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2:49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标签： 辛亥百年 ●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6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相同主题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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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 傅国涌 、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獨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國经济周刊》、《中國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國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國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國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獨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國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獨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極權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澤東”、“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國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獨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黨，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黨内改革派，要專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黨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階級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鄧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國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國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國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作者: 杨银波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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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國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今天回过头来看“五四”时代，第一，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去，而不是孤立地抽出来，把几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抽出来做文字分析，如果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将“五四”游离于当时的基本史实，变成我们想象中的“五四”。特别是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去看。这是我们以往做得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五四”当时的经济了解多少？对当时的社会了解多少？我们最了解的是当时的思想方面的东西，而且做做了过度的阐释，特别是从林毓生以来，几代学者几乎把“五四”的思想文本解读得淋漓尽致了，但是这些解读，大致上属于文本解读，哪怕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也只能停留在文本中。但是历史不是逻辑。历史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基本尊重上面，离开了客观事实，最完美的逻辑，也只是纸上的逻辑。我对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学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建构基本史实；第二，提供基本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学，大部分属于后者，都是在提供解释。 　　对于建构基本史实，老实说，最近这一百年做得并不好。所以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國历史的理解，包括对“五四”的这个时代的理解，很多的基本史实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而大谈特谈这个人当时说了某一句偏激的话，过激了。比如说，鲁迅说的不读中國书；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说的废除汉字，陈独秀说的绝不容反对者有商量之余地，等等。其实，这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反过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这些人，恰恰都是对中國的传统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胡适一生都沉浸在对中國文化的研究乐趣当中。 　　第二，就是我们不能把“五四”仅仅局限于几个思想界的先驱、代表人物，局限于受到特别关注的那些文本，而要放大眼睛，去看当时的整个时代。我想举个例子，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那次。我不说陈独秀被捕这件事本身，只说他被捕之后，在中國社会的各阶层，各个方面做出的反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看清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目，可以回答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产生陈独秀、胡适这些人。 肖雪慧 老师多年前提出一个说法，“民主的后援力量”，其实就是鲁迅讲的“天才的土壤”问题，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样的的土壤是具备的。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抓起来，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各自的反应。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等，这些高校的教授们、学生们，全国的学生会、北京学联、包括一些中学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发表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如果说他们是同类，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算不得意外，那么，那些跟陈独秀没有这种知识上的连带感、思想上的认同感的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呼吁就更值得我们留意了。我特别注意到，当时为陈独秀呼吁释放的一个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他们的通电发表在6月25日上海的《时报》上面，这些人平时也许并不关心文化思想的问题，通电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學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这段通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与陈独秀并无私交，也非同类，只是仗义执言，不愿看到再次激起风潮。另外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好几个跟陈独秀在政见上并不相同的人，岑春煊、田桐、章士钊这些人，也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公开为他说话。 　　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古文家们马通伯、姚叔节等人，他们并不认同陈独秀搞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竟然也出面说公道话，肯定陈独秀的学问人品，并不因观点的分歧而冷眼旁观，乃至落井下石，相反却伸出了温暖的援手，公开要求政府保释这位同乡。这一点令胡适感念不已，一直到了1925年，他还在给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其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他虽然抓了陈独秀，但是他是保护着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里90多天没有吃多少苦。步军统领王怀庆要求把陈转到步军统领衙门，他不肯。实际上保护了陈，否则后果难料。吴炳湘是安徽人，当时的安徽同乡会都为陈独秀的事出面奔走。过了近十年，时局改变之后，世人还记得吴炳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大公报》报道说：“吴于五四运动，应付学生，甚得体要，学界中殊佩服其手腕。” 　　综合当时方方面面情况看，当然还有新闻界，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都是站在陈独秀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的中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正是那样的土壤才产生了“五四”那些思想先驱。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一定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陈独秀被抓起来，是北洋军阀眼中的敌人，可是社会的各方面，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能出来为他说话，并且也有机会公开为他说话，他们就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后援力量，或者说构成了产生他们的土壤。 　　胡适一生相对没有经历大的波澜，只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就是1929—1930年间，这个阶段，他因为在《新月》杂志发表的文章得罪了国民黨当局，国民黨许多地方黨部纷纷要求逮捕胡适，但是国民黨并没有真的去抓胡适，他们只抓过罗隆基，也只是关了一天而已。但当时胡适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在《新月》与国民黨的冲突中，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他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胡适的后援力量不光在那些跟他一样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当中，也在银行家、企业家和许多旧知识分子当中，徐新六这些银行家，张元济、蔡元培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写古文的，在前清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他们都是站在胡适一边的。他们都同情胡适，许多人通过个人方式，写明信片，当面找他，或者通过朋友转达，或者直接写信，胡适收到了很多信，现在还保存了不少，我相信保存下来可能只是一部分，这些信基本上是两种内容：第一种，非常善意的劝说胡适要收手，再做下去，可能有危险，希望他保全自己，从长计议。另一种，也是大同小异，叫他注意分寸，最好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可能更安全，北京远离南京，我觉得这些人，无论是1919年公开为陈独秀说话的人们，还是1929-1930年为胡适的命运担忧的人们，他们未必都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国际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重评袁世凯 (0)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3)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4) 袁崇焕之死 (3)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0)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2)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与长生梦 (0) 汉文帝与张释之 (2)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0) 梁启超的“自觉” (0) 林昭四十年祭 (22) 林昭·铿锵 (0) 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0) 悼张志新烈士 (1)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1)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16) 宋美龄，从“飞虎队”到开罗会议的那段日子 (2)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0) 宋教仁之死 (1) 商鞅·李斯·董仲舒 (0)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0)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1)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0) 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0) 关于对“包拯用人仍可借鉴”文章的胡思乱想 (0) 伏尔泰的“命”和何家标的“命” (0) 《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7)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0)

其实跑路最好，免费去享受人家奋斗来的果实。可是你的思维、语言、食物都有隔阂，找不到那个想起来就让你下体肿胀的大奶子姑娘找不到那个能拉过去就躲进永和豆浆喝酒吃肉的老王，你的心灵没有归属，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的内心会煎熬。     哪里跑   文/王鹏宇（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1 通灵术 人生最美的遭遇都在意料之外。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出来，扑面而来的从四百年前到一百年前的老建筑，红的黄的黑的古铜色的白颜色的五颜六色的墙壁和红的黄的黑的古铜色的人群，广阔的河滩和在河滩上悠然散步的海鸥，聚集在屋顶上密谋夺取人类都不敢打扰的海鸥政权的鸽子，几百年不变的雕像已经硌了几百年脚的青石路和几百年没变过的阳光。行走在古城区，大脑是多余的产品，我用我的眼睛思考我用我的肺感知我用我的鼻子来品尝。 三栋小楼的交界处有一个门面很小的小屋，老板也不立什么牌子，走进去里面大大小小都是当地画家画的油画。这幅躺在不显眼处的画立即吸引了我。因为淋过雨而变成了暗棕色的墙壁，夜色下更显幽暗而绵长的青石小路，墙壁上的窗，和窗子里，小路上反射出的摇曳蜡烛光，远处是两个撑着伞密语闲谈的人。几乎是在顷刻间我穿越时间空间，化身画中人，我听得见周围啤酒馆的喧哗声我看得见因为雨水更加有质感的烛光我闻得见那贰佰五十年前空气的味道，炉灰渣鸟粪树叶上的灰尘和不知道怎么溅上去的泥点子混合着从树根到树干再从树叶边缘分泌出来的代谢物集中在的那一颗雨水里，我犹如亲眼目睹，滴落在我身边姑娘的肩上。我和这幅画一见钟情。 倾家荡产地买回来，放在包里，长出一口气，推开门，和老板再见，走出去的刹那又被惊讶震撼得鸡皮疙瘩林立，眼前的景色，分明是画中物，二百五十年一样的墙，一样的树，只缺少黑天，和雨路。提着画走在路上，这次我分明就是画中人，也许有哪位画家也在画这午后的小街吧，二百五十年之后，同样的画作也叫一位来自地球那边某位男女魂不守舍，穿越时间空间，灵魂附着我的体。     2 弥赛亚 下午最不该做的就是跑到西什库天主堂做弥撒。听到一半就实在听不下去了，如果国内的神父都是这样传道的，那怪不得我们的天主教就只能忽悠底层民众了，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和道德操守的人为我们的神父折服了才是怪事。来北京一年多，大小教堂去过几个，能安下心来做礼拜的地方真少。经过政治阉割，经过中共改良的宗教已经变味了，传道手段越看越像我党洗脑：恫吓与威胁，赎买与诱惑。 教堂奇怪的建筑风格，中式的人物画像，教堂内五颜六色的彩旗标语，土洋结合还挂上对联，最不舒服的是做礼拜的一双双恶毒的眼睛，空气里弥漫的依旧是自私、戒备、无爱的气味。你坐在人们身边，依旧地小心翼翼。神父在上面说：你号称信了主的道，却还是吸烟、吸毒、嫖娼，不做个好爸爸，不做个好儿子，不做个好丈夫……神父又说，两会召开时，胡锦涛说过的这个幸福指数，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墨西哥，第二是菲律宾。为什么？因为墨西哥80%的人信奉天主教。你看菲律宾地震海啸频发，为什么那里的人快乐，因为他们信奉耶稣啊……神父，我不得不怀疑你的职业水平和道德操守。 主，想认识你，亲近你，总是艰难又坎坷的。 你是皮特，你是磐石，你是我的弥赛亚。     3 王鹏宇你好啊 巧起来它就是能比小说还过分。 现在越来越相信一见钟情，总觉得一个人的境遇，思想，信仰尤其是心境，都会明白地写在脸上，喜欢还是不喜欢，看一看，闻一闻，三秒钟，胸中自有分明。上次去曼谷，看中一个石刻的烛台，小和尚撑船渡江，船前面搭了一个台子，安放蜡烛。小和尚眉目分明，安详自得，看了就欢喜。一问价钱，太贵，但又喜欢的紧，和店主砍价“400？Too much. Could it be cheaper?” 店主笑呵呵的指指小和尚，用不很灵光的英语说：“You, look like him. OK,300.”然后还要再送我两个木雕的树叶。弄得我高兴又羞愧了一下午，有佛相的人不会这么不要脸地使劲砍价吧……女人还好，可以蒙骗她也蒙骗自己，我和你一见钟情，这是其实是因为你奶大腿长口活好，而你一眼看上一个男人，死活觉得跟他以前认识，你们俩肯定有相同信念相似经历你们必须成为好朋友，这个就太说不过去了。 我们是在张鸣出他的新书讲辛亥百年时认识的，在雷颐的辛亥百年又见过，后来又在大小讲座里照过面，因为机缘巧合或者说是不巧合吧，不是他忙就是我忙，从没好好聊过。这次傅国涌的辛亥百年里他又来了，不能再放过，拉去吃饭。 从路上就开始聊，从开始就知道了，我们都是在不投缘的人面前木讷，在缘分面前，都是他妈的大话痨。从单向街还没到地铁站呢，我就简明地知道了他的身世，基本上是男人的榜样，混完大学混街头，年轻时全国从南到北转了一圈，连好多小地级市都呆过几年，在辽宁某地和退伍军人、艺术学校老师、没落子弟等人结拜，混吃喝，让我想起了孔二狗的《黑道风云二十年》，说到得意处还和我吹嘘，“当年那条街，原来混的一帮人的大哥见了我们都是要上烟的。”说到和某艺校留着黑长发的帅老师结拜泡妞时眉飞色舞，我眼前浮现的分明是蒋介石和戴季陶，我差点八卦地问他你们有没有留下蒋纬国做当年证物，哈哈哈哈。泡妞泡到了真命，轰轰烈烈地谈了场恋爱，后来不出意外地谈成重伤，家财散尽。现在辞去闲职，流落北京，研究各种不靠谱的学问多时，准备下周回宁波老家，做老本行，开个财会公司，四十多了，得挣点钱了。和老哥谈天说地，由敏感词说到敏感词，再到敏感词，不亦乐乎；请老哥吃饭，永和豆浆吃盖饭，不亦乐乎；老哥突然问我，你信面相吗，其实面相有道理的，点头称是，不亦乐乎；老哥突发感慨，我已经成为农二代，有家回不去了，在家里已经没有人能这样在马路上邂逅，拉进馆子谈天说地喝酒吃肉了，价值观相差太远，只有北京上海养得起我了。惊诧莫名，点头称是，不亦乐乎。 临走，老哥说，能结识你，不亦乐乎。我说，留个电话吧，可以联系。老哥说好，掏出电话，问，你叫啥。我说我叫王鹏宇，老哥惊诧莫名。我说老哥你叫啥，老哥说，我也叫王鹏宇，王鹏宇的王，王鹏宇的鹏，王鹏宇的宇！     4 魑魅魍魉 找到了个好网站，有禁书的音频在线，坐着看电脑玩累了就找出来倒着听，我把床拆了只睡床垫子，近似于榻榻米。刘结巴同志的某国沉沦做铺垫，听到拉萨1959时不觉发现自己睡着了，又醒，也不知道是几点，抬眼望见黑洞洞的卧室门，音响里还说着当年康巴抗暴运动和后来的屠杀，脑子里的妄想又起，总觉得那个门里要爬出来一个什么怪物，人样的脑袋绿眼睛，蜘蛛的身体八条腿，简直分分秒就要爬进来，吓得自己不敢睡觉，心里腾腾跳。呵呵真逗，都多大了，还会吓唬自己相信怪物。 从三号会所出来，真后悔下午参加了这个沙龙。会上大家踊跃发言，甚至说出了只是因为西方国家现在领先，所以我们才来找原因说他为什么领先，如我们现在军事世界第一能两个大洋同时作战货币是世界储备货币那西方又该来说为什么我们领先了这样的胡话，一个搞金融的能说出其实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落后了这样的话。我真想替他喊一句我党万岁万岁万万岁，夸他一句你真是马列主义好子孙。 小孩获取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是课本，成年人最主要的渠道是媒体，在由我党控制的课本和媒体对历史大肆地篡改和隐瞒真相后，我们自觉地生活在大国盛世之中，自主地选择遗忘。对智慧的渴求难道不是天生的吗，对真相的渴求难道不是天生的吗？最奇怪的是为什么貌似读了很多书，知道各段历史的人会思考出这样的结果，我们和平崛起，我们伟光正。 我想起了我从小就受到的残暴教育和仇恨教育，我们所有人都是被这么教育着长大的吧，致使我至今都在拔毒刺而拔不完，致使在思维方式上和思考能力上先天不足，更可怕的是对人心的糟蹋，暴虐和孱弱，连着心长着肉，使我无数次地遭到拷问。从小就没有体会过有无私的爱，没有感知过正义，我们不相信正义和爱的力量，不相信正义和爱会有力量，甚至不相信会有正义和爱。 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 魑魅魍魉。 能做的，只剩祈祷了吧。     5 哪里跑 其实跑路最好，免费去享受人家奋斗来的果实。可是你的思维、语言、食物都有隔阂，找不到那个想起来就让你下体肿胀的大奶子姑娘找不到那个能拉过去就躲进永和豆浆喝酒吃肉的老王，你的心灵没有归属，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的内心会煎熬。 哪里跑。 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吧。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