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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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2011年08月25日 17:01:08   克林德是庚子义和团事件时的德国驻华公使,贵族出身,男爵。据当时的一位英国记者说,此公美容颜,风度翩翩,没有女子见了会不动心的。相貌堂堂的克林德胆子很大,傲慢,对中国人很是蔑视。在中国人的眼里,的确是位“帝国主义者”。义和团进京,到处杀洋人,杀教民,使馆内外一时风声鹤唳。这个时候,克林德居然还敢惹是生非,在使馆前面的街上散步时,看见义和团装束的人,挥起手杖就打,直到对方弃刀而遁。在沙滩附近,发现义和团在操练,就命令士兵开火,一点都不担心招惹麻烦。可是,胆子大的克林德,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大胆而丢了性命。       悲剧发生在1900年6月20日,此前北京的紧张空气已经相当浓了。义和团越来越凶,倾向于义和团的董福祥的清军也进了城,明摆着要对所有的洋人下手,包括外国的驻外使节。因此此时的西太后,已经被洋人偏袒光绪的行为激怒,而且相信了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有恃无恐,决心跟洋人决裂了。使馆区添加了卫兵,做好了防御工事,而西方列强也准备要实行武装干涉了。19日这天,总理衙门给各国使馆递来一份照会,言明由于列强已经兵临大沽炮台,中国政府无法保护使馆安全,让各国使馆自己保护自己。实际上,在义和团成为西太后的“义民”,并且蜂拥入城之后,顽固派猖狂之极,作为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衙门已经不能工作了。送出这样一个照会,等于是攻打使馆的信号。但是各国公使没有悟出此理,回了一封信,要求中国政府暂缓决裂,等待各国派兵护送使节出京回国,要求第二日上午9时答复。20日9时到了,总理衙门音信全无。性急的克林德要去问个究竟,不顾其他使节的劝阻,连卫兵都没有带,只带了一个译员,就出发了。随后,在大街上,克林德碰上了神机营的军官恩海带的一队旗兵,被在轿子上打死。待到使馆区里的海军陆战队闻讯前去解救,地上唯见血迹,连轿子带人都已经没有了踪影。几小时之后,长达两月之久的使馆围攻就开始了。          关于克林德的被杀,中国方面的记载,包括学者的论证,一直都说是克林德首先开枪,因为克林德是一个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向仇视义和团和中国人,特别胆大妄为。不错,克林德的确看不起中国人,仇视义和团。但是,那日他毕竟是去办交涉的,不是去寻义和团的霉头,没有带卫兵,就算身上有枪,似乎不至于笨到碰见一队荷枪实弹的中国兵(神机营是满营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居然会贸然先开枪。很大的可能是,恩海被当时的排外狂潮冲昏了头,加上已经接到命令要进攻使馆,所以,碰上一个落单的洋人,打死了前去向上司请功(否则不会把尸体也拖走)。克林德死后,那个儿子做了大阿哥(预备给光绪做储君的)的端王载漪乐不可支,刚毅和徐桐也高兴得不得了,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闯了大祸,只有庆亲王奕劻感觉大事不妙。在这些顽固派看来,漫说一个小小的公使,有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中国人还要打到西洋去,把所有的洋人杀光。在庚子年,不时有传说,说是义和团中的女性红灯照,飞出了国境,把日本和俄国的首都给烧了。这是见于记载的红灯照唯一的抗敌行动,当时传说,红灯照是些未婚女子,可以白日飞升的。但地面上的表现,则一点都没有过。被现代人视为红灯照首领的黄莲圣母,其实周围都是男人,日日被扛着洋枪的义和拳民簇拥着。克林德被杀之际,中国驻德国的公使为吕海寰,听说消息后,吓得半死,生怕德国人也如法炮制。也确有德国人宣称要这么干了的,不过,德国外交部告诉中国公使,他们会保护他的生命安全的,因为德国不是野蛮国家。但占领北京的德国军队,却相当野蛮,在北京经常乱杀人。别的国家占领区,不许市民随地大小便,但兴建厕所。德国人不建公厕,发现有人随地方大小便,循声就是一枪。          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杀了克林德的恩海,不知怎么,居然没有逃走,还在街市上走动。被日本侦探查出,逮住,交给了德国人(据说是恩海拿了克林德的怀表,卖到铺子里,侦探由表找到人)。德国人为了泄愤,采用中国人的方式,在克林德被杀处将他枪毙,枭首示众。恩海死了之后,逃到西安的朝廷,还收到一份奏折,叙述了恩海在被抓之后的种种英勇表现,要求朝廷对恩海有所表示,表彰他为国捐躯。当然,对于余悸未消的朝廷而言,这样的折子,只能落一个留中不发的命运。          作为庚子事件的善后,北京立了一个牌坊,人称克林德碑。德国人按中国人的方式处罚了恩海,也同意按中国人的方式纪念克林德。后来据当年的名妓赛金花说,这是她给克林德夫人出的主意。如果赛金花真的像文人们所编排的那样,跟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有一腿,这事也许有可能,但这一腿实际上子虚乌有,不过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所以,这个说法肯定不靠谱。没有道理说,中国以国家的名义建一个牌坊,纪念一位德国公使,德国人会不乐意的。然而,克林德碑的命运却不怎么样。这个牌坊在北京立了17年之后,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作为战胜国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再竖起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还为此专门写了篇文章。其实,当时的清政府,为克林德的死做出最大的牺牲,是应德国的要求,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前去德国赔罪。派出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已经进入军机处的新一代醇亲王载沣。当时载沣20岁出头,嫩的出水。此行赔罪,要算是他最大的一次政治历练,后来有人借此,说这个后来成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人,其实很有才干,在德国的表现,不卑不亢,可圈可点(不过一次赔礼道歉,再可圈可点,又能好到哪儿去?)。在德国可圈可点的载沣,做了摄政王之后,反倒一塌糊涂了。成立皇族内阁,在各地收回路矿权,搞铁路国有,惹恼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实力派立宪党人,干了三年,就断送了新政的大好局面,顺便把满人的江山给丢了。但是,有克林德碑立在那里,无论胡来的满人少年亲贵,还是造反的革命党,都不再重蹈义和团的覆辙,没有人再盲目排外了。          尽管如此,一旦有了机会,国人的第一个冲动,还是推倒克林德碑。毕竟,这不仅是一个战败的耻辱纪念,还是国人曾经有过的很不光彩的印记。只消克林德碑还在,不管义和团过去了多少年,国人看到它,还是会想起当日的愚昧和野蛮。只是,刚刚推倒了克林德碑的中国人,在随后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发现公理还是公理,强权依旧强权,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人,依旧在被权压在身下翻不了身。但随后掀起的抗议运动,依然时刻不忘向西方人展示自己不过是文明排外,而且是只排日本人的外。抗议的学生,绝对不是义和团。甚至,冲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们,一发现庇护章宗祥的是一个日本人,就断然罢手。打自己人可以,打外国人,还是算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克林德的阴影,拆掉了克林德碑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为义和团是正义的,拆碑,无非是为了抹掉自己民族的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实在过于复杂,拆掉一个牌坊,也还是抹不掉。把这碑再改为保卫和平,也还是抹不掉。一百多年的纠葛,反反复复,还是不能理直气壮。除了全民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人真的效法义和团。宣称要效法红灯照的红卫兵,也没有人白日飞升,飞到美国和苏联,彻底消灭帝修反。只能在自己的诗歌里,意淫如何攻下白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顶尖。脑子里的图景,无非是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一幕。             上一篇: 卢美美的父亲及其迷魂阵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1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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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航母,最后一针鸡血?

8 月 10 日 ,中国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按照试验计划,航母返回后将继续在船厂进行改装和测试工作。 8 月 14 日,中国首艘航母平台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停靠原码头,海军“ 88 ”舰也随后返港。至此,我国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一时间,有些人兴奋了不少,好象此次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海军大国强国,甚至可以称雄天下了。 从历史上看,航空母舰从二战到现在,引领风骚近百年。不过,它的大限也该到了。根本原因是:在导弹时代,任何舰载机的航程都没有导弹远,任何舰载机的速度都没有导弹快。在导弹核武器时代,航空母舰正在失去它的优势,即将被导弹所淘汰。正如当年航空母舰淘汰战列舰一样!毕竟现在还没有过航空母舰被导弹打沉的实践,所以,航母派就一直活跃在一些人的夸张想象中。看来,航空母舰退出历史舞台,就差一次被导弹击沉的实践了。其实,早在 1982 年英阿马岛战争中,如果英国的航空母舰敢于靠近阿根廷的领土,进入阿根廷空军的航程内,那它那艘航母大概早就被击沉了,战争的结局也就不同了。对英国来说,辛运的是,它的航母躲过了阿根廷空军的导弹袭击,而“最现代化”的驱逐舰“谢菲尔德号”就成了替死鬼!的确,今天随着导弹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航空母舰的优势地位却在被渐渐地削弱。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要不要用二战主力装备航空母舰来装备我们 21 世纪的部队,来应付 21 世纪初的挑前,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时代又把人类社会推进了一个全新时期,再用 50 年前的技术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 目前,发达国家都在把争夺的制高点放在信息和航天技术上。尽管人们当前还不能够准确地描绘出信息技术与航天技术融合所带来的新型武器装备,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融合的端倪。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国家的衰落都是因为形似强大的海军因为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所致。比如,西班牙的衰落就是以其所谓无敌舰队的被歼灭为标志,西班牙和英国于 1588 年 8 月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激烈壮观的大海战。这次海战,西班牙实力强大,武器众多,战船威力巨大,且兵力达 3 万余人,号称为“最幸运的无敌舰队”。而当时英国军队规模不大,整个舰队的作战人员也只有 9000 人。两军相比,众寡悬殊,西班牙明显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海战的结局以西班牙惨遭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被英国取代,影响世界 300 年大英帝国由此开始兴起。 我们中国也曾有过通过海军强大来证明国家强大的实验,主持这次实验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溪太后。在她的一手支持下,当时的北洋海军拥有的主战战舰几乎都是按照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标准,由英德等造船厂建造起来的。其中的“定远”和“镇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其吨位都在 7000 吨以上,舰长将近 100 米,主炮的口径为 305 毫米,堪称是航空母舰时代之前典型的“海上巨无霸”,绝对可以跨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定远”和“镇远”之外的其他主战战舰,像“致远”、“济远”、“经远”等等,也都是船坚炮利,威风八面。以高峰时北洋舰队的综合实力而论,当可排在整个世界海军的七强以内 ! 然而,在 1894 年的甲午海战中,这支中国的“无敌舰队”却被无论吨位还是火炮都远不及它的日本舰队击败,从而将中国再次拖入割地赔款的灭顶之灾。 就现实而言,今天的中国需不需要发展航母这种正在走入历史暮色的庞然大物也还值得斟酌。 大致说来,以航母为其主干力量的现代海军的其作用无非两个,一是保护贸易,也即保护商船。我们不妨来看看二战时英美制造航母的经过。 1941 年初,应英国紧急请求,美国海军开始把一艘商船改装成航空母舰,以便为护航运输队护航。这是第一艘护航航空母舰。战前,海军部贸易局曾提出过一个改装小型“保护贸易”航空母舰的计划; 1938 年,甚至还计划过把“玛丽女皇号”和“伊丽莎白女皇号”巨型远洋邮船改装成专门在贸易航线上服役的航空母舰。由于飞机奇缺,两项计划都被束之高阁。载机商船的作战取得某种成功后,英国再次提出了上述设想,请求美国海军提供一艘以 C3 型标准货船,美国政府根据 1936 年国会通过的商船法,从 1938 年开始执行长期造船计划,主要是建造 5 种平时标准型货船,其中 C2 型和 C3 型为高速货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政府从 1941 年开始实施非常时期援英造船计划,主要是向英国提供 C2 型和 C3 型货船。英国的一些护航航空母舰就是用 C3 型标准货船船体改装而成的,然后由英国自行改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立即决定建造 25 艘护航航空母舰,其中 24 艘是给自己建造, 1 艘是给皇家海军建造的。可见,如果不是因为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护航的需要,航母就非必要。 就这点理由而言,可以说航母对中国并非迫在眉睫。中国海岸线漫长,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陆上国家,海洋方面,总的任务是防御高于进攻。没有获得台湾的中国海军,对外洋的兴趣无从抒发,因此海军的最主要目标,是保卫国家海岸线的安全。在这一点上,航空母舰不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平台。美国海军,英国海军等老牌海上强国,其航母部队主要的任务是和对手进行洋上决战,因为在远洋没有可用的制空平台。没有谁用航空母舰保卫自家海岸的。在岸防问题上,轻型水面舰艇,潜艇等更有发言权。要之,航母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海上贸易和维护海洋权益,而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似乎还不是当务之急。同样可以达到保卫海岸的效果,多建几个海防前线机场,比建造航母显然更加经济和安全,只要调整不同机场驻防兵力,就可以产生“无形的航空母舰”的效果。 航母的第二个作用是称霸世界。自从“二战”期间建立起主宰海洋的“霸主”地位后,此后几十年,无论在军事作战和战略威慑,还是在海啸、地震救援这样的非军事行动中,这个海上“巨无霸”都继续发挥着它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有 9 个——美国、俄罗斯、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泰国、西班牙、巴西,在这些国家中,一共拥有 12 艘现役航母的美国,无疑形成了世界上无人可与之抗御的海上霸主。就美国而言,什么是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象征?是拥有上千个核弹头的地球最强核武库?抑或是拥有超群作战能力的 F-22 战机。不是,都不是,它们都不足以代表美国的权力和地位,只有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才能体现这个海洋国家的霸道精神,也只有航母战斗群才能体现美国超霸军事力量的钢筋铁骨。美国总统已经习惯在全球某地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第一句话总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美国和它的航空母舰群是一个雄辩的先例:当你只拥有一两艘航母时,你会被话语霸权们当成世界和平的威胁,当你拥有 10 艘以上的航空母舰时,你一定会获得世界霸主的赞誉。 而就这点而言,号称在国际事务中“不出头”、“不称霸”的中国,也没有需要借助航母来为自己戴上世界新霸主的头衔。 既然这两个需求都没有,我们又有什么必要花用大量对国计民生来说都非常紧缺的资金来建造航母呢?所以,中国有没有必要在航母上不惜巨金与他国竞争,真还值得大家讨论——当年,前苏联就是因为和美国竞争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而被对方拖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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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香港地位不容挑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8日下午结束为期3天的访港行程,乘坐专机返回北京。对于此次香港之行,李克强说感受最深的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而首要一点即肯定了香港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事实上,香港和的这种地位不但“重要”和“不可或缺”,而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经济上的地位超过北京、上海。 这首先体现在香港的通商港口的作用上。香港出口于2010年强劲反弹,也带动了香港港口业务的触底回升。数据显示,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经过2009年下跌14%后,2010年首11个月已同比回升12.7%,货柜处理量超过2009年全年的2100万吨,达到2158万吨,港口业务强劲复苏增长。 数据显示,如果把深圳和香港港口货柜处理量加起来,依然是世界第一。 以船舶注册为例,截至目前,香港注册船舶总数为1735艘,注册吨位为5651万吨,香港船舶注册在全球排名前五位之内。而在2009年12月31日,香港船舶注册上的船只1496只,吨位共4490万吨。香港航运业发展之蓬勃和业务覆盖面之广傲视亚洲,目前约有700家企业在香港运作有关业务,为各地顾客提供优秀的航运服务。此外,香港早已被公认为海事法律中心,本地的专业仲裁机构深得各界人士信赖。香港航运业的另一项优势来自《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因为“安排”给予香港航运公司在中国内地市场经营的优惠条件。 当然,香港相比北京上海,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无可争议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香港金融市场的特色是流通量高,市场在有效和具有较高透明度的监管下运作,各项监管规例都符合国际标准。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香港特区政府恪守尽量不干预金融市场运作的原则,并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有利营商的环境。香港的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各类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而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使香港金融业始终保持着不断进取的活力。香港现已形成包括银行体系、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务市场、金银贸易、保险业以及投资管理等金融运作系统,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共同为资本的顺畅流通和增值提供保障。 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香港拥有本地和外国银行及存款机构 251 间,除存贷款之外,这些银行还从事包括贸易融资、公司财务、个人理财、证券及金银买卖等。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达 114 间,其中的 77 间属于全球 100 间最大银行;香港银行的业务中有 55 %以外币为单位,到去年底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总值达 4195 亿美元。香港的外汇市场发展成熟,交易活跃,以成交额计是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由于没有外汇管制,香港的投资者可以全天 24 小时在世界各地的外汇市场进行交易,这对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十分重要。 备受海内外投资者关注的香港股票市场,目前上市公司达 755 家,资本市值总额达 3.8 万亿港元,为全球 10 大股市之一。配合资讯科技的发展,香港交易所近年来不断进行技术更新,目前已实现自动对盘交易,投资者、经纪和交易所联网,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与伦敦等国际主要交易所磋商,为实现 24 小时环球股票交易创造条件。香港债务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亚洲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到去年底,未偿还的票据及债券数额超过 1130 亿港元,而此类票据及债券的日平均成交额达 211 亿 香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一向非常重视,已形成一整套金融监管制度。主要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等,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以维护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这一点,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充分表现。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当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内地 1997 年前后,香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他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他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外资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南韩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历来主导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上,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因此,一些所谓“上海将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内地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同时,也更加强了香港对内地的示范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先驱榜样,我们可以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路上,少走弯路,一步到位。所以,香港对中国来说,不仅是金蛋,更是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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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让历史告诉未来 让未来公诉历史

2011年05月24日 21:44:44        【旧作新观】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圣人出,黄河清”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 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 票通过,反对177 票,弃权664 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理科院校和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我国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起,历朝历代都是执着的“治水政府”。唯有东方专制主义大皇权,才有本事调动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令西方资本主义小政府自愧弗如。煌煌政绩的公案下面,也暗藏着巨大的黑洞,以黄河为例,历代河道官员都是肥缺。中饱私囊的后果,是连年决口的“豆腐渣工程”,最终成为一条“地上悬河”。     张奚若教授在1957年曾批评说,当前有四大倾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以为“人定胜天”。坚持“好大喜功”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酿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双重灾难。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上述两场以中国社会发展为代价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都失败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力加强,“好大喜功”的心态也随之飙升。一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层各地多以求大为荣,相互攀比,利益驱动,“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另一面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1995年就已超过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千万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盲目开发造成农民大量离开土地,“房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毛/泽/东在三峡工程上有自知之明,低头侧身悄然闪过,在劫难逃者只怕另有其人。     2004年6月22日  风雨读书楼     补记:本文完稿待发期间,国家防总于9月1日刚刚宣布今年汛期结束,次日起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万人受灾,181人死亡,50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4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一座500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     在表彰军民英勇抗灾,呼吁健全预警机制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三峡地区的生态变化。中华民族应该引发另一种思考——如果三峡工程的决策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惨烈的灾害是否可以避免……     2004年9月13日       上一篇: 大师的背影   下一篇: 中共党史上几则“说三道四”的旧… 阅读数(2601) 评论数( 9 ) 9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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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中共党史上几则“说三道四”的旧闻

2011年05月26日 22:18:53        《人民日报》2011-05-25 发表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党员决不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称:“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     学习之后,忽然想起45年前,某党员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甚至发动政变,囚禁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全国人民推入一场历史大劫难,至今未受党纪处分。     随手查了一下,近期以“说三道四”为题的新闻报道比较集中,其标题(按升序排列)如下:     人民日报:党员决不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     朝鲜专家:不满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说三道四;     美国不应该说三道四插手叙利亚局势?;     薄熙来:唱红打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中国称别国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民生就是增长动力 重庆不怕被人说三道四     ……     记得《中国共产党章程  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党员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说三道四”,算不算违纪?随手摘录了几段党史上“说三道四”的旧闻,与诸君分享。     1 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毛泽东争论,毛泽东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     2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骂毛泽东:“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水口战役你不是打了败仗吗?还杀了俘虏、逃兵!华北整风,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这次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吗!”     3 1962年1月18日,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4 1962年2月8日,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以来的党风:“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5 党内对“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批评日增。1962年7月,毛泽东泡在中南海游泳池里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耐心解释无效,于是当面顶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6 陈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认为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他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上一篇: 让历史告诉未来 让未来公诉历史   下一篇: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阅读数(1550)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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