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消费主义时代：繁华中的危机 ——答《文化产业》记者瑞丰   《文化产业》：中国现在讲“文化复兴”，不免让人联想起提倡人性和个性解放的欧洲文艺复兴。中国的“文化复兴”到底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像当年欧洲“与风暴来临前的中世纪彻底决裂”一样对当前文化进行实质性批判？ 傅国涌：我想今天中国还谈不上文化复兴，既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更谈不上像欧洲当年那样以人性解放和思想解放为轴心的文艺复兴，还不到这个时候。因为所有的文化创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自由。在缺乏自由空间的时代，是根本谈不上文化创造的，更遑论文化复兴。所以，谈文化是空洞的，也是虚假的。今天没有文化，有的只是物质，只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高歌行进，只有推土机的声音，试图把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变成高楼大厦，所以在中国谈文化似乎有点奢侈。一方面我们看到似乎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繁华，一方面在精神上我们仍处于荒漠之中，到处都是万紫千红，莺歌燕舞，但掩盖不住骨子里的浮躁和贫乏。能说我们遭遇的这些就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吗？按照人类普世的文化、包括中国久远的古老文化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话，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更多只是一种消费、一种娱乐、一种物质的东西。 《文化产业》：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是文化吗？   傅国涌：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孔子就是个文化符号，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政治公关，或者外交手段，是借助孔子的外壳为某种需要做文化装点。准确的说，是用死的孔子为活的权力做的一种装点吧，充其量如此。孔子学院在对普及汉语起一点作用之外，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文化含量。 《文化产业》：从民国史学者的角度，您怎样评价当今传媒界？会否出现当代的新记《大公报》及其张季鸾式的人物？ 傅国涌：严格地说，当代中国还没有相对独立的民间媒体，这跟民国时代的传媒生态完全不同，那时有大量的民间报纸和民间刊物。那个时代，民间传媒是主流，党媒是次流。今天党媒是主流，虽然有些报纸具有相当的市场化程度，但他的背后，即创办者依然是党媒，同时受党的宣传机构领导和掌控，今天中国传媒的喉舌功能远超过监督功能。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新华日报》的传统，也就是党报的喉舌传统，没有《大公报》《申报》的传统。虽然，民国也有民国的问题，那个时代的记者、编辑同样有那个时代的困境，他们与时代之间也有不断的冲突。  今天，很多传媒人也很有想法，有不少媒体人怀抱着新闻的理想，做得也很出色，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已无法成为张季鸾，他们也成不了张季鸾。在目前的状况下，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再也不可能产生出《大公报》，不可能产生出像张季鸾那样的报人，因为时代的环境不同了。哪怕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四面面对的都是铜墙铁壁，是打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困境，在高度繁荣的媒体市场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比的凄凉，什么也都没有，缺少更多独立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有许多声音被过滤掉了。可以这样说，有好的媒体人，但很少有好的媒体。就算有几家相对而言被许多公众接受甚至喜爱的媒体，其实他们也是在夹缝当中生存，在现今的媒体环境下，最好的媒体就是走钢丝、打一点擦边球的。比如像南方报系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有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形成的。还有像《炎黄春秋》这样有独特的背景，与执政党内老一辈的干部的有特殊渊源，可以比其他媒体有更大的尺度，说出一些真话。张季鸾那个时代没有太多这样那样的顾虑，他可以畅所欲言，他完全可以凭他的独立思考来判断天下大事，所以能写出真正切入那个时代、见证那个时代的文字。今天写的最好的文字也就是60分，我经常讲，“在中国大陆说话能达到百分之六十，那就到顶了！”  《文化产业》：《大商人》里提到很多实业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爱国”。反视三聚氰胺、上海在建楼倒塌、列车事故等频发且耸人听闻的事件。在现在商业群体中，有无可以称得上“大商人”者？ 傅国涌：我不喜欢用“爱国”这个词，还是用“实业报国”比较合适。任何人物的产生都是和他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物和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那样的空间，即使你有满腔报国之志，也一寸无法施展。也许今天产生那种浩然独立的大商人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以产生很多的大老板，财富榜上的人物。在这个阶层中不能说没有报国的情怀，但缺少空间，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有“万金散尽”的壮举。今天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在物质上允许无止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精神空间的狭窄的。一个人若是选择理想主义，他很可能四处碰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产生超越物质主义的大企业家，尚不具备前提条件，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那样的空间不存在了。并不是说今天的人在聪明才智上比不过那个时代的人，而是今天这个已没有空间让他们成为那样的人。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牛，你可以造摩天大楼，你可以买飞机，但是你想做一件好事往往没门，或者门很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公益、做慈善都带有垄断的性质。也有一些企业家想做公益，但许多路都走不通。看看李连杰的那个壹基金的曲折就清楚了。老实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欲做好事而不得的时代。 《文化产业》：陈光标在刚发布的视频中称“自己累计捐款超过15亿元人民币”，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傅国涌：这样高调的捐款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这些钱到底捐到哪里去了，不能轻下断语。表面上看，当然捐总比不捐好。但我们只有了解了更多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文化产业》：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商人？ 傅国涌：对，目前看还不可能产生。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个体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个体生命和这个时代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人。但这个时代正处于大转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度如果变得更加健全，就完全可能产生出一代令我们心怀敬意的企业家来。 《文化产业》：到底是时代造就了人物，还是人物造就了时代？ 傅国涌：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创造还没有完成，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前夜，正处于痛苦的自我变革当中。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没有产生大人物，大人物或许已经存在，但是他要创造一个大时代还需要时间，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要未来一百年后的人来评价。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问，你讲民国时期那些人物的产生，那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乱世，有外敌入侵，有内战，认为那个时代不如今天。但是衡量一个时代有很多的评价标准，关键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我认为归根结底，评价一个时代只有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关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是永恒的标准，如果以这条标准去衡量一个时代相对较好或者糟糕，民国有很多缺陷，毕竟还是值得我们去回望的。 《文化产业》：按这条标准，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很多大师。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梁启超也曾著述《少年中国说》，您怎样看待大师与少年的辩证关系？ 傅国涌：我们今天只有大楼，没有大师。今天的大学是一个行政机关，是一个职业培养的地方，或者就叫“职业养成所”，今天没有真正的大学。大学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代青年的地方，有专业性、人文性和超越性，今天提供不了这样的教育，今天的大学只有技术性和功利性。用竺可桢他们当年说过的话说，大学不仅要谋食，还要谋道，大学不仅提供术，更要提供道。在今天这样的大学体制之下很难培养出梁启超所说的那种为未来承担责任的少年。如果说这个时代很堕落，大学尤其堕落，所以不要说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大师，连普通健全的公民也培养不了。 《文化产业》：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傅国涌：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到体制层面寻找。这套体制度是围绕极个别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设置的，它希望所有人成为愚蠢的人，他们的利益才能够万世长存，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如果你们都变得很聪明，能独立思考，什么事都想得明白，那么他们的最大利益还能保得住吗？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都变成一个洗脑的地方，他们所理想的三好学生，他们所理想的高考状元，他们所理想的大学的尖子，自然只能成为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在这套体制的安排，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阴暗心理上，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设置的，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是越来越往这样的方向滚动、旋转。 《文化产业》：您提到了独立、自由，在您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也提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人格独立性，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如何看待现今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国民精神价值层面的影响，会否影响中华民族的进程？ 傅国涌：早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程已经倒退了至少一百年以上，而且在继续影响着，我也不知道将来中国要走出这样的困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环境的破坏，那种掠夺性的环境摧毁，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另一层面是道德伦理、人性层面的摧毁，这一摧毁近二十年尤其严重。这两大摧毁，即使中国顺利转型，有了更健康的制度环境，要恢复正常的山河、恢复正常的人心，恐怕两三代人都不够。我担心最终能否恢复过来，也许恢复不过来。  《文化产业》：现在我们看到人人都称“大师”，都想当“名人”，相比西南联大为中国近代史培养出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是一种浮躁？还是一种娱乐？ 傅国涌：简单的说，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师也是一种消费，一种文化消费。越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越会有一些人要把自己打造成大师，在这样的时代谈文化太奢侈了。这个时代哪有什么大师？如果有也是民国培养出来的。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那些人，他们如果不是在民国时代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至少也在那个时代接受了中学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时代养育出来的，这个时代出来的人要想在文化上谈什么还不够格。这是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没有底线的时代，连底线都没有了，哪里有大师呢？大师其实要在文化上有根底，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人，就是陈寅恪所讲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那种人，没有这样做底色的人能成大师吗？不管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或在学术领域，没有自由和独立做底色，自称大师，说出来谁信呢？ 《文化产业》：大师会在何时出现呢？或者说不会出现？ 傅国涌：我想我们的制度会有变动，等到这个社会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我们可以自由的呼吸，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可以自由的做研究，自由的创作，把自己内心的生命的创造力都能自由的发挥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行走在大地上的时候，大师就有可能诞生。大师是需要傲然独立的人格做支撑的，是能够站着面对天空的，是能时时仰望星空，同时心中又有道德律令的人。 《文化产业》：《时代人物》：刚才通过网络看到台湾总统选举的直播，网络给草根阶层带来直抒胸怀、针砭时弊的机会，近年来邓玉娇案、石首案、我爸是李刚案等皆通过网络形式布告天下，草根阶层中不乏意见领袖。您怎样看待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傅国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今天处在缓慢的阶段，不能说完全停止，至少在民间层面还有很多追求和声音，尽管有很多被过滤和遮蔽了，但还是有。与八十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阶段。中国最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来，但是今天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与民主为敌的刚性的体制掌控的时代，在这种强大的掌控当中，民主的声音显然是弱势，所以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艰难，有很多的纠结，而且可能要付出很多沉重的代价。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在追求民主，我们的民主化进程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今天还看不到任何大的起色，还在非常艰难的掘进当中，只能在夹缝当中发出真实的声音，希望的曙光还没有看到。 《文化产业》：如果有机会到更为民主化的国家生活，您愿意吗？ 傅国涌：我不会去的。我经常严肃地说，我是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人，即使多数人走了，最后留下的人当中就有我。因为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连带感，我的生命和这块土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从无离开的打算。 即使我有机会移民到民主化的国家，我也没有这样意愿。可能跟我不懂外语也有关系，我更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虽然我在这个国家常常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我愿意与她共存亡，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存亡。无论将面临多么可怕的未来，我要尽我所能的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在这块土地上追求。我愿意跟那些愿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文化产业》：可以理解为您是爱国的？   傅国涌：我想，不要用这个词来命名在人格上有独立追求的人。“爱国”这种词太大、太空了，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生命连带感，那不是“爱国”能概括得了的，我就是它，它就是我，中国就是我，我就是中国，这块土地是我的，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埋骨在这里，我也将把我的骨灰埋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不是“爱国”这样轻飘飘的词语能概括的，我从来不喜欢“爱国”、“爱国主义”这样的词，这种词语是斯大林时代的词语，我一听见爱国就头大了。我就是它，你说我爱什么呀？这块土地就属于我的，我也属于这块土地，我们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关系。我认为这块土地不属于那一小部分在中国贪污腐化，拿了钱要溜到国外去的那些人，而是属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愿意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普通中国人。

陈远的学术工作   谢 泳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它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分子》，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它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今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2012 年 3 月 5 日于厦门

2012年03月31日 18:40:05 雷震案发之后 傅国涌 1960年，在台湾岛上办《自由中国》杂志十年的雷震被捕下狱，接着以军法审判获刑十年。但蒋介石的铁腕并不足以压服舆论的非议，乃至立法院、监察院体制内都有不同的声音。 雷震案发，《自由中国》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在报纸上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他们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并要将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全部收集起来，印成专册，结果找不到敢承印的印刷厂，都被打了招呼了。在这篇共同声明中，他们恳切地说：“我们承认，我们立言的方针和若干观念，与十几年来官方千篇一律的颁制亦有所不同。诚然，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报人出身的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公开表达意见说，雷震的一些主张，“非吾人所能赞成；唯书生论政，纵涉偏激，若其本旨在反共救国，争取民主自由，拥护国宪，反对暴力，则此种书生论政之是非，实未可与叛徒之犯罪视为一事。此意非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爱护中华民国法治之前途。”立法委员费希平提出质询，其中说，凭心而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未免有过激之处，有些论点本人也未尽赞同。可是在大陆毛泽东尚倡“百花齐放”，难道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台湾，就不能容忍一本《自由中国》杂志存在吗？ 在监察院，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刘永济、陈翰珍，中国民主社会党籍的监察委员杨毓滋等纷纷就雷震案发表谈话。刘表示，如此重大案件竟匆匆于一天之间，前后仅八个小时，由调查、审问、辩论而结案，“在程序上如此惊人的简略，有使人感到无限的遗憾。”律师出身的杨毓滋说：“要有客观、超然、公正、独立的审判，才能使国人心服，否则尽管判雷震十年的徒刑，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指出，监察院秘书长奉命不许监察委员宋英（雷震夫人）在监察院报告雷案，不仅违法，而且违背了天天喊叫“实行总理遗教”的口号。 《自由中国》关闭，殷海光他们还能在《公论报》、《时与潮》半月刊、《民主潮》半月刊登岛上的报刊发出声音来，宋英还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联合报》上发表书面谈话《营救我的丈夫雷震》，多家报刊都发表了她的抗议与呼吁。当时，不同背景的民间报刊还没有被封杀。雷震判刑之后，胡适对记者说：我只讲六个字，“很失望，很失望”。1960年11月20日的《联合报》上刊登了胡适的失望。当年12月23日，《联合报》发表记者常胜君的特写《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记下了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宴客时的一句话： “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

辛亥前夜的民谣与彗星 ——选自《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人记录》上册   傅国涌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是流传在西安的一则民谣。王朝解体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民谣、顺口溜，辛亥之际也不例外。革命党人长于此道，受章太炎赏识的杜仲虑曾半醉不醒，狂歌过市，被看作疯子，他从太原赶到长安与景梅九们策划革命，一天他们在南城门边遇到卖豆浆的，喝了两碗，忽然他仰望天上彗星，东西辉耀；随即编了两句谣言：“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马上附和说：“这个童谣相传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妙的是那买豆浆的接着他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家快亡了！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他回应：“原来如此！”最妙的是警察就站在旁边，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这个谣言就这样传开了，过了两天，就有多位革命党人来说，“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甚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人心大摇动起！”他俩装做不知，故意说“没听人说呀！”传着传着，后面又有人加上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再往后变成：“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传得更远了。（也有说：“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  景梅九曾写过一诗记此事： “举首望长天，光芒射半边；彗星十万丈，宣统两三年。百姓方呼痛，官家正敛钱；也知胡运毕，何处不骚然？  ” “头戴小谟盘，身穿一裹圆，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 五眼钢，六轮子，问你个舅子要银子。” 这些在河南柘城传唱的歌谣是青帮首领、秀才出身的王居信他们编的，叫儿童去歌唱。“小谟盘”、“一裹圆”是清军制服的样式，五眼钢，六轮子，是当时使用的武器。  “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 这是河北成安县流传的民谣，“小儿”就是指宣统，比较隐晦一点。民国《成安县志》收入这一歌谣时特意加了个注解：“见朝廷微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35 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36 四川流传的这首民谣，“二四旗不古”就是指八旗的衰落，“一省各有主”则预言各省纷纷独立。 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 这是武汉 “儿童争唱”的民谣。37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时节万花藏。万花藏，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清朝亡。清朝亡，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民为王。民为王，黄花黄。 黄花黄，黄花黄，黄花黄时种麦忙。种麦忙，黄花黄。 这首后来被赵元任谱了曲传唱的《黄花歌》，称清朝在菊花开时灭亡、又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联系在一起，很是打动人心，不知何时开始传唱。吴稚晖编剧的《黄花岗》也有类似的歌词，1912年5月在上海新新舞台举行的黄花岗流血纪念大会时，吴亲自上台演唱，催人泪下： ……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呜呼！大名争自误，热血代购来，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 与四处流行的民谣相随，武昌起事之前谣言就已四处流窜，真假莫辨。在那种时势和心理之下，任何一点异常的天象都会引起人心的波动，何况彗星、日食的出现。 生在湖南常德的女作家丁玲只有9岁，她母亲常和她说起当时的氛围，她的小说《母亲》更多的是纪实： 可是还只到七月里，街上便不时有谣言。带回这些谣言的，总是看门的老于。……说是哪里有神兵要打来了，又说是哪里造反。…… “是讲得满厉害呢，衙门里都到省城请兵去了。到底是什么事我也弄不清，说是城里有歹人，又说省城更不稳，卖卜的都说看星相今年要动刀兵。……”…… “我想不至于打到武陵来，纵是真有什么事，这么个小城，有什么必争之处！满城风雨，不过庸人自扰。”这是曼贞的意见。这个意见稳定了于三太太的心，于是她说： “刀兵也许有的。五姑妈，说不定那些话应验了，不是说要赶走满清么，要打也总往京里去，隔我们这里还远得很，真不必怕，你说是不是？” 经她们这么一说，家里就平平安安过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黄昏时候，老于又指手划脚在后院里说了起来： “看呀！看见没有，远得很，那边，光拖得有两尺长……” “噎，看见了，真的。” 天的西方，正挂着一个异样的星群，紧紧的挤着一团；成一个尖锐的三角形，这个星的出现，又动摇了全城的人心。已经发现了三天了，一天比一天近了，而且大了。 “告诉太太去。明天一定还有，一定还要近些。去，告诉太太去！” 小孩们也跟着看见了，是那末拖着尾巴的一颗奇异的星，一定是怕人的星。大人们口里不说，心里也惊奇着。 每天一到黄昏，一天比一天出现得迟，家里的人便都站在院子里的东方角上，恐慌的望着那颗近拢来了的星。现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一个大星在前面，密密的团在它后边的是无数千万的小星，看不清，只透露着一条河似的白光，成一个大扫帚形横挂在天上，已经有二尺多长了。每天这么出现一会儿，就又不见了。这颗星带来了无限的神奇在每一个人的脑中，又正当这谣言四布的当儿，于是谣言就更多了。 ……这颗巨大的怪异的星，一直在天上出现了八天，忽然便不见了。孩子们在院子里等了好久，有点失望起来…… ……可是谣言还是天天传来，夜夜都不敢睡。…… “怕革命党要起事了，有的说在南京，有的说在广东，有的说在汉口，不过我们这里也许不怕吧。假如有什么事，总也不要紧，城里总共不到两百个兵，洋枪还不知有没有。你们住的地方不当冲，是后街，我想不要紧。谣言讨厌。” 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是郁达夫的故乡，这一年夏天以后，“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福州少年萨孟武看见了： 大约是【宣统】二年吧，也许是三年，天上现了彗星，每晚由七时出现，至十时才不看见。该彗星极长，又极光亮，令人望之发生畏惧感情。彗星消失之后，一夜天上又现出五色，有似民国初年之国旗一样。俄而四川铁路问题发生了，俄而武汉革命军又起义了。 河南舞阳的少年郭廷以也看见了： 那年秋天，晚间乡下人在打麦场闲谈，忽然天上出现彗星，有人大叫说：“天下要乱了！”所以我至今印象犹深。 在江苏兴化县，当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天空出现彗星，识者认为刀兵将起。富有之家，以井为库，大凡金银饰物，铜银钱币，密封完固，投入井中，撤去井栏，设置山石或粪便缸，掩藏了井的原状。年轻妇女，下乡逃难，乡间富有者，来城避难……” 到武昌变起，两湖师范总学堂停课，学生朱峙三回到故乡黄州乡下： 10月13日 予不食夜饭，十一时乃睡熟，一夜尚安。彗星见，予未起视，闻人所说如此，实未见也。 10月22日 今日日食，天忽暗。乡间乃知以盆贮水观之；甚清晰。食既天黑，见日旁一星甚明，奇观也。此与庚子年八月朔日食相似，政治大变乱乃有此象，满洲皇帝或者命运已终欤？此则吾辈之愿也。 同一天，资政院在北京开院，议员汪荣宝日记说，“本院开院礼原定午前行之，因是时正逢日食，故改于午后行礼。” 当时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景梅九记得： [湖北消息传来]无何而太白昼见，【一日到大栅栏，忽有数人仰首望空，众人受了一种暗示，一齐仰首，我也随着看起来，果见一个星，警察也不禁止，但说怪事，怪事！我想起彗星谣言，说了一声，这叫‘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其实不定是太白星。】日有食之，丁此科学彰着之时代，亦寻常事耳。乃皆因之为妖异【这是占脚步地方】；于是谣诼四起，人心动摇，尤为可虞也！ 10月25日，翰林恽毓鼎的日记也写着： 彗星见于东方，尾扫西南，长二丈馀，星芒如月。 11月4日，缪荃孙日记说：“三鼓起，检行李，彗星起于綮下，其芒数尺，谁谓天人不相应耶？” 12月12日，局势越来越变幻莫测，恽毓鼎又在日记记下占星家的说法：   占星家言，自月之初一日，帝星不见，凡四十馀日始复见，而摇动无光。孰谓天文荒远哉！    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中国人对星象的敏感。10月17日，英文《汉口日报》报道： 昨天早晨大群华人观察天空，据说可以看到十分奇怪的事物，其实无非是一颗预示新朝代出现的星，尽管阳光明亮仍然清晰可见。 10月24日，法国驻北京公使代办斐格给外长写信说：   ……革命党初战告捷的消息已在全国传开，这一力量的表现使他们得到许多人的好感。即使在北京，都有许多人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希望和对叛党胜利的祝愿。只是由于害怕混乱、危险和抢劫，才使他们害怕战争，现在大家知道革命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将标志满族统治的终止，那就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就足以为新的民主共和国赢得一大批的拥护者了。 另外，同以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一样，天上的某些征象标志着皇朝的末日，例如，大白天可以看到某颗星球和星星的汇合说明清朝大限已到。至此，准备欢迎新制度的人数与日俱增又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大有人在，并且越来越公开他们的爱憎，只是他们还缺少领袖人物。 早在几年前，徐锡麟、秋瑾事件发生时，上海《时报》就发表过有关彗星的短评： 彗星现一    冷 据中国历史观之，彗星之现也，必有乱事，必有兵革之祸。今中国方有革命之恐慌，而又有彗星之出现，不知兵革之祸之兆彗星来欤？彗星之兆兵革之祸欤？ 彗星现二    冷 彗星除旧布新之象也，今政府将有改革之风传，彗星之现或即主。然政府之所谓改革者，其果能除旧布新欤？抑或除新布旧欤？是又未可知也。   “彗星的尾巴，在回归的前后，总是不停地左摆右摇、伸长缩短，显得那样焦躁和不安。然而，不管彗尾如何，彗核或彗头却总是一丝不苟地沿着开普勒轨道运行。”不相信占星术的天文学家方励之也承认，哈雷彗星的回归常与中国社会转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天文学无法解释这一神秘的现象。1835年的回归，大体属于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的年代。而这一次的回归恰在辛亥革命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