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2011年08月17日 22:13:18 　　原则上，租户权是一种契约权利，由租户和房主自行决定。但前提是国家不排除你租房住或盖棚户的各种选择。但我国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外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棚户。国家强制，对租户的不利后果比房主违约严重得多，当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补偿。   　　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些发达国家对穷人都非常照顾，富人反而怨声载道。   　　 住棚户只是市民权利   　　随着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增强，对改革的质疑可能增多，这是过去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结果之一。   　　茅于轼先生曾说，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这是两个问题，一是不平等到底有多厉害，这不能只凭感觉，要凭严格的社会科学统计手段。   　　中国学者到印度，飞机降落时，看到密密麻麻全是贫民窟，住五星级宾馆，外面就是贫民窟。孟买号称“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位于市区地理中心，东邻豪华金融区，西临高质量的海滩。中国没有这样的现象。   　　两三年前，有人说我想建立贫民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不能给穷人以更好的福利前，对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些办法，最好更宽容。   　　中国一直不承认有贫民窟，但1949年到现在，一直有棚户区。这不就是贫民窟吗?有市民身份的人住在棚户里，国家不能无条件把你赶走，所有棚户区改造，对户籍居民都要安置或补偿。假如棚户是你的，要拆，就得给赔偿，这是国际惯例。如果是户籍居民，政府要安置，肯定比现在好，才能把你弄走，不可能把有户籍的人赶到大街上去。   　　现在拆迁，对房主的态度比以前客气，至少补偿比以前高了。尤其在最发达城市，土地财政收入高，有些地方拆迁补偿已经高得惊人，甚至有人靠被拆迁致富。   　　但这是对本地户籍的人而言。城中村、胡同与棚户区，住的都是外地人，拆迁再进步，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无条件驱逐，对房主赔偿是高一点，有的地方，通过查证，赶走外地人，来对房主施压，因为城中村就靠租给外来人赚钱。所以，外来人住棚户，没任何保障，随便就可赶走。   　　2005年有几位人口学学者做过一个外来人居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世界各国的贫民窟都是大量外来新移民的居所，他说只有中国奇怪。外来人口住在贫民窟的比例，要比本地户籍人口还低。   　　为什么?一是他们讲的贫民窟是按照联合国人居署的标准，标准比较高，只要居住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家庭内没有单用的自来水和卫生间都叫贫民窟。按照这个标准，该学者说当时(他的资料是2000年的)城镇户籍居民中有39%住在贫民窟，外来人口反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而外来人口中，大部分都是以单身打工者的身份住在宿舍或工棚，作为非家庭居所，不列入贫民窟的统计行列。世界各国的贫民窟都是作为家庭居住类型统计的，集体宿舍与工棚当然不算。   　　其次，即使住在贫民窟，有个研究说，也有46%属于非法居住，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统计数据。在上海申请暂住证，要有相对固定的住处，租房的话人均不得低于7平米。否则连暂住证都不可能办。按照统计，当时上海的外来打工者中真正能租房子住的只有40%，其中又有一半达不到7平米的标准，是“非法”居住者，办不了暂住证也不进入官方统计。   　　把这两拨人除外，外来打工者中住贫民窟的比户籍居民当然要少了。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自搭棚户不能做户主   　　印度、柬埔寨比中国更穷，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低，柬埔寨的基尼系数据说比中国高，这些国家都有很多外来人住的棚户，这些棚户搞改造，都得给他们补偿。柬埔寨人均GDP只有中国1/4，但拆棚户居民的棚子，每个人要给8500美元。   　　只补助户主，这点跟中国一样。区别在于，他们的户主可以是外来人，而中国的棚户户主不可能是外来人，外来人不可能自搭棚户，只能是租户。深圳很多打工者在关外农村，就租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棚户，但仍然算租户。租户会被任意赶走，也得不到补偿。   　　印度、柬埔寨的贫困阶层多是贫民窟的房主，可以盖棚户，基本上没有贫民窟租户的问题，穷人可以形成合法建筑群、外来人社区。国家也承认这种社区，把他们赶走得支付代价。   　　中国一些城市把外地人逼得无路可走，不给廉租房，商品房买不起，自己盖又绝不允许，租别人的，随便可以赶走。   　　这非常糟糕。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面子，假如中国真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在乎面子，城市很漂亮，对脏乱差和治安有超前要求，想达到欧洲水平(其实是“超欧洲”水平)，不允许打工者自己解决居住、安家问题，国家又不提供廉租房。那好，我认为这也算有理由，可这得由政府来埋单。把他们赶走，应当支付相当于印度和柬埔寨支付的那些代价，这就是承认租户权。   　　 租户权本是民事权利，但我国应例外   　　租户权在他们国家是种民事权利，不需用公法规定。租户的权利完全取决于跟房主的租约。房主违约让你走，给什么补偿，就看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在自由放任的体制下，房主可以随便让你走，国家理论上可以不干预。当然，发达国家盛行照顾穷人，正如理论上应当是自由的雇佣关系在当代往往也要考虑劳工权益一样，在欧洲福利国家，穷人租户遇到这种情况，国家有时也要给保障的。   　　尽管如此，原则上，租户权应当说还是一种契约权利，由租户和房主自行决定。但前提是国家不排除你租房住或盖棚户的各种选择。假如外来打工者可以自己盖棚户，嫌棚户不好或不想盖，愿意去租棚户，选择当租户是你的自由，国家自然不需要管。   　　但我国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外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棚户。   　　台湾曾有规定，房主如果要提前解除合同，必须给一定补偿，比如给两个月的房租，让他去别的地方租房子。   　　两个月的房租，这种补偿可以比较小，为什么?一户房主违约把租户赶走，租户很容易在周边条件比较类似的地方租到房子。但政府驱赶一大片地区的住户，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这个“低档社区”从此消失，外来租户不可能再租到同样条件的房子，必须跑到很远，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找工作等。如果他仍想在这个地方租，就要付出高得多的房租。   　　显然，这并不是一种民事结果，并不是房主违约，而是国家强制。而且，对租户不利的后果比房主违约严重得多，当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补偿。   　　如果我国的状况比印度或柬埔寨好——我觉得也应该比他们好，人均GDP比他们高那么多嘛——那就应当承认外来穷人拥有这种权利。你可以不允许他们盖棚户，但由此造成的代价政府不能让这些穷人埋单。在印度和柬埔寨，穷人可以不需要公法意义上的租户权，因为他们可以成为棚户户主，把他们赶走就得给补偿。   　　 穷人的圈地运动   　　怎么才能让政府承认外来穷人的租户权?最大的一个条件是，社会要形成共识，不能让这些人没地可去。而且一旦待下来，就得承认他们的权利。   　　我把印度贫民窟分成好几种，一种像达拉维那种，是外来移民盖的，经典意义上的贫民窟。原来就有块地可以盖棚户，有的是专门划的，有的本来就是没被利用的工地，又没有明确所有权，那些人就可以在那里住。   　　谈不上合法，政府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但一开始也没有强硬地把他们赶走，这些人越来越多，政府也就承认了。政府承认的标志，就是给他们提供下水道、电、自来水等市政服务。政府认可他们有权利住在这里，他们就是房主。   　　有的是政府一直要驱赶他们，他们赖着不走，社会舆论基本上都同情他们。是政府控制公地更重要，还是穷人有地方住更重要?印度、拉美普遍是这样，熬上几年就成了既成事实，他们最后取得胜利了。   　　前几年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我就亲眼看到，一片空地，他们拉起一个铁丝网，就是所谓穷人的圈地运动。   　　有些国家更厉害，就连私屋，只要里面没人住，都可以闯进去。前年我在意大利罗马，看到专门有个“无家可居者组织”。很多人也不是真的无家可居，只是住得不好。哪里有废弃的空屋，他们就可以闯进去住，贴张纸，说自己无家可归，就住了。如果政府要拆，就要打官司。   　　德国也是这样，要拆迁改造一片地方，首先要跟房主谈妥，合理补偿(不低于市场价)。房主如果同意了，还得解决租户的问题，租户也同意搬走了，政府必须马上在几个小时内把房子拆掉。时间一长，消息走漏，马上有一帮声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人跑到里面住就麻烦了，又赶不走他们了。   　　在这些国家，很多人买房子投资，四五年没人住，就会遇到这种问题。有些富人小区有门卫有警察，闯进去比较困难，能够闯进去的一般都是那些比较衰落的街区，准备改造，人已经陆陆续续搬走了。当然，穷人住进去的前提，是不能搞破坏。假如本来有围墙，你把围墙打掉，那就成了犯罪。   　　我在那里专门问过，德国的吉普赛人到处流浪，也不是本国人，都是罗马尼亚等巴尔干那些国家来的，并没有加入德籍，按道理更不应受保护。但他们到了德国，经常跑到公园搭帐篷，把他们赶走一定要支付代价。比如几年前在柏林郊区，给300欧元他们就走了，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比如汉堡)的公园又搭棚，那个城市又给300欧元，他们就靠这个为生。   　　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些发达国家对穷人都非常照顾，富人反而怨声载道。     　　（作者口述，戴志勇整理，经作者修订补充）   　　(发表于 2011年05月20日 南方周末) 上一篇：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61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27日 18:15:18 　　网友：我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65年生人）。我们队里是允许老百姓养鸡养猪的。只不过养了之后要卖给食品公司，也就是卖给公家，公家照样付钱。哪里有不让老百姓养鸡养猪的？你说，农村隔三差五，揪出一个反革命，过后看全是好人。这一点我也不赞同。我们村只有一家富农，一个坏分子————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一个伪保长。没有额外救出的反革命。   　　郑也夫答：1966—1968年是批斗人最频繁的年代。1966—1976年都在限制私人经济的发展，甚至限制农家养猪、养鸡。我不是说不许，是说限制，不让多养，说那是发展资本主义。额度限制标准的原则是，自家吃，不要靠它发财。斗争会的高潮时你1—3岁，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在你10岁以前。那时你太小了，还是访访村里的老人吧。   　　网友：那时候有大学，只不过工农兵可以上，也就是推荐上大学。后来，我们县里也成立了“工农兵”大学。你怎么说中国的大学不办了？我们身边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多的是？难道郑教授身边没有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   　　郑也夫答：1966—1970年停止高考，且高校不招生。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没有正规的考核，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上大学，大学的质量低到极点。我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学期不上历史课，原因是老师们荒废久了，还没有备好课。其实前几年他们一直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就是说，他们认为那简直不叫上课。总之，1966—1976年，大学招生中断了11年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是1978年春季入学的。一个国家11年半没有合格的大学毕业生。除了毛泽东，谁敢这么犯浑？   　　网友：武斗我也听说过，我父亲也说过。但武斗不是毛的本意。毛对武斗做过批判：要文斗，不要武斗。郑先生没有听说过？毛还说过（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这样）：对他们（走资派）要烤，但不能烤糊，让他们知道群众被欺负的滋味就行了。文革时，毛发过鼓励武斗的指示？   　　郑也夫答：毛说要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党内谁不同意就挨批，靠边站。毛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搞了武斗什么事没有。你就知道什么是他真要做，什么是说说而已的。一个大国，到处打人，一把手不负责？并且，他在天安门上对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直接促成了全国范围的打人。很多史学家说，希特勒没有下过杀害犹太人的命令，即便如此他不该负责吗？   　　网友：就按你的算法，你们班也没有三分之二的人家里有反革命呀？实际上，你把批判对象混同于反革命了。毛泽东的女婿在文革中就受过批判，江青就曾调侃过：保皇派回来了！我还看个一篇文章，毛泽东的女儿也受过批判。那时候的批判就是开个会，一个或几个人作自我批评或者批评别人（挨批的要站起来，包括领导在内），我小时候就参加过几次批判会，当然，批判地富反坏右的时候，就要严厉得多。你后面说的加上爷爷、大爷、叔叔、老爷、舅舅、姨（不再扩大），肯定2/3的同学家里有反革命。这也属于一个拟断，你没有调查，仅凭想象，何来的肯定？如何肯定？   　　郑也夫答：你说什么叫反革命呢？非法院判定莫属吗？问题是毛泽东已经将公检法废除，并推行群众专政。一个人批判会上被称为反革命，以后成天劳改，停发工资，多半还不准回家。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大批反革命的特征。如果基本上（我不敢说完全）按照司法办事，那就不是毛泽东时代了。   　　  上一篇： 就我的“非毛”言论答网友 　 下一篇： 为什么高尔夫压倒足球 阅读数(849)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30日 11:29:16 　　   　　北京及其周边有多少个高尔夫球场？今年1月份的一期《南方周末》告诉我们：“从权威渠道获悉，国土部近期卫片执法检查（指运用卫星遥感监测影像，对用地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最终确认，全国高尔夫球场违法建设现象反弹严重，仅北京市周边就有一百七十多座（含练习场）。”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约占地1500亩，大约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假设170座高尔夫球场中四分之一设18洞，其余略小，则北京周边的高尔夫球场占地相当于两万个足球场——大的让人难以置信，希望执著的记者深入调查和确认。与此同时，北京增添了多少个公共（包括商业性）足球场呢？我还有看见和听说过，大胆地判断一下，即使增添也是个位数。高尔夫和足球都可以称为消费，为何其发展势态成霄壤之别？这要从西风东渐、政府、商家、消费者等多重因素去透视。无疑它们都是舶来品，它们在域外都挺热闹，所以姑且不论，只说后三者。   　　政府的行为肯定与两种场地的消长相关联。政府没有无偿奉送地皮建设二者。这对高尔夫无妨。但政府理应无偿支持某些足球场的开发，一所中学应该有一块足球场，但北京的绝大多数中学没有，政府视若无睹。政府也不会低价提供地皮去开发二者，时下政府依赖的是所谓“地皮财政”吗？焉能廉价提供。   　　于是政策造就了这样的价格平台，商人在如此的地皮价格下开始其项目选择。最终是高尔夫球场不断上马，足球场无人开发。原因当然是眼下前者能赚钱。其实长远地看，如果得到同样力度的开发，足球消费的人群最终将大大高于高尔夫人群。但商人不考虑最终，眼下他们就要赚钱，赚大钱。还是高尔夫好骗钱，于是此消彼长，高下立见。   　　消费的勾当不可以仅仅说成商人的骗局，消费是自愿的，准确地说是合谋。眼下愿意向高尔夫俱乐部扔大钱的消费群体存在，而愿意想向足球场扔大钱的消费者不成气候。何以如此？世风如此，时尚使然。官商可以在高尔夫俱乐部完成强强勾结，商商乐意在高尔夫球场谈生意。中国人的性格还远没有多样化，多数人在时尚追求上是唯权势者马首是瞻的。上下一合力便锁定了时尚：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玩高尔夫牛逼，玩足球不够牛逼。   　　在GDP就是政绩，地皮是政府最大的财政的今天，你能期盼政府无偿或廉价地为足球场提供地皮？鲁迅说：中国成人的游戏是鸦片烟、麻将牌、姨太太，他们是不管孩子的游戏的？此种判定直到今日无大改观，不过是鸦片烟变成了茅台、海鲜，二房走入地下，麻将牌升格为高尔夫。对政府行为，商人选择，权贵消费者的低俗，中层消费者的攀附，四位联手完成的四重奏，我们还能说什么？   　　在国外，高尔夫固然有其领地，但它是无法同足球比肩的。因为人家有尚武的底子，其社会最热衷比试的是膂力、意志、奋斗精神、男子汉的气概，从学校到球场、电视，莫不如是。比烧钱、比行头，在西方当然存在，但它头上没有光环，难以席卷众生。在中国，振兴足球的呼声其实一直高过高尔夫，由场地的消长更可看出我们的虚伪，且这虚伪已经完成了自欺。地皮上的选择让我们醒悟：中国人的足球观是彻头彻尾的“移情”，您绝对不要当真。如果这二十年间北京和中国足球场地的增添与高尔夫持平，中国足球不起飞都难。其实足球起飞与否算不了什么，要紧的是与身心关联的健康的消费观。         　　  上一篇： 就我的“非毛”言论答网友之二 　 下一篇： 皇族乱伦可能高于民间——阅读《… 阅读数(31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29日 16:41:40 　　几年前我读过《昆虫征服世界》《摩登原始人》《偶然创造生命》。它们告诉了我以下这些有意思的信息。   　　人类的声音有2—3个八度，鲸鱼有8个八度。声波在空气中传播340米/秒，水中则是1500米/秒。还有“深层声音通道”，对低频音开放。因此，鲸间隔1万公里还能相互联系。   　　移情有三个层次：受感染—哺乳类动物，理解对方的情绪—大象、海豚、猿类，理解对方的意图——大型猿类和人类。   　　有个印第安部落，语言中没有表达4以上的词汇。学者们对他们做了关于两种计算能力的实验。：粗略和小数目的，比如4和5的差别；大数目的差别，特别是大数目间的小差别，比如58和60。部落人测试前者，和我们一样出色，说明这能力独立于语言和文化。后者不行，说明那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大脑成像技术亦显示，两种计算涉及大脑不同区域。   　　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指向了信仰，探讨支配信仰的大脑机制。2003年他们对15个志愿者测试，血清素越高，对神灵的相信程度越高。为判定信仰程度，他们精心设计了涉及25个方面的238个问题，关于虔诚度的问题埋藏其中以消弱回答者的敏感和虚报。他们还测试了8位喇嘛，入定越深，电脑上顶皮层越暗，说明该区域血流量降低，该部位的功能是将身体和外部区分开，确定自己的空间位置，当该区域血流量降低，空间感发生扭曲，有了和宇宙融于一体的感觉。该调查涉及12万人，结果是信徒的寿命比非信徒长29%，原因可能是：信仰可以抗焦躁。焦虑是永恒的，比如对死亡，对人际关系问题，信仰可以降低焦虑。理性止步的地方，信仰接手了。   　　科学家模拟等离子环境中的尘埃特征，发现它们成双螺旋结构排列。2006年天文学家发现了双螺旋机构的星云，长度是80光年。由此不免猜想：既然DNA的结构也是双螺旋，他们是否来自太空？   　　上述三本书都是“新发现”杂志之选编。读到上述珍贵信息后，我把这两年“新发现”的20多期都找来，统统过了一遍目。继续和您分享其中有趣的东西。   　　2005年波兰佛罗蒙波克天主教堂开始了寻找哥白尼（1473—1543）尸骨的发掘。按照当时当地的传统，哥白尼神父肯定埋在他曾管辖的祭坛之下，而在这里找到的一副尸骨位于16世纪的地层，经分析尸骨本主死于70岁。委托警方根据头骨复原面孔，简直和哥白尼的画像如出一辙。但这似乎还不是确证。确证要靠DNA检验，但哥白尼没有后代。这当口主持挖掘的加索斯基碰到了瑞典天文学家亨里克森，后者说瑞典某图书馆藏有属于哥白尼的书，书页上或许有哥白尼的唾液。打开书卷，竟有更幸运的发现：头发。检验结果，头发和尸骨的DNA一致，确证完成。我们惊叹科技的发达，发掘人思维的缜密，想象力的发达。且应了生物学家爱说的一句话：事实比想象更离奇。   　　过去10年间北极气温上升，北极熊的行为乱了套，开始捕捉过去不吃的动物：白鲸、海象、企鹅。甚至发现他们和灰熊交配，这可是打破了1万年来的物种隔阂。这自然是大问题的前兆。但笔者以为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将北极熊的基因传递下去。   　　世界历史上最多产的作家是谁？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应该是候选人。他在40年中写出了400本书。   　　爱因斯坦是复读生。因为今日中国复读现象猖獗，爱翁的经历有必要借鉴一下。但我相信，他没有遭过今天中国的复读生，乃至应届生遭的罪。如果他走过了中国中学生高中三年的道路，他注定了不会成为爱因斯坦。成就一个天才很难，摧毁一个天才很容易。当然中国做的事情也挺难，就是让天才尽数夭折。   　　飞机上的黑匣子从1954年开始使用。功能无容置疑，飞机的改进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通过黑匣子判断事故的原因。如今它快退役了，因为现在可以将记录仪移到地面了。   　　中国是剖腹产世界第一大国，占世界剖腹产的46%。原因如下：害怕痛苦，错误地以为可减少风险，择孩子出生的吉日，医院追求利润。原因个个都是荒诞的。最后一个原因绝不是最次要。只要医院努力说服孕妇，剖腹产就可以大幅度减少。   　　据美国一项调查，无神论者的平均智商103，信教者97。自由派106，保守派95。一次调查不足为证。但可以激发我们留心此事。如果真有差距，是耐人寻味的。但即使有差距，也别大惊小怪，因为智商不能包打天下，智商被现代文明神话了，它没有那么大的功能。   　　阑尾如果无用为什么没有被淘汰，曾经是进化论难以解释的。现在的说法是，它是益生菌的庇护所。腹泻后肠胃中的菌群被清洗。靠着阑尾，益生菌得以保存，不然要数周后才能恢复，这期间消化将很成问题。   　　打水漂世界纪录是51跳。折纸飞机的飞行记录是27.9秒。   　　抗击肥胖症有五大利器，其中两项颇有新意：用电击阻断迷走神经；调整肠内菌群。   　　黑猩猩也会笑，并且笑的很真诚。尽管他们也会笑，人类的笑要频繁百倍。Robert Provine说：人类只有10—15%是因可笑的事情或玩笑而笑，其他都有社会意义，是必须对人家笑。由此你可以是说人类智慧、谋略，也可以说他们狡诈、虚伪。笔者觉得，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笑的更频繁。我们常常笑的很丑陋，简直是嬉皮笑脸。我觉得动物的表情更有尊严。我的这种审美倾向很可能是在不自觉地批判本民族时慢慢产生的。   　　尼安德特人2.8万年前消失，它和人类共同生活了近5万年。二者发生过交媾没有一直是一个谜。长期以来的主流判断是没有。最近对化石做出的基因分析证实交配发生了。交配可能发生在6—8万年前的近东。极小比例的杂交都足以在基因组内留下痕迹。   　　图坦卡蒙的墓葬品是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印证着古埃及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但是墓主的身世始终说不清楚。2010年2月埃及文物委员会公布了令举世震惊的对16具疑为其亲属的木乃伊的DNA检测结果。图坦卡蒙的父亲是阿肯那顿。其母竟然是自己的姑姑，父亲的姐姐。阿肯那顿有两个妻子，一个生了6个女儿，一个生了1个女儿。可能因为没有儿子，他与姐姐交媾，生下了图坦卡蒙。或许是近亲通婚使然，图坦卡芒脊柱畸形，跛足，科勒氏症，疟原虫病。不可思议的是，图坦卡芒的妻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姐。近年来人类学家日益享有一个共识，一个屋檐下成长起来的异性彼此缺乏性吸引力。因此禁忌不是悖逆，而是加强本能，保护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图坦卡蒙家世的澄清无疑在挑战这一判定。或许是权力与财富不外流的企图，导致了皇族中发生了比常人更多的近亲通婚。而这一子文化也导致了皇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衰落。   　　载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7日       　　  上一篇： 为什么高尔夫压倒足球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40)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18日 12:00:43 　　 推荐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303182775     　　附录: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为许良英先生90岁而写   　　 傅国涌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的血腥杀戮是许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这个“祸”还是日本记者首先发现的，文中将###与希特勒相比，说，人是经济动物，纳粹上台，纳粹上台后，德国经济每年增长11%，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们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90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风云，“##”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而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无论在何等黑暗、残酷的年代，都没有被征服，而是坚持独立的思考，最终回顾人类文明的正道。这正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比什么惊世的功业、藏之名山传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贵。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李锐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90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于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因为自己理想的高远，或知识上的优越，而在内心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态。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90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他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1974年起发生转折，1987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1988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2008年），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布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愈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20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他在逐步摒弃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重建了对民主的信仰，从来没有因为现实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动摇。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什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2006年8月22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道。布什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4万4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2010年5月31日初稿         　　    　　 上一篇： 转载《南方日报》 社论 ：绝不让… 　 下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阅读数(30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