湾丧失目前这来之不易的民主。对于台海关系，他们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长期保持现状，即经济上密切合作，政治上保持一定距离。这一思维与东南亚国家前几年的“经济依靠中国龙，安全依靠美国鹰”并无二致。 在与这些台湾人士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香港大陆化，我同情，因为他们没有制度做为凭藉反抗大陆的红色渗透；但 台湾如果大陆化，得怨你们自己愿做“温水中的青蛙”，因为你们有民主制度作为反抗大陆化的制度凭藉。近年来部分追求民主的大陆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台湾，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建立，打破了华人素质不适宜民主的假设，希望在台湾的示范效下，大陆人民能够走上反抗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之路。 2012年选举中，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中国民众对台湾民进党态度的变化。与前几年不同，中国大陆人不再是“闻绿则骂”，希望蔡英文当选的人不在少数。通过在微博上交谈观察，我发现这种变化并非因为他们了解台湾政情，了解马英九的国民党。他们态度的变化其实基于以下逆反心理：共产党反对谁，一定是这个人不利于中共专制统治，那我们就支持这个人。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

今年才过去几天，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已经奇招迭出。胡锦涛在《求是》杂志 今年第一期上的讲话，有如吹响了中西“文化战”的号角，防止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加强思想控制成了中国内政的重点。 “外交”方面，一举扭转以往被美国等敦促实行民主的被动态势，由外宣刊物的主力《环球时报》发文“应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作者刘志勤，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 该文有许多逞口舌之能之处，比如“根据美国在2011年的表现,人们对奥巴马强调的3A级国家 定义有了新解读:美国是个Arrogance（自傲）、Aggressive（自狂）、self-Appreciation（自恋）的“3A”国家,，但这不是重心。重要的在他与《环球时报》看来，美国需要“改革开放”的是什么？ 刘认为美国需要“改革”的是“美式两党制”。文章说，“美式两党制只是表演民主的‘二人转’而已：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民生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的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近来，不少西方国家频频向世界显示的‘民主体现’，是把前任国家首脑送进法庭，似乎这就是自由之精髓。然而这恰恰证明西方民主选举的局限性和欺骗性：连自己政府首脑都选举不准的民主，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它只能给国家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如果没有后一段关于“民主体现”的举例证明，读者还真不太能够理解他对两党制的不满究竟在何处。有了这一说明，刘志勤的意思很明显：一旦某人成为领袖，不管曾犯下什么样的罪错，都不能送进法庭接受审判，只要发生审判前元首的事情，“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 但该文显然犯了好些个低级的常识错误： 一、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是在于其不犯错，而是其纠错机制。选错了国家领袖的情况当然会发生，但不论其地位如何显赫，只要违犯法律，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比中国“为尊者讳”，“刑不上党与国家领导人”的人治好不知多少倍。在刘志勤（包括中国许多官员）看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既然为官一方，以民脂民膏自肥是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怎么能够因区区腐败而接受审判？ 二、他说审判国家元首的事情经常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也有失偏颇。将曾被送上法庭审判的前国家元首逐个数，计有：南韩全斗焕：那是个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卢泰愚，是南韩在有民主形式无民主实质的民主制下非正常选举产生的“民选总统”。菲律宾马科斯，产生于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民主选举”。至于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他们登位均通过威权统治下的“民主选举”产生，并非真正民意。秘鲁藤森受审，但其政府是军政权；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受审，但台湾也非西方民主国家行列。西方民主国家的民选元首被送上法庭的，只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一人，他是因其在任总统前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通过编造的政府职位为他的政党成员支付资金。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因此法国一家法庭于2011年12月15日认定前总统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从希拉克犯法程度与影响范围，比之前面列举的任何一位都要轻微得多，但就这些在独裁专制政权下轻如鸿毛的罪，一旦查出就被追究，不正好说明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在刘志勤及《环球时报》看来，一个曾担任法国总统十余年的人，竟然因为“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就被送上法庭，这样的民主制如果在中国实现，掀翻的可能不只是王的宝座，还有无数官吏的身家性命。而阿位伯之春后几个独裁者受审的“悲剧”，更是让独裁者们不寒而栗。一想到这样的前景，刘志勤们不由得就担心起来。考虑到刘志勤的身份是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这银行曾被称为“独裁者财富保险箱”，只能说他无意中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即中国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无官不贪。 刘文认为就是美国应当“开放”的是思想舆论市场，接受更多外部声音。刘志勤写下这段文字时，可能完全没看以下现实：新华社、CCTV、《中国日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等早就在美国攻城掠地，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与路透社、纽约时报等比邻而居。新华社CNC World 24小时滚动播出英语节目。至于在美国的华文媒体，除了法轮功系列的之外，基本被中共纳入麾下。但信息平台的搭建只是有了信息发布的能力，而信息的发布不等于信息的到达，更不等于被受众接受。中国政府又不能在美国成立中宣部，关闭其他媒体，只许中国外宣媒体在美国独霸市场，一枝独秀。 《环球时报》通过刘志勤这么一位“对外开放”的产物来敦促美国“改革开放”，也算是先向美国扔块问路石，于内，算是呼应了胡总书记“文化战”的号召；于外，也算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干涉中国内政”，以各种方式敦促中国“和平演变”报了一箭之仇：现在咱天朝也敦促你美国“改革开放”，看你老美怎么接这招？

何清涟 发表 于 一月 10, 2012 《求是》杂志最近确实让国内国外大吃一惊，不过，国内外吃惊的重点却不在同一个点上。国外吃惊的主要是胡锦涛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提反对西方文化渗透，有人将此视为中共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国内吃惊的是那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因为前不久，二号人物温家宝总理还批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篇文章似乎指向温家宝的言论。 我倒还真没将这两篇文章太当真，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实践（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思想（极左的政治主张）的分裂，是从上任那天开始就充分展现的，比如这些年来，胡总书记从西柏坡朝圣、回延安一直到今天，坚持的无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类。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在第四代任期内始终并行不悖。真弄到薄熙来那样向外资与资本开刀，胡总书记也未必欣赏，至今未闻他为薄督“唱红打黑”背书就已经说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胡总在今年交班即平安下车前，为自己做的一份自我鉴定。现在先分析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份自我鉴定。 中国从2000年开始，逐步将省部级官员与主要国企领导人纳入离任审计，党与国家领导人虽然未纳入审计范围，但其成绩单何如，也有个风评，尤其是在北京那块地儿，各种消息更是肆意流传。胡锦涛作为党与国家双肩挑的一号领袖人物，内政、外交的成绩单如何，虽无问责制，但也有风评。且大致检讨一下其任期内的成绩单。 先看内政。第四代任期内GDP总量虽然成为世界老二，但后面拖着一大堆长长的阴影，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数额见风长，上亿已经不是新闻；环境生态濒临崩溃，中南海连空气都要特供；世界工厂已接近黄昏，出口下降，失业剧增；地方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基尼系数保守估计已逾0.5；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人口超过3亿；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已逾20万起，按倒葫芦起来瓢，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江泽民前总书记当作荣耀申请来的奥运会举办资格，在举办时先是在传递火炬时被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围追堵截，继而是出动重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开幕式那天不许京城百姓出门观看…… 再看外交。2003年交接班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有的还期盼着中国“和平崛起”。欧盟被中国的“订单外交”牵着鼻子走，东南亚地区国家被中国的金钱外交与连横之策收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龙头”，美国不得不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并向中国表态要共同肩负世界领导责任。但这一切到2009年开始就结束了，周边国家不仅开始“合纵”，还将美国重新请回太平洋地区，北京被昔日的战略伙伴与兄弟国家孤立。围绕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备。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航母还未展现雄风，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就在1月初下水。欧盟需要中国超大注资时，中国未能如其所愿救助，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计划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据悉，国防部的这份战略评估报告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如此内政外交成绩单，已经不是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床锦被能够遮盖得了的。国内甚至有人批评现代领导将难题留给后任，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因此，我认为这是胡总书记及其班底的“英明决策”：通过《求是》对自己的政绩评估。与其让人家来论短长，还不如自个说在头里，定个调。 如何定调才是上策？内政外交这些有硬指标的事情，很难说得嘴响，那就谈道德与文化建设吧。这两样没有什么硬指标，你说堕落了，可以举一堆实例证明；我说上升了，也可以找到不少样本。而抵制西方文明，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西方又不只有普世价值，还有其他的文化，比如黄色文化、性产业、同性恋，不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的结果吗？那些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腐败官员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哪个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记了党的教育，才会走上堕落之路的？ 这招确实是高，从《求是》文章出来后，温家宝总理也不敢再坚持说社会道德堕落，国内媒体网站噤声，只有少数网民躲在微博上哼几声，谁敢说《求是》的文章不对？这样一来，第四代核心离任的自我审计完成：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获得大幅度提升。 但外界的嘴巴却封不住。自1月2日开始，美国之音以“中国近年来道德状况如何变化”为题，在网上展开调查，截至1月5日美东时间下午2时，共有1860人参加投票，认为有“改善”的，只有2% （43人）；认为恶化的，高达94% （1763人） 。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新闻评述  |  标签：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总书记 , 求是  |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