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信力建 | 信孚要闻(12.26)——韩寒:LV换不来民族尊严

1 、韩寒《要自由》: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2 、《中国网》与“百度新闻”合作推出的 2011 年 10 大新闻语录,荣登榜首的是今年“ 7 • 23 ” 事件中,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中国网》指出,一个国家流行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现状或者情绪”。 3 、国务委员刘延东 24 日出席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时称,如果全国中小学生都配备校巴,需要 150 万辆,加上维修费,便须 4600 亿元人民币,数字庞大得难以“一步到位”,故此,当前急务是大力发展遥距教学。引来网民炮轰,被斥为媚外贱内。 4 、北大校长周其凤 24 日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称,“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5 、日前公布的《 2011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称 2010 年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 14 个省份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入收不抵支,缺口高达 679 亿元。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收益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中国养老金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 6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外传“脸书”可能在明年第二季申请 IPO ,分析师一致看好这家网络巨擘上市后,市值上看一千亿美元天价。据估算,若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成功,至少有一千名基层员工可能一夕变成百万富翁。 7 、我国更高速度试验列车于 25 日在位于青岛的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落成,公司副总工程师梁建英称,该列车试验速度超越我国目前所有动车组列车速度。试验列车尚无具体型号。中国南车董事长赵小刚此前称,该试验列车时速将超 500 公里 。 8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朝鲜官方媒体 24 日一致为金正日的接班人金正恩升任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劳动党总书记造势。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当天在题为《我们的最高司令官》的文章中说:“我们用心脏呐喊,金正恩同志是我们的最高司令官,我们的将军。金正恩同志啊,请接受人民赋予的最高司令官的称谓。” 9 、广东省人社厅副厅长葛国兴日前在省政协座谈会上透露,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广东的外向型企业预测明年的形势不乐观,正考虑延迟上调最低工资,以协助厂商渡过难关。专家认为,推迟调整将会加剧明年节后的“用工荒”。 10 、山西省蒲县是山西省西南部的一个煤炭资源县,也是省级贫困县。 2011 年年底,蒲县实现 12 年中小学教育全免费,除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还免除中职、高中学生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费。 11 、近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12 月 20 日 ,河南三门峡灵宝市函谷关镇白家寨的村委会主任白彦民,为村民修路跑到郑州市街头跪地乞讨,要借 3 万元,并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保证:“为百姓修路借钱,永不贪污。”目前他已回到村里开始修路。 12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将之前《草案》中的双亲育婴假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拟规定:生育或者抚养三周岁以内子女的父母, 每年可以分别享有十天育婴假。育婴假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用人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决定。 13 、 24 日是西方节日圣诞节的“平安夜”,在佛山火车站东货场附近一男子疑因举报东货场内的“老虎机”而被人枪击报复,身中 11 枪,至今仍在医院救治,生死未卜。 14 、郑州市中牟县老国营渔场内, 1000 多亩黄河湿地被侵占建别墅, 100 多栋已完成基本框架。渔场内数十个鱼塘大都被填平,作为别墅建设用地。当地有关部门向河南商报发送的情况说明称,此处建筑不是别墅,已责令施工单位停工。 15 、价值 1080 亿元的王老吉商标,商标使用费一年仅 506 万元!因广药集团原副董事长李益民受贿,王老吉商标被贱租给香港鸿道集团, 2000 年至今,商标使用费仅从 450 万元增加到 506 万元。 16 、圣诞日,也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生日,即行宪纪念日。 1947 年 12 月 25 日 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生效,在台湾每年的这一天被定为行宪纪念日,直至今天。 17 、日前,上海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公布了过去 5 年上海 PM 2 .5 试点监测情况。数据显示, 2006 至 2010 年,上海 PM 2.5 浓度均超标,约占 PM 10 浓度的 50% 至 60% 。 18 、云南上周六发生一起超载校车翻入 200 多米深山谷的交通事故,这辆只能承载 8 人的小型面包车在事故发生时载有 14 人,其中 12 人为学生。导致 7 人死亡,其中包括 5 名学生。 19 、 25 日中午,北京丰台区方庄一商厦观光电梯外层的钢化玻璃突然坠下,砸伤 6 名经过路人,其中 3 人伤势较重。商厦物业称,已将此事上报至安监部门,但没有透露观光电梯的生产厂商。 20 、 @ 草根屁民 【什么是贵族?】不是有钱,住别墅,会打高尔夫,出入高档会所。英国作家威尔逊认为,贵族应是:虔诚的、道德服从的、绅士的、勇敢而乐于助人的、敢讲真话的,面对灾难敢于自我牺牲的。也就是说,贵族是社会道德的楷模,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只有钱而没有社会责任只能叫土财主。 21 、傅国涌《哈维尔的意义: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这才是他愿意参与的政治,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良心与责任感。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长期以来曾经被弃如敝履,哈维尔以他带有哲学和超越性的思考,在时代的重围中不断地仰望星空,哪怕身体失去自由、常常为生计发愁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良心自由的准则。 22 、邓聿文《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谁》: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者的三个标准。其一,它们攫取了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它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它们有很大的能量阻挠改革的进行,或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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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2011年关键词:不安

又是一年将终,庞大的帝国没有真实的兴奋,连真实的痛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虚假的繁华,有的只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却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这种不安不仅是底层为日常消费日益高涨的不安,不仅是中等社会对正义、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仅是帝国特权阶层可持续地捞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种深入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为这个年度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不安”。    我认识一个在餐馆看门的保安,他来自内陆农村,已年过半百,有一次他听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淡淡地对我们说,现在的日子还不错,但恐怕好日子不长了。他的感受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谁都知道,中国已进入大转变的前夜,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变是确定的。     今天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国家机器布下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连治标都算不上。它可以延缓但阻挡不了变的步伐,就是维稳本身也只是时代不安和求变的派生物,维稳是应对这个大时代风浪起伏、暗潮涌动而产生的对策,它也是时代不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剧变的前奏曲,是国家机器与社会的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较量与博弈。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国靠这样的维稳手段可以维持长治久安的,维稳的成本将随着时间水涨船高,最终会成为帝国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简而言之,维稳类似于鲧的治水之道,不断地筑坝拦截,这种办法或许可奏效于一时,最终还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    这一点连许多不在其位的红二代也感受到了。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提及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窟洞里对毛泽东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就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兴衰周期律。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对封建专制,认为“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列举一系列数据来证明“党的腐败现象严重”,虽然他用的还是二○○四年的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这七年还不知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公款外出旅游三千亿,二○○四年我们财政收入三万多亿,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一,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六,英国是百分之四点一九,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二八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见《炎黄春秋》二○一一年第十一期)    这种感受与普通民众是接近的,到处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暴力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情绪恶化的不安信号。钱明奇十年维权,求告无门,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员,更是提醒世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汪洋大海般的底层人口,面对超级强大的强权只有深深的无奈、无望和无力感。与无力感相随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安,正在不断加深、不断扩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不安何时才是尽头,但我知道,一个社会经不起这样的不安。当这些红二代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公开对现实发言,呼吁政治改革,我们可以察觉到不安同样困扰着他们。这些红二代之所以忧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持续不了多久,就将面临新一轮的不可逆转的动荡。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就是对现状不满,表现出迫切求变的心态,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些人在喊话。要求掌权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不要装聋作哑,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说,中国又一次走到辛丑年和辛亥年之间,历史留给统治集团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如果没有主动变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只会维稳一招,把警察、军队作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们将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后面是绝望,绝望的后面是什么?温家宝在南开中学的这几句话倒是清醒的:    “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任何温和的渐进变革主张今天都被视为洪水猛兽,非把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保持铁桶江山,维持整齐划一的表面稳定,这样的稳定恰恰是危险的。我经常想,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两极,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现有地位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压制任何不同声音、阻挡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长。然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民粹主义情绪,当然后者是前者培育出来的,日复一日,温和变革的声音都成为打击对象,只会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到民粹主义的阵营,社会心态越来越焦虑不安,根本的缘由在这里。人们通过自己生活的感受发现,那些有节制的变革主张一而再地遭到拒绝,自然而然对此不抱希望,转而寻求另外的道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给公民社会一定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让中国人有学习做公民的可能性,无论未来如何,通往公民社会的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前段时期,我在一个公众场合回答听众提问时曾说,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在古老的农业社会有一个大同梦想,包括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天下为公”。我们从先秦时代就有大同梦想,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我们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东西,不容易被公民社会这样寻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在地上生长出来的,要带有泥土气息,只有在我们的公民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生长出公民社会。    我们在一起讨论历史的、现实的问题,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这样的夜晚很重要。未来的公民社会就是由一万个、一千万个、五千万个、一亿个……这样的夜晚构成的。有这样的夜晚就会有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没有那么宏大、那么高深莫测、不着边际,它很具体,也许就是我们写一篇博客,发一条微博,一百四十个字不到,也许就一条短信,十个字、二十个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当中,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慢慢地成长起来,像一棵树一样从土地上长起来。    我特别不相信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夜之间恩赐给我们的东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那些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才靠得住,虽然我为此付出了血汗。这样的公民社会也才真正靠得住,无论谁来当政,我们都能骄傲地对他说,我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过是我们临时雇用的公仆。到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扰的帝国黄昏,谈论公民社会的平凡理想很不过瘾,很不雄浑,缺乏大刀阔斧、气吞山河的雄图大志,缺乏激动人心、直捣黄龙的豪言壮语,自陈胜吴广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今天我们更要寻求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不是指向政权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最终达到制衡强权的目的,这个过程也许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戏的惊心动魄,但对于见惯了太多大戏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轮的转型可能完全不同。这个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将看到,历史的又一次峰回路转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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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伟大先知还是一介书生?

唐小兵        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从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到今天,一晃已经20年,在这不短也不长的20年里,中国社会与知识界发生了严重分化,知识群体面对国内外的基本问题援引的思想资源更加丰富多元,而对于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从1950年代胡适大批判之后,被彻底边缘化和“消音”的胡适重新浮出水面,进入年轻一代知识人的精神视野,余英时、林毓生、周质平、耿云志、罗志田、章清、潘光哲等学人对胡适的研究,正在还原一个更加立体和真实的胡适,而以民间思想者自居的学者如邵建、傅国涌、智效民等人对胡适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异议分子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历程的发掘,更是为1990年代以后的民间思想界灌注了精神的养分和思想的动力。因此,就这20年的“胡学”发展史而言,胡适的思想、学术、文艺、政治实践与人格等,从被压抑的“执拗的低音”转化成“昂然的高音”,正在对中国知识界产生相当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民主信念贯彻一生        1949年,胡适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编辑早年好友陈独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写了一篇短文《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进而指出,“独秀最大的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这何尝不是胡适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夫子自道。纵览胡适的一生,无论是早年留学美国,还是在乱世危局的中国,以及风雨仓皇的晚年,他都坚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民国初年,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的胡适,面对袁世凯大权独揽登上总统宝座,在身边的庚子赔款留学生都在为之欢欣鼓舞时,胡适说:“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他当时就对民主阐发了这样的信念:“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这种民主信念贯彻了他的一生,从未有丝毫之松动与懈怠。        抗战结束之后随着两党竞争的加剧,知识群体在政党力量的牵扯与撕裂之中左右摇摆,大多数最终因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中共的期许,而转向左翼阵营,当时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苏联帝国更是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如日中天。在这样一个天地玄黄的时刻(1947年),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面对青年知识分子演讲时,仍旧如此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公共舆论的推手        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上海登岸时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决定“20年不谈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倡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之类的文艺复兴,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在好友陈独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之后,潜伏胡适内心而一贯被自我压抑的政治意识就发抒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努力周报》倡导好人政府,到《新月》时期的讨论人权与约法,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政治;从1930年代因为日寇侵入而心忧国家命运,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起《独立评论》,提倡“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胡适一直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推手。        胡适曾经在发表于《努力周报》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论理想:“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        1933年,当汪精卫盛情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等人纷纷入阁,他如此婉言拒绝:“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确实是见证了政治的黑暗,却又力图革新政治,为中国政治生活浇灌一种新生命的胡适,在现代中国全力塑造的一种新气象,也就是通过知识人的讲学议政,而让科举制废除后日益边缘化的知识人重返社会中心,重建政治权威和心灵秩序的一种努力。一部近代中国舆论史,胡适是最不能绕开也无法绕开的人物。        在后人的眼里,胡适似乎仅仅是书生论政而已,其实,仔细阅读胡适的日记、书信与政论便可发觉,胡适并没有那么“幼稚”,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其公开的政论与私下的言论之间常常大有区分,他非常注意政论的实际政治影响。1930年代当蒋介石、汪精卫迫于政治集团内外的压力而提及自由民主宪政时,胡适就会抓住机会发表一系列政论,阐述他对宪政的理解,以及在当时中国情势之下如何开始宪政,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当时主张新式独裁的丁文江、蒋廷黻等人。        胡适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更是一种选票政治,到了政党轮替与政府换届的时候,即使是阿斗也可以去投票选举表达民意。以人格建设而言,胡适鼓励的是一种健全而自由的个人,以政治生活而言,胡适鼓吹的却是一种低调的民主。从这一点来说,胡适从来不是一个徒逞口舌之快的政论家,而是一个充分考虑政论之责任伦理与政治后果的政论家,他有着一种常人所未及的审慎的智慧。        魅力与局限        1990年代以来,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说盛极一时,这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弥漫在20世纪中国的革命暴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封闭而偏执的两极心态的反思,胡适的渐进思想(所谓宁可一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和改良思维被思想界重新引入公共讨论。在革命成为乌托邦的20世纪,以实验主义为圭臬的改良者胡适在政治生活中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但在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博物馆文化的最近20年,胡适的影响似乎仍旧主要局限在知识界,而未能向社会层面(包括传媒)扩散。        造成这种尴尬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自由知识界强调市民社会发育和公民社会建设的这20年,更多的思想资源是来自黑格尔、哈耶克、哈贝马斯等西哲。胡适不是被忽略了,而是胡适生前很少就“社会”这一核心议题发表见解,就政治议题而言,他最关切的是政治制度建设和公民人格形成,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言论自由等命题,而社会正义、公平,以及社会底层等几乎很少进入他的思想论说,可以说,胡适在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系统之间明显地偏向前者而轻忽后者,这就导致胡适的思想缺乏一种执拗的紧张感和深邃性,贱民的苦难几乎很少困扰着胡适的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这也是胡适相对于鲁迅而言,更缺少一种道德美学和精神魅力的缘由。胡适自然也有一种伟岸的人格,这人格似乎更多的是儒家式的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君子形象,而相对匮乏那种充满激情与尖锐感的内心冲突。        胡适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因此写作政论的人应该持哀矜谨慎的态度,可综观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就会发现,他们太重视对精英(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中上层军官等)的启蒙,而相对忽视了底层的诉求以及社会运动的批判和建设功能,他们也太迷信作为一种话语的公共舆论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这就导致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似乎始终是漂荡在中国社会上空的浮云,而无法实际地切入到政治运动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1935年9月29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认为“民国初元的政党怪剧都由于当时的人迷信民主政治必须是政党政治,所以大有画老虎画成狗的怪现象。20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深受民初政党政治倾轧文化之刺激的胡适,一生对政党政治和党派文化深有反感,他强调的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公民大联合。殊不知,现代政治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组织政治,没有扎根社会民众的组织、社团等作为依托,没有具有一定激进色彩的维权运动的配合,光靠知识分子的呐喊,100年也没法根本地触动政治之恶和养成政治美德。        现代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祛魅的政治,对政治组织的理解更多的是工具主义的,而胡适虽然在论述政党时偶有类似表达,但就其总体而言,他的政治观念仍旧在相当程度上是德性政治,无论是他对好人政府的想象还是对超越党派之上的政见的期待,都说明他的政治观是祛除利益而只保留美德和权利的,这样一种高调的政治观或许能够激发知识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但要以此孕育全社会民众的政治意识,甚至激发起政治参与和政治反抗精神,却无疑是曲高和寡缘木求鱼。        在这2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曾经被胡适那一代新文化运动健将批评的传统文化,又在以各种形式重新回返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国学热、经典阅读热、孔子学院、佛教兴盛等,都说明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根本无法解决相当一部分(尤其是知识阶层)国人的精神层面的需要,从这100年的历史来看待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就会发现胡适在人生意义建设上能够为国人提供的资源实在太有限,这也正是自由主义备受争议(面对古典主义、社群主义等的挑战)的地方。        也许在今人看来,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等都显得过于简化,也缺乏一种与现实中国政治对接的可能性,可是胡适的魅力不在于他建构一套缜密而宏大的理论,他不是一个伯林所谓刺猬型的学者,而毋宁是一个狐狸型的在诸多领域“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知识分子,更难能可贵的是胡适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这种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躬行的处世方式,对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晚年胡适在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为例,来探讨传统中国士人争言论自由的精神谱系,他在该文结尾的两段话无疑是胡适的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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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方舟子质疑李开复

方舟子质疑李开复 日前,围绕着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职称是助理教授还是副教授,甚至到底有没有获得助理教授职称,及李开复在微软的实际地位等,方舟子提出一系列有硬证据的质疑。 @方舟子 : 微软的二十多名资深副总裁、集团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成员,近百名公司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李开复当时在微软的地位,是自然交互服务部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之一,却让人以为他是政治局常委。而唐骏的地位相当于一个贫困县的县长,却以国家副主席自居,并在退休时声称自己当了终身名誉主席。 也门和平过渡 2011年11月23日,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斡旋下,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首都签署协议,将权力交移副总统,2012年1月也门将举行大选。 @江上雨 : 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平交权,结束了33年的统治。他算是一个聪明人。和平交权,换取了自己和家人、亲属、亲信的司法豁免权,也让国家免于战争,实则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 @傅国涌 : 世界正在急速的变化当中,历史虽然给了统治者足够的时间,但如果一拖再拖,一味不作为,以为靠着暴力机器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样的侥幸心理总有一天会把这点善终的机会葬送殆尽。萨利赫几经反复,总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事业单位工资及社保改革 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星梦漫天 : 事业单位,现在是年纪越大工资越高。我不排除他们经验丰富,但是你可知道,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推给年轻人?最懒惰的却是那帮有编制的“高级”,倚老卖老,在我们这边,领高工资的人越多的事业单位,就是业务最难开展的最差单位,而领工资最少的年轻人越多,工作才是做得最好的单位,不信你来看看。 @人民公仆 : 在职期间不交保险,退休后却领着我们缴纳的保险费,而且有些人的退休金居然达到八九千元一个月。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工资竟然比我们现在在职大部分员工的还要高,不干活的比干活的拿钱要多,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不改革怎么得了? 以后电视剧每集长度10分钟 广电总局禁止电视剧插播广告,并于2012年1月1日执行。 @彪 : 真的怕到时候电视剧每集变10分钟了,放完一集播放1小时广告,最后用了5个小时看完一集电视剧。以后的电视剧要是每集超过10分钟,电视台就不播放这部电视剧。 @漠然 : 广告还是适当插播的好,电视台没有足够的收益,又怎么能做出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呢?当然,如果CCTV能做个表率,不播广告,相信地方台也会心服口服。如果连收视率极高的春晚都插播那么多广告,你凭什么不让地方台插播!一视同仁没有错,但于情于理CCTV都应该做到最好。 与校长共进晚餐 2011年11月23日,成都一中学遴选19名尖子生和校长共进晚餐。 @禾刀 : 与校长一起进餐的学生特别激动,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校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可平起平坐,更不可能同桌吃饭的身份权威。就像许多学校,至今在食堂和厕所等方面严格区分师生身份,以此塑造师德威信。 @马磊 : 尖子生可以和校长共进晚餐,就跟劳动模范可以受到胡主席的接见是一样的。让学生感受荣耀的同时还长了见识,顺便学习一下用餐礼仪。不但如此,还让平日里坐在办公室的校长跟学生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好事,可惜我读书那会儿没遇上这样的校长。 河南“双独”也可以生二胎 河南日前宣布,“双独”家庭经批准可以生二胎。河南是我国最后一个出台此政策的省份。 @如日中天 : 根据目前的育儿成本,把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30万,这还不包括结婚买房子。随着RMB的贬值,花销只会越来越高。现在放开,还可适当增加一点年轻人的比例,延缓老龄化的速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王雨 : 什么要等到双独才可以要二胎,没有考虑到他们对双方父母的赡养,又要抚养两个孩子,那压力多大呀!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双独,一对夫妇要俩孩,后代赡养老人的压力会少些。 【点评者说】 这一周,微博上最热的事是科学卫士方舟子质疑给青年学子开过300场讲演的“青年导师”李开复。继唐骏之后,又一位青年导师的形象坍塌了。李开复曾如此教育中国青年:“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首先做一个诚信为先的好人。”“一个人的人品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而在与人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之中,诚信又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但诚信似乎不是李开复成功的原因,看来这些青年导师没一个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真正秘诀同青年学子分享,他们卖的全是吃不死人也治不好病的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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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质疑李开复 日前,围绕着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职称是助理教授还是副教授,甚至到底有没有获得助理教授职称,及李开复在微软的实际地位等,方舟子提出一系列有硬证据的质疑。 @方舟子 : 微软的二十多名资深副总裁、集团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成员,近百名公司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李开复当时在微软的地位,是自然交互服务部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之一,却让人以为他是政治局常委。而唐骏的地位相当于一个贫困县的县长,却以国家副主席自居,并在退休时声称自己当了终身名誉主席。 也门和平过渡 2011年11月23日,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斡旋下,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首都签署协议,将权力交移副总统,2012年1月也门将举行大选。 @江上雨 : 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平交权,结束了33年的统治。他算是一个聪明人。和平交权,换取了自己和家人、亲属、亲信的司法豁免权,也让国家免于战争,实则是为老百姓做了好事。 @傅国涌 : 世界正在急速的变化当中,历史虽然给了统治者足够的时间,但如果一拖再拖,一味不作为,以为靠着暴力机器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样的侥幸心理总有一天会把这点善终的机会葬送殆尽。萨利赫几经反复,总算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事业单位工资及社保改革 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星梦漫天 : 事业单位,现在是年纪越大工资越高。我不排除他们经验丰富,但是你可知道,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推给年轻人?最懒惰的却是那帮有编制的“高级”,倚老卖老,在我们这边,领高工资的人越多的事业单位,就是业务最难开展的最差单位,而领工资最少的年轻人越多,工作才是做得最好的单位,不信你来看看。 @人民公仆 : 在职期间不交保险,退休后却领着我们缴纳的保险费,而且有些人的退休金居然达到八九千元一个月。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工资竟然比我们现在在职大部分员工的还要高,不干活的比干活的拿钱要多,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不改革怎么得了? 以后电视剧每集长度10分钟 广电总局禁止电视剧插播广告,并于2012年1月1日执行。 @彪 : 真的怕到时候电视剧每集变10分钟了,放完一集播放1小时广告,最后用了5个小时看完一集电视剧。以后的电视剧要是每集超过10分钟,电视台就不播放这部电视剧。 @漠然 : 广告还是适当插播的好,电视台没有足够的收益,又怎么能做出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呢?当然,如果CCTV能做个表率,不播广告,相信地方台也会心服口服。如果连收视率极高的春晚都插播那么多广告,你凭什么不让地方台插播!一视同仁没有错,但于情于理CCTV都应该做到最好。 与校长共进晚餐 2011年11月23日,成都一中学遴选19名尖子生和校长共进晚餐。 @禾刀 : 与校长一起进餐的学生特别激动,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校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可平起平坐,更不可能同桌吃饭的身份权威。就像许多学校,至今在食堂和厕所等方面严格区分师生身份,以此塑造师德威信。 @马磊 : 尖子生可以和校长共进晚餐,就跟劳动模范可以受到胡主席的接见是一样的。让学生感受荣耀的同时还长了见识,顺便学习一下用餐礼仪。不但如此,还让平日里坐在办公室的校长跟学生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好事,可惜我读书那会儿没遇上这样的校长。 河南“双独”也可以生二胎 河南日前宣布,“双独”家庭经批准可以生二胎。河南是我国最后一个出台此政策的省份。 @如日中天 : 根据目前的育儿成本,把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30万,这还不包括结婚买房子。随着RMB的贬值,花销只会越来越高。现在放开,还可适当增加一点年轻人的比例,延缓老龄化的速度,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王雨 : 什么要等到双独才可以要二胎,没有考虑到他们对双方父母的赡养,又要抚养两个孩子,那压力多大呀!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双独,一对夫妇要俩孩,后代赡养老人的压力会少些。 【点评者说】 这一周,微博上最热的事是科学卫士方舟子质疑给青年学子开过300场讲演的“青年导师”李开复。继唐骏之后,又一位青年导师的形象坍塌了。李开复曾如此教育中国青年:“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首先做一个诚信为先的好人。”“一个人的人品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而在与人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之中,诚信又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但诚信似乎不是李开复成功的原因,看来这些青年导师没一个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真正秘诀同青年学子分享,他们卖的全是吃不死人也治不好病的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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