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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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采访主治医生，医生说：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右脚脚踝粉碎性骨折，会影响以后的行走，幸好及时的送来救治，没有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4】墓碑在闪闪发光！ 10月15日下午2时，西安咸宁路快车道和慢车道狭窄的过道上横躺着一位男士，街上行人匆匆，大都视而不见。恰好有一老外女士看此情景后，便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网友说：救救他！当网友一家人与外国人将男人抬到小卖部的时候，遭遇小卖部老板阻拦，称：别抬到我这，给我惹麻烦。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月16日，一位老太太倒在了离车大约50公分的地方。班车司机尹启亮搀扶老太太后被指肇事。17日，老太太去世。尹启亮希望当时在班车上的乘客能够为他证明清白。 @何兵 ：一个多月前，接收央视采访。问：南京彭宇案法律上复杂吗？答：法科大二学生的常识。问：你对此案有何评论？答：这是一座里程碑，埋葬正义的里程碑，简称“墓碑性判决”。昨天，央视记者再问：小悦悦案有何评价？答：墓碑在闪闪发光！ 【5】哪怕法庭给我们一杯鸩酒，我们俩都要有尊严地饮下 @杨海鹏在上海 ： 与蟹妈手牵手出发。蟹妈，你是读书人的女儿，你是读书人的妻子，哪怕法庭给我们一杯鸩酒，我们俩都要有尊严地饮下。 情礼法都在我们这一边。让我们等待所谓“依法宣判”吧！一旦被判有罪，敬请网友，不要攻击法官个人，不要攻击不能独立审判的闵行法院，多思考一下，是什么让中国有那么多冤假错案？每个人的人格不独立，就不会有自治的组织，自治的社会，有尊严的国家。希望大家，为中国的未来，思考，奋斗！ 蟹妈把内衣收拾了十几件，装包；把婆婆唤来，把家里几把钥匙交给她；又跑到蟹爸身边，要教蟹爸使用她的股票交易系统。。。。。。好象今天宣判后，即进监所。蟹爸说：我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但她一直在想每一个细节，希望她不在与她在一样有序。问她，她说：“每一次什么都准备好，怕的事就不会来。” 我们需要一个向上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在自慰中亢奋的中国。 @杨海鹏在上海 ：认定七万成立，判4年。无耻的审判。为什么不让胡曙光及周在春出庭？ 【6】乔布斯爱音乐，今天我们也以音乐来纪念他 美西10月19日早10点，苹果公司在加州总部召开乔布斯内部员工追思会，以音乐盛宴庆祝了乔布斯的一生。CEO库克分享了来自Twitter用户的怀念之词，乔布斯生前喜爱的音乐家诺拉-琼斯和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汀分别献唱。 【百万用户网上追念乔布斯】19日，苹果CEO库克在乔布斯追思会上分享了来自Twitter用户对乔布斯的怀念之词，他表示，全球超过100万人分享了他们对史蒂夫的回忆、看法和情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私人朋友、同事还是苹果产品的用户，都被乔布斯的激情和创造力所深深打动。（皎宇） @catherineduan ：【苹果爱好者万里追思】在现场，新浪科技遇到从加拿大匆匆赶来的莫罕默德和他的朋友，莫罕默德表示，“我乘坐飞机连夜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参加乔布斯的追思会，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来送他一程。”而纪律严明的苹果公司因此也网开一面，最终让两位远道而来的加拿大果粉参加了追思会。 加拿大蒙特利尔艺术家Olivier Lefebvre 使用真正的红苹果来纪念乔布斯，他找来了3750个红、青不一的苹果，使用“像素”方式在Mont-Saint-Hilaire 市一角，摆出了一个“苹果乔布斯画像”。 【7】国务院：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旺旺小薇 : 真奇怪，我们从小不就是被教育要说瞎话的吗？写作文说瞎话，政治课说瞎话，入队入团宣誓说瞎话，搞个班会搞个演讲更要慷慨激昂说瞎话。长大了，偶尔说句真话，要被删帖，被警告。那个总想说真话的，不是现在还在里面么？我们早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突然被谴责为什么不诚实没诚信，不是很搞笑？ 【8】刘明康：中国银行业可承受房地产抵押品下跌40% 最新压力测试结果显示银行业房地产风险可控。目前约98%个人按揭贷款“贷款房价比(LTV)”低于80%，按揭贷款平均“偿债收入比”为33%，超过1/2按揭贷款和开发贷款都是在2009年房价高企之前发放的，开发贷款平均押品比例也达189%。 【9】请成龙代言的老板你伤不起 思念杯具了！【思念三鲜水饺查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可引发肺炎甚至败血病】知名品牌思念三鲜水饺被检出可引起肺炎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现该批次水饺已经被北京市停止销售。该菌是人类化脓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菌，可引起局部化脓感染，也可引起肺炎、伪膜性肠炎、心包炎等，甚至败血症、脓毒症等全身感染。 思念回应：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真诚向所有消费者道歉。但按照新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被检出有问题的水饺是达标的，含量也达不到致病的效果。 【请成龙代言的老板你伤不起！！】代言小霸王，小霸王倒闭了；代言爱多VCD，爱多倒闭、老总坐牢；代言汾湟可乐，汾湟可乐没了；代言开迪汽车，全国才卖九百多辆；代言霸王洗发水 ，被查出霸王致癌。现在，代言的思念水饺又出事了… 成龙：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 【10】老油条 近日有网友曝出在动车上买到保质期长达10个月的油条！油条15元，是3根/袋装的，山东临沂生产。但与6个月保质期盒饭不同，油条不是常温贮存，而是-18℃保存。对此，专家则表示，在冷冻条件下保质10个月或有可能，但营养也会流失。(扬子晚报) 【11】武汉一小学“限速”打闹或被罚 操场上一名学生举着“校园限速”牌子，监督有没有同学疯闹……“如果有人跑得过快，我们会给他开‘罚单’。校长介绍，“校园限速”旨在倡导学生玩得文明、安全、健康，避免安全事故频发。有教师提出异议：若连快跑都不允许，男孩子以后哪来的拼搏和冒险精神?(荆楚网) 【12】斗大的一个2字让你远看一阵狂喜 @冷建成 ： 看到北京街头这巨幅广告牌我泪奔了，没错！油价还真降了！！！这降幅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和 @东坡门人 都怀疑自己的眼睛，直降——2毛/升。。。 @东坡门人 : 斗大的一个2字让你远看一阵狂喜，以为是2元，走到边上，才知道是个“毛”。 【13】校长撑腰体爆红网络 原版→北大副校长：“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然后，各大高校纷纷hold不住了……网络搜集，纯属虚构，仅供娱乐，老人得扶。 【1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美国爱荷华州一对结婚72年的夫妇近日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誓言。英国每日邮报报道，94岁的戈登和90岁的诺玛夫妇上周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入特护病房，医生确认生命难以挽回，遂将两人安排在同一病房相邻床位。此后，两人牵着彼此的手，在一个小时内相继离世。 【15】有些东西是无法比较的 2011年10月18日，以色列用释放1027名巴勒斯坦囚犯的代价换回的被俘士兵沙力特，回到以色列，与父亲紧紧相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旁微笑的看着骨肉团聚的父子俩。 @Jenny娟娟 :看到这个消息，刚才还在哈哈大笑自嘲的俺全然被感动了。。。这个士兵被关了很多年了吧？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了，但是这么漫长的等待不说，以色列能用1027个人交换一个人。。这说明了什么？有些东西是无法比较的，有些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可能有人要批评以政府作秀了，那就问问我们自己吧 【16】商家搞错小数点 定制拖鞋成巨无霸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男子伯丁汉姆前不久花15.5英镑向一家公司定制了一双“兽脚拖鞋”，因两脚不一样大，所以一只定为14.5码另一只为13码，可鞋子一寄到他就傻眼了：其中一只鞋子足以装下整个人！后来得知是商家把尺码小数点搞错了，才做出这么个巨无霸。 【17】美消防员人工呼吸抢救拉布拉多犬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消防员日前在一次火灾事故中救出一条拉布拉多犬，它当时已不能自主呼吸，两名消防队员遂对其进行了嘴对嘴人工呼吸，并给它戴上了氧气面罩。所幸两人的善举收到了效果，这条拉布拉多犬终于逐渐恢复知觉并被送往当地兽医院。 【18】全球首款“先拍照后对焦”相机发布 法新社报道，美国硅谷新兴公司Lytro19日正式推出了全球首款“先拍照后对焦”的光场相机。该相机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博士吴义仁及其同事研发完成，彻底颠覆了以往先对焦后拍摄的常规流程。通过后期特殊的处理软件，摄影者可对所拍摄图像的任何部分进行重新调焦。 【19】dropbox dropbox 创始人drew houston 上了福布斯最近一期的封面。一些有趣的数字和故事：1。09年在他们公司刚创立2年不到，乔爷就约见了他们，开出8亿美金的收购价 2。开始2人，后9人，在后来的两年半里只增加了5名员工 3，最早只融了15，000美金，四年后5千万用户，40亿估值，2亿收入。 【20】我们理解他们的挣扎，我们站在他们一边 奥巴马正在进行他的“巴士之旅”，为他的就业法案拉票。昨天他说“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民众的挫折感。“我们理解他们的挣扎，我们站在他们一边。”17日，奥在北加州马里恩的一家乡村烧烤店用餐，并受到一名小朋友的接见。 【21】金正日视察朝军第4304部队 金正恩随同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金正日一行日前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4304部队。随同金正日视察的还有金正恩等人。报道还称，“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在百忙之中也不忘与部队官兵的约定，前来部队视察。官兵们流着眼泪，像暴风一般高呼‘万岁’。” 【22】淘宝正确使用指南 @编剧李正虎 ：我在淘宝上买东西从来不用自己号，而是注册了一马甲，资料19岁，性别女，舞蹈学院，然后头像换成了百度来的超嫩模特，然后注册了一个QQ和旺旺信息对应，在QQ相册里放了很多半裸的照片。于是和商家讨价的时候，我说旺旺不好用，加QQ吧，一般只要加上我那个QQ的商家，最后都低于半价给我了！还经常联系 【23】N8前置摄像头丢脸了 @渡光 ：不行，我要单独贴出来这张，这对比太霸气了 【24】道德洁癖暴民的存在，正是极权存在的基础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 ：你们自己过路也不敢救人(我认为无法律保障不敢救但应报警)，却上网批判18路人；你们虚拟ID却逼光头光脸的 @姚晨 就临沂事件表态；你们擦干口水却开始骂木子美 @不加V 淫贱。你们就是当年大骂袁崇焕卖国一边吃掉他的人，你们是一群真正淫贱、猥琐、伪善的懦夫！道德洁癖暴民的存在，正是极权存在的基础。 【25】我们永远是处女 @田颖火柴 ：新闻联播，25分钟各种蛋逼会议，5分钟国外各种负面新闻。居然还派人去解决人家泰国发水，您先解决自己首都下个雨就积水潭么？还在那儿开会谈诚信，谈推进文化，根本就是青楼里挂着“我们永远是处女”的招牌。 【26】新模式 余英时：从前只有讲权力，完全变成了一个权力操控的社会。现在呢，把权力放出一部份赚钱，再以金钱来养权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败不会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买一大批人拥护、歌颂现行体制，甚至称其为“新模式”。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是维持不住的。 【27】自由引导人民 当地时间10月13日，纽约，一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模仿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场景。摄影/朱萧木 【28】小店 这张拍摄于2010年11月7日的照片讲述的是在中国四川凉山，一名儿童在雪中帮母亲看店。（姜玉树拍摄） 【29】特色 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无业不叫无业，叫待业；领导下台不叫下台，叫内退；经济下滑不叫下滑，叫负增长；解雇不叫解雇,叫买断；私有经济不叫私有经济，叫非公有经济；穷人不叫穷人，叫弱势群体；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民营企业家；萧条不叫萧条，叫疲软；通胀不叫通胀，叫价格波动。 【30】所有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做到，所以誓言这种东西无法衡量坚贞，也不能判断对错，它只能证明，在说出来的那一刻，彼此曾经真诚过。 ——九夜茴 ( @喷嚏意图 ) 【31】对于自己没能实现的目标的向往，对非现实的东西有憧憬的人大多分为两种，看不见未来的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是明白未来已成定局的中年人。 ——《BOSS》（ @喷嚏意图 ） 党校副校长：“你是党校的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党校直接给他钱，要是起诉你，党校保证法院立不了案，他要是上微博，只有被封杀的份，他要是上访让他出不了门进精神病院！怕你妹呀，他要是出了名，你就只有移民了，岂不正和你意。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编者按：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生于中国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一九五O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成为第一届毕业生。一九五五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先生曾经喻称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评论政治，而不会参政。自一九八O年代起，余先生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掷地有声。二OO六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而为表扬余先生为史学作出之贡献，新亚书院联同崇基书院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危局。学界把清末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评价较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你怎么评价清末新政呢？ 　　　　 　　　　　　余英时：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这种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数据表明，当时知识界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份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王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逼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马国川：因为实权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开反对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余英时：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马国川：“庚子之变”后，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决心，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 　　　　 　　　　　　余英时：“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我们要分别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大陆在八十年代进行的改革，也是行政改革。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因此，我认为没有甚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马国川：你的观点确实与大陆学界不同。大陆有很多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搞的轰轰烈烈，而且还有很多成绩。 　　　　 　　　　　　余英时：我不敢说我的看法一定正确。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甚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所以我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马国川：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你认为清末没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对吗？ 　　　　 　　　　　　余英时：“改革和革命赛跑”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甚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马国川：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 　　　　 　　　　　　余英时：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甚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份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马国川：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呢？中国有无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却经由立宪运动逐步演化为宪政体制？ 　　　　 　　　　　　余英时：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马国川：其实，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 　　　　 　　　　　　余英时：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是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摘。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流血革命。 　　　　 　　　　　　马国川：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 　　　　 　　　　　　余英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有甚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力，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马国川：对于执政者来说，权力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那就是它的命根子，绝对不能碰。 　　　　 　　　　　　余英时：就是命根子，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如果当初不把秩序破坏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混乱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代价不高、成本不高的社会革命，但是打开了一个闸门，从此以后洪水滔天了。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余英时：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一个三岁小皇帝有甚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马国川：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整个政治局面相当混乱。 　　　　 　　　　　　余英时：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马国川：其实中国地方社会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余英时：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革命”确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赞成“告别革命”。但若指从下面民间发出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使用暴力，则我们反而应该赞同这种革命，否则大家都乖乖不动，不敢冒犯权威，造成混乱，那便是让不讲理的统治者永远主宰老百姓的命运了。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甚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乱杀人。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马国川：从北洋军阀到后来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内在逻辑？为甚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余英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一九二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 　　　　 　　　　　　马国川：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余英时：我亲眼看见历史嘛！我的政治记忆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历史上有甚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八百年，我们国民党六百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份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两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清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大陆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有哪些进步？在你看来，中国应该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 　　　　 　　　　　　余英时：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比如，日本变革那么大，虽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中国虽然搞了民国，但是至今还没有实现宪政。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了民主选举，重写了新宪法，军国主义大体上不是亚洲和平的威胁了。多数日本知识界的人（就我认识的来说）是爱好和平的。几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便是反对原子弹的先锋，给我印象很深。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刚打天下的时候可以说老百姓支持，“民心向背”，否则成功不了。但是不可能几十年都讲这种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老调子已经唱完了。没有合法性，难道又要靠暴力革命取得合法性吗？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嘛。民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北韩、北越等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大陆如果有智慧，应该认真吸取台湾经验。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模式，一切都由一个组织、一个党、一个中央来发号施令，大家跟着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长此以往，维持不住，社会非崩溃不可。且不要说做得好与坏，做得好也不行。前三十年专搞“阶级斗争”，只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三十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在绝对政治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我读《纽约时报》多次专栏报道，知道今天大陆市场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个国有企业之手，它们垄断一切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硬件，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现在许多人相信，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有权力也可以吸引一切。 　　　　 　　　　　　余英时：一般讲，中国老百姓都是比较听话、比较顺从、比较服从权威的，不大容易造反。中国多少年来比较安定，也有赖于此。人民没有自觉性，只要给点小恩小惠就得过且过了。知识界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被权和钱双重腐蚀得相当多了。不过，我所接触的学者中，还有不少有正义感、不为自己谋利，肯为中国着想的人。从前只有讲权力，完全变成了一个权力操控的社会。现在呢，把权力放出一部份赚钱，再以金钱来养权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败不会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买一大批人拥护、歌颂现行体制，甚至称其为“新模式”。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是维持不住的。另外，现在法律得不到执行，“我爸是李刚”就可以少判几年。长此以往，怎么能维持长治久安呢？对中国的思考，必须要跳出圈圈，六十多年搞下来，许多人思维无形中就被困住了。 　　　　 　　　　　　马国川：官方对于“中国模式”也抱着谨慎态度，因为现在各种社会矛盾很多，贫富矛盾加深，远没有到歌舞升平的时候。其实，比贫富矛盾更深层的矛盾是官民对立。 　　　　 　　　　　　余英时：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一点都不假。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只是一个个司局长或副部长，没有人知道中国有甚么好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所以文化堕落。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马国川：但是一些人仍然信心满满，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打造一个大国，现在“大国崛起”的声浪很高呢。 　　　　 　　　　　　余英时：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有教养、使人起敬的社会精英。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马国川：与宣扬“中国模式”相呼应，一些人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摘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余英时：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四十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马国川：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过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时：曲解后就被维护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马国川：能不能说，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普世价值？ 　　　　 　　　　　　余英时：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甚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马国川：看来，你对未来是悲观的。 　　　　 　　　　　　余英时：短期，我有点悲观；长期，我是乐观的。利用廉价劳工和资源，经济高速增长能够维持吗？如果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公平，将来如何维持秩序？如果不能维持秩序，黑社会也会越来越厉害。随着早期革命时期出现的“强人”的凋零，集权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大的变局很快会出现的。 　　　　 　　　　　　马国川：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越益发展。近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又兴起。在权威消失、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人利用民族主义，走上二战前日本或德国的道路呢？ 　　　　 　　　　　　余英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义的激情很容易煽动起来，义和团便是前车之鉴。现在搞民族主义，就是要转移视线，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战，不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了。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最后也可以伤到始作俑者。我对现实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这样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社会里总有一些精神力量是会发挥作用的。必须有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政治无法完全干预。文革时代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控制和操纵，现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绝对做不到的，对一般老百姓不会有影响的。 　　　　 　　　　　　对中国未来不必那么悲观，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份。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变化以后，这些东西都有用了。 　　　　 　　　　　　重建价值观念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甚至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你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余英时：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马国川：现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没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东西被破坏殆尽。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信仰，没有底线。 　　　　 　　　　　　余英时：尤其是1949年以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跟其它文明价值可以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国川：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时：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决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智的事情。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马国川：你说过，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请问，中国应该选择甚么价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时：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甚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马国川：你还说，“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你所谓的主流之“道”是甚么？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 　　　　 　　　　　　余英时：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2日夜，电话采访， 　　　　 　　　　　　北京-普林斯顿，略有删节。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43709.shtml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國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國》，这本书中國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國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國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國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國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國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國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國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馬克思说中國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國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階級。士绅階級是当时中國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國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國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國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國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國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黨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黨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產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黨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國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國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國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國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黨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國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國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國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國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國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黨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國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國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國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國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國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國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國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國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國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風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國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國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后的中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國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黨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國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黨、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國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國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國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國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國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还是共產黨的《新华日报》，这些黨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國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國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國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階級，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國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國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黨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國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黨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國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变局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陈胜变了荆轲 (0)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民国不是我们的伊甸园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性与晚清宫廷 (0)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在成品油调价操作中，每逢国内油价需上调时，因要考虑对下游行业影响以及通胀压力，国家不仅适当控制调价幅度，还经常推迟调价时间；每逢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跌时，国家即按当时国际市场油价与上一次调价时水平所对应的降幅及时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因此，从调价操作时间看，不存在“涨快跌慢”问题。 ———对于成品油价格“涨多跌少”的质疑，发改委予以否认 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986万套，开工率达98%。与8月底相比，增加开工量118万套。 ———住建部发布公告称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真的是“血汗工厂”的话，一定要停，这是对于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不尊重。这种行为一旦查实，我们深圳工会组织会同深圳的政法部门（对其）予以查处，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这（种行为）肯定是不行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回应GUCCI血汗工厂传言 我县本级财政收入只能保证全县教师工资，如果没有中央转移支付，我们连公务员工资都保证不了，更别谈其他发展了。 ———入围“中部百强县”的河南省固始县既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河南省人口大县，该县财政局党委书记董平对该县入围“中部百强县”非常不解 （这是）栽赃，什么集资啊，纯粹是刁民一伙。现在农民，你种粮直补分给他钱，他乐意，你让他负担一分一毛的社会福利，他就不干。 ———山东鄄城县彭楼镇百余学生疑遭威胁捐款，不交集资款就不让上学，镇教委如此回应 我们华西建这大楼30亿也好，铸金牛的三、四亿也好，都是用的村民自己的钱，如果说这是炫富的话，那就是炫的我们华西人民富起来了，炫的是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富起来了。 ———对于外界质疑该楼内置1吨重金牛、装修奢华是在“炫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华回应称不介意争议 采购的平板电脑均是为了方便单位领导出差时网上办公用，平时将由单位统一保管，不会私用。 ———“已经采购了不少台式和笔记本电脑，怎么还要另外采购高配置iPad2平板电脑，而且还是7台？”当看到淮北市招标采购网上的一份询价采购函后，淮北市民张凌峰(化名)说他“震惊”了。采购方淮北市安监局相关部门回应称 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出来迎接游客，表明我们县委、县政府对游客的尊重，这种效应放大，游客会对平遥更感兴趣。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山西各重点景区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其中平遥县长扮演县太爷迎八方游客成为最大热点。对于质疑，“县太爷”卫明喜作出回应 面对责骂难免会感到难受和不开心，但在多元化开放社会中，肯定会有反对意见出现。虽然每日开工14个小时，但不能强求市民因为我工作时间长就觉得我做得好，不能强求市民同情，而是需要看我做得是否符合市民需要。 ———香港特首曾荫权将发布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前日，曾荫权在facebook上发表文章，表示将在报告中与市民分享担任特首七年的感受 中国队员逼抢差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队员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他们都害怕受伤，害怕进行逼抢，缺少竞争意识。 ———日前，中国男足主教练卡马乔在接受西班牙《阿斯报》副主编马塔亚纳采访时私底下表达出他的担忧 招商存在不确定性。 ———四川广元朝天区在没有依法审批、没有科学论证情况下，仅凭工作经验做出推断，违规征用近千亩土地，拆掉土地上的灾后重建房，启动工业园项目。但因招商不理想，大量良田至今闲置。面对这种情况，有关负责人却轻描淡写 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 ———安徽桐城一男子在暴打桐城市人民医院医生后，如此高调叫嚣 营养不良按照生长迟缓、缺碘及贫血三方面对生产力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其中贫血又分为儿童贫血及成年人贫血两方面。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02亿元，照此计算，当年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6088亿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马冠生表示，我国儿童营养状况远低于世界标准 燕窝和鸡蛋的营养成分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个别营养素的含量有所差别，但价格差别就大了。所以，并不是越贵的食物提供的营养物质越多。除了滋补养生的原因外，吃燕窝也成了人们展示身份、摆阔的一种方式。虚荣心、炫富心理为燕窝提供了一部分市场需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介绍 抗战博物馆主要是民间收藏，并非专业人员。馆长本人也是民间收藏家。馆内现有两万多件藏品，有些收藏者在捐出藏品的时候，并没有讲清来历。如果是专业的，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云南滇缅抗战博物馆展出的一枚徽章图案是日本卡通形象“Hello Kitty猫”引争议。对此，该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高律师在节目中抱怨卡巴斯基安全部队查不出虚假的病毒提示，这种抱怨是缺乏常识基础的。既然是虚假的病毒提示，也就意味着不是病毒，卡巴斯基如果查出来了，才是真正的怪事。 ———卡巴斯基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组的一封信认为央视节目有多处不符影视新闻采编规范，且显失公正 很遗憾，电影中有很多改动，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就是为了成龙量身打造的，很多地方违背历史地拔高了成龙饰演的黄兴，比如历史上黄兴主张让总统位于袁世凯，电影里黄兴却成了袁世凯的反对者，这太不尊重历史了。 ———电影《辛亥革命》目前正在全国公映，然而，影片编剧王兴东、陈宝光却对张黎改动剧本一事非常不满 全民放高利贷就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如果全民发放高利贷，那么借款人是谁呢？其次，如果大家都放高利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变化，高利贷不就成了低利贷吗？那太好了！中国千千万万在挣扎的小微企业有救了！现在，民间利率那么高，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放高利贷的人太少了！不是吗？” ———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部原副主管张化桥日前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演讲时如是说 凡是成为潮流的东西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农工潮和移民潮是用脚投票，投奔光明淘汰落后；民间游资炒煤油房，炒棉花绿豆，现在炒钱，即放高利贷，都是由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的合情合理的经济现象。你可以认为是不理性行为，但根子在政府，是错误政策和政策漏洞的产物，靠道德谴责无济于事。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垣如是评价当下的经济政策 今天大陆市场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个国有企业之手，它们垄断一切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硬件，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 ———余英时 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强盗企业”，他们横冲直撞，谁都阻止不住他，国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你做一个私人企业，他看上你了，他要收购你，你必须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闹得你破产，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悲观。 ———张维迎 根据受众需要去设计产品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是需要你去展示给他们看。 ———乔布斯 尽管道歉并不能补偿过去这些歧视性法律为华人带来的伤害，但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仍然非常重要。 ———美国参议院6日晚以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布朗如此表示 我们得把“自由人民党”名字改掉，因为这个名字不够深入人心。我听取了民众的意见。比如有人跟我说，“小妞，加油”这个名字最有前途。 ———一心想提高支持率的意总理贝卢斯科尼提议改党名 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勒尼德·汉德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选举没有反对是一种犯罪【声音15】 (4) 大学是最好的恋爱市场【声音14】 (3)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声音13】 (6) 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没有时间表【声音12】 (1) 腐败分子与叛徒没两样【声音11】 (5)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