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傅国涌 | 转帖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转帖: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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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傅国涌:追寻律师的本土传统

   一百多年前,上海租界的法庭上出现了外籍律师的身影。1879年,薛福成就在《筹洋刍议》中主张在通商口岸聘请外国律师办理华洋讼案。1888年,此文选入当时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891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秋季课试中项藻馨在策论中直接建议培养本国律师。1894年出版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对西方律师制度作了介绍。这一年,23名上海商人联名上书道台聂缉?耍?ldquo;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于交易一端,华人往往有受亏情事,历年来稍能与之抗理者,全恃有律师得为华人秉公申诉。”起因于当时上海的英国商会抵制律师担文署理国家律政司,担文一向为华人主持公道,受到华商的信赖。项藻馨也对外国律师的执业伦理表示肯定。   1904年发生震惊一时的“苏报案”,国学深湛的章太炎和少年邹容相继入狱,清廷作为原告,与他们这些被告,分别聘请外国律师,就言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在法庭上展开一场又一场唇枪舌剑,每次的公开审理,《申报》等报纸都有追踪报道。结果,不可一世的朝廷也未能如愿以偿。虽然,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在这一起载入青史的文字狱中,律师的出场对于最后的审判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一幕将永远留在这个古老民族的记忆深处。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廷按照前法治方式垂拱而治的地方,律师在那时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角色,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只有不具合法地位的讼师。“苏报案”三年以后,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杀戮时,没有法庭公审,没有律师辩护,没有最后陈述,一句话,还没有一切近代的法律程序,只有秋瑾留下的一句绝笔“秋雨秋风愁煞人”,百年来回荡不息。   在晚清变革的潮流中,1906年,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已引入律师制度,而且有具体的设计。伍廷芳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在香港等地执业。在他们给朝廷的折子中建议各省法律学堂培养律师人才,择其优者考试合格,办法证书,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许多掌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则不以为然,四川总督锡良、广西巡抚林绍年、山西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陈夔龙等都对此表示疑问,《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次年12月,沈家本呈上的《法院编制法草案》,也有律师制度的设计,到1910年底草案公布施行,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这年10月27日,邮传部路政司主事陈宗藩上了一折,力陈司法独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1911年,修订法律馆以日本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完成《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事诉讼法草案》,其中明确律师的代理、辩护等职能。还没有送资政院讨论通过,清廷即已告终。   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浙江、江苏各地的律师就要发起律师公会,上海14名律师成立了“中华民国辩护士会”(或称“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到年底解散时已有170多会员)。当年9月12日,司法部参考日本的《辩护士法》,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正式确立律师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少量的本国律师事实上已开始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执业。到1913年8月,全国有1520位律师获得执照,多数在日本学习过法律,少数毕业于本国的法政学校。   1913年,青年邵飘萍时在杭州办《汉民日报》,因得罪当地权势人物,被告上法庭,阮性存律师出庭为他辩护,最后胜诉。在“宋教仁案”中,律师杨景斌为成了众矢之的的嫌疑人应桂馨辩护,在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和政治情绪的压力之下,他却要求保证嫌犯的人身安全,要求嫌犯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受审,以保证司法制度的独立等等,结果被司法部吊销了执照,上海和周边各地律师公会纷纷为他执言。这是律师为捍卫合法程序和律师职业权利做的一次努力。此后,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律师的声音,看到他们傲然独立的姿态。一些在政坛上浮沉多年的人物,在离开权力场之后,也会选择律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做过国会议员的刘崇佑、沈钧儒,做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学者、政论家章士钊,曾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在民国前十五年三任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做过大理院(最高法院)院长、司法总长、法制编纂馆的董康……都是当年享有盛名的大律师。从1918年到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645名毕业生中,有228名在上海做律师,其中包括9个女性。1926年到1934年,上海律师公会就从235位会员增加到1174人。到1937年,律师人数达到1328名。   1927年夏天,上海律师公会公开主张取消律师的性别限制。虽然在此之前,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郑毓秀1926年就已在上海租界执行律师职务。1927年底,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律师章程》及《律师登录章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动就是取消对律师性别的限制,意味着女性也可以成为律师。中国的法庭上因此出现了史良这样年轻的女律师,她于1927年毕业于私立上海法科大学,能背诵“六法全书”,几年后拿到律师资格,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女律师的出现受到上海小报的关注。1932年3月28日,《正义》记者王剑夫在《律师公会改选详闻》中报道女律师杨志豪“交际圆活”、周文玑“辩才敏捷”、朱素?“文笔犀利”。同年9月5日,《金刚钻》记者了翁一《脂粉不让须眉》为题报道周文玑在上海地方法院出庭时的英姿:   女律师中有周文玑者,前日在地方法院出庭,坐有律师多人,初漠然视之,及开庭后,周律师应声而起,操纯粹之北平语,婉转而沉着,态度闲雅,从容不迫,援引法理,亦殊明晰,一时在庭诸律师咸相惊叹。   1934年3月,《晶报》介绍,“海上女律师,如史良、方剑白、罗亮、杨志豪、李彩霞诸女士,颇著称法界。”   历史不会忘记,1923年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枪杀的律师施洋,他当时是人力车公会的法律顾问、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并加入了共产党,在1921年底的人力车夫罢工中,他以律师身份出面与资方谈判,罢工胜利,他在工人中建立了威信,赢得全汉口人力车夫的爱戴,都称他为“施先生”。包惠僧说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是一个公开的“过激派”、“危险人物”,“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二七”惨案时,他正在汉口地方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他被捕后抗辩:“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藐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33年4月,国民党主宰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与陈独秀一起办过杂志、政见并不相同的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他辩护,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从法理、逻辑和事实多方面证明,“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他的辩护词洋洋万言,经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转载,轰动视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发表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进行反驳,章士钊则在《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予以回击,这场法庭内外的论战,不仅凸显出当年律师的风采,更让后人感慨的是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词,当年一经出版,就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列为必备的参考书。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律师不是孤立的,没有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的正气,没有社会各层面的合力,无论是多么有胆气、有职业水准、有道义追求的律师也不太能有什么作为。换言之,没有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律师不可能单独演出精彩的活剧。章士钊律师的辩护未能改变国民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审判结果,但他维护了法律和律师的尊严。   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人因组织“救国会”、奔走抗日并组织罢工后援会而入狱,七个人中律师就占了四个(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为他们七人辩护的律师团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21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年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其中许多律师都是仗义而来,义务为他们辩护。“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有的甚至不无分歧,比如对于组织“人民阵线”,张耀曾等律师就不赞同,汪宝楫之所以做沙千里的代理律师,是因为同乡关系,“尽可能地帮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为了表明某个政治立场”。但是,针对起诉书对七君子“危害国家”的指控,律师团明确指出起诉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对法律尊严的摧残,也是对历史功罪的妄断。很长一段时间,法庭上和新闻媒体始终回荡着当事人、律师和报人的浩然正气。因为“七君子案”,使史良成了当时曝光率最高的女律师,《金刚钻》等小报的多篇报道对她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11月26日《关于史良被逮之所闻》说:“沪埠女律师队里,舍周文玑外,当推史良为最享盛誉。史自悬牌应征,执行律务以来,阅时已久,至年前始与一老律师唐豪合作,平日营业,雅称不恶。惟史之家累殊重,益以本人手头异常散漫,金钱到手辄尽……”12月10日又有一篇《史良之近况》称她“自悬牌律务以来,不独对于社会事业活动甚剧,抑且史本人,性喜夸诞,至平时开支,每月达一千五百元之巨。……而结果因入不敷出至迄今犹负债累累也。”到了1937年2月的几篇报道又称她“勇敢果毅”。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执业,战后回到社会。1946年,社会律师公会对会员律师的所得额进行评级,分六个级别,在958位律师中,史良成为进入前三级的三位女律师之一。在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律师公会档案”中保存着她当年的26卷文件,主要是1946年到1949年之间的卷宗,在她承办的72件案子中大部分是民事案件,只有4件刑事案件。   1948年,上海发生舞潮案,大批舞女权益受损,张红薇、陆惠民等女律师主动伸出援手。当事人陈慧玲(金美虹)回忆,张红薇很诚恳,她们在舞潮案期间见过几十次面,“以我的切身体验,张对我们的同情是真实的,也确实想帮助我们。”史良等也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办过许多妇女案子。(转引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同上)   同一年,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之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曾聘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周一志等六个律师,起草了万言“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申辩,要求撤销处分。这份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的“诉愿书”如同石沉大海,最终归于无效。尽管如此,他们诉诸法律层面的抗争、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在前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一点一滴地在法制框架内维权,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天长日久,这种积累会导致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键是这种努力可持续的、长期的、韧性的,律师的作用也因此举足轻重。这就和那种诉诸一次性的冲动,很过瘾、很激烈的选择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向。在长远来看,前一种选择即渐进的积累所争得的进步无疑更可靠、更坚实。   历史也不会忘记当年律师协会的作用,这个律师行业的团体在社会不义面前并不缺席。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文字狱而遭枪杀,举国上下的抗议声浪中不仅有新闻界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声音,还包括全国律师协会在内,他们公开通电,提出追究、惩办责任者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回应,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6年,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四位上海律师公会成员被捕,其中沈、沙还是执委会委员,在他们入狱期间,“公会内部从来没有人建议,也从来没有任何行动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相反,1937年8月初,当他们获释之后,执委会通过决议,为四位会员举行晚宴以致慰问。   当然,律师不仅要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生命的权利,律师也担当起了捍卫公民财产权和其他正当权益的职责。年轻的史良早年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就是因为打民事纠纷官司而一举成名。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她不断以此自勉,要做一个正直的律师。律师执业不仅要直面不按法理、法条出牌的强权,而且要直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恶势力,包括炙手可热的黑社会、助纣为虐的讼棍(律师界的败类)。张耀曾在上海执业就多次遭遇这样的案件,有人劝他放弃,他说,律师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权,如果无人在法律上为弱者说话,岂非律师之耻?“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殊多危险,然职责所在,亦不敢辞。”这些话至今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我深信,律师有自己的职业定位,律师的道义理想更应该在专业领域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离开自己的专业。一个好律师,可以有自己的公共关怀,可以有自己对人间正义的强烈爱憎,对民族命运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一切只有和自己的律师实践融会在一起时,才是真正有力的,才有可能转化为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种子只有播在大地上才会发芽。   20世纪前半叶的律师界,无疑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不仅是律师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追寻、挖掘的我们律师传统,和眺望异域的标高一样不可缺少。2004年秋天,我那本追溯新闻界“文人论政”传统的书(《追寻失去的传统》)出版以后,多位做律师或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对我表示,我们也应该有一本“追寻律师传统”的书。我想,应该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既往,认识我们曾经的传统。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虽然我们本土律师的传统并不久远,而且有过长期的中断,但是在张思之律师以及其他一些比他年轻的律师身上,我分明已看到了这种传统的延续,看到了地平线下隐约的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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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傅国涌:这一天迟早总要来——读一点托尔斯泰

傅国涌:这一天迟早总要来——读一点托尔斯泰 进入专题 : 托尔斯泰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          ……只要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这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多世纪前在《论政权、统治者、暴力》一文所说的。统治者总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一时刻”,千方百计将“这一时刻”推迟几乎成了他们工作的重心,他们总是希望“这一时刻”不会轮到自己头上。他们相信手中掌握的绝对优势的社会资源,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足以构成对他们的有效挑战,他们更相信强者通吃的逻辑,侥幸的心理和权宜的算计常常覆盖了他们的日日夜夜,他们因此一而再地放弃主导社会变革的主动权,宁愿以高昂的代价维持现状,丧失了一次次对他们可能有利的选择机会。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生动、具体的史实所一次又一次证实过的。利益计算、风险评估压倒一切,形成巨大的惰性,遮住了一切远见、忧虑和良性的判断,良知的全面缺失更使他们在判断现实和未来的时候,没有超越一己私利,也没有超越眼前的、临时的、很可能转瞬即逝的评判尺度。他们只能在自我设置的美丽陷阱中观天观地,失去对现实的敏感和对未来的洞察,只剩下侥幸主义和鸵鸟主义,和对那些冷冰冰的国家机器的依赖。在他们的天平上,人性、人道退场了,甚至连理性也退场了。死水般的公共生活,呈现出的往往只是假象,大量的矛盾、不满如同山一样不断积累,不面对、不正视,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不在,暂时的掩盖,暂时的包装,或者暂时的视而不见,都是暂时的,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托尔斯泰目睹沙皇俄国的暴虐、冷酷和腐化,一次次地选择了“我不能沉默”,他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弱者说话,为那些被戕杀的冤魂说话,为千百万挣扎在边缘、底层、无力发出声音的同胞说话,在急风暴雨的大革命即将席卷那块广袤大地的前夕,作为文学家、忠诚的俄罗斯之子,他似乎敏锐地呼吸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他不断地写下《到底怎么办?》、《不可杀人》、《死路两条》、《我不能沉默》、《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的出路》等文章,他提出“勿以恶抗恶”,他倡导非暴力,在1906年写下的《停止服从政权不参加暴力》,对他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做了很好的阐释:          “暴力产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参加暴力,这对于没有丧失理智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手段照理说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显然,人们,即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受到少数人的奴役,只因为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参加了对自己的奴役。          ……目前在俄罗斯民族中间发生的事,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人民为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发动的反政府起义,而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意义也更为深远的现象。现在撼动着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是对任何暴力即一般意义的暴力的非法性和无理性的朦胧意识,是对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种不是以暴力政权为基础(在各个民族中间至今仍是这样)、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协调一致为基础的生活的朦胧理想。”          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身后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对一个民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伤害,但他似乎预见到了一个腐化堕落而冷酷的政权一旦崩盘,统治者将遭到的是同样的对待,暴力带来的暴力反抗,同样是一种恶,出于人类的良知、爱和怜悯,他呼唤非暴力,他呼唤更文明的方式来改变旧制度、旧世界,虽然他心目中的“朦胧理想”当时落了空。伴随着暴力压迫和剥夺的将是暴力的反抗、报复和清算,史不绝书都是这样的以恶报恶的恶性循环,托尔斯泰以他巨大的文学成就和道义感召力所提出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在现代社会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提醒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还有另外的选择、另外的路径。当然,非暴力思想能根植人心,并开花结果,不仅有赖于被统治者的良知、理性和勇气,同样有赖于统治者人性的发现、良心的复苏、理性的抬头,在面对社会和平反抗时的宽容、节制和忍耐,这是对双方的呼唤,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要求被统治者恪守非暴力的原则,统治者继续任意的严酷的暴力手段来回应一切非暴力的社会抗议,其结果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和杀戮。          …… ……     2012年5月26日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托尔斯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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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人民日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呈现美丽风景

  转帖《人民日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呈现美丽风景 2012-06-06  作者: 郑志文 一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庄严宣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一项令人瞩目的伟大工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世界在热议“中国速度”、“中国奇迹”时,独具魅力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拥有选择权的是本国人民;这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走得好,最有发言权的依然是本国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对于共和国而言,这条道路带来的是尊严与荣耀——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不断带给世界以信心和惊喜;对于亿万人民而言,这条道路带来的是激情和梦想——人民群众不仅成为受益者,更成为继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于不断向前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不同的时间坐标会呈现不同的风景。如果将回望的时间节点定格在2008年1月,那么,翻阅200期的人民日报《民主政治周刊》,我们会发现,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民主政治进程,呈现出的是一幅令人回味的美丽风景。   美丽风景,美在何处?   二   美在基层民主的 广度 。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体现,是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它通过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和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将人民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基层民主是个重要指标。从一村一地的摸索试验,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实施,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在各地开花结果。三年一次的村(居)委会“海选”,不仅推动着基层治理走向民主化,更增强了广大公民的民主意识,夯实着整个国家民主发展的基石。一项项具体的民主实践,就是一个个民主政治的生动课堂,通过这个课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得到展现。今天,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日益走向成熟和规范,中国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不断焕发新的风采。   三   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 硬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的全国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别样风景。两会不仅是代表委员履职的舞台,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平台。今天的两会,会场早已经不再局限于人民大会堂,而是延伸到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从过去的被动了解,到如今的主动参与,日益开放的两会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气,向世人展示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魅力。从2010年6月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多了一个新日程——“专题询问”。从尝试走向常态,从中央走向地方,“专题询问”步履稳健,成效明显。劳动合同、食品安全、土地承包、老年人权益……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的题目直面热点、不避难点。以专题询问和执法检查为标志的人大监督正日益展现其硬气的一面。今天,随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写进选举法,“人民当家作主”正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四   美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 热度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一审时的3000元最终确定为3500元,车船税法根据公众意见进行大幅修改……今天的中国,“闭门立法”一去不返,“拍脑袋”决策寸步难行。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民主恳谈制度……随着一系列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得到体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党委、政府决策时的“规定动作”,包括立法在内的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正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公众敞开大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让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民意日益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时的重要依据。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不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依靠网络,广开言路,实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五   美在法治国家建设的 力度 。法是国之重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举凡强国必然是制度大国。2010年底,就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备受世界瞩目的同时,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短短几十年时间,我们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其效率令人骄傲,其成就令人自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仅让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也进一步奠定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夯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随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得到切实维护,国家各项工作逐步实现法治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脚步更为有力,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更为灿烂。   六   美在服务型政府的 温度 。2008年5月,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公开”成为一大热词。“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政府的决心有多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就有多大。2011年,随着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陆续公布,信息公开迎来更大看点,“三公”话题就像一部“抓人”的电视连续剧,吸引着亿万关注的目光,接受着四面八方的评说。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日益给力的信息公开,展示的是人民政府的诚信和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其进步价值不容低估,积极意义正在显现。从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到积极推进电子政务,从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从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到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人民看到了更多的实际动作。   七   美在社会管理的 深度 。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成绩令人鼓舞,挑战更令人警醒。如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被寄予更高期待。“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党中央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号角。共识推动行动,行动凝聚共识。从构建大调解体制到创新流动人口管理,从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从实行网格化管理到积极推动网络问政,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活力和谐”成为中国风景的绚丽色彩。   八   良性的改革发展,得益于坚持两条腿走路,也即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就深化一步。正因如此,中国大地上呈现出来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竞争力,更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旺盛生命力。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断向前的庄严宣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既要坚信不疑,更要坚定不移。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就能不断绘制新的美丽风景,不断创造新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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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这一天迟早总要来读一点托尔斯泰

“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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