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图片皆来自微博、微信、脸书。是“良心工程”，还是“面子工程”？文/唯色拉萨夏季多雨，总是夜夜下雨，白天少雨，虽已不再呈现出往昔所赞的“天如八辐法轮、地呈八瓣莲花”的形貌，但还是空气清新，各种植物充满生机。不只是我，许多拉萨人都少有大雨滂沱的记忆。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水灾。据保存在布达拉宫的历史灾异档案记载，1803~1958年，今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过86次水灾，由于“普降大雨”、“连降大雨”、“日夜连降暴雨”，导致河水泛滥，以日喀则、山南一带水灾最多，其次为处于河谷地带的拉萨等地。以著《西藏七年》一书闻名的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与同伴奥斯莱特于1944年来到拉萨，曾受雇于噶厦，绘制了拉萨地图，还参与了城市建设，规划了排水系统，设计并建造了沿拉萨河新筑的抗洪大堤。之后拉萨没有水患。去年7月1日竣工的“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应该说是中国当局的重大项目，声称投入15亿元，“重点解决老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滞后和存在的火灾等安全隐患……包括地下综合管线铺设、电力改造、排水管道改造、消防隐患整治、以及古城特色风貌保护、建筑节能改造、文物保护维修等项目。”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欲以35.32亿元建6座拦河闸坝，报道称是为了“完善城市防洪体系”。但时隔一年的连续暴雨却暴露出严重问题，以至于拉萨人问：这是政府声称的“良心工程”还是实际上的“面子工程”？拉萨人说：“听说过拉萨河漫过堤坝，从未听说雨水淹进了圣殿。”从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全藏最为神圣的寺院——位于古城中心的大昭寺，门前的积水甚至堵住了朝圣的老人和妇女。而去年被打造一新、显得富丽堂皇的老城街道，积水淹没了过往车辆的车轮。拉萨人说“这就是城区改造后无处排水的现象”。有网友在微博上感慨：“几百年都没事儿的拉萨老城区，通过政府部门的修建，改造，昨晚的一场暴雨变成这样了！可想而知修建的老城区下水道质量有多好，真让人寒心啊，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希望中央巡视组彻查。据说西藏一元钱有九毛来自中央财政，当家的钱就这么花，痛心啊。” 有网友披露说：“11日上午，一场大雨浇透了拉萨，上班族们纷纷爆出道路积水的图片，其中积水最为严重的是曲米路，除此之外还有八一路、雪新村路等积水也很严重。对此，拉萨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负责人回应，曲米路积水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路段管道老化，排水口径偏小，所以导致道路积水。” 境外藏人看见到处积水的拉萨照片，担忧地说：“拉萨是数百万人的灵魂。现在为时还不晚，拉萨市的市长应采取行动修好地下排水系统。我知道西藏是在中国的统治下，但它是我们的家园，除非有一天，再也不是我们的。” 2014年7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英国人李约瑟原本是专攻生物化学的，但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近代史后，他有了一个疑惑：欧亚两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都并驾齐驱，可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技渐渐落伍了？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不少人给出了答案，但显然没有办法验证“答案”是否正确。于是，这个“难题”也就一直难到今天。 就在大家渐渐忘记这个“难题”时，习近平6月9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了这么一段：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１００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１６７０年至１６８２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５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１７０８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１０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李约瑟难题”，而且习总在这篇讲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对于“李约瑟难题”，没有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合适的答案了。 康熙确实是开放比较早的皇帝，在西学东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康熙是在深入研究儒学，领导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之后，开始推广“西学”。“中学”知识渊博的康熙皇帝一旦接触到西方传教士，能坐下来谦虚地听人家侃大山，有时长达几个小时，并且很快就信服了传教士们拥有比中国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曾经在南巡时要求清朝各级干部虚心向人家学习，把西方的历法与治水技术引进到中国，用于河川治理。正因为他的这一事迹，康熙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实干家”与“强势领导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可是，若果真如此，“李约瑟难题”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科技与创新正是从康熙前后的清朝开始一步一步落在人家后面。康熙之后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先从康熙入手吧，因为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部分答案。康熙皇帝虽然是第一个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哲学的皇帝，但他的兴趣仅仅止于这些“奇技淫巧”对自己的统治有什么好处，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对国家的强大、民族复兴与大众的福祉来考虑。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康熙一旦发现传教士们带进来的不但有科学技术，更有哲学、宗教与自由思想时，他立马改变了主意，再也不往前走一步，对进一步的开放与交流迅速关上了大门，甚至把一些传播进来的科学成果与思想书籍都封了起来束之高阁。 康熙之后的皇帝更糟糕，一个不如一个。到了慈禧太后，竟然连引进火车都担心震动了清廷的“龙脉”，让维新的大臣在中南海修建了一段铁轨与火车，却不许用火车头带动，而是用马拉着列车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当皇帝们把一切引进都同“保护清廷统治”联系起来，别说那些先进的思想与管理方式，就是一些可能增加民间力量、有利开启民智的技术，也都会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用封锁、屏蔽的方式拒之门外，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铜墙铁壁。 习总在讲话中提到的绘制于1708年《皇舆全览图》，竟然被清廷作为密件封藏，正是因为清廷视整个国家领土为自己的一族之私产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怎容小民知晓与觊觎大清领土？对于一个试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说，愚民是最好的统治工具。世界上多个类似的国家与朝代都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原因大同小异。 “李约瑟难题”不是难在没有人给出答案，而是给出了答案也无法实施与验证，统治者如果一意孤行、闭关自守，再多纸上谈兵的答案也无济于事，无法实施的答案自然不能解决“难题”。如今，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总认真思考了“李约瑟难题”，他不但给出了答案，也是最有决心与能力去彻底解决这个“难题”的新一代领导人。希望中国未来在科技与创新上的实践能够解决“李约瑟难题”。 杨恒均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惊！中介不会告诉你的超低费用移民欧洲通道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习近平在中科院的讲话 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一流大国不是偷来的

“三一八惨案”：历史是怎样被阉割的？ 文／冯学荣 读者们大概应该都记得鲁迅那篇名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以及里面这段朗朗上口的语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 1926年3月18日，北洋临时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四十七名示威学生和群众的事件。 史称“三一八惨案”。 但是，北洋临时执政府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没有对读者们讲明白的事情。 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后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 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 “三一八惨案” 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当年，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年3月，冯玉祥与张作霖两军正在华北作战，冯玉祥在天津大沽口一带的岸上建造了炮台，而且在水道中布施了水雷。 日、英、美、法、意、比、西、荷等八国公使认为：冯玉祥在大沽口一带建造炮台等军事防御措施，违反了1901年大清国和十一国签署的《辛丑条约》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实事求是地说，冯玉祥在大沽口建造炮台一事，也许的确对《辛丑条约》构成了违约。只是，这个违约行为，有没有正当性，则见仁见智，这个问题牵涉到“不平等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在此深入讨论。 3月16日，外国公使团向北洋临时执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如炮台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后果自负。 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激怒了北京的爱国学生，也给予了苏俄势力利用爱国学生的机会。 3月18日上午，苏俄代理组织在北京煽动共约五千多名的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游行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府涌去。 在此，我们的历史读物，隐瞒了一则重要的细节：一些学生在此次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出于自卫的目的”、携带了“削尖的棍棒”、高喊暴力口号、并且硬闯临时执政府 。 这里有一点值得读者注意：学生们自认为携带削尖的棍棒游行，是出于自卫的目的。可是，对面的执政府卫队兵却未必会这样看，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们携带削尖的棍棒朝我涌过来，不是打我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打我？ 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读者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 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不是出自于北洋政府的狡辩，而是当时参加那场游行示威的学生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写下了不少的证人证言。 例如，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事后写下了一篇名为《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文章，文中有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相关证言如下： “…………（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李葆华的回忆证言，与案发之后北洋临时执政府所发布的《临时执政令》（相当于“通缉令”）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在该《临时执政令》中，有关于“木棍”的事实认定文字： “…………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这里的“木棍”，和李葆华证词中的“棍子”，是互相吻合的。 游行示威学生随身携带的木棍，事后被北洋临时执政府缴去的，一共有九十根，每根长约三四尺，上端有“纸旗的粘痕”。这是事后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 检察院的记录文名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三月十八日惨案致陆军部之函文》，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当中。 可见，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和李葆华的证言，也是吻合的：部分学生的确携带了木棍，而且棍子上还有“纸旗的粘痕”。李葆华原文说的是拿棍子做“旗杆”。双方的证言，恰好吻合。 更惊人的细节是：这些木棍，竟然是削尖了的。 对此，一名署名为”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事后也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本史料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 “………。游行的队伍有两千人……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 削尖的木棍是什么？是凶器。这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自清”证言中的”十余人”手持木棍，和北京检察院事后清点的“九十根棍子”，数字有所出入。但是，文字的性质是一致的：有一定数量的学生，手持了削尖的木棍。 更糟糕的是：游行队伍不但携带了削尖的木棍，而且还试图硬闯执政府。对此，现场见证人于成泽，写下了一篇名为《三一八惨案之本校经过详情》的证言，也收录在《三一八运动资料》中。 于成泽是这样说的： “…………这时，我看见群众中有些人，拿着很粗的木棍，上面播着旗帜…………卫队说：段祺瑞不在…6群众很愤慨，齐行上前、企图涌进（执政府）大门，便在此时，如狼似虎的（执政府）卫士………开枪了…………” 对于“游行人员试图硬闯执政府”的这个细节，还有更多的证人。 署名为“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也写下了一篇叫做《执政府大屠杀记》的证言，他说： “…………但是，后来据一个受伤的（学生）说，他看见有一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有些是拿着木棍的，想要冲进临时执政府里面去，这事我想来，应该也是有的，但是，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理由，顶多只是卫队开枪的借口…………” 读者这里要注意，“自清”说：学生携带木棍硬闯中央政府，不是卫队开枪的理由。 但是，请读者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带一根削尖的木棍、不顾警卫的阻拦、硬闯国家的中央办公机构，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警卫还可以鸣枪示警、将你制服，而如果你是20人、100人呢？又会发生什么事？而如果你是卫队兵，换位思考，你又会怎么做？ 不要忘记：中央政府卫队兵是军人，受军法约束。卫队兵的职责是守卫中央政府机关，而如果你要硬闯，从理论上而言，卫队兵是可以开枪将你击毙的，否则试问：卫队兵手中的枪，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就仅仅是摆设？——当然不是摆设。卫队兵的枪，是应急用的——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开枪——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是一样。 而且也不要忘记：1926年，催泪弹、橡皮子弹尚未问世。 我于此，不妨插个话：假设读者你喊着“打倒冯某人”的口号、手持“削尖的木棍”、硬闯我的家，我会怎么做？——我会毫不犹豫、当场开枪打死你。而且我还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叫：“正当防卫”。 更严重的是，当天游行的队伍，还在事前组织了“敢死队”。 对此，李星华在其文《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转述其父李大钊的证言，是这样说的： “…………。为了提防军警动武，许多人将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可见，李大钊自己说的：游行队伍不但有”敢死队”，而且“敢死队”还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这叫什么？这叫“硬碰硬”。 你让一群不怕死的强壮青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去和全副武装的卫队兵去“硬碰硬”，事态能不恶化吗？ 而更多的证言显示：游行队伍不但试图硬闯执政府，而且在硬闯的过程中，还喊出了暴力的口号。 在这一点上，现场的目击学生，有这样的证言，也收录在《三一八运动资料》这册史料中： “…………我一进执政府大门，就拼命向前挤…………忽然听到群众高喊：打进去！这时又听见卫队长叫：准备！………只听到枪声、子弹声、叫喊声…………” 清华大学这名学生的证言，记录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游行学生喊出了“打进去”的暴力口号、并直接引发了卫队兵失控开枪。 而北洋执政府卫队这边的证人，则更是直接指控：游行队伍对执政府卫士进行了施暴、因而直接导致了卫队的开枪。 对此，当年的执政府卫队军械员邱霖，事后有这样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当学生涌向临时执政府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执政府卫队）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如果邱霖的证言属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示威的学生不但骂卫队兵是“狗”，而且还用棍子殴打士兵的脑袋。 在此，我又忍不住插话了：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卫兵的地方，基本上都竖立着一个“卫兵尊严不容侵犯” 的警告牌。不信，读者您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血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发表了《通缉令》（即《临时执政令》），这份《通缉令》的行文如下：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御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长官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切切此令…………。” 各位读到这里，我想，事实真相是呼之欲出了：在1926年3月18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有一部分激进学生手持削尖的木棍、口喊暴力口号、冲击中央政府，并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警卫队开枪。 这就是我们诸多的历史读物，所隐瞒了的真相。 当然，北洋卫队兵在未经鸣枪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枪杀人，这样做，应该也是不对的。 “一个巴掌打不响”。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纠纷升级的过程当中，通常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双方的责任大小有所不同。责任全部归一方、而另一方完全无辜，这种纠纷案件是很少见的。 许多人似乎都懂得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可是一到了读史、写史的时候，这个常识往往就失灵了。为什么？这个也许值得我们思考。 冯学荣著《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当当网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10055.html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冯学荣《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始末》 冯学荣著《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当当网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10055.html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 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 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亲密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 这件事在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 “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 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 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 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 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 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 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 先看北方。 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 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理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 “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 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注：《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 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 好了。我们再看南方。 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 “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 孙中山当时号称 “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 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 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 “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 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 “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基础的，912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 “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 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 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 孙中山是想給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 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 徐世昌竟然果真辞职下野了。由黎元洪复职。 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 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 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 可是，也是相当的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 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 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圆滑了一点 —— 本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才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 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 “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 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 “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 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 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之上，达不成一致，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 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说： “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 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 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 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 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要不、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惟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 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锺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锺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 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 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 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 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 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以下的一份“安民告示”： “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无恐”。 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 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 1．孙中山以维护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 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 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 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 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 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 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 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 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 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 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 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 “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 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 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 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 “……。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 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 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工作； 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 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 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 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 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 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 “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蓄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 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 “……。（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 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 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 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 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 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 “………。（6月15 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之信………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 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 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 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 “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 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 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 “……。《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 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 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 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 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 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 “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做何云生的，急急忙忙第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奉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 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 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 1“六一六” 炮击观音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 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 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么？ 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听我的分析如下： 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放他一马，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为今后留有余地； 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攻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活可以捉他。 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通的、是成立的。 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 冯学荣著《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当当网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10055.html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