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按：中国人办事，规矩多，证件多，认证不认人比比皆是，曾一时兴起搜集过中国人的偌干证，转发如下与大家共郷，欢迎继续补充，以丰富我们浩瀚的办证文化。   曾经有人想要收集为自己孩子所办的证件（明）并出本书。孩子出生不到三个月，他就放弃了。原因是要办的证件（明）太多了，一本书的容量实在有限。 生在中国，要办的证真多。目前能收集到的大概有 80 种。不乏一些让人气愤、喷饭的证件（明）。比如公民首先要自证无罪（无犯罪证明）；除了公民要自证无罪之外，还要自证生存、单身等；没有迁徙自由，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光计划生育政策一项国人就需要办非常多的证。 在美国，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社保号，这是美国政府鉴别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依据。凭着这个社保号，他们可以走遍美国，而不需要办理各种的“边防证”、“居住证”等，堪称“一号通”。同时，也凭着社它领取政府的各项救济。不光是美国，在很多国家都不需要办理这么多证件。 公民要办的证件多，于是就滋生出特有的办证产业。在公交车站、厕所、树干、栏杆、天桥等公共场所位置，均有“办证：×××”的鲜明广告。这些大部分是假证件，涉嫌违法。这也就凸显了办证难。此外，政府办证大厅或办事机构里面专门有一群以办证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不是公务员，但跟公务员熟悉。平民百姓看不懂政府的文书，也抱怨要来来回回多个部门跑繁琐，更害怕因为跟政府人员不熟被拒之门外。于是就有了专门从事办证的生存空间。 人到神州一遭，光身上贴的标签就达 80 个，不知是难为了政府还是难为了公民？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们的政府是拿“证件”作为重要的管理工具，并成了“是非黑白”的评价标准，“证件”原本的鉴别功能已被人忽视。 家庭婚姻类 1.         “准生证”。当人还在娘胎里没成型的时候，父母就要开始为他们准备“准生证”。（中国人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指引下，人的出生权利都被严重限制。没有一纸证明，你降临到这个世上就是非法。没有户口，找不到组织，上不了学。） 2. “初婚初育证”。与准生证栓在一起的是夫妻双方的初婚初育证。 3. “婚检证”。法律明文规定，结婚之前要进行婚检。于是就有了“婚检证”，证明已经过婚检，并合格。 4. “妊娠诊断证”。每一对新人在即将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刻都非常兴奋，兴奋之余别忘了去医院进行妊娠诊断，更别忘了办理“妊娠诊断证”。 5. “出生证”。孩子在医院出生之后，“准生证”就更换为“出生医学证明”（简称“出生证”）。（别看就是一张医院，还不是政府机构，开出的医学证明，但对于你以后的发展非常关键。如你出国的时候就需要出生证明） 6.

中国官员一向喜欢对他以为是部下学人发威——这不：上周二（ 26 日），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与 60 名赴京参与“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的香港学生对话时就对他以为是部下的香港发飙了，他指责香港“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还说香港公务员习惯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一套，只会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 Boss （老板）、怎样当个 Master （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如此激烈的言论，引发香港各界反弹，公民党议员余若薇就指出，王光亚是资深外交家，言词应审慎，但京官一而再、再而三公开批评香港内部事务，俨如第二支管治队伍。 事实上，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务员制度之一，原因是：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由于政务和事务的剥离，使得大量的“事务官”没必要与“政务官”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也就是大陆流行的“官场站队”说法）。香港同样保留了这一“英国特色”。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除了政务和事务的剥离而外，香港的公务员制度还有一个主要特色，拿就是要求政治上绝对中立，公务员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这就保证了不同的执政者都会有个稳定的、专业的执行者为之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公务员进行监督方面，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也十分完善：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如香港警察部门就设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专责接受公民对警队的投诉和整顿的纪律监督。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规定提交上级处理，并且必须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香港既沿用英国文官制度，又根据本地实际加以发展丰富，从而形成自己的特点：香港文官制度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香港虽然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但除了少数高官之外，政务官也实行类似文官的制度，甚至像警务消防官这些在西方国家明显不属文官范畴的官员，也全部或部分地实行文官制度。因此，港英政府把政务官、文职官员甚至警务消防人员和其他纪律部队官员，统统称为政府公务员。通过特别严格的考试择优取仕，布政司署铨叙科负责统筹港英政府各部门人事及聘任人员事宜．围绕人事聘任专门设立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中高层公务员之招聘或擢升，皆须参考此委员会意见。关于公务员的薪俸及服务条件则由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意见。当局为保持与公务员的良好关系，还设置高级公务员评议会和第一标准薪级公务员评议会，经常协调港英当局与公务员的关系。 因为制度完善，所以香港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有效率也最为廉洁的公务员。在香港，公务员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香港环保署就曾曝出新闻：某助理署长因涉嫌长期在工作时间内浏览色情网页，面临革职的危险。 这种在内地看来不过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却让我们发现：原来香港对待官员是如此严苛，尤其是对待高级官员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实际上，这位助理署长已不是香港第一个在阴沟里翻船的高官“倒霉蛋”。早在 2003 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爱女买车，被公众质疑有利用公职避税之嫌。事后，他向公众解释完全是“疏忽”所致，并向慈善机构捐款 38 万元以表诚意，而税前税后买车的差额只有 5 万元。显然，相对于梁的上亿身家，他不可能为了省 5 万元而故意避税，奈何时机不对，无法摆脱以身试法的嫌疑，最后不得不主动请辞。 2004 年，香港第二届特区政府实行“高官问责制”，第一个被问责的高级官员，是抵抗非典不力的卫生局局长杨永强。 2007 年，香港广播处处长（即香港电台最高负责人）朱培庆因为观看桌上脱衣舞，被狗仔队拍下了与脱衣舞娘的亲密照片，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官运就此了结。对比之下，环保署这一事件已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有了前车之鉴，这位助理署长也算不得冤枉。只是对于大陆民众来说，上班喝茶看报，下班公车私用，类似行为本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之一，浏览色情网页，也只是“个人爱好”，很难与“以权谋私”挂上关系。但是在香港，公私之间有着严格界限，严禁公务员使用政府资源处理私务，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就曾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所以，作为为市民服务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务员就没特权可言。 如此这般的公务员，的确象王光亚先生说的那样“不知道怎样当 Boss （老板）、怎样当个 Master （主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王先生所神往的会做“ Boss （老板）”、会当“ Master （主人）”的公务员到大陆倒是可以随处寻找。 许多报纸都曾报道： 2010 年公车消费近 2000 亿元。至于今年公务吃喝消费是多少？公款出境旅游消费是多少？尚未见报道。关于前几年三公的消费，因为政府不公开信息，民间只有估测，推算，于是众说纷纭： 2004 年见报：公款吃喝 3700 亿元，公车消费 3986 亿元，公款出境旅游 2400 亿元； 2006 年，全国三公消费 9000 亿元； 2008 年，有三个 3000 亿的估测，即公款出国 3000 亿元，公款吃喝 3000 亿元，公务用车 3000 亿元……众说纷纭，众目睽睽，都希望国家财政部有个比较权威的说法，以安抚民心。如此海喝胡塞，不是“ Boss ”与“ Master ”而为何？ 中国的公务员，不单吃得好玩得好，而且稳定恒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行各业都打破“铁饭碗”，实行聘用制，人人都有危机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所以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努力工作。目前唯独公务员还是“铁饭碗”，虽说要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务能高能低，机关能进能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只要你不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还没有被揭露，就不要担心，工资不会少，工作不会丢，级别不会降。因为我国政府官员有权无责，权利没有制约，责任无从追究。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是最保险的职业，轻易不会丢饭碗。要是一个什么“长”，就有人前呼后拥、逢迎拍马，见人耀武扬威、趾高企昻，整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还有不少实惠，工资奖金不比普通企业白领少，还有更多的灰色收入，住公房、坐公车、用公款。正如老百姓说的，“香烟基本靠送，吃喝基本老公，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要是在有审批权的机关，油水更厉害，那些大老板就用重金会向你行贿，要害部门是腐败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难怪当今报考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有资料显示，中国官员是目前世界上“作风最差、效率最低、腐败最重、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官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官员“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 所以，王先生要找“知道怎样当 Boss （老板）、怎样当个 Master （主人）”的公务员，不该去香港找，而应该在大陆找。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1949 年 12 月 10 日 ,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 , 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 , 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 , 彻底失败 , 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蒋介石后来曾回忆说：“（内战时期）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的确，从政治而言，国民党直到败退台湾都未能象共产党那样形成一个铁板一块令行禁止的政党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到 1949 年，党外称为第三势力的民盟导向共产党 . ，而最后到台湾的是主要是国民党内蒋介石自己人马，而国民党内部几大派留在大陆，宋庆龄，李济深当了新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宗仁回归大陆。 国民党内部分裂于第一次政协之后，国民党 CC 派不愿意让出 30 个中 8  个位置，撕毁了协定，冯玉祥代表的左派与蒋决裂。同时中间派民盟对国民党丧失了信任，李济深在内战之中   多次策划西北军系统前线起义。国民党在李宗仁当政后，仍有东南和西北江山，能战军队仍有百万，如果组织得当，   可能会把战争继续下去，但是蒋介石决心退到台湾，多次拆台。最后只能大江东去。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内部派别矛盾有历史原因 , 国民党前身是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同盟会，在海外发起，计划暴力夺取政权，核心党员主要是日本留学生和海外华侨 ,  开始是城市爆动和恐怖活动，经费由海外华侨和国外支持者提供。国民党成功渗透到清朝新军之中。   国民党与新军关系密切 ,  形成所谓党内军阀 , 山西军阀阎西山是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国民党在民国时期成立 ,  比较松散 , 没有纪律 , 派系纷争。在广州其间在苏联改造下 , 成为一个表面上相对有组织的党 ,  但是内部派系林立 ,  靠孙中山团结在一起。蒋介石取得党内领导地位 , 因为他控制着军队和形成一个大派系 ,  屡次下野 , 但是都被请回。党内竞争者一些是老国民党 ,  像胡汉民和汪精卫 , 阎西山 , 在孙中山时代就很强的冯玉祥 , 李宗仁和白崇禧 , 主要竞争者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汪精卫投降日本后 , 蒋介石巩固了自己领导地位。但是 , 国民党内几个派别 , 有老军阀 ,  有青年派 , 法西斯派，情报系统派，是个山头多的党。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 从合法性基础来看，国民党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是其政治上失分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事实上，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 30 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 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 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最后，还不能不提及最后吞噬国民党政权的巨鳄——腐败。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这几方面： 首先是一党专政杜绝了其他党监督自身的管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次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最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 在此情况下，即使有一些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制度、行政措施，也难以真正实施，自然起不到肃贪作用。如国民政府监察院，它是监督官吏的最高机关，但在消除贪污方面却形同虚设。从 1931 年～ 1937 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到贪官污吏 69500 人，其中只有 41 人受到如减少十分之一工资等的轻微处罚， 13 人被罢免官职。这样的处罚，连当时陈立夫主办的《文化建设》也承认是“纸老虎”，无人惧怕。事实上，蒋介石的干涉比任何法律、机构威力都大。但蒋介石对反贪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虽然他经常口头上指责贪官污吏，发表一些反贪讲话，并采取周期性的打击措施，那些碰到风口上的脏官免不了有几个人头落地，身首异处。然而蒋对其亲信大员、皇亲国戚的贪脏枉法行为，不但不反，反而包庇、纵容。如宋子文、孔祥熙两家族的违法套汇、走私的官倒事件，就得到蒋的庇护，安然无恙。上梁不正下梁歪，蒋介石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国民党各级官员的贪污行为，即使开始有些洁身自好的官员，看到贪污不受惩罚，其转向腐化的趋势便不可避免。贪污大大损害了官员们的公益精神，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升官发财下功夫，已不想在群众中从事任何实际工作，所关心的已不是职责而是特权和享受了。更为严重的是它引起人民对国民党政权及官吏的普遍不满和强烈愤慨，继而走上反抗国民党政权的道路。失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国民党政权的短命而亡，正是其平时各种腐败行为交错汇集总体爆发所致。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国民党政权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能汲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千年古训，只能自取灭亡。 说到底，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就失败在“以党治国，一党独大”上。自 1927 年开始，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了为期 22 年勉强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而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发展下去，中途发生了严重变异，出现了“政治党化”，实行了党在国家之上的所谓“党治”国家。“政治党化”和“党治国家”体制是当时国民党对整个社会事物全面控制的主要方面，也是孙中山首倡“以党治国”方针的形式延续。“党治国家”是全能主义政治的一种形式，全能主义政治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应当承认，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党治国”也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落后国家在实行社会变革、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执政党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中枢可以对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现代化大业的进程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说，“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序，强化中央权力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军阀割据时代的战火连绵中，人民渴望国家统一和生活安宁，所以，“以党治国”有一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整个“党治”体制施行期间，基本上是人民无权，国民党有权；党员无权，党的领袖专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的结构形式虽然类似现代国家，但在实际上却成为国民党一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起到现代政治制度所应该起到的管理和规范社会的作用。“党治国家”只是继承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采用了部分资本主义政权的管理形式，又吸取法西斯主义个人独裁制的特点，是一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合的政治制度。在国民党“党治国家”体制下，无论其如何标榜自己的政治制度多么现代，终究缺乏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内涵。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实践实际上是融合了传统的专制集权体制，进而出现了独裁、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威。在国民党“党治国家”的体制下，政治制度体系是不能正常运作的，分门别派，任人唯亲、唯派、唯系，因人立法度、因事设规章是常有的事情。国民党利用其执政的地位，在国家财政系统外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形成了庞大的“党产”，并衍生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国产”变“党产”，“党产”、入私家，各级党政官员无不中饱私囊，正如王亚南指出的那样：“‘中国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依照上层的榜样，由省到县乃至地方的小经营，都分别由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假借战时增加起来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 这种情况不但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曾经是一个革命党的国民党，由于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走向腐败，是难以承担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重任的，正如徐复观所说：“国民党的政治任务，在消极方面，是要彻底清洗历史积累的专制、封建的遗毒，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向这一方面前进。可惜这一遗毒，有如人身上的痼疾，非常不容易根治；并且稍一大意，它又会复发出来。这可由国民党的几次内战，及许多国民党员到后来自私到无知无耻的程度加以印证。” 这个教训，值得后来者吸取。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