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以及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贪污腐败案近日持续发酵，本报消息人士昨日指出，二张的巨额贿款主要与重庆一私企老板雷世明有关，雷世明曾借二张之势，从重庆的两家商业银行空手套取1.4亿人民币。 消息人士还透露，张小川不但嗜赌如命，而且风流成性，张小川在重庆广电系统内有‘采花大盗’之称。有人指出，张小川仅在广电系统内的情人就有30余位；还有人说，张小川的情人多达70余人。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但在任时日夜笙歌的张小川并未非万事如意。据重庆广电系统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瘾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像”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经常说。张小川的儿子吸毒后屡戒屡犯，最后因儿子对钱财的索取无度，遂委托一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将其不肖之子杀死。 生活腐化 拥70余情人 ‘出事’前高居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小川，属正厅级官员，执掌重庆市广电系统这个要害部门逾十年。广电系统业界人士透露，张小川平时生活作风相当糜烂，有几十个情人，据称编成一个战斗加强排绰绰有余。 今年57岁的张小川，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市。自1971年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历任重庆市二九六厂机械科技术副组长、人事科副科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93年至‘出事’前，任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党组书记。 张小川，不但生性好赌，而且风流成性。据重庆市广播电视系统内的人士透露，他的情人有70人之多，在广电局系统内就有30多位。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澳门豪赌 输一亿公款 除了女色之外，张小川生性好赌，近年来经常赴澳门，每次输赢都在数千万元人民币。早前有媒体报道说，张小川在澳门豪赌时，还多次把上司，宣传部长张宗海邀约到澳门。至案发前，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澳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两人在澳门的‘豪爽’引起国安等有关方面的注意，张小川落马被‘双规’后不久，张宗海问题随即暴露。消息人士指出，张宗海的贿金主要来源，与张小川及私营企业主雷世明有关。雷世明的公司曾与张小川领导的重庆市广电局合作成立一家网络公司，年营业额达4亿多元。雷世明还曾多次陪同张小川到澳门豪赌。 早前有媒体报道说，重庆纪检部门去年侦查张小川经济犯罪案时，发现张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不但自己去，还请顶头上司张宗海一起去。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但是往往输多赢少，最后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办案人员是在调查张小川案时，发现张宗海曾与张小川、雷世明一同到澳门赌博，因而扯出张宗海涉贪一案。中纪委前日否认张宗海去过澳门，其中曲折暂无了解。 小混混‘空手套白狼’圈钱 对于张小川豪赌的资金从何而来，本报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这个曾坐过牢的社会混混，在张宗海当县委书记时，他就与张宗海交往甚密。张宗海坐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随即把雷世明介绍给部下张小川，运作了一个‘空手套白狼’计划，从银行‘大手笔’圈钱。 雷世明先从银行贷出约4000万元参股重庆市广电局拥有的重庆有线网络有线公司，成为拥有该公司约30%股份的大股东。雷世明再拿着这个股份合同找银行贷款。尽管雷世明在多家银行及担保公司都碰了壁，但最后还是撬开了鬃银行重庆分行的门，从该银行贷出1.5亿，案发时已划帐1亿。此外，他还从另一银行套出4000万元。 重庆两家银行损失1.4亿 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在重庆早已声名狼藉，很多银行都惟恐避之不及。但鬃银行重庆分行前行长谭?已逮捕)，却在没有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将1亿资金划出。 据称，鬃银行划出的4000万元，也没有办任何手续，也是仅凭有关领导的一句话。对此，很多重庆人都在揣测，这么多钱雷世明是如何套出的？ 张小川买凶广州杀子 张小川户杀手杀死吸毒儿子的消息，虽然未得到重庆警方的证实，但本报消息人士说，张小川出事后，此事在重庆的广电系统已是人人皆知。有消息说，张小川雇凶杀人发生在广州。 熟悉张小川的人士说，张小川儿子染有毒瘾多年，经常向其要钱买毒。儿子有时在张小川处得不到足够的金钱买毒，常常用极恐怖的方式威胁张小川。 早前张小川曾将儿子送到广州戒毒，但屡戒屡败。复吸后的儿子更是无限制地向张小川要钱及提出各种要求，使张小川非常头痛，对其不争气的儿子恨之入骨。 本报消息人士指出，无奈之中的张小川后来再次借送子赴广州戒毒之名，委托某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在广州将其儿子杀死。 而对张小川的贪污腐败，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士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常与张小川有业务交往的人士称，‘张小川弄了那么多女人，有几十个之多，不到处弄钱行吗？这些女人要房的要房，要钱的要钱，要官的要官，他张某人哪里顾得过来。’ 张小川除了通过他属下网络公司的雷世明从银行套取大额现金外，还在广电系统的工程中找钱，就连一些广告公司在他这裹也是雁过拔毛。 重庆媒体回避二张事件 对张宗海及张小川被‘双规’的消息，除《重庆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外，此后重庆的大小媒体再未有染指此事。 据悉，有关部门要求对二张事件的报道，一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通知还要求，一律不允许采用网上稿件，一律不许转载外地媒体的报道，一律不准自行采访。 而海内外媒体对此事的炒作，资料来源大多也都是福建的《海峡都市报》。对此，有重庆网民提出，‘我是重庆人，我为什么不能知道此事！’ 在人民网的论坛上，有重庆网民提出，‘我在重庆的媒体上没见到这个消息。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我都没见到有关报道。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与一些朋友通过电话后，发现他们也未在重庆媒体见到过此报道。   （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笔者读史，时常对两个重大问题感到迷惑不解： 自先秦至汉唐，上至朝堂，下至山野，都是正气充盈，大义凛然！重诺守信，侠肝义胆者，比比皆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层出不穷。便是贩夫走卒，市井小民之中，也不乏气雄万夫，义薄云天之人！但是这些精神在自宋以后的中国人身上，就很少看到了。相反，当外族入侵时，他们很多人表现得冷漠，畏惧，甚至麻木不仁，苟且偷生。为什么在行为举止上，自宋之后的中国人，与汉唐时候及汉唐之前的中国人，会有如此不同？ 蒙元和满清两个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屠杀和高压统治。至清朝末年，朝廷腐败，丧权辱国。然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反抗力量起来将之推翻。最后，还是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杀回华夏大地，带领民众推翻了满清。这又是为什么？ 直到把这两个问题和崖山之战联系起来，似乎才有了答案。 原来，“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当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从1205年起横扫欧亚大陆时，宋朝的华夏文明已经领先世界。 北宋和南宋共300余年，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但是宋朝重经济，轻国防，以致最后长江以北半壁江山沦于金人之手，而南宋小朝廷只能偏安江南一隅。 但南宋还是继承了一点汉唐的勇武和抵抗精神，在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是最后一个亡于蒙古军队的国家。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是蒙古势力崛起以后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的一场战争。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侵入中国，先是征服了西夏。然后灭掉了占据中国北方的金国。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手段，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军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触目惊心。原来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余人口不到700万。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元末甚至明初。也许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等，但是惨遭屠杀者至少80%以上。据记载，宋人后来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公元1276年，蒙古军队攻克了临安（今杭州），南宋政权投降。 南宋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仍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 公元1279年，忽必烈派重兵征讨广东，引发了“崖山之战”。 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蒙古军队在广东新会崖门海域(今广东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南宋王朝彻底灭亡。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蹈海而亡者达十万人之多！ 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野蛮游牧民族之手！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不仅仅是汉族政权的彻底灭亡，更标志着在南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工商业、高科技、农业、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 文明相对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高压，集权的制度。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汉人的地位极低。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这对于华夏民族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摧残。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蒙古野蛮民族影响，统治阶级比宋朝统治者更残暴，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 汉人在遭遇北方野蛮游牧民族的大屠杀和高压统治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由于敢于反抗的华夏子民都已被野蛮的蒙古军队杀害，侥幸活下来的人从此心有余悸。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表现得精神麻木，苟且偷生。 而禁锢的文化思想、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另一个落后民族统治的清朝达到了最高峰，直到鸦片战争和清朝灭亡。 崖山之战，十万蹈海而亡的南宋军民就是华夏民族最后的精英！ 崖山之后，宋朝灭亡，中国可以说已不存在，华夏民族最后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消失殆尽。 华夏文明在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当然，华夏文化还是艰难地在民间薪火相传！ 但是，在野蛮民族的高压统治下，反抗异族统治的思想难以广泛传播，反抗异族统治的群众性组织更加难以产生和发展。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同盟会，而不是华夏大地本土的力量，成为推翻满清的中坚力量的原因。 回顾崖山之战，我们不禁惊叹： 汉唐以前及汉唐之时，华夏雄风，究竟会是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吾人的共同努力！ 今天，在华夏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要大力呼唤，先秦至汉唐时候华夏民族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见义勇为，敢于担当！重诺守信，充满正义感和血性的精神再次回归，并迅速成为今日华夏子孙的普遍道德精神！ 我们坚信： 崖山之战，华夏精神不死！ 崖山之后，华夏精神永存！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核心提示：冈村宁次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裕仁天皇也曾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文章摘自《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 作者：翁有为 赵文远 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信奉基督教， 1930 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深受基督教之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卢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讲的最多的就是“忍耐”，“忍耐”成了妥协退让的代名词。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认为前耻已雪，不能再提雪耻了，要“以德报怨”，“不念旧恶”，要全国人民都像他一样，善恶不分，以虚伪的博爱精神去对待昔日的日本强盗。 蒋介石为什么会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呢？其实，很好理解。蒋介石虽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日本投降了，眼下要对付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不念旧恶”，对共产党可是要旧账重算。他认为，日本人带给的耻辱虽然已经“湔雪净尽”，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共产党，那“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他打算尽可能地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早在 8 月 10 日，蒋介石即对即将投降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训令：命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 8 月 15 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所部日军：“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冈村宁茨，要日军维持占领区秩序，并据守城市，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进攻。冈村宁次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发表通告，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声称，如果对日军采取不法攻击态度，或要求解除武装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之轨外行动，不得已时决采自卫行动。冈村宁次还亲自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依照这个纲要，日军官兵纷纷向国民党军队缴械，而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日军在投降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维持占领区秩序，使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市“确保无恙”，密切配合了蒋介石抢占军事重地的行动。蒋介石对受降活动比较满意， 1946 年 12 月 31 日，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的，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产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之至高至贵之德行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投降而共产党遂无蛊惑之机矣！ 日本投降后，关于遣返投降日军、审判战犯及战争赔偿等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遣返投降日军问题。战后，日本在中国有大量军人及侨民。除少数军官和技术人员被国民党征用外，截至 1946 年 9 月，自中国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共计 271 万多人。何应钦回忆说：为了日军复员，中华民国拨出了 80 ％的船舶（ 30 万吨）和 70 ％至 80 ％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确属事实。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返乡日军及侨民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冈村宁次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当遣返之际，无论军人或侨民都准许除了被褥之外，各带行李 30 公斤，及侨民 1000 日元、军官 500 日元、士兵 200 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 1952 年日台和约签订之后，芳泽谦吉出任日本驻台首任“大使”，临行前裕仁天皇对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1943 年开罗会议召开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曾探讨过对日占领问题。当时的记录记述：“罗斯福以为中国宜于占领日本时居于主要之地位。蒋以中国此时尚难有担当此项责任之准备，请美国领导执行，中国必要时辅助之。并谓此事可俟将来实际发展，再作决定。”但是，罗斯福只是表面上说说而已，并不真心要中国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抗战胜利前，中、美、英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确立了对日占领原则，《公告》规定：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日本投降前，美、苏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分歧较大，美国策划了独占日本的阴谋。 1945 年 8 月 30 日起，美军陆续进驻日本，将日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完成对日占领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说：“在对日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如果参与占领，将予以欢迎。美国最初要求中国提供陆军 10 个师及空军派遣军， 1946 年 3 月又提出减少中国派遣军数量，只邀请中国派遣 5 万军队。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不愿意大量派遣军队到日本，在与美方协商后，蒋介石最后拟定派一个陆军师占领日本。后来，内战局势越来越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也无心向日本派驻占领军了。中国只派出了一个外交性质的代表团。 日本侵华期间，有很多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进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就成了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 1946 年 5 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理日本侵略战争，历时两年多时间，对东条英机等 28 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判决东条英机等 7 名战犯绞刑，荒木贞夫等 16 人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为 20 年有期徒刑。中国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 10 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到 1946 年 10 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 1100 余人。截至 1949 年 4 月底，中国军事法庭共审理战犯案 2200 余件，判处死刑 145 人，判处无期、有期徒刑 400 余人，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严惩。 但是，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对一些战犯没有追究责任，冈村宁次就是被“无罪释放”的最大的战犯之一。冈村宁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中国人民无数，罪大恶极，是日本侵华的主要战犯之一。日本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却被蒋介石宣布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让他协助完成遣返日军、日侨的任务。 1946 年 12 月，东京国际法庭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出庭作证，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以冈村宁次身体健康有问题为借口予以拒绝。蒋介石一再庇护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拘捕冈村宁次，并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1948 年 8 月 23 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多名中外记者和 1000 多名各界人士出席公审。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竭力狡辩，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中午休庭时间，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电话，要他暂停审理冈村一案，听候命令。 休庭 5 个月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再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很小，各界人士都没有参加，只有 20 多名记者参加了旁听。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要他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石美瑜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的理由极其荒诞，判决书说：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 1944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无罪。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竟被宣判无罪，不知蒋介石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难怪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 汤恩伯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一书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清楚地说明，蒋介石主要出于反共的需要才庇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遣返日军和日侨的过程中，为国民党征用和留用了一部分日本军事技术人员，的确有助于国民党打内战。 在处置日本天皇制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日本侵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都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或者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负有直接战争的责任。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内及舆论界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很高。 1943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时，表示战后应废除天皇制。 1943 年 10 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重庆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废除天皇》的论文，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波茨坦公告》应加入废除天皇制的内容。 可是，蒋介石却不主张强行废除天皇制。开罗会议时，当罗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存废问题向蒋介石征求意见时，蒋介石说：“此次战争之祸首，为日本军阀。我以为除了军阀必须根除，不再让其预问日本政治以外，至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次大战中，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之错误。” 1944 年元旦广播中，蒋介石再次提出：战后日本国体问题应由该国自己选择。波茨坦会议时，蒋介石曾致电美、英首脑，主张维持日本天皇制。结果，波茨坦会议没有把天皇制存废问题列入正式议题，也未写进《波茨坦公告》。由于蒋介石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加上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在亚洲战略的需要，日本天皇制终于得以保留。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 3500 万人以上，中国军队伤亡达 380 万余人，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多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多亿美元。因此，战后中国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早在 1943 年 11 月开罗会议召开时期，蒋介石就私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议：“日本战后给予中国的赔偿中，一部分可用实际财产的方式付给，日本大部分的工业机器及设备、战舰及商船，铁路机车及车辆等，都可移交中国。”罗斯福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1945 年 7 月，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涉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就下令成立专门机构，并着手进行调查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情况及公私财产的损失情况，以便对日索赔。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虽然成立了一个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赔偿委员会，但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对日索赔态度非常重要。美国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制定了运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美国的最初设想是准备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依据美国制定的赔偿方案，国民政府提出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日本赔偿以实物为主，中国应取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等等。 当时，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在远东的战略基地，所以支持中国的赔偿要求。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一个《日本赔偿先期支付案》，规定先行拆迁一部分日本国内兵工厂设备，交付中国、菲律宾等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作为赔偿物资的一部分，价值约占总赔偿的 30 ％，其中，中国可得 15 ％。另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但是，苏联单方面宣布东北的日伪财产为其出兵东北的“战利品”，不应充作赔偿。苏联把东北各地的重工业设施的重要部分，火速加以包装并向本国拆运，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 8.58 亿美元。 战后东亚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美国原指望蒋介石能够在国内战争中取胜，成为它以后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战略基地。但是，没想到蒋介石在内战中一败再败。冷战全面开始后，美国根据远东局势的发展，改变了原定战略计划，把扶植的对象由蒋介石国民党改为日本，由原来的削弱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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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势已处于危急状态     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形势持续恶化，不安定因素剧增，不稳定局势加深，全面危机爆发的迹象日益明显。   (一)政治形势危急         最明显的标志是，官民对立已经达到相当尖锐与严重的程度。由于公信力丧失殆尽，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仇视、抵制与抗争已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了经常公然对峙的地步。问题不在于民，而在于官。道理很简单：非民选的政府通常总是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腐败。致命的问题更在于借以制止腐败发生的真正有效的制度设置，在现行社会政治条件下已经行不通。随着权力丧失道德自制力的状况愈演愈烈，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权力腐败现象的控制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败并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权力腐败严重蔓延与泛滥成灾的结果，势必瓦解其政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治失败。能够有效制止腐败发生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实并不难找，西方文明早已对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种唯一有效的办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办法都尝试过了，结果没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问题不在于是否行得通，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诚意、愿望和决心。         (二)经济形势危急         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但难以找到及时调整与转变的有效出路；现行经济制度的潜力，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前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当前形势不是经济是否再次探底的问题，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走出谷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何时走出谷低的问题，而是社会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为近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代价的问题。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       权力腐败失去控制，意味着政治上陷于慢性自杀；城市房价失去控制，意味着经济上陷于慢性自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着使自然环境陷于慢性自杀。而秩序持久过度依赖暴力得以控制，则意味着使社会陷于慢性自杀。合而观之，社会的主要领域与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已陷于失控状态，而社会的特定反应与人民的权利诉求及意志表达则处于强力控制之下，最终将意味着一个民族与国家正陷于慢性自杀。       也不难理解，国家如果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动用暴力工具无所顾忌，腐败无孔不入，权力意志肆虐，丛林法则盛行，将会发生哪些反应，造成哪种局面。社会离心离德的迹象日益明显，文化、知识或技术精英纷纷移民海外或长期滞留不归，以及贪官中饱私囊后争相外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机关公信力丧失与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日益松弛，边疆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以及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民意动向与趋势，同样已经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及诚信危机的存在与表现，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危害之广泛，恶果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经使社会陷于走投无路的精神处境。       综上所述，危机全面爆发的征兆已经无可置疑。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压迫社会变局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看即将落下。高悬在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摇摇欲坠。         二、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必须承认，社会诸领域所表现的显著的危机特征，其实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此早已心照不宣。无可讳言，问题不在于危机是否已经开始逼近，而在于它何时全面爆发。       诚然，它虽然已对社会生机造成了重创，以至怨声载道，乱象丛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对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加以摧毁。原因不难看出，在现行秩序陷于如此不公正的状态之后，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强维持，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因素：庞大的既得利益队伍的效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威慑，以及普遍表现出来的国民性怯懦与苟且。       即使如此，随着社会形势与生存处境不可避免地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公趋势持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无法及时找到切实可行、真正有效的控制办法，形格势禁、积重难返的结果，就连那些借以维持统治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条件也变得难以为继。政府维持现状的警力调用变得越来越频繁，维持秩序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顶住抗争与维权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吃力，摆脱遭到敌视与对抗的困境越来越困难，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结局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压迫进行种种抗争，包括采取某种激烈反抗行动，从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传统看，就具有天然的道义根据与正当性。这些原则与原理，毫无疑问都为革命与改革的领袖人物所承认、所赞同。那种明知故犯，出于自私自利的卑劣动机，不惜通过镇压抗争活动，力图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免于被抛弃命运的可耻行径，同昔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象与革命敌人的历史表现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三、改革必须打破清规戒律         问题就摆在那里，情况就是如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愿意不愿意正视、敢于不敢于承认而已。即使无视之，否认之，它们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的存在、表现、发展以至结果，其客观性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应当挑明问题症结所在，促成人们冲破思想禁区，摈弃政治教条，摆脱习惯禁锢，重新审查与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针、政治禁忌与思想顾虑的时候了。         (一)“稳定压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论，不可继续老调重弹。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赋予稳定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诚然，稳定具有某些益处，但其价值决不应该被置于正义、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稳定之上，尚有它们存在。如果这些价值也被所谓稳定所压倒，那稳定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害甚巨。       应当指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公众福祉，或者对于公共利益来说，社会稳定充其量只属于条件或前提，决非目的或方针。把稳定视为目的本身，或者视为最高目的，竟至于具有压倒性的价值，这不是对稳定价值的肯定，而是对稳定意义的误解，对稳定本质的曲解，对稳定作用的狡辩。稳定不过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既不应当被强求为目的，也不应当被固定为方针，否则，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对革命党人的镇压行径，或者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活动与战争行为，就获得了正当的道义理由。显而易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辩词，其着眼点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不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其动机是从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不是从被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一句话，此论决非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       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政治变革来说，稳定不仅不属于充分条件，甚至不属于必要条件。因此，稳定既不应当被误判为条件，也不应当被轻信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近30年来的稳定，何以既未能为政治状况带来真正有益的实质性变革，也未能为社会经济状况带来属于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与危机特别是与生存危机伴随的不稳定，及其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倒是促成变革与进步的宝贵的催化剂。这种情况决不是某种例外，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始终。这正好印证了鲁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二)“改革必须坚持新的‘凡是’方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对其先驱国民党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30年前，也是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邓小平及其政治伙伴推动的改革，通过对其前任毛泽东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可见，历史变革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       值得庆幸的是，对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经被推倒，也应当被推倒。历史证明这是有益的。然而，对邓的“凡是”，近30年来至今未被推倒，并且被继续坚信无此必要性。这样做，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于作茧自缚，作法自毙，究竟有何不同或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邓小平本人的看法，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应当为三七开，对自己功过评价充其量为对半开。如果不怀疑这一论断是由衷的、真诚的，并且是有根据的、中肯的，那就必须承认，从政治逻辑上说，既然拒绝对毛搞“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对邓持相同立场或态度也同样是正确的和正当的，甚至更加正确和正当。决不能推倒了对一个人的“凡是”，却树立起对另一个人的“凡是”，无论这个人功劳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况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三)“只要握紧枪杆子就丧失不了执政地位”         奇谈怪论，岂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体统!该论点暴露的立场很成问题，无疑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必须给予义正词严的批驳。       对于被革命事业授予政治继承权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违反了当初其革命先辈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与追求，转而力图维护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那就是对先辈的背叛，就是蜕化变质，从而在政治性质上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那种在意识形态上极力颂扬与热情礼赞昔日的革命精神传统，但在现实表现中却无情地以铁腕手段对付与压制群众正当反抗活动的两面派做法，不仅在行为逻辑上陷于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誉上陷于破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是敌视、阻挠、对抗或镇压人民的权利抗争、民主要求与革命愿望的政治势力，无论起初多么富于革命特质，只要它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到了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对立面，就无疑在政治性质上蜕变成为可耻的反动派，就不可避免地最终落到被历史抛弃的可悲下场，概莫能外。       明智的政治家也不会不明白，一个革命出身的政党，如果失去了昔日一贯保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传统，同时又拒绝主动接受新的价值观洗礼，及时实现适应现代民主要求的角色转变，一味因循坐误，依然故我，做不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那它就毫无政治前途可言。历史决不会站在它那一边。结果无可置疑。         (四)“进行实质性改革将冒失去政权的风险”         此言差矣。诚然，改革需要承担风险，但不改革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是现实。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通过政治改革的大关，无论这有多困难，多艰险。以变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阻变革，则稳定亡。       不要忘记，权力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将公器归公，则国家兴；为党私营私，则国家亡。公共权力只是借以服务国家、管理社会、造福人民的手段，绝非追求自我实现的目的本身。决不能把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与意义置于脑后，为权力而权力；更不能把权力的公共属性与功能挪用于党派或个人利益，以权谋私。否则，那就是对权力意义的歪曲，对权力职能的僭越，对权力作用的滥用，对权力价值的败坏，对权力本质的玷污。公共权力应当服务于公众利益，也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并且只能服务于公众利益。       真正的共产党人，作为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决不恐惧失去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那些为了维护党派私利甚至个人私利，寻找种种借口，抗拒与拖延变革，或者一味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置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政客，不仅在政治上不明智，而且在行为上不道德，因而不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名不副实，而且有辱共产党人的称号。         (五)“涉及重大个人利益问题的改革难以推动”         此言不无根据，并非无稽之谈。其实，不论对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人，还是对一个未丧失理智的政治家来说，对利益轻重关系进行权衡并不难，对是非大义问题进行判断也不难。问题不在于进行判断，而在于作出决断。可以理解，作出与党派或个人重大利益相关的抉择，决非轻而易举，确实相当艰难。但是，即使再艰难，也不会比昔日促进革命事业发展更艰难，不会比起初推动改革事业起步更艰难。       面对当前的危急局势，作出明智的决断，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学识，不需要高超的谋略，不需要高难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杰出的才华，不需要非凡的机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胆识，是正气，是血性，是公心，是远见。需要的是责任心，是正义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担当的勇气，是顽强的毅力，是无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怀。       由此可知，时代的召唤是：要做领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统治者。执政党应当勇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政治家需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敢于承担领导责任。时代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社会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国家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人民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         四、政治家应当勇于承担政治责任         尽管问题积重难返，局势危机四伏，形势艰难严峻，但是，据此就对改革丧失信心，断言改革的命运已经注定，仍然失之武断。作出如此悲观绝望的论断，决非建设性的立场，也非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国家并未达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人民也未陷于一蹶不振、万念俱灰的状态。改革的有生力量并未断绝。改革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局势仍有可为的余地。起死回生并非绝无可能。       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们，需要以自己的行动，作出无愧于先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回答，敢于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一场新革命，也是一场新抉择，因而必将以其新表现，使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受到严峻考验。是否敢于否定自己，是否勇于对自己革命，是衡量与鉴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一切有政治自觉性的人们，有政治责任感的人们，应当牢记，权力决不等于权利，也不是利益，不是享受，不是荣耀，而是意味着责任，是担当，是义务，是使命。权力必定与责任密切相关，权力大小必将与责任轻重成正比。权力必定以责任为条件，权力威信必将与责任能力不可分。谁有幸掌握国家权力，谁就对国家与国家的命运肩负了责任，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责任，并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谁有权力领导人民，谁就为人民和人民的生存状态承担了义务，这是一宗极为广泛的义务，并且是无可争辩的义务。       没有人乞求谁接受权力，也没有人强迫谁站在权力岗位上。因此，只要谁掌握公共权力，站到公共事务岗位上，就意味着同意并且已经同国家与人民庄严签定了神圣的合约，从此自愿肩负了相应的重任，自愿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并且立即自动生效。不言而喻，同任何商业性质的合同契约的执行规则一样，违约自然承担责任，违约应当接受处罚，违约需要付出代价，违约必须受到谴责。因此，政治家有使国家免于毁灭的责任，有使公众摆脱灾难的义务。如果不能做到奉公克己，守正不阿，拒绝作出明智果敢的决断，借以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致铸成大错，酿成大祸，那就不仅属于政治不作为，政治上不负责，政治上失职，而且属于政治渎职，政治犯罪。       的确，对于那些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权力、站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的人们来说，无论其以公仆身份自命，还是以领导人身份自居，指望由人人都出来担当，这不现实，也不奢望。要求由多数人出来担当，这不易于，也不可得。但是，希望由少数人出来担当，这不强求，也不过分。然而，如果没有人出来担当，那就不应该，不像话。政治自私即政治败坏，政治冷血即政治堕落，政治苟且即政治灾难，政治怯懦即政治沦丧。政治家迟迟拒不作决断，历史最终必定会代其作出决断；执政党迟迟拒不作决断，人民最终必定会对其作出决断。       谁都不希望看到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谁都不愿意发生不希望发生的情况。但是，客观事物的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社会已在火药桶上，形势已如一发千钧。引爆时局的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灾难临头的脚步声日益逼近。剩余的机会一天天流失，留给人们的时间不多了。       谁把社会拖进毁灭的深渊，谁就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谁把国家导向新生的轨道，谁就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因而走向新生，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或者顽固不化，终至遭到抛弃，这是摆在面前的两条道路，或此或彼，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愿与选择。是成为民族功臣，还是沦为历史罪人，何去何从，完全系于当政者一念之间。         五、朝野需要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语曰：主权在民。宪法庄严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主体。公民作为人民之一员、一分子，自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每个公民，既为权利人，自有其权利主张，自有其权利诉求。每个公民，既属权力主体，当有权责成公仆承担维护其法定权利的责任，当有权责成公仆承担保障其利益的义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共领域事关公共利益，公共事务涉及公众利益，因此，公共领域与公共事务需要公共参与。关切、影响进而参与决策国家大计，谋求共商国是，不仅属于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属于公民的道德义务。否则，如果自外于国家主人身份，丧失了主人翁精神，主动放弃公民权利，始终推卸公民责任，一味逃避公民义务，一句话，如果这种国民性表现与精神面貌不改变，就无以获得命运自主权，就不能实现改善命运的愿望，也失去了企望与寻求摆脱受支配、受奴役、受宰割、受压迫的不幸命运的道德权利与道德资格，及其道义理由与道义根据。       时不我待，不应只坐谈局势的紧迫性，必须有行动的紧迫感。民间必须率先有所突破，公民应当尽快有所表现。只有公民自身在社会现实中，首先做到自尊自强，自主自重，不畏艰险，不畏强暴，不辱没公民身份，不愧对主人地位，勇于行使法定的政治权利，敢于尽到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公共事务活动中表现出勇气，表现出胆气，表现出正气，在关涉公众利益问题上行动果敢无畏，行为理直气壮，行事正大光明，才有精神资格向公仆提出严正交涉，才有道德底气向公仆发出郑重劝告，才有人格尊严向公仆进行庄严请愿，才有道义力度向公仆表达正当诉求。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所有关切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全国同胞，及敢于为民请命的忧国忧民之士，应当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广泛动员起来，发扬主人翁精神，不仅以公民的、而且以国家主人的法律与政治身份，不仅凭公民的、而且凭国家主人的法律与政治地位，积极尝试宪法赋予的政治表达权与政治参与权，为促成公民社会的早日实现，争当开路先锋，通过设法采取各种有益的形式，尽力敦促国家公仆，当机立断，采取行动，化解危局，挽救局势。       时间不多了。对国家和人民负有责任的政治家们，不能只限于作出道义表示，不能只满足于显示政治关切，也不能只停留于表现道德义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应当说干就干，不可得过且过。必须正视问题的实质，从速作出政治决断。       形势不等人。有志于献身民主事业与公共利益的政治家们，困知勉行，要克服政治短视，表现出政治远见，本着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敢于表现出政治勇气，果断显示出政治魄力，真正担负起政治责任，切实履行好政治职责。危急关头需要务危急之举，非常时期需要为非常之事，关键时刻需要做关键之人。当务之急，在于从速在政治变革上求得突破，尽快迈出实质性改革步伐。要有紧迫感，只争朝夕，紧急行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设法扶大厦之将倾，竭力把社会从灾难性局面中拯救出来，全速把民族推离毁灭与沉沦的边缘。要有使命感，奋勇开创改革新局面，毅然开辟民族新出路，尽力把国家导向善治，尽速使社会步入正轨。       在朝在野，同属一国；为官为民，俱出一家。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古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宜共克时艰，共度难关。民族新生之成败，在此一举。开辟历史新纪元，此其时也。       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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