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对 1946 年 12 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这边的评价一向甚低。官方说法是：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规定，单方面召开了这次“国民大会”。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以及胡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社会贤达” 1600 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无所作为，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蒋介石等 48 人为主席团成员，洪兰友为秘书长。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有的甚至还称人家这次大会是“伪国大”。至于这部事实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官方的评价则是： 1946 年 12 月 25 日，国民大会通过。 1947 年 1 月 1 日由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计 14 章 175 条。《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平等为标榜，坚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名，保障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 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关键是因为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除民社党外）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并拒绝承认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事实上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都有其杰出之处——很多地方就是今天我们采用的宪法也望尘莫及的。 说到 46 宪法的意义，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使得国民党的合法性问题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谈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个话题可能比较宏大。中华民国的法统来源于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对这个法统的继承和延续。而此前主导这个法统的是北京北洋政府，但经过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及曹锟贿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大大耗尽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所以后来通过武力讨伐而取得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定的道义资源，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合法性的充分理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面临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如此方能继承延续中华民国法统。而 1937-1945 年在中华民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时，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卫国战争胜利，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屈辱不平等条约，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无疑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 从理论上讲，一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建立在超验正义的价值基础之上，而宪政能够有效地抵御强权政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破坏这些价值基石，所以一个合法的政权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超验正义的价值观和护卫这些价值观的宪政体制。从双十协定的签定到 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无疑表明了当时政府推动宪政建设方面的诚意，这两次协定和协商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这部宪法在宪法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还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 等内容，在这部宪法文本上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这部宪法许多规定也极富现代宪政思想，便是在今天也令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不妨就宪法中涉及“人民权利”部分来看过究竟。关于“人民权利”这部分，该宪法规定： 1 、人民平等：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该说法涉及妇女权利，政教分离，民族平等，阶级平等，党派平等，从而彻底根除父权主义，政教合一，一党专政等社会流弊，保障人权。 2 、人身自由：宪法对人身自由有严格规定，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 24 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因中国人口买卖之风相沿极久，为保障妇女自由，宪法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居住迁徙自由：宪法明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3 、 工作与财产权利：宪法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 4 、意见自由：意见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著作自由，教学自由，表演自由，通讯自由，刊行自由等。对于这些自由，宪法均有规定。如宪法第十一，十二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根据这些规定，新闻审查制度，特许制度均属违宪；而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人民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在言论层面上均属于言论自由，符合宪法之规定。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 5 、信仰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该说法已经废止了天坛宪草之“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说法，以避免儒教设置类似国教，干涉信仰自由。 6 、集会结社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根据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 7 、人权救济：宪法设置了人权救济机制，“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8 、人权保障：宪法规定各项人权，“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即非上述明列之情形，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权。相比之下，五五宪草则采取人权间接保障主义，即规定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人权。而后来在政协宪草制定时，依据中共的提议，将原稿中的“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之”更改为“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而采取了人权的直接保障主义。 该宪法中对于人身自由是严格规定，所谓“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 24 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这类富于现代法治思想的规定，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而在有关“言论自由”之中的“根据司法院 644 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这类宽容，更是我们今天宪法也难以企及。又比如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也几乎可以解开我们今天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死结。 遗憾的是这次宪政过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内战的硝烟吞没了国人的宪政憧憬，中国大陆人失去了一次实践宪政的最好机会。 46 的民国宪法文本在当时的意义在于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也既对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追求。她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我们知道，宪政的建设，首先需要政府提供宪政的基石和框架。宪政的理念只有在政府拿出了宪政的制度和框架之后才能更快更好地深入人心， 46 的民国宪法文本后来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而被带到台湾，为后来台湾的政治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台湾经历了两蒋的威权专制时代，民国宪法关于涉及到公民权利的条款被冻结，但无论朝野都认为这只是非常戒严时期暂时性的应急之策，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基本是政府和民众的一项共识。也正因为 46 年民国宪法文本的民主理想才开创了台湾宪政民主的制度缺口，一旦非常时期过去，戒严的法理性基础便不存在，剩下的只要按宪法文本上的条款一项项落实就可以了。 2011 年 6 月 16 日 消息，马英九在出席《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 1945 ～ 1949 》新书发表会表示，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制定并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一部“涵盖全中国人的‘宪法’”，更是现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依据”。 的确，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回到 46 宪法，以此为基础，中华 民族的统一或许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税收和福利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应该保持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 也就是说：高税收就应该意味着高福利。否则，老百姓就有权力向有关方面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钱你们都收去干什么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或许不能得出让人满意的结论。     众所周知，从 1995 年之后，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 GDP 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 “ 十五 ” 初期的 15165 亿元上升到 “ 十五 ” 末期的 30867 亿元，税收年均增长 19.50% ，然而，国家税务总局仍然 “ 意犹未尽 ” 。他们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 2005 年达到最高水平 16.2% ，这个水平比 2000 年以后工业化国家 30% 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 14 个百分点，仅相当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 20% ，仍然偏低。与此同时，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 52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具体数字。 2007 年我国税收总额为 49449 亿元， GDP 是 24 万亿元。除了收税之外还有各种费用，统计显示，如果把所有的税费都列进来，全年征收的苛捐杂税不会少于 9 万亿元，这个比例占 GDP 总额的 37% 左右。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一直高达 36% 以上，其中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等，税费总额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很多。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所谓税负痛苦指数真相！     国家统计局曾自豪的宣布，从 1978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190 元起步，到 2007 年， 30 年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 236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3645 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则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 30 年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 1978 年第 10 位上升到目前的第 4 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折合成美元，我国 2007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2801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23.7% ，日本的 74.9% ，德国的 99.5% ，分别比 1978 年提高 17.2 、 59.7 和 78.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 1978 年为 1.8% ， 2007 年提高到 6.0% 。而 1949 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是 5.7% ，当时没有内债和外债。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近 60 年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刚刚回到 60 年前，而且还欠下了大量的内债和外债，付出了破坏环境掏空资源等等的巨大代价。 再看看人民的具体收入。 2007 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2360 美元，折合人民币为 16520 元。相当于每月收入 1376 元。 2007 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据说达到了 4140 元，比 2006 年增加了 553 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 2006 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9.5% 。也是自 1997 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实，这是官方一个理想化的数据，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平均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6 年底全国经济人口达到 7.82 亿，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为 2.83 亿，乡村就业人口 4.8 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仅 847 万。在这个庞大的劳动者队伍中，纳税人口的基数并不是很高。以每月 2000 元的纳税起征点算，乡村就业人口几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城镇就业人口中，也仅 1.1 亿左右的在岗职工为纳税的主要基础，而这 1 亿多的就业人口平均月收入 1726 元，月收入超过 2000 元的人数仅为 2600 万。             不妨跟美国做一个比较。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统计， 2004 年有 1.8 亿美国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62% ，而美国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的 40% 以上。今年 10 月 16 日美国国内收入署宣布 2009 年的个税起征点将提高到 “ 夫妇合计申报 11400 美元，单身或夫妇分别申报 5700 美元，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人均收入 8350 美元以上才缴税 ” ，由此计算出美国 “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 大致相当于其家庭年收入的 1/4~1/5 。而美国的平均物价，包括住房、汽车、燃油、肉禽食品、通信等等费用，都不高于或低于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况且美国还有完善的公费医疗、全免费教育以及终身养老保障。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税收如此之高，而老百姓福利又这样之低，那那些钱都哪里去了？一言以蔽之，官方消耗了。大量的税收不仅为政府投资提供了充足的本钱，更为无节制的行政成本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1978 年为 4% ， 2006 年上升为 24% ，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 15 倍。而这 15 倍的前提是，我们的 GDP 当年只有日本的 60% ，而我们的税费总收入却是日本的 2.1 倍。更有数据显示： 2004 年全国公款吃喝 3700 亿元，公车消费 3986 亿元，公款出境旅游 2400 亿元，公款赌资外流 2000 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 12086 亿元。而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 26396.47 亿元。     我们再看一看西方高税负下的社会：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高，但并不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这种 “ 高税收高福利 ” 的体制中获益。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等不一而足。其实高税负不一定就与税负痛苦指数划上等号，税负痛苦指数是说在高税负的重压下，生活维持温饱，甚至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这让人怎能不痛苦。而反观欧洲高税负、高福利国家，人们的生活优哉，环境优美。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纳税就是换取政府带给国民各种福利待遇，给人们提供一个殷实的物质保障，使人们在高福利的待遇下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中国的官员整天喊着与国际接轨，当然，中国不是不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提高税负，但前提有二：一是权力受到了足够的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报自批，必须经过人大批准而且全程接受百姓监督，使行政管理成本全面降低， “ 与国际接轨 ” ；二是社会保障事业有了健康的长足的发展，公民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公平的社会保障建设。在后危机时代，各级大小官员都在喊，保增长、促内需，提高民生。启动内需就是让百姓消费，眼见着我们的 GDP 像火箭横空出世，一日千里；我们的外汇储备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但是所谓的 “ 提高民生 ” 就是看不见提高了多少？收入福利增加了多少？房价降了多少？总不能一边让百姓消费，一边又用高税负低福利的枷锁勒紧百姓的脖子，极尽压榨之能事，使得民生枯竭殆尽。  (文章写于2010年8月2日）

1.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的五名贴身女保镖近日向班加西的一名心理学家投诉称，她们都曾遭受卡扎菲和他儿子的强奸，之后又被政府军的其他官员侮辱。据了解，这些女保镖的证词可能将被国际刑事法庭作为指控卡扎菲的罪证。 2. 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时间定于 9 月 17 日，近日大闸蟹礼券呈现井喷热销的行情。不管是在专卖店还是网络商城，各种蟹券五花八门，价格从两三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然而，拿着这些蟹券到底能领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却着实有点悬。 3. 三年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前伫立了两尊雕塑，一尊是吐舌瞪眼的老子，一尊是裸露性器的猛男，猛男与老子相对，引发争议。日前，“猛男”被搬离到附近隐蔽处。校方管理人员称为自然规画使然，与争议无关。 4. 昨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新一佳超市 ( 南油店 ) 。 1 岁半女童在超市里尿急，情急之下在装水果的泡沫箱里解决，引起超市两名员工的不满，与顾客起冲突，双方大打出手，两员工手持西瓜刀追砍顾客，从店里追到店外。所幸无人员伤亡。 5. 湖北公安县政府网昨晚发布消息：经公安机关的缜密调查， 27 日晚被发现死于办公室的县纪委干部谢业新系自杀身亡。此前警方曾通报死者身上有 11 处刀伤，其中致命伤为脖子上的刀伤。 6.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伊拉克境内缓缓的流淌，两河之间的部分被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在这块光辉璀璨的土地上，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考古学家说，这一文明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公元前 3400 年左右，苏美尔人建立起 12 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其中的乌鲁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苏美尔人使用着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书写了人类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此时，苏美尔人已经普遍使用牛拉犁进行耕作，公元前 1400 年时，牛拉犁传入中国。遗憾的是，到了自由民主的时代，伊拉克的天空笼罩着萨达姆独裁统治的阴云，文明的进程步履维艰，让光辉灿烂的古老的文明蒙尘。 2003 年 4 月，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了萨达姆领导的复兴党独裁政权，在美国的推动下，伊拉克走上国家重建之路。二战以后，美国曾先后对德国、日本、阿富汗等国进行战后重建。德、日的战后重建非常成功，特别是日本，重建后，它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完成了民主化改造。到 1973 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成功实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二次远航”。伊拉克能够复兴，成为亚洲西部的日本吗？布什曾以日本的重建为例，说明伊拉克的民主化也将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复兴之路，的确危机重重。 一、权力真空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伊拉克国家机构完全瘫痪，陷入权力真空。无政府状态让伊拉克危机四伏。据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事务办公室前负责人加纳中将说，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短短几天内，前政府 21 个部委中 17 个被抢劫一空，巴格达 60 个警察局绝大部分也被抢个精光。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治秩序重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4 月 10 日 ，美国国防部建立“伊拉克重建及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退役将军杰伊·加纳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负责伊拉克的重建。 5 月 6 日 ，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保罗·布雷默为总统特使，取代杰伊·加纳成为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领导伊拉克进行战后重建，以及组建过渡政府。保罗·布雷默任命了一个由 25 名成员组成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暂时管理伊拉克国家事务。“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制订并签署了《伊拉克国过渡时期管理法》，又称《伊拉克过渡宪法》。该宪法为伊拉克确立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战后政治框架，并明确了伊拉克政治重建的时间表。 9 月 1 日 ，“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伊拉克过渡政府” 25 名部长名单。隔日，“过渡政府”成员在巴格达宣誓就职。这一时期“过渡政府”的部长须接受“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向其负责。“过渡政府”结束了伊拉克的无政府状态，成为伊拉克民主制转型的起点。 2004 年 6 月 1 日 ，联合国、美、伊三方协商推选产生以阿拉维为总理的伊拉克“临时政府”。 6 月 28 日 ，“伊拉克重建和人道救援办公室”和“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权力后，宣布解散。 2005 年 1 月 30 日 ，伊拉克举行大选。 4 月 6 日 ，库尔德族的军事领袖、跟萨达姆对抗了几十年的贾拉尔·塔拉巴尼被伊拉克议会选为“过渡政府”总统。这标志着伊拉克权力真空正式结束，开始向首届正式政府过渡。 2006 年 5 月 20 日 ，经过议会批准的伊拉克首届战后政府宣誓就职，贾瓦德·马利基出任总理，伊拉克基本完成了政治重建。 伊拉克国家权力经历了“伊拉克重建和人道救援办公室”、“临时政府”、“正式政府”一系列的平稳交接。伊拉克顺利完成民主制转型。有人也许会说，战争是代价最大的一种“民主转型”的方式。但独裁政权不给人民希望的时候，人民还能盼望和选择什么？ 二、战后安全危机 旧权威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暂时的混乱不可避免。萨达姆的追随者及其复兴党余孽不断地对联军发动袭击。境外伊斯兰激进分子不断浸入和骚扰。一些犯罪分子还使用唾手可得的各种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枪击事件昼夜不断，他们非法倒卖武器、哄抢银行、洗劫商店、盗抢汽车、绑架人质、拐卖妇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伊拉克面临空前严峻的安全危机。为了应对安全危机，保罗·布雷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措施之一，清除复兴社会党。 5 月 10 日 ，保罗·布雷默签署第一号命令《伊拉克社会的非复兴社会党化》，要求“解散复兴社会党，清除其组织结构，并把其领导人从拥有权力和责任的职位上清除掉”，同时还要求他任命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搜集复兴党的组织结构及其成员的信息。 措施之二，解散前政府。 5 月 23 日 ，保罗·布雷默签署第二号命令《解散政府机构》，要求解散伊拉克所有涉及安全、国防、信息和情报的机构及附属组织，包括“伊拉克 38.5 万人正规军和共和国卫队、 28.5 万人警察和国内安全部队、 50 万人总统特别卫队”。 措施之三，武器管制。 5 月 23 日 ，保罗·布雷默签署武器控制令，规定除联军临时占领当局监督下的伊拉克警察、安全和军事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拥有、携带、藏匿、买卖、赠与或者交换重型武器”。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保罗·布雷默下令暂时控制边界，限制人员流动。 措施之四，组建新军队。从 8 月起，联军临时占领当局开始建立一支新的伊拉克军队，用以防御“伊拉克境内的土地、水源，或毗邻的领空”及用于防御目的的建筑物。 9 月，联军临时占领当局着手建立一支能够与联军合作的伊拉克民防部队，以有效对付“复兴社会党残余势力及恐怖分子图谋削弱伊拉克安全而发动的持续不断的袭击和破坏行为”。 措施之五，增加驻军和加强执法力度。四五月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向巴格达派驻步兵和宪兵，使其驻军达到 2.5 万名。美军不但在加油站、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警戒、维持秩序，而且逐步把人员和车辆部署到普通居民区。为了收缴非法武器，美军增加巡逻次数，沿路设置关卡检查车辆和行人的相关证件，并频繁对各种民间市场进行突击搜查。作为一种震慑手段，美军警告将开枪制止任何偷盗和抢劫行为。 措施之六，招回刑事警察。为了克服人手不足、语言不通、情况不熟等现实问题，美军又把部分伊拉克刑事警察召集起来，组成联合巡逻队，共同打击不法和犯罪活动，搜捕在逃刑事犯。这些措施既降低了美军同伊拉克人发生误会和冲突的风险，又提高了维持治安的效率。 此外，美国加速恢复各政府机关的运转，动员公务员返回工作岗位并为他们提前支付工资。这一措施缓解了战后伊拉克民众失业的严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巴格达市民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缓解了民众不满和躁动情绪，消除了一些滋生事端的不稳定因素。在应对安全危机过程中，美军与伊拉克人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 BBC 在 2009 年 2 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伊拉克人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现在伊拉克人主要担心经济和工作等传统的问题。 三、教派矛盾 伊拉克人口约 2880 万（ 2005 年），其中阿拉伯人约占 76% （什叶派约占 61% ，逊尼派约占 15% ），库尔德人约占 17.5% ，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分别聚居在伊拉克三大区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萨达姆时期，人数占劣势的逊尼派长期掌权，对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宗教学校、出版物严加控制，并对其宗教人士进行打压。什叶派希望把伊拉克建成“伊朗式”的政教合一国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遭到萨达姆政权的严厉镇压。萨达姆倒台后，逊尼派失势，原有的宗教平衡被打破，一些什叶派激进分子也趁机报复逊尼派。尤其在 2005 年下半年至 2007 年上半年，什叶派和逊尼派发生了惨烈的内斗，平民大量伤亡。 2006 年 2 月 22 日 ，伊拉克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发生炸弹爆炸，举世闻名的金色穹顶招致“灭顶之灾”。金顶惨案发生后，伊拉克境内近 168 座逊尼派清真寺在不到 24 小时内连遭攻击，上百名无辜者相继丧生， 70 万人逃亡。两个教派之间的仇恨似乎不共戴天。 教派矛盾增加了政治重建的难度。 2006 年 5 月，首届伊拉克政府宣誓就职，伊拉克基本完成了政治重建。但因逊尼派抵制选举，逊尼派未能参与伊拉克政府核心。令人惊奇的是， 2007 年 7 月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原来互相厮杀的两派什叶派和逊尼派达成和解，联合反恐，和平很快来到伊拉克，并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这应该归功于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提供了无需流血，就能和平解决争端的理性方式。起初，什叶派和逊尼派都对选举持怀疑态度，人数较少的逊尼派更怀有一种“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心理”。随着伊拉克民主的发展，两派都清醒地意识到，抵制选举，就是将自己排除在政治棋局之外的自我边缘化。为了鼓励两派参加选举，伊拉克还修改了宪法，加强各省自治，给予各省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将国家预算的一大部分，按人口数量，分发到各省，由省长自行支配使用。此举显然获得了成功。 民主选举还使得基地组织与逊尼派武装决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反恐专家尼克·阿拉莫斯说，早在 2006 年 1 月，逊尼派武装组织就已经与“基地”组织决裂了。逊尼派反美武装原本欢迎国外的“基地”成员到伊拉克参与反美活动，但逊尼派改变立场，支持逊尼派民众参加 2005 年 12 月份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而“基地”对此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这一分歧导致双方正式决裂。 三、分离主义危机 伊拉克教派矛盾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伊拉克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伊拉克境内约有 35 个部族联盟。南部多为阿拉伯什叶派穆斯林，西部是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阿拉伯逊尼派，北部是自治的库尔德人，还有基督徒、土库曼亚述族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它们构成了复杂的伊拉克国家图景。 库尔德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 1991 年以后，库尔德人取得了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但一直担心自己在阿拉伯人为主的伊拉克沦为“二等公民”。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人不仅要求保留库尔德人的地方武装，也没有放弃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要求。 2004 年，伊拉克库尔德人社会团体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就库尔德独立举行全民公决请愿书说，“库尔德斯坦是被迫并入伊拉克的，完全没有尊重库尔德人的愿望；在过去的 80 年里，库尔德人遭受了伊拉克政权的压迫、奴役和屠杀”。库尔德公投运动协调人阿尔迪·拉西迪甚至说：“独立是库尔德人的目标”。 如何才能既保持伊拉克的独立，又最大限度的满足库尔德人的要求呢？联邦制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这正是“过渡宪法”确立的政治框架。联邦制既尊重民族群体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愿望，又承认这些群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同时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把这些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联邦制在包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些国家不仅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平息了由于民族认同问题上的矛盾而引发的冲突，而且在较高程度上保护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公民的个人自由。另外，联邦制可以使地方或地区性权力中心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指令来筹集和使用资金，以发展地方或地区的各项事业。可以说，在多民族的国家实行联邦制既尊重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淡化和抚慰了民族主义分离倾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伊拉克可以通过建立联邦制来实现稳定的政治前景，因为联邦制通常是保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办法，它能发挥政治缓冲作用，防止控制国家中央政府的多数集团滥用职权侵犯少数群体。 四、人道主义危机 战争以及国内动荡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伊拉克也不例外。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伊拉克老百姓生活困难，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没有充足的食物，医疗条件恶劣，盗窃、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命。根据维基解密的数据， 2004 年至 2009 年的六年间，伊拉克战争共造成 28.5 万人死伤，其中至少有 10.9 万人死亡。在死亡者中，除了有 3700 多名驻伊美军及联军士兵、 2.4 万名“敌人”、 1.5 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还有多达 6.6 万名平民。 2007 年 4 月，有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有 40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有 200 万伊拉克人逃离至其邻国，有 200 万被迫迁离往日的家园，他们都急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 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拉克的人道状况。 2003 年 5 月，世界粮食组织向伊拉克运送 50 万吨粮食，其后两个月运送了６０万吨，以保证伊拉克老百姓在战时三个月的粮食需要。与此同时，联合国取消了一部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得伊拉克恢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包括石油出口。 2008 年 6 月，联合国向伊拉克派遣常住人员，帮助伊拉克改革公共健康体系。此外，联军在维护伊拉克的安全秩序，并帮助伊拉克进行政治重建；各国也在举行会议，帮助伊拉克恢复经济。 世界粮食组织（ World Food Programme ）于 2008 年 11 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约有 3.1% 的伊拉克家庭，约 93000 人，生活在“食物不安全”的饥饿状态下。这与 2005 年调查得到的 15.4% 的数据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该组织还发现，如果没有公共分配制度每月向 90% 的伊拉克人分配定量食物，将有 640 万人处于食品不安全的处境中。 五、经济重建 伊拉克民主的发展有赖于经济重建的成功。早在战争期间，联军就开始保护伊拉克石油工业和基础设施免遭萨达姆邪恶势力的破坏。战争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交通、电力供应、民用设施，作为伊拉克经济重建基础。 2003 年 5 月 22 日 ，联合国通过第 1483 号决议，授权美、英进行伊拉克重建，并寻求更多国家的财政支援。该决议解除了除武器禁运以外的所有经济制裁，使伊拉克具备了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这以后，伊拉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经济重建。 1 ，建立自由市场经济。 2003 年 6 月 8 日 ，保罗·布雷默签署贸易自由命令，要求“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取消伊拉克进出口商品的关税、进口税、特许税及类似的商品附加税，以及其他一切限制”。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命令，意在为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促进伊拉克的重建。 2 ，改革银行体制。为了维持内部市场价格稳定，建立一个稳定的、竞争性的金融制度，联盟当局对银行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后，伊拉克中央银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信用和货币政策不再受到政治或者政府干预。 2003 年 7 月，伊拉克贸易银行成立，服务于伊拉克进出口行业，以及有效利用伊拉克发展基金，复兴伊拉克经济。 3 ，取得各国捐助。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伊拉克重建捐助国会议在马德里召开，与会各方共向伊拉克重建认捐约 330 亿美元。为协调国际社会对伊援助，启动马德里伊拉克捐助国会议核准的伊重建国际捐助基金， 2004 年 2 月，伊拉克、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联合国、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盟、欧盟委员会等 38 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在阿联酋举行了援助伊拉克重建基金国际协调机制 (IRFFI) 首次会议。各方共向 IRFFI 认捐 10 亿美元，其中美国、卡塔尔、瑞典、韩国、西班牙、挪威、印度、科威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欧盟、日本等 13 国成为捐助方委员会正式成员。据后来资料统计，伊拉克共花费重建资金约 1200 亿美元，其中美国投入 537 亿美元，伊拉克自己投入 500 多亿美元，其余 170 亿美元来自国际社会的捐赠。 伊拉克经济重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军占领伊拉克的 2003 年，伊拉克经济就开始高速发展。 2004 年伊拉克 GDP 同比增长 60.2% ，到 2004 年底，伊拉克的薪资和退休金约为萨达姆时期的 310 倍。 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伊拉克的经济仍然持续好转，逃到国外的伊拉克人大批返乡，汽车市场购销两旺，房地产业十分红火。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房价几乎每天都在上涨， 2008 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增加了 55% 。布鲁金斯研究机构的结果表明，截至 2010 年 1 月，伊拉克有 130 万固定电话用户和 1950 万手机用户；在战前，只有 83 万固定电话用户，没有手机用户。目前伊拉克有 160 万的互联网用户，战前只有 4600 个用户。 美国在伊拉克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发展和培育民主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被看作是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至此，伊拉克已经拥有了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这也意味着伊拉克成功实现与现代文明接轨，走上了文明复兴的历史轨道。 美国为了剿灭萨达姆独裁政权，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4419 名美军士兵阵亡， 3.2 万名美军士兵受伤， 7630 亿美元用于军费， 537 亿美元用于重建伊拉克。一定有中国人会想：美国肯定时要长期侵占伊拉克的领土、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荼毒伊拉克的人民。但是，当自由民主之光降临伊拉克，美军作战部队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 之前全部撤离伊拉克。美军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就离去了，并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直以来，美国热衷于在全球推行自由和民主，乐此不疲。他们到底为了嘛呢？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说：“在伊拉克实行的民主将会成功……人们看到每个国家都能获得自由。在中东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自由的新伊拉克，将成为全球民主革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作为这个星球上最文明和先进的国家，他们相信民主将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在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时，它们更倾向于用和平，而不是武力的方式解决，但在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可能发生战争。对外扩张民主，也是美国加强其国家安全的一种途径。 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出对可能危及美国及其人民的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同时，也表示美国“将对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以赢得这场战争”。今天，“扩张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