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1、毛新宇：我给一些青年大学生上课，主要讲主席诗词，他们很感兴趣；给党政机关，就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有企业邀请我，很多企业都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展，真正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能用到。所以，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我越来越觉得爷爷非常伟大。这不是光从我个人的血缘关系去评价我爷爷，从客观历史上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思想家，至少毛泽东当之无愧是五大家。还可以再加上书法家、诗人。 2、6月16日，港科大三位教授离开南科大团队，并发公开信指该校存在“高校去行政化成空谈”等问题。6月22日，南科大学生家长发表公开信支持朱清时和南科大，指三名教授哗众取宠，并称其仓促离校对学生不负责任。 3、44岁的李剑秋原来是单位的文艺积极分子，12年前被诊断为鼻炎癌晚期，化疗期间，每次都是唱着红歌，挺了过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她十分感慨：“是红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并称“一听这歌，我就忘了病痛，感到神清气爽。红歌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支柱。” 4、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22日公布，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9621件，结案13984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 5、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汤郎箐小学学生吃饭困难，一日只能吃两餐，天天吃土豆，很多学生没有见过牛奶，有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吃个西瓜”。 6、网友爆料，广西北海市北海大厦推出“特别”买房优惠：在中国共产党生日之际，北海大厦推出“感谢共产党”购房优惠活动。活动规定，凡是共产党员在活动期间购买北海大厦商品房，可获得最低至3.8折的优惠。红军时期党员3.8折，限一次性付款。解放战争时期党员7.8折，限一次性付款…… 7、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苏联解密档案显示，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8、山东省昌乐县事业单位招聘，都是一些普通职位，竟要求全部为研究生以上学历，部分职位还要求必须男性。 9、一湖南诈骗团伙，从网上搜索县处级党政干部的资料、照片，再利用电脑合成“艳照”，2010年7月将48封“领导艳照”和敲诈信件寄给安徽、江西、山西、河北、重庆五地的敲诈对象，有五人共给他们汇去了33万元，合肥一副局长汇了10万元。 10、虽然近年高层一再高调宣示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但民间反腐网站“我行贿了”创建不过十余天，就因“不规范”于日前陆续关闭，网站站长称“网站按规定暂时停了”。 11、财政部有官员否认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称“没听说要调整”，而6月15日设备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媒体发布会上称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并称“各部门对此已有共识”。 12、美国总统奥巴马22日晚宣布从阿富汗撤离美军的“三步走”计划，7月将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3.3万名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驻阿美军的任务从作战转为提供支持；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 13、合肥用4千米长绸缎给芜湖路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全部穿上了金领红绸的“旗袍”，包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梅称，为了迎接党的生日，包河区选择将芜湖路打造成全省首条“红色主题街”。 14、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表示，英国中小学暑假可能会缩短到四个星期。这一教改计划可能让英国中小学生获得全欧洲最短的暑假。他提出的改革还包括将一年3个学期改成6个学期，加长学校开放时间，从早八点一直开到晚八点，并为留下来的学生提供晚餐等。 15、据报道，朝鲜货币改革和住房建设项目相继遭到失败，这导致了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的领导能力遭到质疑。 16、国外研究表明，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会增加患肾结石、肾衰竭及其他肾病的风险，而肾科医生在临床上也多有发现类似病例。美国一项研究发现：不管是加糖或不含糖的碳酸饮料，一天饮用碳酸饮料2瓶或者2瓶以上者，患慢性肾病的风险增大两倍。 17、山东部分银行停止房贷，即便办理，提出的条件也十分苛刻。有的银行就公开以未婚、不是公务员等理由拒绝放房贷。银行的解释是，单身一个人还款，还款能力差。 18、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一名美籍男子日前向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水库中小便的情景被附近的安全摄像机拍了个正着，波特兰市水利局日前决定将水库中蓄存的800万加仑(约合30000立方米)的水抽干，经济损失达3.27万美元。 19、“你们在被尸体里流出的血和体液淋湿的地面上走过吗？我每日如此。你们见过因为吃尸体而变得肥头大耳的老鼠吗？我每天都会见到。”现年55岁的脱北者Lee Su-bok讲述北韩监狱内骇人往事，其被收押在北韩咸镜北道会宁市前街教化所时，负责处理尸体。 20、《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微博热”：这是一个观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实时检测系统。作为两年前才引入的“舶来品”，微博在中国的扩张速度令世界颇为惊讶，不仅因为它直逼twitter的用户数量和商机，更在于它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思想形态和社会面貌。 21、@网友：有人给我们戴上仇官仇富的帽子，说我们见不得人家有权有钱，羡慕又妒嫉，所以才这么愤怒。我说，你错了！我们不仇官–我们仇的是不能选择，不能监督，不能弹劾，不能批判。我们不仇富–我们仇的是，靠关系，靠背景，靠垄断，靠特权。 我们仇的是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请别搞错！ 22、洪晃：如果我们可以唱红，是否能够真的告诉年轻人，文革那些岁月在中国都发生了什么？是否能把那些剃阴阳头、游街、做飞机式、等等照片都拿出来晒一下，难道我们真的想回到1968？ 23、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说：“限购就像是给病人做手术要打麻药，但是打麻药以后，医生要赶快做手术啊，结果医生干活太慢。但病人又快醒了，就再打一针麻药，但究竟要限到什么时候？” 24、加藤嘉一《“卖国贼”与“爱国贼”》：“爱国贼”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换句话说，“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卖国贼”和“爱国贼”的相同点是其言行的实际结果——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同点则是其言行的主观出发点——卖国还是爱国？天经地义，“卖国贼”比“爱国贼”更加恶劣，毕竟是主动企图出卖祖国，背叛祖国的同胞，那其恶劣是较高限度的，必须承担最高限度的惩罚。但不管卖国贼的行径有多么恶劣，它是少数。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 25、@范泓 ：昨天中纪委官员称：仅2010年全国就有超过14.6万人受到所谓党纪政纪之处分，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背后所犯究竟是多少钱款或其他，简直让人无法想象。试问在一个国家每一年就有这么多的官员触犯法纪，执政者的前景何在？更何况，这些只是可以查出来的，而那些“隐而未彰”的又是多少呢？没人能告诉我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2011年6月11日，蒙牛乳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创始人牛根生辞任董事会主席一职，保留非执行董事一职，同时委任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董事会新主席。牛根生将主要投入慈善工作。2009年7月，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组建新公司(中粮集团持股70%)入主蒙牛，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 中粮这样的央企连牛奶也要涉足，或让很多人吃惊。不过，如果你到某个大超市，留心一下标有中粮字号的商品，可能会收获更大的惊愕。从葡萄酒、黄酒到巧克力和软糖，从茶叶、饮料、保健品、快餐面到火腿肠，央企中粮几乎无处不在，仅仅罐头，就有5个知名品牌属于中粮旗下。 这些超市的货品也只是中粮产业的一小部分。2009年，中粮集团便已开始在湖北、江苏等地选址，计划建成1000万头规模的生猪养殖基地。除了吃的喝的，中粮在房地产、酒店、期货、保险，甚至机电、建材、纺织等行业都有涉足。这确实是验证了那本书的名字：《谁人不识宁高宁》。 面对这样的巨无霸央企，有人惊叹恍若隔世，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粮油生猪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不然为什么这些快速消费品(FMCG)也要央企来做呢？央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国企，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国企的定位还是取得了相当共识。 美国在建国7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个属于联邦所有的“国企”——19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又过了差不多60年，美国才有了第二个国企，即1904年建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总的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目前，美国的国企主要分布在邮政、军工、电力、铁路客运、空中管制、环境保护、博物馆和公园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业。也就是说，这些国企是专门用来啃硬骨头的，而不是去和私企争肥肉的。它们存在的核心意义，绝不是盈利，不是为政府创收，而是提供公共服务。 尽管欧洲的国企比美国的比重高得多，但对国企的定位也差不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能源、交通运输、邮政、通讯、航空和金融等)，并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如供水、供电、环卫和市政等社会服务性的部门)，这些企业的基本任务就是公共服务，很难盈利，不但不是政府的财路，反而多数是政府财政的负担。 我们在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弯路之后，对于国企改革的走向也一度很明确。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于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后来进一步明确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调整的具体目标也变得逐步清晰，从1994－1995年期间提出的“抓大放小”这样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划分，发展到了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 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中粮这样的央企在各种竞争性领域攻城略地，再来重温十几年前的国企改革原则，是否觉得恍若隔世？ 或许有人说，国企同样可以广泛涉足竞争性领域，企业活力与所有制无关。如果真是如此，那当年的国企改革岂不是多余？经济史反复证明，国企因为背靠政府公权力，如果涉足竞争性领域，一不小心，就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与正义，最终损害经济效益。当权力监督缺位的时候，国企最容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是腐败的温床。 效率低下更是国企的通病。尽管中粮享有很多国家政策的便利，但在它涉足的那些快消品领域，始终没有哪款产品取得了领导地位。依靠政策保底的粮油业务、金融、地产等业务才是中粮的主力利润来源。这样的央企在无处不在地扩张，真的是国民之福吗？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铁）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按：看到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中国已经沦为低智商社会，并且一直有走下坡的趋势，当前的问题，不是探索其可能性，而是拿什么来拯救日益低能的智商，如何从这个泥潭里拔腿往外走。     人民日报   近日网上热传据说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最新著作《低智商社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找遍《低智商社会》这本书，我也没看到上述言论。实际上，这不过是有人借题发挥杜撰的。但即使如此，这段话依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如果单就中国人均阅读量偏低而言，那么中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险。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 阅读尤其读书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是培养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而缺乏阅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思考能力的下降。一个阅读量大的民族不仅仅是在知识的储备上高于阅读量低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也将借此占据上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一个知识储备充分同时又善于思考的人，必然要比那些缺少知识又不爱动脑子的人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个体如此，社会又何尝能例外？ 尽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有多少享誉世界的品牌？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多少影响人类的伟大发明？缺乏创造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制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重大隐患。造成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阅读量偏低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创造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艰苦的学习和长期的积累，即所谓厚积薄发。没有读书学习的这个“厚”，哪儿来的创造力的“薄发”呢？因此，不改变中国人阅读量低的现状，我们还真有可能沦为低智商社会。 但老实说，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国人的阅读状况是不现实的，全社会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氛围只能慢慢培养。我个人认为，最现实的办法倒是近来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如果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人的阅读量一定会随之上升。以北京为例，2009年超过80%的北京市民有过购书经历；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的人均购书量在19册至29册之间(不同群体有差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北京是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高校云集，高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因此，北京人的阅读量全国领先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其中一项是：2010年全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亿人。同200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对于中国这个曾经文盲遍地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尽管社会对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有颇多批评，但从长远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增加必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习惯。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十年来中国高教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为什么中国人的阅读量没有翻番？我分析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阅读量在增加，但其他社会群体的阅读量是在下降的，一计算平均数就把总量拉下来了;二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以后没能把阅读习惯保持下来。但总体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阅读量就越大。连续8次国民阅读调查都反映学生和公务员是我国阅读量最大的两个群体就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可以有效地培养阅读习惯。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缺少读书氛围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因此，只要中国教育不失败，中国就不会沦为“低智商社会”。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 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可是，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要知道，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为了达到平衡，实现经济社会更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更多地去支持和理解雍正式的官员，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能再一味地鼓励大家去做乾隆式的官员。例如，当审视政绩的时候，在美轮美奂的大楼与宏伟壮观的项目背后，我们要多想想，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不是值得？我们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得起这样的开支？有没有机制能够保证做出花钱决策的官员未来会为这些开支的效益负责？当对官员进行考核评议的时候，在上下左右一片赞扬声中，我们要深入地去考察一下，这些赞扬是因为这位官员真的是德才兼备，从而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肯定呢？还是因为他放弃原则，一味的宽容袒护，才换来了这样“一团和气”的局面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当雍正式的官员，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更雍正一些，从而也使得我们的决策更科学一些，发展更健康一些。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剑锋）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