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羊城晚报讯 记者洪启旺报道：拥有290多万粉丝的知名网络人士李承鹏，25日在微博上表示要参选人大代表，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25日中午，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首先在微博上透露了李承鹏参选的消息。随后，李承鹏本人在微博上也确认了此事。“本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此想法去年已微博公布，现思考良久正式参选，本人(是)合法公民，无任何势力操纵，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恳请各界人士指点参选路径及办法。同意的举手。”李承鹏25日下午五时半发表的这条微博到当晚八时已被转发近3000次，评论2700多条。 李承鹏绰号“李大眼”，曾是一名足球记者，后为时评人、作家，是个颇受网友关注的知名人物，网络人气极高。他参选人大代表的消息传出来后，绝大多数网友表示赞许：“关注，珍惜我们迈向未来的每一步。支持大眼用行动一点点改变父老乡亲的参政议政观”。 ■专访“我尝试实践公民权利” 羊城晚报：你为何决定参选？ 李承鹏：我首先作为公民，应该实践自己的公民权利。被选举权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武器”，如果一次都没使用过，将让我情何以堪？我也想尝试一下自己能否成为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以前是名记者，现在是作家，对社会的基层比较了解，我想我可以比较客观地说话。 羊城晚报：你参选人大代表酝酿多久了？ 李承鹏：实际去年我就发微博说要参选，我原想今年低调行事，想不到于建嵘教授今天发了微博，我只好进行了确认。我之前对选举法等法律并不熟悉，现在在学习宪法和人大代表选举法，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权利，我想实践一下。 羊城晚报：你计划给选民带来什么变化？ 李承鹏：我所居住的小区是成都知识分子、白领聚居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帮助小区居民与政府沟通，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菜价，改善交通拥挤状况，解决校车问题，等等。我初步计划我的参选口号是：“选择了我，就是选择你自己。”起码我可以帮选民省点钱。 羊城晚报：你当选后会不会给政府带来压力？ 李承鹏：我要代表人民说话。当然，政府与人民也不是对立的。 羊城晚报：从网络走上前台去参选人大代表，你是怎样看这件事的？ 李承鹏：我想迟早要有人走这一步的。更多与选民联系密切、对社会有见识的代表充实到权力机关来，对于中国的进步是有好处的。 羊城晚报：你是微博红人，有这么多粉丝，会不会对选区其他人大代表候选人造成不公平？ 李承鹏：不会。我的微博不会用来打击竞争对手，相反，如果其他候选人有好的主张，我还会帮他呼吁。微博能与选民很好地沟通，我也可以更好地接受选民监督。 ■声音 网络公众人物更易受监督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巍青25日晚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公众人物参选人大代表，是合法、正常地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进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件新鲜事物，值得研究。 郭巍青说，网络公众人物能够通过微博获得更多信息和与选民形成特殊的良性互动，客观上比过去一些人大代表按部就班议事和表决，具有鲜明的优势。另一方面，网络公众人物更容易受到选民的监督，他们本身是有信誉的，更有压力和动力把事情做好。这样的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对我国的政治生态应该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至于李承鹏可以利用微博人气为自己参选助力，郭巍青说只要不违反人大代表选举法，未尝不可。 ■链接　李承鹏将参加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直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李承鹏将参加的是他所在的成都武侯区的区人大代表直选。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羊城晚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刘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6月01日  10 版）   刘若曦 这个还有几天就18岁的大男生，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参选人大代表。他爱周杰伦，爱NBA，但他更爱胡适、爱孟德斯鸠，他善于思考，特立独行，在学校爱挑头儿，争取更多的平等对话的机会。观察家说，这便是——公民第一课。          还有几天刘若曦就18岁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参加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在微博上晒出后，深圳市高级中学的这个二年级男生几乎是一夜走红。5月30日下午，他先后接待了5批前来采访的记者。 　　他向记者侃侃而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他接着就与教室里其他同学轻松谈笑。送走最后一名记者，他马上和同学们在空地上玩起了毽子，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毽子踢得特别好，可以踢那种很复杂的花式。”提起这个长得胖墩墩、样子憨厚的大个子男生，班里的一名女生笑着说，“你别看他讲起道理头头是道，一副特别有思想的模样，但平时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却该干吗干吗，从不摆谱。” 　　这天下午，刘若曦本该平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被学校安排在一间会议室，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但他的一个决定，开启了自己的公民课程。 　　5月29日中午，他发微博称：“还有10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 年龄：十八岁  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理念：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尽管还没有什么响亮完整的竞选理念、参选口号和纲领，但他的微博迅速引来了网民的大量围观，其粉丝以每小时100人的速度增加。截至5月31日凌晨6时14分，他的微博粉丝量达到1749个，转发量超过3000次，评论数以百计。 　　他的英语老师李忠贵也想跟帖，特意撰写了一首打油诗支持他，却因为网络忙碌始终无法成功。 　　学校很多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同学都“挺他”，很多学生在网上表示：“希望他能成功！”身边的同学很多以掌声支持他，甚至有人在学校见到他，打招呼都改成“刘代表”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八班的同学们对他的“参选”并不感到意外。同学们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简直太正常不过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跟他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眼里，刘若曦就是爱“挑头儿”。“食堂听证会就是他带的头！”上学期末，学校举行考试，为了让学生提前体验高考的感觉，学校决定实行单人单桌。没能安排进教室考场的高二八班，只能把冷飕飕的食堂当考场。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刘若曦号召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双方还坐下来进行了“食堂听证”。最终食堂虽然还是成了考场，但是经过这样的民主评议，同学们和校方达成了共识，他们也坐在打扫得干净整齐的食堂里平静地考完了试。 　　甚至，刘若曦敢于挑战学校似乎不那么合理却白纸黑字的校纪校规。“男生的头发不能长过耳朵”，但是一度刘若曦的头发总是在“违规”的临界点上忽隐忽现，校方责令他马上理发。他却质疑：“长头发就不是好学生吗？那学校里那些留长发的艺术系毕业的男老师为什么就可以？很多偶像明星也留长发，其中也不乏榜样级人物。” 　　“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有思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带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从高一到高二，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徘徊，“英语尤其棒，是难得的尖子”。 　　可刘若曦认为自己并不讨老师的喜欢。“可能是我不太听话，自己的观点比较多。老师也批评说，希望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说。 　　的确，这个高中生的视线远不只在校园。下大雨时，他会在微博上实时播送路况：梅山街水已高过鞋，通行不得。他去医院看病，发现楼层设置极为不便：八楼看内科，一楼缴费，三楼心电图，再回八楼，再去一楼缴费，二楼抽血，下午3点拿报告。于是他在微博质疑：这些事不能一次干完吗？他坐高铁，发现车站距离市区太远，回家就用微博质疑这样的设计有问题。 　　他不认同现在的教育，他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养活养富了一批“考试产业者”，这种看似公平的教育体制，牺牲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他不愿意自己成为不会思考的“考试机器”。 　　他算得上是“潮男”，像同龄人一样，追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看，抢购iPhone4，喜欢看NBA篮球，喜欢听日本植村音乐《厕所女神》。但这并不影响他热衷“三农”问题，他对那些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表示很心酸。他还呼吁大家每月捐出10元钱给一家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在农村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愿施比受更有福！” 　　当然，相比得奥运金牌这样很远的大事，他更愿意考虑学校的体育馆之类的“小事儿”。他一次次看学校的体育馆规划图，希望学校能重视体育。他会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拿了再多金牌又有何用，只能说明举国体制在攫取金牌上的成效，并不是中国的体质教育的成果。体育课都舍不得上，要给期末考试让路，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不躲闪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对社会上“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的现象，予以评论：很多人不希望平等，只想在不平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俯视一切。 　　在他摆满课本、练习册的书本堆中，扎眼地摆着一些似乎本不该属于中学生的大部头。随便一翻，一本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映入眼帘，里面早已用红、蓝两种颜色画满了批注。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也在他的阅读书目上。“每周都要住校，没事无聊的时候，不读书能干吗呢？”就连他的英语老师，也常常想跟他交流书目。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经常点名要他发言。 　　这个号称不爱凑热闹、有“人群恐惧症”的大男孩，最崇拜的人物是胡适。他说：胡适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他在微博里引用胡适的话：“我们谈自由，就是要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不承认异己自由的人就不配谈自由。” 　　以胡适为榜样，在微博上，刘若曦表示自己要容忍甚至接受“异见”。有人质疑他：你为什么不用简体汉字呢？用简体字会拉近你和选民的距离。很快，他的原本惯用的繁体字微博就改成简体字了。 　　如今，很多网友赞赏他，“后生可畏，90后的小子不得了”。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参选很性感，现实很骨感！选举需严肃对待”。还有种种议论，说他是官二代，是作秀，并表示自己“肯定不会选一个小屁孩做本区的人大代表”。甚至，还有谩骂的。 　　刘若曦表示：“我真的没有‘作秀’的想法，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与其在网上打口水战，他选择了静静地在图书馆捧着《选举法》研究。 　　他说，之所以还没来得及做田野调查，是因为“对自己要参选的选区还没有确定”。参选之前，这个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参选的程序等等。 　　深圳高级中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平评价道：“这个孩子从今天开始，已经长大了，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标志。” 　　刘若曦的同学说，他虽然热心公益，却从不主动申请当班干部。有同学评价他：“他似乎天生就淡泊名利，但是如果他愿意自荐，我们很愿意把他选成班干部。” 　　6月8日是刘若曦的18岁生日。“我要跟父母一起度过这个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另外，我还将把我的参选纲领等完整的文件在网上公布。” 　　刘若曦父亲是深圳市的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他说，父母对自己一向是开放、宽容的教育方式，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违纪，他们都支持。但具体到参选这件事，他表示，爸爸说不上是“非常支持”，只是“允许”自己去做。 　　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更加愿意做一名独立的评论员和学者。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 2011-05-1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大楼。很多年轻人梦想进入中移动这样的央企。中国周刊记者／王攀  摄 　　接连着两周，王林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生活像一辆塞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四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选择国企 　　2007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的好。 　　毕业前，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寄来之前， 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著名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而言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年轻的毕业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那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幻灯片写了70页。“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位于金融街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他惊讶地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的。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这公平吗？”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对别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堡垒。 　　（本文人物为化名）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进高校，进单位，进食堂，上洒水车……红歌已不是重庆的“独唱”，它正在唱遍全中国武汉洒水车“换红歌”，细致到不同区域播放不同曲目——在工业区洒水时播放工人歌曲，在军区附近则播放军歌，到城乡接合部洒水时播放励志歌曲，而在繁华商业区工作时，则播放歌颂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歌曲。 2011年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2周年纪念日，500余名红歌爱好者齐聚阳曲县侯村乡店子底村唱红歌。 （CFP/图） 这几年来，重庆唱“红歌”活动，引起全国关注，其实，其他一些地方也一直在唱红歌，并且有的知名度颇高——江西卫视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 《中国红歌会》总导演廖苏斌说，现在流行全国的“红歌”一词，由该节目最先规范使用，并注册了“红歌会”商标，还曾告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一场“红歌会”侵权。 不过，江西卫视不可能再维权，也不再维权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许多城市纷纷发起“百万群众唱红歌”活动。“红歌会”不仅遍布中国，并且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大多在官方的重视和组织下开展。 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工厂……在2011年的阳光下，红歌正在强力渗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包括一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食堂里，洒水车上，甚至还有监狱、劳教所。 一个最新的事例是，武汉硚 口区街头唱了十几年“生日快乐”歌的洒水车，开始改唱起《歌唱祖国》等红歌。 区城管局党办赵志宏对媒体解释，洒水车换歌，“一方面弘扬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提升城市的档次和形象”。 武汉洒水车的“换歌”计划，细致到不同的区域播放不同的曲目——例如在工业区洒水时播放工人歌曲，在军区附近则播放军歌，到城乡接合部洒水时播放励志歌曲，而在繁华商业区工作时，则播放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 在赵志宏眼里，红歌还有特殊作用，洒水车司机经常要通宵作业，“很寂寞也很无聊”，“生日快乐”歌已经没有新意，也起不了提神的作用。不过也有市民担心换新曲之后会不适应，洒水车来了忘了躲避，“肯定容易被水溅到身上”。 独唱不被提倡，合唱也是德育 “我们不主张突出个人和个别单位的活动。” 但在学校，唱红歌仍更强调教育意义而不是娱乐意义。河北省中小学生近期将在课前、课间传唱《十送红军》、《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80首红歌。这些歌曲由河北省教育厅指定，多数是从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宣部等部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中遴选出的。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教育厅负责人说，组织这一活动是为了增进中小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懂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坚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 教育系统组织唱红歌最容易，但要唱好也非易事。河北省教育厅思想政治与体育卫生处官员崔玉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合唱有分声部等专业要求，“目前充其量叫作齐唱而已”。 2010年下半年，河北省教育厅培训了全省150名教师，还有教育部专家前来指导合唱技巧，而这些师资远远不够，现在，许多地市纷纷请求省厅给予培训支持。 技巧还在于其次。“现在很多老师对过去的情况都不了解，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天天唱这些，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先做老师们的工作。首先保证这个红歌能唱下去，再考虑对他们进行教育。”崔玉伟说。 而90后、00后的孩子们会不会喜欢红歌？崔玉伟问过朋友家的小孩，一个孩子告诉他，他们升国旗时都会唱得很大声，他们觉得很热闹。“他们喜欢的不一定是歌曲本身，他们更喜欢合唱这种形式。” 独唱将不被提倡，“我们不主张突出个人和个别单位的活动”，崔玉伟说，他们希望让尽量多的孩子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合唱也是种德育”。 河南师范大学也正在举办唱红歌活动，不过没有合唱，只有独唱，因为表演的场所是食堂。“台上人太多就不像吃饭的地方了。”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秘书韩舒说。他们在食堂里搭起舞台，从4月底开始的两个月内，学生们将在食堂里一边听着红歌，一边进餐。 河南师大食堂活动被报道后，有评论说，“红歌进食堂，能当饭吃？” 韩舒觉得一些言论“不负责任”。“红色文化不等于大学行政化，”他抗议说，“我觉得听红歌总比看娱乐节目要受教育得多。” 最近，重庆的“28名女大学生渣滓洞扮江姐”图片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这些青春美貌的女大学生身着江姐服装，引起了网民“谁最漂亮”的热烈讨论。其实她们是5月4日参加央视“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中表演合唱《红梅赞》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师大学生，被学校专门安排去参观体验，以更好诠释江姐的角色。 “五月的鲜花”自2001年起，由教育部举办，今年则全面升格为由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三部委联合举办，中央电视台首度承办。据CNTV网站介绍，这次活动总计参演1500人左右，规模超过了历年的春晚。 “红色文化进监所” 弘扬红色文化，已成为司法部对监所的一项明确任务。 选出80首红歌后，河北省教育厅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全省中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利用课前课间时间开展合唱，并且每周活动次数不少于3天（每天不少于1次）。 “很多先进地区先这样做了，我们觉得不错就向他们学习了。”崔玉伟说。2010年10月，教育部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河北参会干部发现，“吉林在红歌这块做得不错，北京天津上海也都在做。” 河南师大“红歌进食堂”也唱出了新意，这个不算大型的节目不乏野心。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秘书韩舒说，跟以往“孤立的歌唱比赛”不同，他们模仿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复兴之路》，“将各个节目串联起来，希望做出大型演出的效果”。 “红歌进食堂”由后勤集团和学生会等社团合办，虽然条件简陋，但他们为此付出巨大努力，比如，利用闲暇时间排练，帮忙的女生嘴上都起了泡，学校里跳扇子舞的一群退休老太太，也被请来给唱《和谐中国》的女高音伴舞。 同样要求“史诗”效果的还有监狱。延安监狱监狱长丁志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本月中旬，全省监狱系统的安全工作现场会议将在该监狱举行，他们为此正在筹划一台大型文艺节目——100人的腰鼓、300—500人的大合唱、200人的广播体操，全都由服刑人员来表演。大合唱将精心编排各种红歌，而不再是一些单曲。 3月底，司法部在重庆召开“红色文化进监所”工作座谈会，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和重庆6省市相关经验推向全国。延安监狱政治部副主任赵江平说，弘扬红色文化，已成为司法部对监所的一项明确任务。 作为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监狱内的歌咏比赛已举办了17年，而中国革命的摇篮——江西瑞金井冈山所在的江西省监狱系统也有唱红传统，女子监狱还有一个“映山红文工团”。 不过，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重庆喊出了口号，抢走了两个“红都”的风头，这让他们对重庆“唱红歌”感受复杂。 延安监狱监狱长丁志军说，“我们原来一直不敢下定义。”他在重庆看到，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带领下，红色文化红红火火，政法委书记、人大副主任等官员都登台高歌。“他们都唱得很好！” 江西省监狱局教育改造处处长饶振华说，“到那里以后，我们领导很有触动，因为江西的红色资源，还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目前，延安监狱和江西省的监狱，都已启动“红色文化进监所”活动，分别亮出“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也兴建了一座“红歌广场”。这似乎是在学习重庆的做法——重庆黔江区委2009年8月为“唱红”活动专门发文，其中要求，在城区新建三个红歌文化广场，每个街道、镇、乡建一个红歌广场。 重庆抬高了红歌活动的标准，也让不少受访活动组织者感到压力。有受访者表示，今年他们要“更规范、更正式”。江西省监狱局教育改造处处长饶振华说，他们有详细的方案，除了唱红歌，服刑人员还将被安排听讲座，看红色影视剧，做演讲，写改造心得，并且，省里将组织考核评比。 江西省监狱局的计划，还包括一个全国展览和一台汇报演出。他们还曾设想邀请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开设监狱唱区，不过南方周末记者从双方采访了解到，他们还没有就此事进行实质性接触。 领导参加比赛，加分！ “领导肯定非常重视的，不重视经费从哪出啊，我们是自发组织，上面拨经费。” 无论中央或地方，许多唱红歌活动都有上级红头文件发动和支持，文件中通常会强调领导重视，以督促各级单位严肃认真对待，精心准备，加大投入。 2011年，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山西晋中等多个城市，都已启动“百万群众唱红歌活动”。但论组织力度，没有城市能比重庆强。该市最近下通知要求高密度宣传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征集并初评出的36首新创作歌曲，组织人员深入群众教唱领唱，使之“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进一步掀起该市红歌传唱热潮。 江西卫视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在官方博客中感谢重庆“最给力”——重庆市委宣传部、文广局、广电总台、文联等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区县组织推荐选手参加选拔活动，要求当地媒体给予宣传支持。 总导演廖苏斌对此也大感意外，因为省级卫视间竞争激烈，分赛区一般只能跟地市单位和电视台合作。江西卫视副台长刘建国还透露，重庆市专门拨款支持重庆赛区的选拔活动。 各种红歌活动在这座城市遍地开花，不胜枚举。渝北区大竹林街道负责文艺活动的张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7月和12月，该街道办了两次大型红歌会，十几个代表队参加，人数达到近两千人。 而这些跟领导的重视密不可分。“领导肯定非常重视的，不重视经费从哪出啊，我们是自发组织，上面拨经费。”张老师说。上述活动，一等奖奖金是现金1500元。2010年7月，所有街道领导还全部参演了一部叫《红岩英魂》的情景剧。 国家林业局将在6月举行一次合唱比赛，评分采取10分制，规定：联队单位领导每参加一人加0.2分，加满1分为止；单独组队单位领导每参加一人加0.5分，加满1分为止。 某市发改委去年12月发文要求，“单位（科室）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活动”，并将唱红歌廉歌活动纳入全年目标考核内容，与个人评优结合。 江西卫视副台长李建国笑称《中国红歌会》堪称“中国规格最高的选秀节目”，他历数了李长春、刘云山、孟建柱等中央和部委领导曾观看或赞扬该节目。在江西，该节目已成为当地品牌，还曾以省委省政府主办名义，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专场演出。 因为领导关心，“其他选秀节目经常被批评，我们是被赞扬和爱护。”李建国说，目前，该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是全国极少数被允许在黄金时段直播的选秀节目。 《中国红歌会》2006年开始举办，当时无论江西电视台内部还是外界，对此节目并不看好。创办者李建国说，他用几张老歌新唱的碟片说服了台里的高层，但是外界一直对红色节目存有偏见。“赞助商听到红歌，大多不感兴趣。” 负责该节目宣传的裴琳说，红歌会这种品牌定位和形式，束缚了它的商业开发，“基本不赚钱”。李建国则表示，与电视剧节目相比，红歌会性价比很高。 今年，《中国红歌会》刚刚拉开海选序幕，比以往大致提前了一个月。总导演廖苏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初步计划是，5月“海选”，6月“突围”，到建党90周年的7月，正好进入最激烈的“晋级”阶段。 争议性话题也会减少。和许多真人秀节目一样，红歌会也会展现选手的故事情感，但更偏重励志、利他而非个人恋情。“也就是符合八荣八耻。”李建国说。总导演廖苏斌始终觉得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拿捏节目的尺度。“有时想让评委毒舌一点，麻辣一点会更吸引人，但我们又不太敢这样做。” 至今，国内卫视中，江西卫视仍是办红歌会的极少数。李建国说，许多卫视前来取经，但没办起来，原因是这类节目“容易做得很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聂萌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刘星 夏倩 2011-05-12 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周末，从武昌郊区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归来的新闻主角——初一学生黄艺博打开电脑，在漫天的评论和谩骂中哭了，他问身旁的父亲：“我哪里错了吗？” 黄宏章和妻子马晓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告诉儿子——这才是他一直身处的真实世界。 对于仅拥有13年人生经验并长期被正统教育观追捧的黄艺博来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现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 黄艺博有着灿烂的童年，充满正确、荣誉、赞扬和过于远大的理想。他被塑造为样本，成为武汉八十多万少先队员学习的对象。2009年，黄艺博当选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上该市独创的“五道杠”臂章。 这成就了一个光荣的家庭和一个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则本地宣传报道上，黄艺博被描述为一个“一两岁熟知成吉思汗，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这一次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触发了互联网的不信任情绪。两个月后，随着黄艺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过于老成正统的形象和充满官气的话语抵消了人们对少年儿童的天然热爱，并将黄视作揶揄权威和反讽现实的标本。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角力中，黄艺博被喧嚣裹胁，又如孤舟般隔绝。这个在不恰当的年龄被过早推上巅峰的少年，如今又将在不恰当的年龄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对他的过去与未来。 武汉市“五道杠”少年黄艺博走红网络，其身上所表现出的成人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理念的争议。 （东方IC/图） “我不是坏孩子” “黄艺博的家是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五一节过后，黄艺博就隔离于公众视野，他被学校的围墙和铁门严密庇护着。只有一沓遗留在家中工整的书法习作还在显示着他曾有的寻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变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们。”47岁的黄宏章在狭长的客厅里踱步，仿佛这样才能减轻他的愤怒，“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他的妻子马晓丽则在一旁漫无目的地摩挲着儿子的书，“这样我能感觉和儿子在一起。” 这个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一个破败的家属区，1990年代由两家单位合建而成。现在它满墙斑驳，像一块伤疤陷入华丽的高楼群里，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 黄艺博的家在院子最深处，那是个80平米的普通两居室，由于楼层矮，洒进不了多少阳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体的报道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转折点。当时黄家作为培养儿童的成功范例进入记者的视野。后来的新闻稿里，黄艺博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不玩游戏，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个天赋异禀、心怀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来，并具体化在一张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的标识）的配图上。这引来了麻烦，“我最多只见过三道杠，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恶搞。”一位微博用户说。 一些深具娱乐精神的网民无意发现并介入关注这位“五道杠”少年，随即发现了更多。4月30日，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一夜之间，博客访问量突破百万。 5月1日，劳动节假期，一条匿名短信稍稍扰乱了黄宏章的心绪——“你的儿子很出名呀！”黄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没关系。” 这个不祥的预感随着次日中午黄艺博在电脑前的一声惊叫而应验。此时，他的QQ正被海量请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种形象疯传于网站与论坛。人们对黄艺博表达着厌恶，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教育下失败的象征。 黄艺博的脸色逐渐发青发白，手也有些颤抖。闻讯赶来的黄宏章关了电脑，但仍然无法让他脱离恐惧。黄艺博一会儿木然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喃喃自语：“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坏孩子。” 吃午饭的时候，黄艺博一口未动就往外走。母亲马晓丽心疼，就把一袋饼干塞到他书包里，但黄艺博却背着她悄悄拿了出来。马晓丽把儿子送到公车站，回来想着不放心，哭了。 纷至沓来的记者把黄宏章和马晓丽赶到崩溃的边缘。在最初的那几天，舆论尤其是互联网将黄宏章夫妇形容成一对急功近利、刻板虚荣的旧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儿子黄艺博。他们选择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饭，觉也只能睡半宿。 “成熟点有错吗？” ““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当黄宏章夫妇在舆论漩涡里疲于应付的时候，黄艺博则在校墙内揣摩着这场叵测的风波。由于没有互联网，每天中午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言不发，总希望我们能主动告诉他些什么。”马晓丽说，“这样的气氛让我陌生。” 有一次，惯常的沉默中，马晓丽忍不住问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失败？”黄艺博说：“不要理别人说什么，只要我们一家和和睦睦就好了。”她和丈夫由此度过了稍微宽心的一天。“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马晓丽45岁，在军工系统服务，她的丈夫黄宏章是湖北一家省直单位政工（思想政治工作）处的副处长。要在武汉西北湖一带找到这个小康之家并不困难——他们的儿子黄艺博佩戴“五道杠”的照片被张贴于社区宣传栏的显著位置，身份是“义务巡查员”。 黄艺博的身份还有很多。在少先队，除了广为人知的武汉市副总队长外，他还身兼区、校两级大队委；在班级，他是班长；在媒体，他是少儿作家，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社会上，他是环卫志愿者和慈善儿童，常到公共场所捡垃圾和看望老人；乃至在体育方面，他也是一个游泳和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充沛精力和广泛涉猎获得回报。小学6年，黄艺博获得了从中国少年最高荣誉“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到班级“三好学生”等几乎所有少儿领域的荣誉和称号，实现“大满贯”。他关心历史和政治，担忧民族命运和人类战争。他早熟得让所有与之接触的人感到惊奇。“他生来就是这样的天性。”黄宏章说，“我们只是顺其自然。” 黄艺博的出生也附会得有些非凡。1998年2月诞生时他以近9斤的体重惊动了医院。身材瘦小的马晓丽带着这个特大型婴儿开始了母亲的征程。由于工作繁重和缺少老人帮忙，黄艺博从1岁开始就被托给一个下岗工人照顾。对方是司机，偶尔出门就用绳子把他绑在副驾驶座上。晚上跟母亲回家后，黄艺博还要被放进洗衣机内筒里直至晚饭出炉。“冬天最难熬。”马晓丽说，“孩子爱睡觉，怕他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就一路打他，他就一路哭。” 黄艺博温顺乖巧的性格就形成于那个孤独的幼年，他尊敬大人，不敢冒犯权威。幼儿园老师教《三字经》，学到“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时，他坚决不读，认为这是对尊长的不敬。 作为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公务员，黄宏章养成每晚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但当儿子长到两岁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黄艺博要和他争台看动画片。黄宏章很坚决地捍卫了这宝贵的半小时，最后黄艺博屈服，再后来他一听到“新闻联播”的前奏就兴奋得手舞足蹈，拉着爸爸坐在电视前。“这是孩子孝顺，为了讨好我。”黄宏章说。 2009年11月15日，黄艺博在武汉市江汉区福利院看望老人。 （CFP/图） E网情深父与子 “在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尽管黄艺博的成长让父母如此满意，但在这个仅有两座楼的院子里，也有人认为他过早失去了童年。 冯建华是黄宏章的邻居，孙子冯杰只比黄艺博小一岁。冯杰是附近15个同龄孩子的头头，没事就聚在一起玩“三国杀”，但这个队伍从来不包括黄艺博。“他不爱说话，也很少下楼。”冯杰说，“都不像个小孩。”冯建华很欣赏孙子的坦率，他对黄艺博最深的印象是“穿着校服规矩地站着，很有礼貌，但不够可爱”。有一次他在楼下小卖部给孙子买零食，黄艺博刚好经过，就站住说：“爸爸，我饿。”但黄宏章没有理会。 黄宏章的急躁和严厉在附近出了名。“他（黄艺博）要是出来玩，他爸就打他。”一群在小区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压着声音说。黄艺博的日记可以部分支持这一点，在一篇名为《父子之间》的文章中，黄艺博讲述了他因玩赛车而遭惩罚的经历——“（爸爸）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然后举起他大大的手，‘啪’的一声打在我的背上。” 在另一篇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纵然如此，黄艺博大都给这些日记赋予了大团结的结局。除了囿于僵化的语文教育模式外，黄宏章也的确是对儿子影响最多的人。 黄宏章军人出身，曾经是文学青年，转业后投身单位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某行业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灵活，会来事儿。 因为在机关，黄宏章能方便地接触很多报刊，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黄艺博进入学龄期后，黄宏章就拿它们充当儿子的识字读物。他希望儿子以后也能当公务员。“当官发财，哪个老百姓不想？”他说。 父亲的威权教育和主流媒体的长期浸淫让黄艺博变得比同龄人要老练和成熟。尚在一年级的时候，黄艺博值日时遇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他没有马上批评，反而事后表扬，这取得意外的效果，此后再顽皮的同学也变得非常配合。“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办法。”马晓丽说，“他说从书上看到的，叫‘用爱的鼓励调动孩子’。” 滑坡路小学数学老师王飞云也注意到黄艺博对做人细节的考究，“每次补习完，他会认真地把我们坐过的椅子搬回原处。”五年级时，班主任程德鹏收到黄艺博的一封信，就全班纪律松散问题详细分析了原因，“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让我有些意外。” 这些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他正式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校大队委（三道杠）换届，黄艺博以一份漂亮的海报竞选成功，同年进入区总队委（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凭着自信的演讲和周详的“施政”方案，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鲜花和掌声随之而来。黄艺博开始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晚会或纪念活动。其中一份资料是2008年黄艺博代表全武汉少年儿童到医院慰问汶川地震受伤者的照片。镜头里黄艺博一手放背后，一手前伸，腰略躬，头微俯，身旁还跟着同事和红领巾小记者。 进入高年级后，同院子的冯杰发现他在电视上见到黄艺博的次数比现实中还要多。现在，他和伙伴们正沉迷于一套叫“赛尔号”的游戏小说，刺激、好玩。而一楼之隔的黄艺博的案头上则摆着希特勒、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以及一则共青团中央人事变更的剪报。 “老实讲。”望着门窗紧闭的黄家，12岁的冯杰说，“我不太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晋升“三道杠”、“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东方IC/图） “我代表……”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我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我是最终的胜利者，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 这是黄艺博完成于小学五年级的一首诗。此时，他的心迹变得更加豪迈和激昂，文字也超越了描写花草树木和做好事后的喜悦等题材。他读《水浒传》、《史记》和《资治通鉴》，从中思考人、生命、成功和兴衰。在给父亲黄宏章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结尾：“我会达成您的愿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上，在人类发展的史册上，留下不朽的篇章，名垂竹绵，功标青史。” 为实现这个宏愿，黄艺博过着繁忙的生活。除了更加努力地写作，他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开展经验介绍，草拟倡议书，发表大会致辞和获奖感言等。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一个曾当过大队辅导员的老师透露，这些讲稿基本是经严格审阅的，有的甚至由老师全部代笔，孩子只管念。 比黄艺博小一级的李日新曾与他在校大队部共事，他惊讶于黄的精力。“他是市、区两级大队委，还抽空旁听我们的会议，提了不少意见。” 黄艺博也不是没有难题——他的成绩并不冒尖。在拥有悠久而卓越的应试教育传统的湖北，这意味着可能无法上一所足够好的中学。 2010年3月，六年级下学期。黄宏章为儿子整理编辑的《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出版，书中搜集了历年来关于黄艺博的媒体报道、与各级领导合影以及获得的荣誉奖项等。马晓丽坦言，这是作为儿子升初中的一份推荐手册。 黄宏章在书中放进了一组后来广受诟病的照片——黄艺博当选“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场景。这些照片后来又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黄艺博的博客，几处“副总队长”也变成了“总队长”。黄宏章先是解释为“笔误”，后来黄艺博提出这样写他不好，父亲黄宏章则说“密码丢了”。 几个月后，正是这些照片和“笔误”引发了这场影响甚广的“五道杠风波”。黄宏章后悔极了。他时常做着徒劳的假设——如果没有那篇报道，如果没说‘新闻联播’，如果没建这个博客……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被丑化的玩弄孩子命运、扼杀孩子自由的邪恶父亲。“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黄宏章说，“我不了解网络，不了解人们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对博博的培养模式没有错。” 5月3日，黄宏章和妻子新建了微博首次公开回应，恳请网民给黄艺博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但此举不仅没有化解敌意，还招致数以万计的跟帖和谩骂。 两天后，这个惶恐不安的父亲见到了他同样惶恐不安的儿子。他们藏了起来，对所有追访者说：“我们要去爬山，要去看蓝天白云，给我们一个清净的角落吧。”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