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2011年10月24日 10:53:16 　　1、 请谈谈你对佛山被碾女童小悦悦事件的看法。在众多争议的声音中，你最在意的是哪一种？   　　   　　傅国涌：我比较在意悦悦母亲的声音，在这一突如其来的横祸面前，面对那些冷漠的人，她竟然说出了这些话-‘我不会因此对人性感到失望，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事情发生后，也有很多人帮助我们，我很感谢他们。” 小悦悦父亲从媒体了解到了肇事司机的情况后表示，“假如那个司机真的没有看到孩子，他可以谅解他。同时他呼吁社会上能够多一些陈贤妹这样的好心人，少一些有钱有势的无情人。”   　　对于这个时代国人的那种冷漠，一味的谴责其实无济于事，这个惯于旁观的民族，在今天这个物质化的时代更加极端化。小悦悦的父母能有这些的认知，对人性、对社会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实在很不容易，我非常赞同她们的说法。   　　   　　2、 当下人们面对社会问题时，一致体现出安全感的缺失和人心冷漠，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傅国涌：背后的根源不仅是外在体制性的，同时指向内在的人性、灵魂深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时代，两者相互成全。正是缺乏体制性的保障，全社会普遍感到安全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许多人内心又缺乏的敬畏、怜悯与爱，更缺乏对未来的预期，对人性本身都产生了动摇，更不要说超越的信仰。换言之，外在价值的失落与内在信仰的空白，使这个时代陷入了道德的低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事件不断曝光，那些没有伸出救助之手的路人固然令时代蒙羞，但她们恰恰是这个民族的投影，那个拾荒人由此显得难能可贵。   　　   　　3、未来十年，中国的道德还会继续崩坏下去吗？中国目前无疑处于社会失范时期，国外有没有重建社会规范的成功案例可供借鉴？   　　傅国涌：迄今为止，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道德复兴的任何迹象，苹果似乎只会继续烂下去，直到掉落在地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寻找信仰、已经找到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基督徒的数字增加得很快，在这个悖谬的时代许多人都感到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可怕的，空洞的，苍白的，每个人只能从自我救赎开始。所以，我相信，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当世人普遍失望、无望甚至绝望的时候，也许变化已悄悄开始。对此，我抱有期待，不是出于外在的对人的信心，乃是我的信仰赋予我的。在世界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糜烂的、腐朽、冷漠的时代，重建社会规范一方面是立法，更新制度，一方面是重新确立社会价值标准，更重要的还有终极关怀方面的信仰复兴。罗马帝国衰亡之后，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倡导的宗教改革，从异化的教廷禁锢下解放出来，欧洲踏上了全面复兴之路。   　　4、在人人疾呼社会共建的的今天，虽然国家有关见义勇为的典型报道不在少数，但对日趋冷血的人们似乎毫无用处。有人说应该用法律来强制扭转如今社会的麻木冷漠现状，您觉得行之有效的调理之道应该是什么？   　　傅国涌：通过立法来解决道德、人心层面的问题收效不会太大。即使有，也是一把双刃剑，指向人心柔软部分的功能不应该强制解决，如果法律的强制作用如此之大，那就是将刀剑的作用延伸到了道德领域。关键还是要通过社会变革，通过进一步的舆论开放，包括媒体日复一日的讨论，通过信仰自由所赋予全体的公民的信仰空间进一步扩大、健全，这一切当然有赖于体制性而非政策性层面真正确立保障这些权利。这需要时间，长期累积起来的道德沦陷不能指望一个晚上就能轻易解决。时间是最好的解毒剂，也许一代人的时间都不够。   　　5、很多人不愿多管闲事是怕引火烧身，以致有老人被撞而无人问津，小偷抢劫日渐猖狂。那么，普通人如何与社会（个体）相处，才能利人又不损己？   　　傅国涌：关键是政府要开放一些社会领域，由民间来做，特别是涉及公益、慈善的部分丑闻不断，为世人唾弃的情况下，应该积极鼓励、帮助、支持民间团体的成长，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有些价值标准不应该由政府去制定，而应该让民间自然形成。个体生命之所以不敢做好事，面对他人的危难不敢伸出援手，是因为代价不可预测，我们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连爱心都不可带来不测之祸。要重建这种确定性，要靠推动社会良性变革，确立全新的社会规范才有可能。   　　6、目前一些社会团体或个人也做了一些构建美好社会的举措，譬如微博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您觉得这种依赖于科技平台的行动能持久吗？在您看来，通过哪些方式又由哪些人带领，才能把这种尝试的效果发挥到最好？   　　傅国涌：这些临时性、偶然性的行动因为得到官方许可合配合，表面上似乎产生了一些新闻效应，实际上不可依靠，更无法持久。在目前情况下，很难说采用哪些方式哪些人带领来做这些事效果最好，只要公共平台存在，只要制度性的保障确立起来，无论什么方式、什么人都可以做出结果，否则什么人、什么方式也没有用。   　　7、7·23动车事故过去不到半个月，网上多数最初激怒异常的民众就将实现转移到了柴盐酱醋茶上，中国人太善于隐忍和遗忘，因此难以吸取教训。您对民众的善忘有何看法？该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呢？   　　傅国涌：民众的善忘是不正常的，但在这个时代，新闻热点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一个热点覆盖另一个热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外在的压制使民众无法持续保持对动车事故等悲剧的关注，这才是根本原因。所以，要真正改变这种善忘、淡忘、健忘，不能单纯从民众自身入手，而要从建设一个健全的、开放的外部环境着手。，道德的问题要从道德以外寻求破解之道，民众的善忘也不能只在民众身上找原因。   　　8、这个世界会好吗？   　　傅国涌：有限的人诚然是靠不住的，唯一可以依赖是是超越的无限的上帝。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奇妙的计划。道德的重建确实比制度的转换更为困难，制度可以通过立法很快解决，道德的沦丧决非短期可以解决。我不知道世界会不会好，但我知道，历史往往在绝望的时候开出新的道路。           上一篇： 民国课本小史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0月21日 08:25:45 　　 傅国涌：民国课本小史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陈朝丽   　　  “今天我们的教育从体制到内容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在精神层面上。教材应该怎样教授孩子睁眼看世界、提炼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教材可提供参照系。”——— 傅国涌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1902年后出现了中国新式教育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编课本。   　　最早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的，它用两年时间把小学初小、高小的各门学科都出齐了。那时中国教材编写主要受日本的影响，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帮助。   　　1912年，清朝垮台，商务印书馆管教科书的编辑陆费逵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带走一批骨干，创办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套民国教科书。他带走的其中一个骨干沈知方后来创办了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适合新的共和体制的教科书。这使得商务印书馆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两三个月后也陆续出了一套完整的《共和国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和中学部分。   　　民国时期最好的教科书其实是1922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编的、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它确立了今天还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后来比较流行的是《复兴教科书》，它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比较受欢迎，用了多年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插足教科书，甚至没有垄断教科书。1928年后，国民党在编写内容上限制民营出版社，本身并没有编写教科书。直至1942年撤到重庆，才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陈立夫、陈布雷、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等专家或有文化的官员都参与编撰 .   　　当时民营出版社虽一度受民国党限制，教科书多被要求加入其意识形态，比如增加“三民主义”，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那时的中小学教科书，相当程度保留了汉语的纯粹性，特别是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到现在还非常流行。   　　总体来说，1902年到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朝、北洋时代、袁世凯复辟，到北洋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无论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教科书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没有删掉《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哪怕是一直用到1949年的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国定本，也是按照教育规律来编订。况且那个时代教材可以选择，中小学可拒绝使用国定本，比如1947至1949年，温州永嘉的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就没有选用国定本，仍然用《开明国语课本》。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占到整个市场的60%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很多套教科书，最初是《最新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新撰教科书》，还有《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   　　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   　　     　　 上一篇： 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9)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0月14日 11:56:58 　　 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 ——读顾颉刚日记 傅国涌     　　读《鲁迅全集》，鲁迅对历史学家顾颉刚有很多尖刻的讽刺，甚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与孙伏园的通信，说顾颉刚反对国民党。原文是：“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指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鲁迅全集》没有收入。）气得顾颉刚要起诉鲁迅，写信要鲁迅别离开广州，等他回去对簿公堂。鲁迅回信嘲讽，拒绝留在广东待讼。他买了鲁迅所有著作读了，在日记中说：“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金钱，（3）党派。”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纠结如此之深？过去有过种种猜测，取攻势的鲁迅并没有明说，顾颉刚这些话都是写在私人日记当中，1927年3月1日这天写得比较详细：   　　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       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       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       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       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关于第一条，他在不久前2月11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西滢），《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4月19日，他到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在此，造了我许多谣言（例如说我为研究系，称胡适之为世界上第一好人、陈通伯为世界上第二好人，作北大的书记等）。孟真（即傅斯年）谓他恨我过于免他教育部  事职之章士钊。”   　　顾颉刚所列其他几条理由，未必令鲁迅对他如此耿耿，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则确实伤害了鲁迅。陈西滢1926年在《晨报副刊》公开指出，鲁迅对此有过正式回应，在《语丝》周刊发表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他认为虽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抄袭说是对他的羞辱。胡适在鲁迅身后写给苏雪林的信里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陈西滢误信张凤举之说，从顾颉刚日记可知，鲁迅似乎知道此话源自顾颉刚，难怪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能原谅。   　　相隔几十年，鲁迅身后的地位已被神化， 1973年7月11日，顾颉刚追忆往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很长的话，他听人说，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最很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他分析了鲁迅的心态，特别是“心理之沉郁”，甚至借用了鲁迅当初批杨荫榆的“准寡妇”一词，称其早年有“准鳏夫”心理。他提及，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说“阿Q”的读音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当时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帮助胡适收集了很多文字资料。鲁迅到中山大学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就是因此，其实那些年，顾颉刚已发表了大量古史、故事、歌谣、风俗等方面的论文。傅斯年当时即说：“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很奇怪，此文未及《中国小说史略》，大约他已知抄袭说不成立。   　　他在最后说：“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鲁迅其人其文受到的关注远过于顾颉刚，听听顾颉刚的说法，对于了解这段公案，显然是重要的。     上一篇：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7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