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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人还有救吗?

中国人还有救吗? 作者:犀利公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1-8-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5 10:55:10 阅读量:53次 确切点说,题目应当改称大陆人。 最具影响力的国内新闻,上个月自然是“7·23”动车奇迹(王勇平语);本月则不是骆家辉上任,也不是拜登来访,而是两道荤料:一是贵州三穗县“艾滋病副县长”杨昌明,与30多名女干部女教师有染,吓得全县女公务员争相去体检;二是开封市“阴毛组织部长”李森林积攒了300份自己亲手剃下来的女人阴毛,毛体大都是下属奉献的自己的老婆,以至于开封府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揭开的绿帽子官场。 在感叹“中国模式”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之时,读到了几篇文章,就从这里说几句。 信力建先生在《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一文(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1082243763.html),总结了18种当今大陆人所患的病症,诸如焦虑症、好斗症、人格分裂症、说谎症、健忘症、自大病、拜金病、虚伪病、自私病、受辱妄想症等。文末,信先生问道:“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不管是与30年前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归纳的国人劣根性相比,还是与120年前明恩溥先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所描绘的国人陋习相比,当今中国人的堕落实在是又“前进”了一大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并不为过。 国人行丑事做坏事时无底线,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信仰。杨恒均先生近日走读西藏,一位藏族青年对他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那就是权力和金钱(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077793.html)。对此,杨先生感叹道:“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有些部下为了分享一点点权力的甜头而把自己的老婆都贡献出来,供掌权者淫乐,请问,这种对权力的信仰,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邪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有哪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在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里下毒?把孩子们的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 围绕“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这一主题,《南风窗》近日发表了对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的专访。王先生的几个观点切中了要害。他说,权力腐败毒化了社会道德,糟糕的道德状况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在社会不公正的力量压迫下,一个人要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坏”是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的。中国人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而辩护。在专访的最后,王先生说:“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本月,正副两主席在会见拜登时,都认为美国“有自我修复能力”。这表明,中美体制,孰优孰劣,在他们的心中也有理性的判断。我想,只要不自欺欺人,上至主席,下到百姓,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共识。 在产生劣根性的诸多因素中,犀利公一向认定,专制是总根源。民国以前,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民国之后,又经历了近30年毛氏专制,创中华专制史之巅峰。中国人的劣根性,特别是奴性,不是天生的,它是专制统治结下的毒果。以至于专制与奴性在中国形成了互生关系。在《从两件事看中国病》一文,笔者写道:“极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具有更多的亲和因子,它们之间最容易产生共振。哪一种主义能够激发国民性中最丑陋最恶毒的东西,哪一种主义就能够取胜,这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斗史,留给我们的基本结论。”这是一个让笔者痛断肝肠的结论,却是今日中国的现实。 回到信力建先生之问——谁能拯救病态的中国人? 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人还有救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制造奴性的根源——专制,是必定会被破除的。这样说是基于三点判断。 组织自身的蜕变已不可避免。8050万成员,被看作是建党90周年的最大成果,其实,这恰恰是蜕变的标志。倾一国之财富,让800万人人人都满意,是可能的;但不可能让8000万人个个都满意,内部矛盾与分化在所难免。对于805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保守估计,有超过50%是投机客,至少有10%是掘墓人,两类合计超过5000万人。这是足以动摇执政党根基的数字。堡垒从内部攻破是防不住的。艾滋病副县长、阴毛组织部长、20亿铁道部长……这些党的优秀儿女们,正在加速向民众诠释最真实的组织形象。“党员”这个称号,就像挂满中国大街小巷的安全套售卖箱,表面看起来洁白方正,内里面装的是什么货色,民众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感谢互联网。中国最早的公民群体是网民,未来改变中国的力量一定有互联网。网络正在一层层揭开说谎组织和说谎体制的画皮。一个说谎的组织,统辖一群说谎的国民,形成一种说谎的模式。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一统全球,若不是上帝疯了,那就是人类疯了。 二战结束以来,各国人民在与专制的搏斗中,民主大潮从来都是阻挡不住的。20年前,东欧红色政权全面崩溃,专制堡垒苏联瓦解;今天,连宗教披纱最为沉重的伊斯兰世界,民主也在叩开一扇扇极权大门,萨达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这些血腥打造家天下的强人,在人民争自由的洪流中,都顷刻倒地。中国,能够成为最后的堡垒吗?当然,对于热衷于博取搞腐败的条件而不是反腐败的民族而言,堡垒会相对坚挺一些,但不可能永远。 破除专制之日,就是国人走上自我救赎道路之时。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救自己——算是对信先生之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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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卡扎菲已成历史,利比亚民主进程刚上路

卡扎菲政权完蛋了,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当卡扎菲决定向自己国民开枪的那一刻起,不管他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战争罪犯。而他的下场肯定将在以下选择项中挑选其一: 1 、像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自己治理的国民处死; 2 、像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一样,死于海牙国际法庭羁留室中; 3 、像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一样,于伊拉克战争战败后,接受审判并被施以绞刑; 4 、像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一样,被自己的部下软禁后,死于寓所; 5 、像原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等学习客死他乡。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选择项,这个工作有待 CCTV 、宋晓军之流来策划,因为当卡扎菲已经走投无路之时,他们还在意淫:城市巷战、誓死抵抗这类远不会降临的玩意。他们似乎永远都弄不懂或者故意弄不懂:民心向背才是一个政权的存在基础,当一个政权彻底失去民意支持时,等待它的就是下台,绝不下台就是与民为敌的非法存在。根本就不需要神马巷战,大家该懂得:尽快弃船逃亡结束一切苦难开始新生活这个起码的道理。 现在的情况是,卡扎菲及其家族统治已经成为了历史,利比亚将迎来新的一页。唯一的遗憾是这个结果来得有点晚,整个过程显得太过纠结、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早在 2 月 23 日,当卡扎菲动用军队肆意屠杀利比亚的国民之际,我就在自己的博文《联合国应该尽早干预利比亚大屠杀》中,呼吁联合国应该及早动用武力保障利比亚平民安全。直到 2 月 26 日和 3 月 17 日,安理会通过两个决议之后,北约的军事干预才姗姗来迟,而其中又经历了很多反复,让人心急如焚,于是才有了《卡扎菲如果死灰复燃将是对国际社会的嘲讽》一文,希望北约能帮助反政府军尽快结束战争。试想如果国际社会及早介入,一切都会很快平息,根本轮不到卡扎菲军队反攻与拖延的局面出现,但是国际社会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地方,中俄两国的骑墙就不必说了,美国限于国内问题也不想出头,等到法国为首的北约出手,卡扎菲都快把反对派赶尽杀绝了。所以,利比亚的例子也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正义最终降临前,民众必须要独立面对恐怖、暴力、流血和死亡,民主不会凭空掉下,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 在对抗独裁者的战争中,让我们看到了利比亚人民的勇气,现在是你们展现智慧的时候。对于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来说,卡扎菲的倒台只是一个开始,民主这条路将漫长而艰难,远不到庆祝的时候,战后摆在利比亚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卡扎菲,他获得怎样的下场已经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他的罪行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鉴于其罪恶滔天,死刑将是对他最轻的惩罚,但是,杀死这样一个刽子手容易,在同旧规则划清界限的时候,利比亚更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保障民主、自由、人权的法治规则,只有通过对卡扎菲的独立公正的审判才能开启利比亚的和平发展的进程。而利比亚的反对派以及绝大多数国民并未经过民主法治的洗礼,有多少民主价值的观念,有多少法治的意识,以及对于程序正义的遵从,这个恐怕还要打一个问号。 从北非三国的转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正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则可循,利比亚呈现的是最混乱无序的状态,当然这首先要拜卡扎菲之流所赐,但是几流的统治者往往对应了几流了的民众,对于长期在无规则状态下生存的国民来说,要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学会新的规则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希望在利比亚战事结束后,联合国能够派国际事务观察员和适量的维和部队驻扎利比亚,帮助新生的利比亚政权审判卡扎菲,修订法律,建立法治秩序,举行大选,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不排除利比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麻烦。 对于所有专制国家来说,不要幻想拿什么特色当成挡箭牌,及早放权才是正途。要想成功转型,最好的道路是走突尼斯式的和平转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视宪法为最高规则,军队不参与内部事务,总统虽不情愿,最后还是还政于民;而最愚蠢的方式就是选择卡扎菲式的方式,害人害己、连累家庭、祸害国家、遗臭万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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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3 1:13:24 阅读量:1755次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痛批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病,这些病使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不得不面对的,也如瘟疫一样不知不觉被感染上的,在这样的国度里,谁也没能逃脱。那么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病? 1、神经衰弱症。从医学的角度说,神经衰弱通常是大脑功能的一种障碍。神经衰弱是一种官能症,通常伴随植物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包括疲惫、易怒、不稳定和抑郁的情绪、无法集中注意力、近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多梦或者失眠。这种病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疾病,影响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国的神经衰弱患者的一般表现方式是:病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负担,工作或者学习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或者觉得自己无法把事情做好。比如,不被允许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一场又一场的竞争,让他们无所适从。 2、抑郁症。抑郁症在中国的病例是逐年递增的,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披露或者受到患者隐藏而已。医学专家认为,绝望是临床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因素。绝望的感觉并不总是局限于意外的或大或小的激发事件本身,它还会导致人们对整个人生产生一般意义上的绝望。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造成了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这些苦难的社会根源造成的情形破坏了自尊,阻碍行为选择,进一步限制了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使用,制造了牢不可破的人际紧张关系,使既定的角色失去了合法性,直接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后果。比如,受到强拆、不公对待的民众,无法伸冤,无法解决问题,往往走向自我了断的绝路。 3、焦虑症。焦虑症,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顽症。所谓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焦虑并非由实际威胁所引起,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广泛来讲,各个领域的不公、部分官员腐败、个人信仰缺失、疾病、工作和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欲望等方面的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国人中制造着焦虑情绪。 4、独立人格缺乏症。独立人格缺乏的患者,在中国很多。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一生有靠山,多年过去,经济融入国际圈,人格始终走不出封建帝制时代的奴性劣根。依赖背景、依赖长辈、依赖文凭等等,大到依赖政府、依赖清官、依赖政策,久而久之成为惯性。这种“独立人格缺乏症”也叫“婴儿化生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吃“大锅饭”、“无才便是德”、“越有知识越愚蠢”等等,都冲击着人的独立人格的养成。不允许你批判、不允许你有思想,只能按照标准答案,只能跟组织走,永远不能问为什么,不能质疑。因此,才会产生一辈子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才会产生伟光正的组织。 5、好斗症。中国人好斗,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骂中国人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都自己揣着小算盘,天天算计自己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不抵抗,对内极尽残忍。想想老耄,对待侵华的日本宽宏大量,一句话免除日本战争赔款。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是痛下杀手,丝毫不留情。特别是他主政的几十年里,全国掀起各种斗争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被迫害致死上千万人。打日本的时候,都没有损失如此惨重。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攻击性,只是着力的方向而已。 6、人格分裂症。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行为的差异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像《环球时报》这种极端民粹主义者便是人格分裂症的的极佳代表,中文版天天叫嚣西方欺负中国,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粹主义达到反西方的目的。英文版则扮演公平公正的角色,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谦虚地介绍中国的不足。报格分裂,毫无立场。 7、疑心病。有这种类型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总是恶意揣测别人的动机,特别是对外的时候。比如智子疑邻的故事,对社会失去了安全感,对周围的人采取不信任甚至无端猜疑的地步。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人,就等于猜疑自己,就等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就等于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和痛苦。疑心病的主要导因源于社会真相不明、资讯不清,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下,真相被垄断和控制,不明真相的群体只能够通过猜疑来揣摩事实,而人性往往是偏向于悲观、偏激,加剧互不信任,导致事态愈发严重。 8、红眼病。“红眼病”人人有之,只是程度、表现不同。当人成为嫉妒的奴隶后,他就会变得阴险、刻薄,就会经常去算计他人、害人。现在的社会,“红眼病”随处可见,它源于仇富和攀比心理,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于是千方百计要迫害对方或者不择手段达到获胜的目的。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尊重。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9、说谎病。据调查,平均每个中国人一生要说谎8.8万次。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而说真话,有时却要付出代价。一些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没有养成听真话的习惯,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听得时间久了,居然也能变得适应起来,偶尔听到一句真话便觉得逆耳,甚至跳将起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被各种精心编制的谎言包围着——格式化的谎言、善意化的谎言、礼节性的谎言和废话性的谎言。中国人爱说谎,也许因为在体制下,谎话往往带来资产,而不是负债,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惯性,或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时,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10、健忘症。健忘症就是大脑的思考能力(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因此症状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自然消失。而有时看起来与这种症状很相似的痴呆则是整个记忆力出现严重损伤所致。为什么中国人最“健忘”?因为中国人最缺乏“思想”,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交流、言论“信息”交流,早就已经甚至永远都处于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封闭的、禁锢的、点滴不漏的“一滩死水”,乃至“酱缸”之中了。中国的“历史”永远都只记录(外族和本族)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从这样的丰功伟绩之中,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亡国史”和惨遭“杀戮史”的痕迹么?近代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一直到“反右”,“反右倾”和“文革”,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错杀多少人?无人敢问,无人追究。 11、虚无病。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质量漠不关心。这种毫无礼义廉耻、毫无道德信仰的症状,叫虚无病。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12、懒惰病。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耍小聪明,不守游戏规则。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13、自大病。“自大”来源于“无知”。“我国十多亿人口的确是个“汪洋大海”,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很闭塞和守旧的状态,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或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这一点,即便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是如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来了美国,但是不愿意和美国人沟通,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城”或“唐人街”,不愿意走出这个“井底”。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得他们继续保持“无知”,“愚昧”和“自大”的状态。近年来,中国不断费力举办各种盛会,意图显示天朝威严,但是这些盛会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益处,反而劳民伤财,暴露了本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14、拜金病。“拜金主义”,无疑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在外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却并不像今天我们中国人那么狂热。西方人过“圣诞节”,是为了把欢乐带给别人。中国人过“春节”,是希望新年带来好运,而最主要的好运就是“发财”。中国人之所以“拜金”,也许因为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刺激。中国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们忽略了健全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关键。 15、虚伪病。在工作过程中,写任何报告,都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领导,必须首先强调成绩是主要的。从总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中国人也许由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和磨练,生活道路过于坎坷,知道办事要迂回,说话要含蓄,只是有时没有把尺度掌握好,做过头了,就变成“虚伪”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虚伪?归根到底与制度有关,社会风行潜规则,不讲仁义道德,践踏法律秩序,个个都去“走后门”。 16、懦弱病。懦弱者,或称“懦夫”,是指“欺软怕硬”的那一种,它往往和“奴性”,“卑鄙”和“叛变行为”等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畏惧强权,向压力或利益低头,出卖朋友,就是懦夫行为。遇到不公不平,不敢反抗,甘心成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在中国,要做一个“硬骨头”,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是太难了。既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贪生怕死。难怪龙应台愤怒地质问:中国人,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无尽的忍让,将带来得寸进尺的侵犯。 17、自私病。网友曾愤言: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自私,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18、受辱妄想症。心理学上把那种没有客观依据、无法用事实说明而自己坚信不疑的病态心理称为“妄想”,只要手里拿着锤子,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钉子;只要预备了受欺负、受侮辱的心态,就会把周围每个人都看成是侵略者、侮辱者。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受到了侮辱,其结论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那么,某些人不但能够轻而易举造成自己被侮辱的严重局面,而且更能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奋起还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侮辱”行动.一些人不但坚信“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邦、洋人总是侮辱中国人,还不惜挖空心思炮制假新闻以为中国受辱之证据,而且把戏被揭穿后仍然心安理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其病也深矣。 一个越来越缺钙的民族,钙质越来越流失疏松的骨头,已经挑不起民族的大梁,反而不断的自扬家丑。国人的病痛需要释放,而释放需要一个宽松、自由、法治的环境,而不是受压迫、控制、潜规则的社会环境。周孝正教授曾总结说,当今中国人“四荒八无”:荒唐、荒诞、荒芜、荒谬;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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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2008年8月24日年第29届奥运会刚刚在北京谢幕,2009年11月2日11届全运会又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接下来就是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和2011年8月12日深圳举行的第26届大运会……;各种运动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从纳粹德国、極權苏联到现在中國,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孙文广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中國金牌第一(51枚)超过美国(36枚),2010年广州亚运,金牌绝对第一(199枚),远超韩国,日本(76枚,48枚),中國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体育普及度很差,为什么总是金牌第一?这是因为中國政府,以金牌为目的大量投资,为金牌,常年供养了无数的教练和运动员,给他们发放工资。这种“金牌体育”学自苏联,苏联则仿照纳粹德国,真相应该揭开。 1931年,柏林获得举办奥运会资格,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黨,夺取德国政权。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都可以来德国,举办一次奥运会能造成极大影响。他宣布自己出任奥运会主席,批准筹建庞大的体育场馆,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德国,而他也可以利用这次盛会,将自己作为德国的救世主介绍给世界。 希特勒领导下的组委会,以惊人的速度、效率、投入工作,不惜耗费巨资,(1934-1936年间耗资4200万金马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高效,建设着有两万座位游泳池、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现代化的体操馆,1935年的柏林到处的施工现场。帝国宣传机构印发了万吨纳粹德国与奥运会的宣传材料,开始了奥运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和五千名唱歌演员,演出了奥运会会歌及奥林匹克颂歌,场面辉煌壮观之极。开幕式经过严谨的组织和精心准备,整个柏林体育场被欢呼声笼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标志被人们簇拥着,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时刻将被永远记录为德国复兴的伟大历史,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次奥运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奥运会开幕式,给予希特勒极大的满足,一个信得过的形象被成功推出,让所有的德国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大国复兴的信心。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获金牌第一(33枚)美国第二(24枚)。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三年,1940年9月德国军队在2000多架飞机的轰击下对波兰发动攻击,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奥运会因此而再次被中止长达12年之久。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九年,1945年纳粹战败,希特勒自杀。 苏联参加奥运会,目的就是夺取金牌第一,向世界说明社會主義优越性,鼓舞国内的士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关起门来训练运动员,在1952年之后,六次获得奥运金牌第一。 極權国家苏联,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校,包括中等体育院校。 1979年12月,集结在苏阿边境上的苏联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控制了阿富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把“不听话”的总统阿明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送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天起,长达10年之久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拉开帷幕。这次入侵受到欧美很多国家的谴责,1980莫斯科奥运会于7月开幕,因此苏联政府要藉此机会向世界炫耀“社會主義的成果”。 随着各项赛事的进行,担任裁判的东道主偏袒本国运动员的嫌疑也越来越大。在标枪比赛中,苏联选手库拉几次试投,成绩平平,苏方工作人员把体育场入口的大门打开,使场上风速超过2米,库拉立即顺风奋力一掷,创造了91.20米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在撑杆跳高、链球等项目的比赛中,类似的“推波助澜”屡屡发生。结果,苏联获得金牌第一。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当时的苏联不但经济落后,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人口也低于美国,金牌总数却超过美国。苏联实行一黨專政,可以不受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而美国政府要受反对黨、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政府不敢拨用大量资金争取金牌,为自己争光。一边是列寧格勒的老百姓们排队拿着各种票据抢购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一边却是克里姆林宫倾举国之力,在奥运史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佬”的形象工程;……。这,就是“社會主義的成果”。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會主義的东德获37枚金牌,美国只有36枚(第三名),苏联在国内大肆宣扬伟大成就。 1988年汉城奥运会,社會主義的“金牌体育”登峰造极,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GDP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在这次奥运会上社會主義国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在奥运会上,極權打败了民主。 但好景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在汉城奥运会第二年1989年东欧的社會主義国家纷纷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此后金牌数再也没有超过汉城奥运会,但是经济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權有了保证,国民体质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在“金牌体育”中,苏联学纳粹德国,中國学極權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中國一面倒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都是学苏联,体育也学苏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8月26日文章说:中國的体育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父母在努力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时,中國未来的冠军则自幼被交给了国营的寄宿学校;国家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挑选未来的冠军,把那些长的特别高的挑出来打篮球,苗条,柔韧性好的挑出来练跳水——不管他们是否会游泳。“老实说,这个旧苏联体制成绩卓然。如果在13亿人中找出某种体形的人,然后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训练,便能培养出冠军。” 中國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完全是照搬苏联经验,包括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后改体育局)垄断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金牌挂帅……都是从苏联学来的。 2008年,中國学习極權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2900亿人民币(约400亿美元,破以前奥运会记录),举办北京奥运会,结果如愿以偿,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2010年,中國倾国家之力,投资1226亿人民币(近200亿美元)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过日本、韩国;但是遭到骂声一片,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金牌第一是讽刺”。 在2010年的亚运会上,为了增加金牌数量中國当局竟然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大量增加非奥运项目受到国人非议。中國以东道主的身份增加了“体育舞蹈”项目,外国评论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非奥运项目,该项目很少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中國包揽了“体育舞蹈”的全部十块金牌,其他根据中國的优势,加进的体育项目还有“中國象棋”、“龙舟”等项目,这使得中國在亚运会中夺取了199块金牌,其中74块来自非奥项目。这引起了国外很多人事的非议。国内网络上报出的批评更多,但多数被很快删除。民间的不满,国外的批评,使得新华社的记者写出了惊人的评论,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國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对我们国人是一种讽刺。 中國的金牌战略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國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國金牌总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参与者不多,中國集中國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 但号称世界运动的足球、篮球,中國一块金牌都没有;普及的游泳和田径,奥运会共有81枚金牌,中國只获一枚。中國的体育,对提高国民体质毫无帮助,目的只是给黨争光。 为了追求金牌第一,中國官方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采取了各种歪招、损招,国外有很多的揭发、报导。北京奥运后,国际专家们异口同声的评论北京奥运的举重比赛,中國人毫不费力的比世界优秀运动员多举起了15-20公斤的重量。俄罗斯教练萨福诺夫说:“我搞举重已经25年了,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我们非常了解刘春红,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其一是:新一代类固醇,中國药理学界以奥运会为目标加紧工作,并超过了反兴奋剂人士一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没有能力把这种特殊制剂搞清楚。其二是:中國人不接受兴奋剂检查。东道主找到了让自己的运动员享受最优惠待遇的方法。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员斯利文科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没有人检查中國运动员,而其他所有运动员都被反兴奋剂人员紧盯着。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8年8月26日报导“从体操到跳水,他们几乎在所有要主观评判的项目上都偏向自己人。这样说似乎是在为失败者找藉口,不过它的确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据何智丽揭露为了让邓亚萍获得奥运会金牌,竟给他提供二十多个陪练(这些陪练拿着国家的工资,扮演外国选手,让邓亚萍进行训练),在国家女子排球队中,专门配备专职男球员陪他们练球。 中國很多球类比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领导的安排,中國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在国内她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体育官员在比赛前,让她把冠军让给别人,她不同意后来就被排挤,她一怒之下去了日本,结果在日本她打败了奥运冠军邓亚萍,还战胜另外两个奥运冠军。 为了争夺国际比赛的金牌,中國官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严密的培训体系,几乎在每一个县里都建立了少年体校(据说全国曾有20万人在就读),在这之上还建立了省市体校,北京还有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所有竞赛项目的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以及他们的教练都有国家或地方财政提供资金。很多儿童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少年体校,全力锻练某个单项,成绩好的进入体校,各省市还有体工队,在这的体系中,从事锻练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课程,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有的达到健将级、一级、二级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从国家拿工资。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产生了极少数的世界冠军,如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篮球运动员姚明,田径运动员刘翔,排球运动员郎平。但在中國多数运动员达不到冠军的水平,他们在20几岁就要退役,身无一技之长,被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业成了最大的困难,他们退出运动行业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于是只得拚命的找工作。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只能干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有的去干农民工,不但成家困难,生活也都十分艰难。 即使获得了世界冠军又将如何呢?有个举重冠军是世界级的,退役之后只得到澡堂里去给人擦澡。举重运动员董日梅,结婚之后生活日常困难,生了个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只得摆地摊卖运动衣,她把世界冠军奖牌拿到网上拍卖,以为糊口之用。 发展体育运动,成为一种残酷的竟技体育。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对运动员本身来说,也是弊多利少,多少运动员年年轻轻就伤病满身,甚至完全丧失健康和生命,如果偷吃兴奋剂的话就可能更危害健康。除了极少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因此而大富大贵之外,大部分普通运动员最后都不等不遗憾地离开了其奉献了几乎是全部青春的运动场,啥也没得到,还耽误了其他的人生的机会,甚至导致人生悲剧。 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国际运动会当作人类精神财富的体现和象征。而事实上,中國把国际运动变成了纯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角斗,所谓“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更黑、更暗、更阴”:运动员为了获取好成绩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兴奋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和丑闻。 在奥运会上,中國奖牌数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国民体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少,乃至孩子踢场球也要缴钱。中产階級缺乏锻炼,知识分子中年早逝,国民体重越来越重。从1992到2002年,肥胖症患者增加了一倍。根据卫生部的统计,7.1%的中國人患肥胖症,22.8%的国民体重超重。在大城市危机更为严重。60%的北京人超重。肥胖症蔓延到孩子中。另外,还有1 .6亿中國人患高血压,两千万中國人患糖尿病。还不必提因污染而日益增加的呼吸道疾病和正在面临困境的“艾滋村”。…… 1949年后中國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美化形象,不惜重金投入。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投入达到4000多亿(2900亿+1226亿),这个数目如果分给中國一亿穷人每人可得4000元。2008年中國举办北京奥运会总的投资为2900亿(约400亿美金),为了吸引外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提出了国外运动员,一律免费提供伙食。2010的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是1226亿元(近200亿美金)。中國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财政支出远超过的医疗教育费用开支,为了召开北京奥运,6个城市的工厂停工两个月以保持空气的清新,上海的地铁商店关闭一个月,这些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按单双号准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 中國所以在体育并不普及的境况下,取得那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仰仗国家的财力、人力投入。发达的民主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都不像中國官员那样,穷极奢华大笔挥霍公众的血汗,都是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有的国家由民间主办奥运会,政府不花一分钱最后还有盈余。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被称为奥运经营之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由于上座率达到了91%(由此带来了4.88亿欧元的收入),并且奥运会衍生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所以奥运会主办方成功地收回了开支。…… 中國推行“金牌体育”,大量投资奥运亚运,造成财政超支,为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广州亚运刚刚结束一个月,2010年11月的CPI(表达物价)就达到5%,物价飞涨;中國的形象工程,“金牌体育”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多年来,每当中國运动员获得了国际金牌,都会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欺骗那些不善分析看不到真实消息的愚昧大众,误以为中國的国际地位有了多么大的提高,其实“金牌体育”是一种骗局。 从纳粹德国、極權苏联到现在中國,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实际上,如今中國运动会已成为举国腐败的“表演会”。著名教育家、中國名博信力建曾呼吁:当一项社会活动失去了它本来意义,而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这项活动就应该走入历史。 作者: 颜昌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面对腐败,社会心态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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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民国学术大师的妙闻趣事

民国,可谓风起云涌的乱世,《民国那些事儿》以“史话”的形式,存逸闻之鲜活,取史书之大气,刻画出了一大批政客与文人的群体雕像。本文摘选民国几位著名教授的轶闻趣事,以飨读者。   文 / 史冷金   胡适:“胡说”白话文 认识胡适,可以从“胡说”开始。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黑板上的几个字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 ”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 ,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 ”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 1917 年 2 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1934 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 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 12 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 5 个字:“干不了,谢谢。”接着他解释道:“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黄侃:“三不来”教授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两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后来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黄侃 20 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对黄侃颇多嘉许,劝其著书。黄却谓须待 50 岁后再写。 1935 年,黄侃 50 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藏了“绝命书” 3 字。当年 10 月 8 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他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 赶快回来啊’长达 11 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 4 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辜鸿铭:北大讲台上的狂儒 辜鸿铭 1916 年 12 月 26 日 ,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 月 4 日 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 1914 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 lgcidas ,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 democ - racy (民主),乃是 democrazy (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 Dosto 一 Whiskey ( Dosto 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 ”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 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 KuHung — Ming ,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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