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伦敦骚乱是英国文明跃进的契机 ——熊飞骏 2011 年 8 月 6 日 发生的延续 5 天的伦敦骚乱让我们的官媒找到了“兴奋点”，每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对伦敦骚乱连篇累牍的报导和分析。一个伦敦骚乱的新闻量远远超过我国成千上万件“群体性事件”的新闻总和。 我们的官媒确然表现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外国公民权利的关注远远高于本国公民。这让人想起三年大饥荒时期毛泽东在本国人民饿死三千七百多万的苦难岁月里，仍拨出宝贵外汇购买大批粮食援助吃得饱穿得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荣传统”得以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每当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灾难时，中华大国民总是跟在官媒后面兴奋不已，认为英、美快完蛋了，中国将要崛起成“世界第一”了？ 这是不可救药的自欺欺人！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西方民主宪政国家发生的每次灾难多是社会大进步的起点，灾难成为文明大跃进的契机。 与专制独裁体制死不认错“一条道走到黑”不同；民主宪政体制是一种不断自责自省并能“自动纠错”的体制。 民主国家并非不犯错误，但民主国家在错误后能够痛定思痛反思自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趁机对社会体制进行毫不留情的变革完善，及时矫正过时不合理的观念制度，使社会得到飞跃式的进步。 因此西方每次灾难过后都是社会大跃进，不断没有没落变衰，相反更为文明强大。 我们每次幸灾乐祸的结果不断没有赶超英、美，相反文明的差距越拉越大。 民主国家的灾难总能变成社会教材，而我们的灾难总会变成庆功会然后被遗忘。 我记忆里中华大国民最兴奋的“西方乱了”节日有两次： 一次是 1992 年美国洛杉矶黑人骚乱；一次是美国 911 恐怖袭击事件。 当年我国电视播报“美国乱象”时，我们都以为美国快要亡国了，中国马上就会后来居上起而代之主宰世界了？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不断没有因此没落变衰，相反发生了两次文明大跃进。 络杉矶事件发生后，美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种族政策，弥合了黑、白族群之间的鸿沟，化解了种族仇恨，十六年后产生了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对国际恐怖主义营垒由怀柔转为主动出击，对境外潜在敌人进行预警打击，打垮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把伊拉克独裁魔王萨达姆送上了绞架；击毙了 911 事件的罪魁本拉登……结果美国的对外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下面拿洛杉矶黑人骚乱为例来说事，回顾美国人是如何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灾难为契机来提升自身文明的。 1991 年 3 月 3 日 ，四个洛杉矶警察开车追赶一位骑摩托车超速闯红灯的黑人 Rodney  King ，追上后把他按倒在地上长时间殴打，被附近一位白人居民用摄像机拍下来交给了当地电视台，不断播放后引起了非裔人的愤怒。（该录像成为美国史上第一次非专业的新闻拍摄。从此全球媒体就开始主动采用非记者提供他们碰巧拍摄的镜头，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页。）然后就组织审判，警察被起诉过度使用暴力和种族歧视。为免受干扰将审判地点挪到旁边一个县。没想到该县居民比较保守，基本上没有黑人，陪审团里有 10 个白人， 1 个西班牙裔人， 1 个亚裔人，惟一的黑人是起诉官。 1992 年 4 月 29 日 ，法院宣布审判结果，说 King 当时要反抗，会引起警察受伤，结果四名警察全部无罪释放。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反响，黑人上街示威抗议，采取报复行动，由抗议示威上升为暴力冲突，烈火四处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洛杉矶成了“火中之城”，陷入瘫痪和混乱之中，不足 24 小时便蔓延到 19 个州。 骚乱从 1992 年 4 月 29 日 至 5 月 2 日持续 3 天，是美国本世纪以来最大的种族骚乱，波及整个美国，震惊世界。这次暴力事件造成 58 人死亡， 2300 多人受伤， 11900 多人被捕， 5000 多座建筑物被毁，财产损失达 10 亿美元…… 为了平息暴力骚乱，州和联邦政府从各地调去了总共 4000 名士兵，包括正规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一般情况下美国军队不能用来解决国内麻烦，除非遇到特大灾难。 这次调动军队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 悲剧发生后，老布什一方面宣布街头暴乱杀人放火违法，同时也宣布司法不公正也不能被容忍，决定成立一个新 的大 陪审团 秉公断案。经过一年多调查取证后审理结果是，四个警察中两个被判刑，另两个开除。 接下来对洛杉矶地区警察进行整顿，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洛杉矶的警察队伍里确有种族歧视和过度暴力问题。提出的应对措施是限制警察局长任期，洛杉矶第一次雇佣了黑人做警察局长。 在对洛杉矶警察进行“阳光整顿”后，还采取措施改善社会治安和种族关系。 其中之一就是让洛杉矶负责一个小范围的警察（相当于我国的派出所片警）与所管居民小区定期作圆桌对话，与本地居民有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大大减少了居民对警察的误会和敌意。“ 4·29 ”骚乱时那些无业小青年属于几千个小帮派，很多跟贩毒有关，经常互相动刀动枪，造成很多警民冲突。所以警察跟本地居民的沟通很重要，是地方治安的社会基础。 教育领域也采取相应措施消除种族分歧。政府促使多族裔孩子在一起受 教育 ，让不同 文化和宗教传统通过密切接触发现共同关怀。 10 年以后，当年目击骚乱的小孩子重聚一起座谈时，感受最深的是上一代无意播下来的误解和仇恨已经得到大面积消解乃至根除。不同族裔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成了朋友，对对方有了更具体了解，不再把对方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交往。从第二代起，以前受到的伤害慢慢淡化。洛杉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骚乱。 ………… 和 19 年前的美国洛杉矶骚乱相比，伦敦骚乱无论从规模、破坏力和生命灾难都不及对方十分之一。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是：洛杉矶骚乱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伦敦骚乱则无任何政治诉求和针对目标，纯属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胡作非为，性质和灾难程度与洛杉矶骚乱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无法和“资主主义的腐朽性”联系起来。 英国是美国民主宪政的母体，是世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自然会充分利用民主政治的“自动纠错”功能修复伦敦骚乱的伤痕，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把灾难当成前进的契机，从更高的层面来更新整合自己的文明。 那些希望“看民主国家笑话”的国际卡扎菲们只能是“一厢情愿”。 伦敦骚乱让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处于极大的兴奋之中：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10 日说，英国警察“野蛮”对待年轻人不可接受…… 利比亚 政府则对英国首相 卡梅伦 及其领导的政府强烈谴责…… 利比亚政府副外长凯姆（ Khaled Kaaim ）批评说：“卡梅伦和他的政府已经丧失所有的合法性。这些示威活动显示出英国人民拒绝这个试图对他们施加武力的政府。”凯姆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和 国际 社会不要无视那些“明目张胆违反英国民权的行为”…… 利比亚外长好象完全忘了几个月前在利比亚发生的事：卡扎菲出动外国雇佣军，飞机、坦克和导弹对利比亚举行和平示威的民众进行大规模血腥镇压，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血雨腥风，疯狂屠杀表达和平诉求的无辜平民。 英国政府平息伦敦骚乱没有出动军队，除骚乱前死亡一人外，骚乱过程中伯明翰的三名死难者死于交通事故，警察没有打死一人。 可双手沾满本国人民鲜血的屠民凶手却严正谴责没杀人者“明目张胆违反英国民权……” 人类世界有时很滑稽，坏人的声音总是高过好人的声音，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者比比皆是。 人类文明进程任重道远。     二０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毋庸讳言，英国是世界近代史的先驱与旗帜。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享受着长期的国内和平，社会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对外，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合称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胜了主要对手——法国，获得并巩固了海上霸权。市场需求的扩大引起了工业技术乃至产业结构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在形式上是渐进的，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 40 年代前后历经近一个世纪，但就其本质和后果而言，乃是历史大飞跃。它使英国首先步入工业化社会。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革命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楷模。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人类从此开始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飞跃。几个世纪里，英国产生了璨若群星的文化名人，如科学家牛顿、达尔文，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文学家拜伦、狄更斯，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等。英语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对世界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要之，英国在工业革命（或者说公民社会）的构建中，成就举世无双。 首先，英国发明议会制度，约束国王权利，制定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完善了市场经济。《自由大宪章》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开始了最早的人权实践。权利与人权的区别在于，人权有着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内涵，换言之，权利只有在获得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地位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人权的初始意义是与把人的思想禁锢起来的独权以及把人束缚起来的政权相对而言的”。所以，权利的历史，人们可以将其追溯到人类的远古，但人权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严格说来，《自由大宪章》规定的并非人权。因为，《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人权概念对主体的界定。仅仅指狭义的自由民而非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人们说《自由大宪章》规定的是人权？这是因为在有所希冀的后人的眼里，它就是人权。时间的厚度总是能够加强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英格兰贵族在与王权的对抗冲突中挖掘出了权利的价值，并将其书写于文本。于是，权利开始有了独立的载体，而不再像以前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习惯权利这种由历史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权利，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言传身教，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不安全性。权利一旦法定化，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摆脱了这种困境，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熟知，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中，财产权、人身权（第 39 条）以及抵抗权（第 61 条）均得以明确表露，社会生活固定化了。而这一点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其次，英国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而这正是基督新教要培育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气质中很重要的一项。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用于投资，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又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并且，“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敬业精神”的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论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的意义时，韦伯道：“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 按照新教的伦理，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获得上帝赞许，“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只要合法致富不是为个人享乐，而是为履行职业责任，那么就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于是，韦伯总结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徒的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教国家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从国民素质这个重要的角度看，是因为基督新教对各行各业的民众所产生的道德影响，特别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基督新教主张，富人只是受托管理上帝的财产，作为管家或仆人，必须向主人交待每一分钱的去处，不为荣耀上帝而为自己享受而花钱是“非常危险的”。富人的责任是像《圣经》寓言所说的忠心仆人那样去使之增值，即投资或扩大再生产。于是，“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勤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民主底蕴，所以英国在治理香港时成就多多。在香港，英国在本港建立了最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原因是：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由于政务和事务的剥离，使得大量的“事务官”没必要与“政务官”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也就是大陆流行的“官场站队”说法）。香港同样保留了这一“英国特色”。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除了政务和事务的剥离而外，香港的公务员制度还有一个主要特色，拿就是要求政治上绝对中立，公务员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这就保证了不同的执政者都会有个稳定的、专业的执行者为之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公务员进行监督方面，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也十分完善：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如香港警察部门就设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专责接受公民对警队的投诉和整顿的纪律监督。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 香港的司法制度也一直沿用英国普通法制度。香港司法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法治、司法独立与正当程序。法治即 ruleoflaw 而非 rulebylaw ，其意为良法之治；司法独立则包括司法机构的独立与法官个人的独立，香港政制架构严格按照三权分立模式建立，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各自独立，司法权专属于司法机构行使，同时法官个体也严格恪守独立精神，任何团体与个人不得干涉；正当程序则指司法机构在聆讯案件时严格依据相关程序，尽最大努力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此可见，香港司法的成功完全得益于照抄照搬英国模式，而这一模式也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何败之有？ 也因此，开埠前的香港不过是南中国沿岸一个荒郊地区 , 是英国人在短短一百年内香港建设成亚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英国人将当时最先进的软硬件如马路 , 煤气灯和后期的电灯 , 铁路 , 电车和缆车 , 电报和电话 , 司法制度 , 两院政治等通通引入本港 , 才使香港在短时间内如变魔术一样将香港变成当时已为不少人所认识的国际大都会 . 所以即使战前香港的贫穷人口仍相当多 , 经济也并不是很发达 , 但殖民地政府的建树已比历代的中国政府好不知多少倍、而且 , 当日本人入侵香港时 , 驻港英军在面对敌人绝对优势之下仍英勇抗敌 , 虽然他们此举很可能只是因为撒退无望而绝地反击 , 但无论如何由万里而来的英国人始终为保卫香港作出重大的贡献 , 而且更没有强迫本地居民从军或作为人肉盾牌以保护英国人 , 这样的殖民政府对人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大致说来，英国治下的香港取得了这些成就： 1. 带领香港由渔港变成贸易港 . 领经济起飞。 2. 西方先进科技引入香港 , 有助香港发展。 3. 英国统治香港 , 派港督管治香港 , 制定各样政策与法规 .

国共内战可以说是苏美两个大国在远东地区争夺的投影——换言之，这是一场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军队在治国大地的厮杀，而这场厮杀最惨烈也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就发生在中国东北。 当时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 13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3,800 余万，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据 1947 年调查统计，东北的煤产量为 532 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 49.5% ；发电能力 107 万千瓦，占全国 78.2% ；生铁产量 171 万吨，占全国 87.7% ；钢材产量 49 万吨，占全国 93% ；水泥产量 150 万吨，占全国 66% 。东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可耕地面积 3,273 万余公顷，粮食年产量达 2,000 万吨。东北的森林面积为 615 万公顷，木材总储量为 30 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1/3 。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极为发达，铁路有 1. 4 万公里 ，公路10.8 万公里 ，均占全国铁路公路的一半以上。东北南临渤海、黄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交织，航运贯通。东北北靠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 与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边区比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藉是之故，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1945 年 2 月 4 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 8 月 6 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 8 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 中共对东北也垂涎三尺。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 4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具有空前盛况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到第 9 天，毛泽东作大会结论报告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个整块的地方。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由 9 月至 11 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9 月 15 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 21 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 1946 年 1 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有此力量实现自己在中国利益，苏联当然是大力支持。这支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是武器弹药上的支持。据《百年潮》 2005 年第 2 期介绍： 1945 年 9 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 3700 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 600 辆坦克， 861 架飞机， 680 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那么，苏联究竟提供了多少武器弹药给中共军队？大陆著名的现代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专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据苏联解密档案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1)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 100 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 70 万枝、机关枪 14000 挺、炮 4000 门、坦克 600 辆、飞机 860 架、汽车 2500 辆、弹药库 679 座；在 1947 年以前又提供步枪 30 万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 另外，从 1946 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 130 亿美圆武器中的 40 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 1948 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 而且苏联 1947 年初，苏联把 10 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 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除了提供武器外，苏联还派出军事人员直接帮助中共军队。据《 20 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 / 苏联阵亡军人》一书介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号召解放区人民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它（中共）向苏联政府求助。我国政府尽一切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其第一个步骤是将苏联军队 1945 年击溃关东军之后缴获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后来又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转交了一部分苏联武器。在满洲里，苏联指挥人员协助创建了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基地。在这里，依靠苏联军队的战斗经验，在苏联顾问和教官们帮助下，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支顽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它能够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作战任务。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苏联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撤离之后，继续给抗击国民党的民主军队以帮助。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对军队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加强军事援助。 1949 年 9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中国派出军事专家。很快，军事总顾问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北京。 1949 年 10 月初，专家们开始工作，着手创建若干六年制技术学校。截至 1949 年 12 月末，共计有超过 1000 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短暂的期限内，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飞行员、坦克手、炮兵、步兵当国民党用空袭来威胁中国解放区的一些和平城市的时候，苏联专家们积极参加了击退来犯敌军的战斗。为此，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原注 : 1950 年 2 月），组建苏联军事联队参加上海防空保卫战。在上海率领防空苏联军事联队的是著名的苏联将领、未来的苏联元帅巴季茨基中将。 此外，苏联对共军还提供了一种隐晦但却不可忽视的帮助，那就是通过他多扶持的朝鲜政权对中共军队的全方位支持。在战争时期，朝鲜支援给共军 2000 多车皮日本侵略军战败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 12 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向金日成提出的 N 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 110 车皮物资；第四批多达 600 一 800 车皮物资。这些物质都是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的几位主要领导答应无偿赠予和无代价帮助装运到共军手中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 1946 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 300 吨炸药、 300 万只雷管和 120 万米导火线。 I 947 年春，山东又通过办事处买到 l 20 吨炸药、 200 吨硝酸、 100 吨丙酮、 15 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时期非常宝贵．从南浦装船运至大连转运到山东，对支援山东乃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朝鲜北部有华侨二万多人，主要以种蔬菜和开饭馆为业。 1947 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万吨炸药运抵南浦港后，就是华侨青年帮助警卫和装卸，不少华侨担当了向导和翻译。此外， 1946 年，当共军在国军打击下被迫放弃安东、通化时，有 1 ． 8 万余伤病号和家属以及后勤人员撤离到朝鲜境内，有 85% 的战争用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到 1947 年 6 月，还有 2000 多人留在朝鲜境内。当时．朝鲜北部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很困难的．吃、穿、用都很匠乏，政治上的国际压力也很大，中间虽然曾经提出要求我方把轻伤病员接回国内，重伤病员留在朝鲜医治，但当时朝鲜方面了解到中国确实存实际困难时，又决定把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在共军放弃安东、通化撤退时，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达 2 万多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朝鲜政府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肩挑人扛，转移到隐蔽地点安全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批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1976 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 37000 余门，坦克 600 辆，飞机 861 架，机枪约 12000 挺，汽车 2000 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佳木斯之为解放军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这些说法有助于我们搞清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也多少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战后我们会实行全面依赖苏联的“一边倒”政策——毕竟，拿人的手软呵。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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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洋蒜及其他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张鸣 装洋蒜这个词出现挺早，大约在晚清就有了。最初是指那些装洋人，拿洋派的现象，后来，就衍生成了骗术。国人对洋人和洋货的迷信，非止一日了。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根深蒂固。弄个洋人看大门，假装是外企，把国货撕掉商标，贴上洋字码装洋货，这样的事，从晚清到民国，奸商们已经经常在做了，报纸都没有报道了的动力。比较大的装洋蒜行为，属于张宗昌。这个在海参崴混过，跟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军阀，知道中国军人都怕洋兵，于是趁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收拢流散在东北的白俄兵，组织白俄军团。白皮肤，大鼻子的白俄兵一出来，让对手望风而逃。居然让这个大字不识的流氓做大了，最牛的时候，控制了从山东到江苏的地盘。最后碰到一个不怕洋人的，打败了他的白俄兵，他才垮了台。 装这种大瓣洋蒜的，不仅有军阀，还有商人。 19 和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20 世纪之交，中国的北方不安宁。天津的租界，就成了富人的避难最好的去处。租界地皮有限，装不下蜂拥而来的人，于是有胆大而富有创意的商人，就想出了办假租界的主意。他们在毗邻租借的老西开，买了一块地皮，盖了六七百间房子，租给前来避难的人。不用说，租金要比华界高得多。对外伪称租界扩张区，在这块地皮上，雇了洋人做巡捕，还找了个把洋人组织了会审公廨，跟租界一模一样。反正当年到中国来混事的无业洋人也多，找几个好吃好喝管着，好薪水拿着，让他们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当时的天津知府，知道多出来一块租界，但一看人家洋人巡捕，洋人管事，像模像样的，以为是真的，心想，说不定是上面定的事吧，他这个小官，没有人知会，自然就不用操心了。而租界当局，则以为是华人自己玩把戏，反正也不碍他们什么事，也不管。就这样，假租界存活了好几年，生让一伙奸商，骗了不少钱走。最后是北洋大臣衙门过问，西洋景才被拆穿。 其实，当今之世种种装洋蒜的戏法，都是当年的人们玩剩下的。无非就是借洋生利，假洋人，假洋合同，假洋投资，假洋企业。像达芬奇家具这样以土货冒充洋货，更是低级的把戏。即使在晚清民国，也属于低档次的骗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过是先仿制，然后假进口，障人耳目者，无非就是几张通关文书。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骗术，档次都不大高，越是骗得大，骗术越是淳朴。君不见，当日汉芯事件，那么大的高科技骗局，也就是买来外国的芯片，找几个民工，打磨掉人家的标记，换上自己的就大功告成。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但是，现在的中国，吃这种民工层次骗的人，居然尽是高档次的精英。汉芯骗了一堆专家和科技官员。而达芬奇家具，则骗了更多的有钱人。能买 30 万一张床的人，绝对不是斗升小民。吃骗上当者，应该说多数不是低智商。能挣到如许多钱的人，就算不是好道来的，也非等闲之辈。偏好洋货，举国皆然，斗升小民不是不爱，而是力有不逮。偏好洋货，不是上当的主要原因。那些富人之所以中招，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买这些“洋家具”，当成了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跟其他的洋奢侈品一样，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既然是象征，品质内容就不重要了。你有，他也得有，没有，就跟自己的身份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 LV 包好，大家就一窝蜂 LV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s1y.html ) – 装洋蒜及其他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道，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说话干嘛要全面？ ，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道，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s4v.html ) – 说话干嘛要全面？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