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   傅国涌 【按：好几年前，《南方都市报》第一次出时评集时，要我写几句话，就写了这篇小文。今天找文章时，发现了此文，虽相隔数年，对时评、时评与时代的关系、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这些看法并无什么改变。】   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岁月里，《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岁月里，时评都是报纸的生命线，曾几何时，时评消失了，代之以副刊中带有更多文学色彩的杂文，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用我的老朋友樊百华先生的话说，时评是每天的生命，是日复一日的拱卒。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时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些年来，仿佛一夜之间，新闻界重新发现了时评，许多报纸都有了“时评”版面，连杂文也都有时评化的趋势。 什么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我总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不是文学化、哲学化的转弯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现实、毫无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难怪当时此文一出，大街小巷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这样的时评注定要永远留在新闻史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大公报》当年为这篇时评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价。   我们深知，要产生真正的好时评一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言论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内在的道义关怀、人格追求。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批判是时评存在的意义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面对真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良心判断，这是时评这一特有的文体所承载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缠上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戴着镣铐舞蹈的“时评”，常常失去了时评的本来面目，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报纸上，我们虽然没能看到足以与王芸生、张季鸾这些前辈相媲美的文字，这是现有环境的限制。但是，互联网上不乏追随张、王当年余续的文字。何况，那么多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报纸不约而同地重视时评版面的本身，最终将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   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是时评家书斋中赏玩的对象，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时评就是对这种痛感的回应。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     

陈布雷日记中的浙大学潮 傅国涌         陈布雷由一位报人而受蒋介石的赏识，成为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蒋对他信赖有加，他却从未利用这种信赖为个人谋取私利，因此赢得各方的敬重，而他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许多事情上，他给蒋的建议也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1936年初，他在杭州小莲庄休养时，浙江大学的学潮已蔓延多时，难以平息，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卷入了。     1933年4月出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是个心理学家，在管理上却完全不顾学生心理，所推行的军事化管理令许多学生不满，“衣冠不整”就可以着令学生退学，学生与老师在运动场上发生一点口角，就要开除学生。包括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内的许多教授也因对郭的不满而纷纷离开浙大。这次学潮的直接起因则是1935年20日浙大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要到南京请愿，在火车站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经学生抗争而获释，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代表省党部和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可是当学生回校时，郭任远却布告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和副主席杨国华（分别是浙大农学院、工学院的学生），由此激怒学生。     从陈布雷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焦虑，也可以看到他为化解学潮所作的种种努力，虽然他常常只是记录，没有表示自己的观点。1月3日，他记着：“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初起时闻泉儿并未参与，嗣以同学情感激昂，举动逾分，学生中之稳健者感于前途危险，旷日持久，将于学校不利，遂由旁观地位起而主张。……泉儿天性谨愿，自近日观之，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他儿子告诉他，自己本来是温和派，到学潮后阶段才成为积极参与者，目的就是想抑制激烈派，让他们不要太过分。     1月17日，有人来访，谈及学生运动的趋势和浙大学潮前后种种，他在日记中称“多杞忧之言”。蒋介石来杭州，20日，他们在西湖边的澄庐见面时，正好郭任远来，蒋决定次日去浙大视察。1月21日，由他陪同蒋到浙大，日记所记比较详细，到校门口，“见学生有服军训制服者，有服学生装者，三三五五候于门首。下车入大门，则另有一队肃立行礼。”先到校长办公室与教职员见面，蒋训话约半小时，接着三位学生代表来见（包括被开除的施尔宜、杨国华），他们声明三点：一、郭校长自请辞职，学生未有驱校长行动；二、校务会议系部令教职员组织，非学生所组织；三、始终没有停课。他们请蒋到礼堂训话，学生约有三百人到场。蒋讲话后先离开，他在日记中还记了一条：“蒋先生对施、杨二生，拟许其悔过自新。”     次日早上，陈布雷去澄庐向蒋报告浙大的情形，午饭前又去了一趟澄庐，陪蒋接见施尔宜、杨国华等四位浙大学生代表。谈了些什么，他的日记中没有记，但从蒋几次接见学生代表可以推知其态度还是想缓和，不是一定要开除这两个学生。这在当时来看已经不容易了。     2月10日下午，刚从杭州回到南京的陈布雷在谒见蒋介石时，首先报告浙大近状。2月13日，他日记中记着：“昨日接浙大郭校长来电，报告该校学生十一日晚又开大会，以援助上海被难工人为名，议决停课，出发京沪宣传云云。今晨询教部王【世杰】部长，知部中已有严厉电令，且闻今日已上课，遂不另拟办。”当天下午去向蒋介石汇报时，也是把浙大近事排在最前面。     这次浙大学潮，以不受学生欢迎的郭任远离开、浙籍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新校长而告终。竺可桢被选中，与陈布雷等多人的推荐大有关系，其中他的作用应该更大。根据2月17日的竺可桢日记，先是翁文灏告诉他要他去做浙大校长，他向蔡元培征求意见，并问是否要去看蒋介石。蔡以为能不往浙大最好，但蒋那里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即可。相隔几天【21日】竺可桢见蒋就是陈布雷陪同的，陈日记说：“蒋先生以浙大校长事征藕舫【即竺可桢】同意，藕舫谦辞，结果允考虑后答复。”同一天的竺日记说，自己告诉蒋，须与蔡元培先生谈后方能决定。而蒋很急，希望他马上答应。     2月22日，陈布雷见了蒋介石之后，去找王世杰，顺便又谈浙大近状。可见他一直关心此事。当前一天竺可桢问及浙大情况时，他的回答是，“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操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他早年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就是浙大的前身，现在他儿子又在这里上学。对母校的感情，对家乡这所重要大学的维护，无疑是他为解决此次学潮忧心和建言的出发点。

“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后记   傅国涌       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一句话，历史裁判承担着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晚年有诗：“青史凭谁定是非？”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一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身处逆境、绝境，我们对历史就越会依赖。     有人说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因为极权统治总是要系统地、精心地改写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过程就是用谎言淹没真实，用胜利者的语言重写历史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达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极，这已经不是历史，只剩下恐惧的颤栗，对权势的屈从和棍棒下的呻吟。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戏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瓦解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历史裁判权。历史不容遗忘，昆德拉有一句话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诚如胡平先生说的：“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导致两病，能铺叙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他大声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自蒋廷黻、陈恭禄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系统让人应接不暇，半个世纪来最强化的主流说法是胡绳的“三大战争、三大运动”说，此外有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说，李慎之先生临终前不久，在写给他同时代的朋友许良英先生的长信中，有意改写中国近代史，并提出新的架构，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纲还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      20多年前，我在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法一直在我的脑子中萦回不去，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二幅浮雕起自虎门硝烟、金田起义，到大军渡江而终，这个圆圈中有武昌起义，有“五四”学生游行，没有戊戌变法，当然更没有晚清立宪运动，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正是圆圈内和圆圈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一系列由暴力和以暴易暴的思路所构成的战争、动乱、革命提供的大体上是历史的背景，它们对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时候往往为零，有时甚至是负数。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果放在文明史中来看只能是反角或陪衬，这不是历史的无情，恰恰是历史的公正，否则一部文明史岂不成了“何不食肉糜”的人儿主宰的历史？文明与反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永远不会中止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摆脱野蛮的控制而前行的。近代以来，这激荡的一百多年，对于重塑文明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往往不是军阀、枭雄、有权势者，而是那些以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推动文明转型的人们，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位置，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似的，似乎历史就是强者、赢者、胜利者的历史。在西湖这个平台上，他们的生命曾经那么绚烂，他们的笑容曾经那么自信，他们的脚步曾经那么稳健，他们的目光曾经那么清澈，他们看到过希望，创造过希望，他们身上都落满了阳光。     事实上，站立在华表柱头的从来是那些曾日夜为文明进步而苦心焦虑、不避斧钺的人，那些阻碍了这一进程的人无论多么显赫、显赫多久，终究逃脱不了被时间钉在历史墙壁上的下场。一百多年前，“苏报案”发时，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就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他长歌过市，吟出“风吹枷锁满城香”的诗句，他从容地面对法庭与囹圄。比他晚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峡对岸，浙江湖州人雷震因“自由中国案”锒铛入狱，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也有这样的自觉：“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  著   目录   1、前言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2、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第一篇 3、“维新公子”陈三立 4、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5、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6、宋教仁登南高峰 7、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8、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9、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10、 “应笑书生不自量”：“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11、 “昌明教育平生愿”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2、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13、 “棉纱大王”穆藕初筑庐西湖韬光寺旁 14、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兼说“中国科学社”  15、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16、 “纸头敌不过弹头” ——史量才为守护“报格”而死 17、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 18、 “我们的校长”——经亨颐与浙一师风潮 19、“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0、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司徒雷登与我比邻而居  后记  

                                   我们的今天就是历史的延伸                                            ——傅国涌回答记者的几个问题        记者问：从您以往的著作看，您关注的焦点是近代，您的新书名叫《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这仍然是一本近代的书。为什么您如此关注这个时间段？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       傅国涌：我们的今天就是那段历史的延伸，生活仍在继续，要求得现实问题的答案，不能只从现实中去寻找，还要深入到历史中去，有些问题本身就跨越了百年甚至更长的时段。我最初关注中国近代的演变，是出于兴趣，出于偶然，现在的关注则是要进一步看清历史的来路，把许多关键的细节弄清楚，从中找到一条条布满民族身体的如同毛细血管一般清晰的历史脉络，明白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以来的真实处境和先辈们曾经的思考和努力。小而言之，使我自己生活得更明白一些，大而言之，将我们自己放在这一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链条当中去，有助于本民族更好地把握自身的命运。      问：但在这本书中，您似乎把战线拉长了一点，从晚清到民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傅：并没有什么变化，晚清和民国是不可分割的，民国不是从天而降的，民国是晚清一系列动荡、挣扎、改革和追求的结果，民国不是一个孤立的时段，它上承晚清，下接我们今天活的生活，我的关注点从来都是百年史，直到今天的中国，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也许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的笔下没有一劳永逸的结论，我只是想把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重性尽可能地呈现出来，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历史本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问：为什么是从 “ 龚自珍 ” 到 “ 司徒雷登 ” ，而不是 “ 从左宗棠到孙中山 ” 之类的？         傅：我选择“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主要是选择文明史的视角，而不是单一的政治史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之下，权力的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思想的创造，观念的更新，生产方式的改变，教育模式的转换，学校、银行、书局、报纸、工厂的兴起，思想家、学者、银行家、实业家的努力对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带有更本质的意义，从晚清到民国不是古老循环中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是全新的开始，中国在蜕变，老帝国向新民国的全面蜕变，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过程没有完成。龚自珍是个符号，司徒雷登也是个符号，作为教育家，他缔造燕京大学、参与中国重铸文明过程的作为远超过他作为传教士、驻华大使，我其实把他看做了中国人。若没有世界对中国的帮助，包括李提摩太等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将缓慢得多。      问：他们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傅：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面对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他们的努力本身已渗入这块土地，他们自身也已成为传统。我们今天不可能离开他们，去奢谈历史的进步，更不应该将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我们要回到他们曾经的起点，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这是成本较轻、代价较低的一条通往现代之路。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只为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写作，我愿意与那些与我一样关心脚下这片土地，关心这个民族出路的人们共同承担我们该承担的一部分，愿意与他们分享我的读史心得，我对近代中国的理解。我的所见或许浅陋，我对历史的认知或许有误，但我对这段与我自身生命血肉相关的历史满怀诚意。   问：现代社会和 100 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傅：这是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任何简单化的回答都是冒险的，换言之，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任何答案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也注定都会有争议。我只想说，“变化”是个充满弹性的词，站在不同的角度，每个人可以看到不同的变化。 “变化”也是个充满痛苦的词，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含着美善和正义，如果变化是刚性的，客观的，不容逆转的，我们无法抗拒，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变化，保持一个向人类文明致敬的价值坐标，将一切变化放在这个坐标上来衡量。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 100 年，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物质层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已经是百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对自然环境毁坏的能力也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其他的许多东西，今天也许还没有到言说的时候。 问：您在书中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 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 ，这种独立空间现在还存在吗？      傅：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曾经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正在一点点朝那个方向去。要重建一个这样的社会空间，乃至比昔日更健全的空间，正是我们今天补课抗拒的首要目标之一，尽管路还很长，而且很曲折。   问：那些纠缠我们当代社会的，仍然是一些老问题？     傅：纠缠当代社会的问题，最带有根本性的，也可以说就是那些折磨了我们上百年的老问题。但是具体而言，又已产生出许多我们的先辈们未曾遭遇过的新问题，许多更复杂、更可怕、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人性上、道德上的危机。比过去有利的因素也不是没有，新技术所提供的公民社会平台就是前所未有的，何况今天已没有外患的压力，这也是我们这一轮转型的大好机遇。 问：有人评价您在这本书中 跳出了国共文化斗法的圈套，开辟了第三条路的历史人物观，描绘了在一个文化大破坏时代，积极探索文化建设人们的悲欢和浮沉，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傅：这个说法，是我未曾想过的，我只是想从文明史出发，试图看看近代中国转型中那些人物才是历史的增量，我选择了教育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实业报国、思想报国、出版报国的不同人，当然也没有忽略戊戌维新以来，为维新、立宪、共和奔走的那些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刻意地去考虑党派因素，在文明史的脉络中，这个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过去它只是被人为强化了而已。在我的视野中，与其说胡适、穆藕初、竺可桢他们走的是第三条路，毋宁说他们走的是第一条路，他们才是文明的主流。另外，我不同意“文化大破坏时代”的说法，恰恰相反，晚清到民国在文化上不是一个破坏的时代，而是个建设的时代，是新文化勃兴、弥满了创造的时代。动荡的乱世不一定就是文化的破坏时代，春秋战国也好，魏晋也好，民国也好，都是如此。大一统的定于一尊的时期，对文化的发展未必有利，允许不同文化思潮的存在，恰恰是文化创造的前提。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在长远来看要高于狭隘、单一的稳定、秩序追求。当然，我更期待一个社会稳定、文化自由、制度健全的时代。 问：我看您在博客和微薄上，经常发表一些对时政问题的看法，您是怎样看待今天的？         傅：这是个转型中的时代，我们与百年前一样遭遇了新一轮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单一文化向开放的多元文化，从垂直的管制型社会到一个各种利益能得到保障的自主、自治的公民社会，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权力可得到有效制衡的民主法治的转型，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对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保持批判，我对我们身处的体制的不完善保持批判，我对这个时代的许多不幸人事保持批判，并不是刻意要跟谁、跟什么过不去，完全是因为我爱自己脚下这块土地，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存亡，我从来不想移民，逃离这个不完美的国度，爱的表现并不一定是无原则的肯定与吹捧，批判也是表达爱的方式。     我对时政表示自己的看法完全是业余状态，作为一个公民我说出自己很不专业的意见，只是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因为我深知，公民社会的造成不能靠个别的先知、伟人和专业人士，而是要靠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只有我们的广泛参与，才可望最终建成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有保障的公民社会。民国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那曾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民国轻易地成了军国，然后从军国演变成国民党的党国，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保证民国体制的正常运转。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自晚清以来形成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但是还不够强大，不够有力，至少广大的农村和大面积的人口基本上没有被近代启蒙的浪潮多波及，那时又缺乏互联网这样低成本的平台。    问：在网上，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声音，他们致力于揭露主流媒体不太关注，或者有意不太关注的新闻和观点，比如韩寒，您是怎样看待这些人的？    傅 ; 我喜欢韩寒那些明白、有批判性而且生活化的文字，以他的影响力，年纪轻轻，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做名流、做贵族，甚至一个字都不用写，更不用批判什么、得罪什么，可是他还保持了这样的状态，这也许是很多人想不明白的。可以说，韩寒他们正在做公民，他们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发出的声音十分珍贵。他们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新型的、胡适他们期待而没有见过的公民社会。在文明史的尺度下，他们才是真正的主流，而那些主流媒体终将被边缘化，甚至被历史所淘汰。所谓主流、非主流都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世上没有永远的主流。 问：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韩寒们，比如最近许知远站了出来，他说韩寒的成功其实是庸众的胜利，是民族的失败，这怎么理解？        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是正常的，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需要不断地重复法国哲人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 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何况 许知远 这些话也不是在反对韩寒，只是在分析“韩寒现象”。    无疑，在一个常态的社会里，韩寒的声音不可能被这样 10 倍、 100 倍地放大，他本人也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名声。他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他说了真话，而且恰当地、生动地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想说的话。更大的还是时代的原因，许多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普遍不说真话，或者只说安全的真话，普遍向既得利益低头，与强势集团媾和，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常识的底线、良心的底线。    问：如果 100 年后，另一个像您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写一本 100 年前的书，他会写从 “ 韩寒 ” 到某某吗？    傅：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问题，应该留待未来的人去回答。    问：您是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怎么理解这个身份？在当代学术大背景下，只有身处体制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吗？      傅：我珍爱“独立”这个词，有的时候，独立比自由还要可贵，在介绍我自己的职业时，我喜欢称自己是“独立撰稿人 ” ，自由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独立是我今天已经做到，正在身体力行的，包括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在思想上保持独立，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独立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体制内外也不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独立的单一指标，何况有些人身在体制外，思想却与体制内高度同化。我个人认为，有职业意义上的体制内外，也有思想意义上的体制内外，就谋生方式来说，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注定了要在体制内谋生，这是正常的，只要他在思想上、人格上保持了独立性，丝毫也不影响他成为独立知识分子。     问：进行了这么多年的研究与著述，也出了这么多成果，您觉得近代研究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过瘾的地方？     傅：成果谈 不 上，有些心得和不成熟的作品而已，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限度，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是为了作品的完美，我不是一个传世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写出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作品，相反，我却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那意味着我们时代的进步，某种程度上理想的实现。读史、写史的过程，毫无疑问是寂寞冷清的，有所心得，有所发现，当然会很快乐，当我找到“主角意识与配角意识”这把钥匙，并进一步找到“群角意识”，来解读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时，我很开心。当我找到“私人记录”的角度来解读 1949 年这个时代转折点上的知识分子心路时，我很开心。当我沿着言论史、教育史到企业史，一点一点追寻那些并不久远却已失去的传统，让一个个传统在我面前复活时，我很开心。每一次读到没有见到过的新史料时，我很开心。每一天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哪怕是点点滴滴，我都很开心。这些开心的时刻，就是我寂寞的读史生活最大的回报，它胜过世上其他的一切。

人的现代化：卢作孚的北碚建设 傅国涌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没有学历，自学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要做事业的难度因此也更大。何况他创业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最有利的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为长江上不可忽略的航运力量时，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最让后人惊讶的是他在重庆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所创造的奇迹。       北碚在抗战期间曾经是名闻中外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许多重要大学都迁到这里，许多文化名人梁实秋、老舍等都住在这里，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在这里继续自己的事业。从1927年起，卢作孚在北碚进行建设实验，短短几年，就把这块盗匪出没、混乱无序、落后贫困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城镇，他刷清盗匪，建学校，办工厂，修公园，开煤矿，造铁路，在他的规划下，公园、图书馆、医院、防疫所甚至科学院、博物馆纷纷出现，从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已经有人注意到，与同时代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相比，梁漱溟在山东邹县、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的实验，他在北碚的建设无疑是最有成效的，和这些单纯的学者、教育家侧重于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同，他同时重视经济和社会建设。尽管他也非常重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提倡文化教育。研究卢作孚的重庆作家赵晓铃告诉我，北碚放电影，峡防局有80张免费的门票，卢作孚就拿这个电影票做奖品，来奖励当地的民众，认多少字就可以得到一张票。还拿这个票作为灭鼠、灭苍蝇的奖励，可以拿死老鼠、死苍蝇来换。他会拿着话筒，在北碚的平民俱乐部，亲自讲解幻灯片上放映的各个时代的汽车和船。他也喜欢古老的川剧、京剧，对于改编川剧等形式进行民众教育，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亲自编过《碰碑激子》、《救定远》等剧本，“为官不论大小，只要钱多事小，做官人要会做官，得一天过一天，堪叹庸人多自扰……偏思防患于未然。”就是他笔下定远县官的几句道白。1931年元旦，北碚演新剧，其中第4出戏《孝子复仇记》，就是由他临时编排的剧情。       北碚建设和民生公司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两个翅膀，北碚建设和民生公司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通的就是他对人的训练的重视，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个口号，北碚建设从建立少年义勇队入手，民生公司水手、茶房、财会人员训练也都是集中到北碚。我到过当年他的峡防局办公室，是利用一个庙宇之类的旧建筑，在这里可以俯瞰江面，位置很好。北碚的很多公共设施最初都是利用旧庙宇搞起来的，当地老百姓担心惊动神灵，带来惩罚，很有意见，后来见一切平安，也就接受了。         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卢作孚的大手笔，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家以民间力量建起来的科学院，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感佩的。主体建筑“惠宇”是军阀杨森捐款。在西部科学院，我看到一处整齐的平房，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这是我一路走来看到的他最象样的办公处。他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没有学历的学者，不追求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但是，如果说他不懂生活，不懂享受，也是对他的误解，他对休息、休闲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他在北碚建起的公园就是最好的证据。     北碚处于嘉陵江小三峡，自然环境很好，卢作孚借助地势和温泉，在江边修建了全新的温泉公园。北碚公园则是依山而建，山脚下的小红楼就是当年的北碚图书馆。     北碚是按他的理想蓝图设计的， 一个成功的实验基地。可是谁能想象，北碚那么多建设，几乎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出来的，这也是个奇迹啊。他常常是边干，边筹款，很好地利用当地军阀、名流，让他们出面、出钱，开辟温泉公园就是这样。     卢作孚想了一个办法，谁捐钱造的房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一处叫“农庄”的别墅，是一个川军师长陈书农捐的款，还有一处茅庐名为“琴庐”，就是最早支持他办民生公司的郑东琴捐的款。科学院和公园，贯通其中的就是人的现代化，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卢作孚现代化思想中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