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

新华网 | 中央新规:公务接待禁供鱼翅燕窝和高档酒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全文如下。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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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 | 为什么人人都爱公务员

11月24日,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开考。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中国共有152万人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格审查,最热岗位报录比达7192:1! 当1994年我报名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公开招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公务员考试竞争会变得如此激烈;2000年,当我从中央国家机关一个位不高、权不重却令人羡慕的岗位上辞职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公务员的位置会变得如今天般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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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说说我的一位准公务员朋友

作者: 男方暴色 | 评论(0) | 标签: 随笔 网易推荐的时候把标题改成了“公务员:你若安好,便去公考”,想想是为了擭夺眼球的初衷吧。以下为正文: ======================我是完美的分割线,请忽视=============================== 上班瞎忙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熹多夫把结婚的日子定下了,邀请众多认识十多年、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狐朋狗友”光临。结婚对象是我们所有人从未见过也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甚至在短信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 十个月前,他爽过一次我力组的饭局约,理由是当天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相亲。十个月后,熹多夫决定跟这个相处了十个月的女人凑合过日子,可见,他当初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嘛。熹多夫是个好人,至少,离流氓这个有前途的职业相距甚远。 这也算是完成了他在将近三十年人间生涯的最后一件大事,我感慨,他的人生尚未算美满,但终究业已成型。 熹多夫跟我是高中同学,因为是天生的足球狂热者和绿茵场上硬扎的传带功夫,加上名字含个“熹”字,人送代号“熹多夫”。与荷兰人西多夫的差异在于三点:黄皮肤、卷头发、驻扎后腰位置。熹多夫成绩一般,不过勤奋好学的劲头令人叹服,特别是高考将至的时候,凡遇试题中不明之处,总是会挖空心思跟我探讨、听我分析,尤其以文综为甚。基于此,熹多夫又获人送代号“历史小王子、”“地理小旋风”,其威武名号可谓风行一时。 不过高考可没对熹多夫客气,这不是一场以勤奋分值作为标准的考试。熹多夫没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但分数也算中规中矩。高中散场,熹多夫被一纸通知书推进了邻近城市的一所二本院校,学法律。 大学期间身处异地,每个人都各自忙活消费自己最后的青春期,除了在寒暑假重归聚首然后大醉伶仃一场,又各自踏上不同的旅途。在大学第三年返家倒车的间隙,我见过一次还处于疯狂学习状态的熹多夫:那时他在校外租了房,准备司法考试。在那间月租180的狭小单间里面,我接连不断地抽了两个小时烟,期间夹杂着断断续续地闲言碎语,熹多夫则坐在床脚给我复述他手里考试参考书里的各种案例判定,问问我的看法。将专业问题抛给法律门外汉,当然收获到的是各种胡诌乱谝,我告诉他,我只能凭借我的常识去分析这些试题中的判例。这中间,熹多夫跑进厕所拿起盛满水的桶冲了两次澡,七月盛夏,树郁蝉鸣,局促的房间里除了袅袅上升的烟雾,还有闷热难耐的空气。 最终,熹多夫的处女司法考试以失败宣告结束。我问他,还考吗?他回答:考,不考我这专业不就废了吗? 大学毕业,我来到南方一座城市干起了媒体,熹多夫回了老家——教科书里常提到的“老少边穷地区”。依旧是疯狂的复习状态,这一次,他要冲击的是选调生资格。这应该算得上是他考试生涯中一次不多见的胜利,结局总算是逃脱了失败的窠臼。熹多夫被分调至距离县城里最远也是最穷的一个乡镇,干起了基层计划生育的活儿。说时髦点,当上了“村官”。 说实话,我不明白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但在日常的工作中总会看见或者听见农村计生工作的残忍和粗暴,这让政群关系的烈度在某一事件发生之后陡然上升,接着便是各式各样与此有关的人间悲剧频繁发生。我曾经尝试着问过熹多夫在他们那里会不会也有相似的情况出现,他的回复很简单:你放心,我懂法,都是很文明的。 再见熹多夫是毕业一年之后的国庆了,他背着个双肩包来到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来逛逛珠三角这块最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依旧是大醉伶仃,促膝长谈。那一夜,我们仨(独身在外,总得找个女朋友才像话嘛)与饭桌下不断增加的啤酒瓶,一直待到凌晨四点才左摇右晃地滚回家去。我们聊最近发生的新闻、聊都认识的朋友、聊自己目前的工作,天南海北地瞎扯。 当时正值宜黄强拆事件震动全国,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和强拆的合法性问题,熹多夫接过我刚提到的“程序正义”话头,掰扯起来:“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认同,程序正义大于一切,没有程序正义哪怕结果正义其性质也是不义的,上课的时候讲过,私人财产属于不可侵犯,你哪怕就是出一个亿,我没点头,你也不能动我一块砖,动我一根毛!……”他没再继续说下去,碰杯之后,我们只好转了话题。 谈到自己的工作,熹多夫只用了无聊两个字来形容,除了尚未被污染的青山绿水值得一看,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应付上级领导的视察,或者说好听点,为上级领导的基层考察服务,避免出岔子。尤其是年底,各项报告、总结、表格突如其来,能够把人忙的晕头转向。作为新人,初涉官场,只有接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哪怕是在一个属于内陆四流城市的管辖镇政府,基本的活儿都让他一个人给包了。除此以外,剩下的十一个月里,没有领导视察的日子,他们就要么上山溜达,要么下河戏水。 我问他:司法考试还准备考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我还有在看书。 回去后的两三个月,熹多夫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最长的一次超过一个小时。在电话那头,他除了继续跟我重复那天午夜畅聊时候的各种话题,最多的则是对这一眼望到头的职业生涯的隐忧和苦闷。 我说:你准备怎么办吧? 他答:我想辞职。 我说:那之后呢?准备干吗? 他答:好好准备考试,或者走出来,去过一种跟现在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得跟我家里人商量下……辞职的事。 选调生是他好不容易考上的,可以说,这份在我看来的一份普通职业,在熹多夫和他家人的眼里已经成了一份事业。选调生转换成公务员的身份,相对来说比直接参考要容易一些。在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内陆落后地区,工作的选择几乎只向那里的人们开放了两个选项:公务员,和服务员。公务员的光环除了稳定之外,还有体面有尊严这样的附加价值。我所认识的那些在大学阶段走出了山坳最终又走回去的人们,无一都面临着自己和家人相叠加的压力和唯一选项:你若安好,便去公考。 换句话说,熹多夫目前的这个工作,取舍与否已经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不出意外,熹多夫与家人的协商结果仍旧以他熟悉的失败姿态作为结局。他的母亲质问他:不准辞,辞了你干什么去? 即便在电话中他跟我吐露了未来想做的事情一二三四五,但是面对这样咄咄逼人不容商量余地的语气,他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从这样的回答我或许能猜测,是否他自己都尚未将跳出体制牢笼的勇气罐装满?于是,此事草草作罢,再无后续,甚至能够当做完完全没发生过,连插曲里的音符都算不上。熹多夫依旧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每到周末熹多夫才能跟着进城的农民兄弟们搭着农用车突突突地回来,其余时间则跟青山绿水相伴,过上了远离城市喧嚣这样大都市人艳羡的绿色“无机”生活。 我想,无论多么充满活力的年轻肌体,在这样的日子里沉浸和打发,那些与司法考试有关的时光,对熹多夫而言,应该早就见鬼去了吧。 一年之前,因为参与一次慈善活动的派发,熹多夫所在的穷乡僻壤被选定为派发对象。我带着一百套崭新的冬衣冬裤与熹多夫又见了面。他在这里混了三年有余,举手投足间有了老气横秋的格调。在一个多小时盘旋于群山里的乡道车程后,他带领我拜访了每一户家中有适龄学童的贫困家庭,在与老乡们打交道的细节之处,从熟悉程度上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让我这个外来者俨然被晾在一边了。当然,客观显示出乡邻们都挺买这个已经新人成老人的年轻干部的账。每一个村落、每一条山路、每一户住处,熹多夫了如指掌,看起来,这些年没少陪上面来的干部进行腿上训练,没少走山路。就他与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来说,看来他的工作也并未像一些新闻当中所言给他和其他人带来麻烦。 冬衣派完,作为感谢,在不远的邻近乡镇请熹多夫吃了顿饭,于此也有了将话匣子打开的场所。我没有再提司法考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只是问了句中国人掰扯时的常用句式——当然不是“吃了吗”,正吃着呢:最近忙吗? 熹多夫的回答一如平常的沉稳:不忙。 接近年底,按理说正是他往年工作业务的“旺季”,一句“不忙”就应了话头?问其根本,才知道原来随时光流水,镇上又来了新的年轻人,活儿自然就寄望于这帮新“村官”的肩头了。熹多夫用三年时间,媳妇就熬成婆了。 问他还踢不踢球。 “踢,当然踢,只要有人,我都会回去踢上两脚。” “工作日也能回去?你以前不是一周回去一次吗?” “只要周一上午来一趟,主任开个工作会,其余时间,只要上面领导不来视察,基本没事儿。现在,我基本上一周只上两天半到三天班,其余时间都回去。呆这儿,闲,无聊,没事儿干。” “哦。”我没有再问那些年他告诉我的未来一二三四五,我能猜得出来,可能连他自己都早已经不记得了。这些话题在我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切换,关于足球,关于朋友。那次的会面在这些浮于兴趣爱好的共同话题中仓促结束了,没有再能坚挺到另一个凌晨四点,也不会再有齐刷刷地那么多啤酒瓶作为畅谈战绩矗立在饭桌底下。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跟熹多夫一起踢了一场球,他的身体又圆了一圈,隆起的肚皮将球衣撑起半个球状。他跑起步来开始喘着粗气,除了传带依旧应对自如,体力大不如前,开始慢慢有了我眼里那些年长一些的人的神韵,或用世俗语曰成熟的体态。十月份的时候,他在朋友圈里晒出了正待装修的新居,写着:万事俱备,就等你来。 在家里的协助下,熹多夫的车房都已添置,他的人生轨迹像一张拼图,各个必备因素在特定的时段,像图片一样日渐拼贴进他的生活,组成一幅成品。现在,他就差最后一块了,当婚礼完成,熹多夫的各种身份浑然一身,将构成他这个人进入下一段人生里起点的资本。 我曾经问过他:你满足了? 他回答:每个月两三千块钱,有车有房有家庭,工作清闲也稳定,父母健康,没事儿还能踢踢球,还差什么? 我也问过他:在这里呆了三年多,就没想过找办法调回城里的计生系统去? 熹多夫摇摇头,坦承他不愿意处理那些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了应付天天必见的领导需要更加疲于奔命。这里简单、闲适,也相对自由,除了市里面的领导偶尔下来巡视一番就化身成“服务员”服务一下,镇上计生办的主任也只周一例会时才露一次面。 一次约茶,熹多夫偶然像我透露了他们工作的细节:社会抚养费的缴纳和支配。比如:每年向上报缴的数额是多少,省里会根据相对比例向地方计生部门返还多少,地方又按照相对比例给镇上返还多少,当然,都是逐级递减的。这部分返还的社会抚养费就作为部门经费自行支配。身居穷乡僻壤,自然最后返还的数额少得可怜,捏着刚好凑数的工资,面对日益高昂的物价,熹多夫摇了摇头。 一些时候,熹多夫会跟我讲述他从之前法律同门目前尚在政法部门履职的朋友听来的小道消息,某某案的内幕究竟是如何,某某判例的尺度到底怎样评价,仿佛当年在出租屋里手捧司法考试复习资料的身影重现。当说到某案法院头天上午作出判决,第二天就临时改判的时候,他压低了声音说:“不就是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一张条子吗?检察院、法院算个屁啊!权大于法,小地方,没办法。”然后熹多夫晃了晃大脑袋,又摇了摇头。 摇头,似乎已经成为熹多夫高谈阔论时新的标志性动作。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两天前接到的一个电话,那头已经家庭事业双全的另一个朋友与旧相识们相聚正酣,在嘈杂的笑声中骤然问我: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头那么苦逼是为了啥? 我一时间没法作答,也确实没有找出被嚼烂了的高大上词汇以外的答案,只好回了句:呵呵。 文近结束,我并不想用北岛那首《波兰来客》里类似“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样的句子矫情地附加于此,来作为全篇的悲情注脚。直白点说,熹多夫多年来微妙的转变只是渐渐进入了生活的常态,没有谁可以避免,区别在于坚守的时间长短而已。 当然,我对熹多夫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依旧保持着尊重和平和的态度,不存在“好与坏”“崇高与平庸”这类不伦不类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日子过,对此的评价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分,毕竟对于普通人一个最实诚的答案便是:只要你开心。这也是熹多夫当年的口头禅。 写下这些文字,无非是记述我曾经记忆里和如今现实中一名基层公务员朋友的点滴,仅此而已。熹多夫即将而来的婚礼,也给以往的这些经历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是的,他的青春期正式结束了。 无论如何,还是祝福他新婚快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男方暴色的最新更新: 以“土地增值税”问责之名 央视怎么放了个哑炮? / 2013-12-02 22:12 / 评论数( 1 ) 王小帅的狡黠与无奈:懵懂视角下的历史招魂术 / 2013-11-13 23:13 / 评论数( 0 ) 节前波澜 / 2013-11-05 11:37 / 评论数( 2 ) 阿里巴巴上市迷局 / 2013-10-13 22:13 / 评论数( 0 ) 历史下的蛋会孵出一只什么样的鸡? / 2013-10-07 22:56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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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 机关里的年轻人

11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学自习室,大部分学生在备战“国考”。 11月20日,首都经贸大学图书馆,23岁的郭玉娇准备开始复习“国考”要点,她报考了国家税务局的一个职位。她说,虽然“国考”难度很大,但是也有考上的可能,说不定自己就碰上了,周围同学都报考,如果自己不报考,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11月24日,首都铁路卫生学校,“国考”首日,考生走进考场。 11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26岁的研究生陈东杰在宿舍里休息,他刚刚复习了一天的“国考”要点。他的老家在浙江绍兴,今年报考了山西地震局的一个职位。他说,公务员考试是一次练手,如果真的考上,他应该也会放弃,因为自己并不喜欢山西,最后还是会回到家乡。本报记者 赵迪摄 “你们说的小邹是谁?好像挺火的样子。” 过去的一周里,许多人在谈论一个名叫小邹的年轻人。没人见过他,但问问机关里的年轻人,不止一个说和他似曾相识。 小邹今年27岁,已经在机关里工作4年多了。别人羡慕他可以吃一辈子“皇粮”,他却受不了沉闷的工作想跳槽。 现实中没有小邹。他其实只是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题里,虚拟的一个人物。不过,现实中有小张、小王、小李……这些在机关里被习惯性地称为“小×”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正经历和小邹相似的迷茫。 要不要放弃体制内的“永久的安全”,到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小邹的烦恼。对于考卷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焦虑的是如何进入体制里。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看完这段材料,居然还挺感动,做完题还特意再看了一遍。”一名考生说。 另一个考生因为“感慨良多”,材料看得太久,最后题都没有答完。 如今,“国考”已经结束一周了,仍有人在网上打听:小邹到底是谁? 参加今年考试的一个女生说:“小邹是我的目标。”论坛里的网友说,小邹才是今年“国考的主角”。已经在公务员系统里工作几年的一个年轻人还没听完他的故事,就打断说:“我就是这个样儿。” “真想跟你说,别考了。你要想知道4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在通往机关的考卷上,小邹的故事价值20分。考场里的年轻人要设计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小邹的工作情况和心理、思想状态。 按照考卷上的材料推测,5年前,应届毕业生小邹也曾坐在考场里。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这些年轻人,在考卷上分析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点“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小邹成了北方某城市机关大院里的一名公务员。这够让机关大门外的年轻人羡慕了,但在命题人的描述中,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清闲、缺乏激情,提前过上50岁人的生活。如今,还房贷要钱,未来结婚要钱,养孩子要钱,可工作4年他的月薪只有2800元。 “我怎么觉得出题的人有些‘腹黑’,希望通过小邹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想进入体制的人,围墙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看完考题,有人这么揣测。 小邹正考虑离开体制的时候,考卷外,至少上百万名年轻人渴望像他一样,进入机关的大门。24岁的山东女孩小管,第二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了。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了?”他们鼓励小管,考上了有奖,然后又用别人家的孩子鞭策她:“你看那个谁,不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在私企里上班,多累啊!” 公务员意味着稳定,更重要的,对小管来说,“这是唯一能靠自己努力解决户口的机会”。大四时,宿舍里7个女孩,5个都在考公务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下她一个。“我不求做到司局级,只要进去就稳定了,父母就放心了。”小管说。 28岁的小陈更加执着,她连续6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今年“国考”刚结束时,这个围城外的女孩和围城里的小邹同样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有人说小陈走火入魔,讽刺她是新时期的“女范进”;也有人表示理解,“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还是说明里面有好处”。 不管别人怎么看,小陈坚信,只要考上公务员,一切都会不一样,生活会变得顺风顺水,甚至,“找对象也顺利多了”。 “万一这次成绩不是特别理想,还会考吗?”记者问。 “考啊!都已经这样了,坚持到最后吧。”她说。 今年报名参加“国考”的人数为152万。不过,临考试前,其中的40多万人放弃了——这是近三年弃考人数最高的一次。小管注意到,自己的考场里就有两三个空位,“那些一直在考的人,了解到公务员真实的待遇,可能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考下去”。 复旦大学光华BBS的公务员版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往年,这正是大家对答案、晒分数的时候。“这就对了。年轻人应该去企业里创造财富,窝在机关里,大多数人就这样窝完了。”一位已经毕业的校友说。在他印象里,2000年前后,一心考公务员的应届生并不算太多,老师鼓励半天,最后也没几个,据说学校还包了辆车送他们去考场。那时年轻人流行的选择是去外企。 29岁的小魏也劝自己的师弟师妹,如果有其他机会,尽量别当公务员。今年中秋,他坐高铁回家,在车厢连接处遇到一个捧着辅导书复习的小伙子。 “你考公务员?”小魏搭讪说。 “是啊,你也考吗?”年轻人问他。 “我不考,真想跟你说,别考了。”小魏给他泼了盆冷水,“你要想知道几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5年前,小魏和小邹一样参加了那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那时,他已经在市属事业单位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他突然意识到,30年后的自己,还是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就像那些老同事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退休,“那种感觉太恐怖了!” 小魏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报考了中央机关的职位,走进了部委大院。现在,他不仅知道自己30年后的样子,连“50年后什么样子都知道了”。 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是去顶替机关里刚退休的一位老同志。 “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不管命题人怎样描述,在外人眼中,机关里的小邹已经过上了“很顺”的生活。他吃着“皇粮”,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就算有烦恼,那也是“幸福的烦恼”,一个想要进入机关大院的考生这么说。 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令人羡慕的稳定和地位,都是“国家给的”。研究生毕业的小李接受入职培训时听到过这句话:“你们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通过选拔进来,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和小邹的经历相似,小李也在2009年成为一名公务员。工薪阶层的父母得知儿子被某部委录取,十分惊讶,考这个没有关系也能行? “我没有任何背景,不是‘高富帅’,现在的一切都是职位赐予我的。”小李挺满足地说,“我一个平民子弟,每天接触的都是高层,做的事老百姓看得到,这样的起点非常高。” 刚上班那两年,小李的确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在单位里,要出台涉及该领域的新政策规定时,他常会参与到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在新闻网站的头条位置,小李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那时他感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的自豪”。 入职时,小李的处长曾把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里,讲了几句话:“我们做每一项工作,推动每一项政策,要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原则在哪?我们是在为祖国……” “为祖国”,这三个字就像“平民子弟”一样,让小李浑身一激灵。小学毕业后,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从他嘴里说出来,感觉这工作真有点神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服务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一小群人。”小李至今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不过,神圣感和自豪感有时还是会败给现实。工作快5年了,这个别人眼中的“中央领导”月收入只有4700元,每月房租就要花掉3000元。现在,同学结婚他不去,因为给不起礼金,就算是普通的同学聚会,也得先问清谁掏钱再决定要不要去。 即使比小邹等人早工作一年的北京公务员“家木”,月薪也没有超过50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而且,我们已经无力向自己的同学解释自己的收入,压根没人相信我们挣得少。”同学知道他的薪水后,会立马补上一句:“但是你们福利高啊。”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们机关端午节不发粽子、中秋节不发月饼、立冬食堂连顿饺子也没有。 “基层公务员现在到底面临怎样的生活现状,社会大众到底有多少真正了解和理解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今年“国考”前几天,“家木”把自己的苦闷发表在网上。 很多人对这个年轻公务员的吐槽并不买账。“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比不上垄断央企,比大多数人好很多。”“嫌低别干啊。”“别忽悠人,那你为什么去做公务员?” 不过,就算收入不高,在体制外的人眼中,公务员还是代表着某种不同。同学聚会时,有人夸张地说:“你们知道吗,那个陈××,人家现在可是‘陈科’!”春节回老家,父母问副科级待遇都没解决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升官?”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不知道公务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比研究生还好吗?” 而且,机关里的男青年在相亲市场上很吃香。上海公务员系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郊区那些攥着大把拆迁款的女方家庭,可愿意招个机关女婿了: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多高啊,挣得少没事,咱女方有房子! “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进入机关大院工作几年后,小邹觉得自己正“逐渐被体制化”。 他的体型、心理,甚至连血压、血脂都在与周围的同事趋同。作为单位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4年来天天如此,没什么波澜。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5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国考试卷上,他“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小邹也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他尝试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别人的活只要自己熟悉的也会帮把手。可他的改变却让周围的同事很不适应。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某种程度上,小邹在考题里的工作环境,就是许多机关的现实。不要轻易改变现状,似乎是机关里生存的一个规则。除此之外,这些年轻公务员还遭遇过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办公室午休时看昆德拉的小说,会被认为“不食人间烟火”;“整天摇头晃脑”会被视为“无法和其他同志相处”;同事之间私下可以关系好,但上班期间“不许乱串办公室”,因为晋升时会有人四处打听情报。 本来,小邹“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是希望“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但遭遇到的尴尬,让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节奏与机关的节奏有些不搭调。小邹梦想能有所改变,最后,他走进了心理诊所。 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可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在某市党委机关工作十多年的王处长眼中,小邹的迷茫没什么稀奇。年轻人不适应机关的话语色彩、不习惯机关作风、不认同机关的做法,说白了,是不了解机关,“这是融入的困惑、浅层的抗拒。”36岁的他这样说。 当年,刚毕业的小王也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让自己真正融入机关。他也曾不习惯“党有危难时你能不能陪它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这种话,不明白为什么要“闭上嘴,多干事”,也曾因坚持自己的意见和领导发生冲突。如今,他会很顺理成章地说,“机关就是论资排辈”,“机关就是围着领导转”。 小邹的困惑,王处长能理解,“我也一样有,但我能克制,仅此而已”。 当王处长还是小王时,也考虑过离开体制。如今,他熬到了副处级,不再考虑走的事情。“为什么留在体制内?我经常也想这个事。有人说在机关工作,5年以内想走必须走,不然会逐步消减你的竞争力,确实有这个原因。而且,生活形成稳定状态后,任何人想要打破,都会十分谨慎。” 现在,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也要面对他曾经面对的问题。王处长参加过好几次部门面试,“和领导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是一道常被问起的题,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回答:“充分解释后,执行领导的意见。” 但在现实中,王处长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只能做到前半句。 比如说吧,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干?处长说“可以干”,到了局长那儿权衡一下“不宜干”,最后部长拍板说“还是要干”。“来来回回,写稿的年轻人就该‘毛’了,他很有血气、有秉性啊,吭哧吭哧写了篇稿子还改来改去,最后急了,‘你玩我啊’。”王处长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机关里把他们划到“不听招呼”的群体里。 在部委工作的小李,就属于这种容易“急”的年轻人。“看到问题我也想改啊。可领导就是希望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想法、我的见解,说出来都会给自己惹麻烦。”最后,小李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愿意做一个螺丝钉,但螺丝钉是不是在一辆很好的车上,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呢?”小李不敢确定。单位里的老同事常喜欢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推”,可他羡慕私企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在体制里,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太小了。”这个想干大事的年轻人有点沮丧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年前,小邹终于动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可那时,他在郊区买的房刚还了一年贷款,马上又要和女朋友结婚,他需要的是稳定。 如果继续留在机关里,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会涨。只要不犯错,再加上一点运气,35岁之前还能升职。“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小邹不敢拿两个人的未来当儿戏。 小邹的女朋友不这样看。她问小邹:“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觉得值吗?”这时,小邹撇撇嘴,不再言语。他安慰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实中,公务员小蒋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一天,小蒋老婆和她的大学同学在电话聊起年终奖。放下电话,她扭头对小蒋说:“如果当年你也出去,那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穷酸相了。” 毕业后,小蒋一直在四川某县委宣传部工作。他曾是班里带头大哥式的人物,几年过去,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兄弟,出去打工后都发达了,只有小蒋还是老样子。工作7年,如今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100元。 老婆的话让小蒋挺受刺激。要不辞职吧,可转念一想,他又没有勇气。“出去了究竟能做啥?靠啥技能养家挣钱?专业都丢了几年了。如果我也有爹拼、可以啃啃老,也有可能去闯一把。可惜我没有,还得养家呢,一想这些,不敢出去了。” 他也像小邹一样安慰自己:“我们工资不多,但买房至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贷款。那些老百姓收入更低,也享受不到政策。”不过,他实在不明白中央机关的同龄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他们每个月工资能到3500吧?” 部委大院里的公务员小李确实比小蒋挣得多,可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一直到退休,然后去老干局报到……想想挺可怕,人生这么短,只有一种经验太可惜了。” 父母无法理解小李的苦闷,老老实实上班、每天拿工资一直到退休不是挺好吗?“他们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人生了,但咱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啊!”小李叹了口气。 不仅是机关里的男青年,常被认为重视家庭生活的女同志也会考虑离开体制。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小陈好几次考虑过辞职。可别人问她想去什么地方时,她停顿了一下,有点颓丧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应该问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会打字、会写文章、会组织会议、会安排座位、会跟领导打招呼外,我现在什么也不会。” “体制就是围城,一旦进来就会被束缚、固化,甚至思维都会非常体制内,有一天想走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了,那还是在貌似安全、貌似温暖的体制里呆着吧。”小陈说,目前她不打算走了,怎么着也得生完孩子、享受体制最后的福利再说。 当年,小邹和其他的“小×”们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小陈参加了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招聘。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新闻系毕业的她放弃了家乡都市报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办公室里写“八股文”。一次,她在单位举办的活动上,遇到了当记者的大学同学。 “多多支持咱们局的事啊。”小陈老练地说。 “多给我们提供线索啊。”同学也挺客气。 小陈后来感慨:“那真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但小李的一个女同事已经忍受不了。机关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职位又上不去。父母在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她打算如果涨到10万元一平方米,就卖了房子,辞了工作,回没有雾霾的老家去。 按照一个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观察,她身边那些留在体制里的“80后”,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家在北京,什么都不愁,工作让父母满意,经济上还能得到支持;另一种家在外地,工作几年还在租房。 这个年过30的北京女孩问过外地来的同事:“你们也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呢?”他们说,老家人觉得能在这里当个“京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就算留在机关里,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满意。2009年,当小邹和小魏、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之间、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论文中这样分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适婚年龄,要面临婚恋、购房、装修、生育等实际问题。 “对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怎么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呢?”一名地方公务员说,她也承认,自己的重心早就不在工作里,而是放在家庭上,“现在就是混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越认为自己从事公务员这份工作是服务公众的,就越容易获得职业满足感。遗憾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我情愿不做”。 小邹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有没有发现,材料没说小邹这个公务员怎么想着为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光想着自己怎么样,还心理缺陷了。”考生们在“公务员”贴吧里交流答题经验时,一个人突然这么说。 今年“国考”之前半个月,年近六旬的网友李志友写了封公开信,给那些爱在网上发牢骚的基层公务员,劝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正确对待自己。在信中,他写道:“你们对现状的不满,不过是与那些实权在握者相比……如果你们俯下身来看看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企业职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你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如果你们身在官场,志在为民,就应该与百姓站在一边,成为反腐败的力量,成为反权贵的中坚!” 这封信在网上被多次转载。“心中尤感愧疚。为民之公仆,未知公仆二字之意。”一位网友说。最近,李志友又回应了网友“家木”的文章,他再次说,年轻人不要将自己定位得太高、对生活的要求太高。 “年轻人想从公务员岗位里得到什么,一定要想清楚。”过来人王处长说,“这看似废话,但对很多年轻人都是问题。公务员真正是什么?如果在地方党政机关,那就是对整个城市的责任,是责任的问题。” 面试时,很多年轻人都被问过为什么要当公务员。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小陈曾经违心地说,性格适合。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挺后悔,“人生第一份求职,还是应该按自己的形状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往想要的工作上改变。” “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小邹纠结要不要离开围城时,在上海某街道当了6年公务员的小常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机关的辉煌往往在40到50岁,我不想再等10年,所以选择现在离开。”28岁的他说。和小邹一样,小常也担心在体制里呆久了,丧失职业竞争力。不过,在4个月的求职过程里,他还是拿到了4个offer。 机关的6年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浪费,小常觉得,自己写作、待人接物的能力,都比公司里的同事强很多。而这段求职经历,也让他了解了很多“在机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了解的内容”。 辞职报告的最后,小常这样写道:“无论今后从事哪个工作,担任哪个职位,都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名党和国家培养的机关干部。” “或许这句话很虚,但其实是公务员最应该保留在心底的部分。”他说。 和小邹同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小丘,工作快5年了,仍然对机关充满好奇心。在海关工作的她,经常会被朋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能不能找你带东西进来?”“这个还真是帮不到你。” “我的邮包被扣了,能不能帮我问问?”“我问问看卡在哪里,不过多半不是在我们这儿。” “海关扣的东西是不是都发给你们啦?”“你看看这个公告,我们不能拿的。” 成为一名公务员后,小丘懂得了系统内的无奈,仍能理解系统外的愤怒。她也会接到一些公民打错的电话,向她咨询海关的具体业务。小丘在综合岗位并不了解这些,就建议对方拨打机关热线。电话那边火了:“你是海关的你怎么不知道?!你把我推来推去是吧,我跑错了都赖你!” “我很尴尬,但我真的回答不了。”她说,“我以后想多做点对外宣传的工作,用大家理解的方式,破除人们对机关的神秘感。” 事实上,劝别人不要考公务员的小魏,也没有离开机关。为了给平淡的生活加点作料,下班后,他常去外面的排练房打鼓、组摇滚乐队。这件事他没告诉同事,也没有向乐队里的同伴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说自己“在公司打工”。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恭维地说“从政了从政了”时,这个曾经因为考上公务员而自满的年轻人,会立马纠正对方:“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在小邹、小魏、小×身后,还有上百万等着挤进机关大门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参加今年“国考”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考公务员时,她的回答是:“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具有比较长远的发展。” “什么是长远的发展?” “因为公务员可以工作一辈子啊,当然长远了。”22岁的她说得理所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当然是想着干一辈子啊。我认为理想的工作就是稳定,有保障。” “还是太天真!”一个和考题里的小邹一样27岁、在机关里工作了4年多的年轻公务员,听了记者的转述后,轻轻笑了出来,“等她工作几年就不会这么说了。” 来源:http://zqb.cyol.com/html/2013-12/04/nw.D110000zgqnb_20131204_1-12.htm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血腥慎入】年轻人开快速摩托车的下场 现在哪个机关办公室没空调?想偷懒就直说嘛 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观 日本政治家表示:年轻人的‘铅笔’太小了 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幸福?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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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一个基层北京公务员的“苦闷”自白

家木 工作满五年,我们几个人的月工资都没有过5000(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收入),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 光棍节前后这几天,北京天气还真是不错。尽管气温已经迫近零度,但有蓝天,有微风,让人觉得寒冬并不是立马就要袭来。我和几个同事结伴步行上班,踩着路边厚厚的落叶,倍觉心情舒畅。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公务员涨工资的话题在网上再度热议。我和同事晓羽不住地祈祷:千万别提“涨工资”这茬啊,越提越不给涨…… 北京公务员不涨工资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刚上班时,一听到关于工资的风吹草动就竖起耳朵,生怕误了好事。一年又一年,工资总也没什么动静,大家就有些疲了。时间一长,甚至都有些害怕听到大家议论“公务员涨工资”的事情,每次议论都有人拍砖。记得2008年两会之后,网上疯传公务员要涨工资,那时我已经考上国家公务员,所以对此事密切关注。但我并不知道北京公务员每月挣多少钱,所以我单纯地认为事实如大家所言。可笑的是,每当大家表示祝贺并投来羡慕的眼神时,我一方面在心里窃喜,而另一方面还在言语上客气、遮掩。直到7月份,我真正成为一名北京的公务员,才发现原来是我自作多情——第一个月的工资不到2700块钱,这实在达不到被骂的资格啊! 2700元,这无疑是我们金融班的最低工资。其他同学或入银行,或进证券公司,工资都要明显高于我。其实,很多同事也都没想到公务员的待遇是这样的。晓羽和我同一年入职,他在考上公务员之前已经和中航工业下属的一家子公司签约,但他父母更钟意公务员,他忍痛交了5000元违约金与该公司解约。阿芳比我晚一届,是东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她读研期间已经拿下注册税务师证书,实习期工资已经达到7000多元了。她完全是为了北京市户口选择了公务员,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比我多了不到100元。阿豪考公务员之前,在网游《完美世界》做后期数据平衡,一天的大部分工作是“体验”游戏,第一年年薪10万。他父母觉得搞网络游戏是不务正业,所以催促报考了公务员。工作四年多,他每月工资4000多。 其实,4000多的工资要说吃饭肯定是够了,但我们中还有很多是从外地考公务员来到北京,租房就花去不少。说起租房,还真有些苦大仇深的感觉。很多人以为公务员会解决住房,即便没有政策性分房,也起码会提供宿舍。要这么想就有些天真了,北京大多数单位不解决住宿问题。我们入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 第一次租房情景依然历历在目:7月份的天气,我和一起入职的4个小伙子跟着中介走了五个小区,终于选中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半地下室,准备短租。起初说好的,第二天房东就反悔了,我们不得不又跟着中介晃了大半天。最后实在不想再看,索性5个人租了一个破旧的三居室先安身。这个三居室里什么都没有,房东当天从旧货市场买了三张双人床和两张桌子,我们五个小伙子将这些东西一件件扛到六楼。三个月后,我们搬到了大兴旧宫镇,住到了居民自建的公寓楼上,起码在那里每人有一个单间。在这样的环境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又搬家了——旧宫整体规划进行拆迁,我们所住地方被拆了。以后几年陆续又搬几次家,每次搬家房租都涨。我们特别羡慕那些赶上福利分房的老同志。我们单位四十岁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赶上过福利分房,原本掏几万块钱,现在不论是位于哪个小区的房子,都能妥妥地卖到200万。我们没有赶上好时候,所以没法比。 北京实行阳光工资有一段时间了。当北京公务员看到外地公务员的高收入时,往往羡慕不已。前几天,《南方日报》刊发《广州公务员去年人均工资和补助为17.5万元》一文,在我和同事中间引起极大关注。晓羽就把上月我和他工资条上的数字加起来再乘以12,却发现还差一截。17.51万元,这个数字着实让我们不淡定了,巨大的落差感油然而生。但转念一想,这个数字或有蹊跷。《南方日报》记者把财政支出按人头进行分配,这样的统计肯定有失公允,不能反映干部实际到手的收入情况。尽管广州相关部门赶紧进行辟谣,但社会上已经骂声一片了,很多人认为广州是欲盖弥彰。公务员收入高这个观念为何如此根深蒂固,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对近十年入职的公务员来说,虽然工资一直没涨,但进来之后一直如此,也还可以忍受。但对很多老同志来说,心里落差就有些大了。和我一个科室的冯大姐今年48岁,她说公务员不涨工资是一个方面,但阳光工资之后,她的待遇名义上增加,但实际上降低了。她原来是西城的公务员,10年前,也就是2003年前后,作为一个普通干部,她一年的各项工资、福利总共算下来要将近10万。 10年过去,物价飞涨,房价暴涨,目前西城普通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一年下来也就7、8万。这种落差下,她的工作积极性一直不是太高。她觉得工资都差不多,索性前年调到离家不远的南郊,这样还免去了上下班的堵车和煎熬。 我和晓羽、阿芳、阿豪年龄相仿,都是2008年入职,均已结婚,且都是从外地考到北京的公务员。冯大姐虽然有落差,但她赶上了福利分房,家庭压力并不是太大,我们则不然。11月12日,东方网一篇文章《开摩的赚外快折射普通公务员逼仄困境》,可以说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其实晓羽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要不是公务员不许兼职,他早都想再干一份工作。他曾想开着自己的小QQ去跑黑出租,后来怕拉到熟人就作罢了。 工作满五年,我们几个人的月工资都没有过5000(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收入),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而且,我们已经无力向自己的同学解释自己的收入,压根没人相信我们挣得少。即便有些同学知道我们的薪资,但立马会补上一句:“但是你们福利高啊”。真是费口舌和他们理论了。公务员公费医疗已是明日黄花,早已经并入医疗保险;退休工资并入养老保险只是时间问题。有人说公务员有灰色收入,这句话至少打击了90%以上像我一样辛勤工作的基层公务员。有灰色收入的前提是要有特权,能够给人以方便。谁有特权、谁给了别人方便、谁拿了灰色收入?这种事情要有真凭实据才敢有人去查、去讲、去办。可别一棒子打下来,很可能打到的是经历了10年工资未涨的我们。去年,我们送走了一位不满50岁的同事。他是直肠癌晚期,病重期间我们去家里探望,那个家几乎是一贫如洗,后来我们还组织同事捐款。试问,如果公务员有公费医疗,公务员还有那么高的收入,那个家不会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判断一个公务员的收入,还是将实实在发到手里的数字加起来才靠谱。说实话,当前形势下,没有几个单位敢顶风作案。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了。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颁布,很多原本福利好的单位也什么都不发了,何况我们这些所谓的“清水衙门”呢。有时候单位的老同志会聊一些以前的事情。侯大姐是60年代生人,工龄23年,每当她回忆起以前的日子,嘴角总会有一丝笑意。十多年前,单位经常会发生活用品,鸡蛋、米、带鱼、洗衣粉、香皂等几乎从来都不用买。她说,虽然这些东西不怎么值钱,但是单位老给发就觉得特别幸福。当然,现在这些都是奢望了,端午不发粽子、中秋不发月饼,这是我们早就有预料的。但前几天冬至,食堂连顿饺子都没给准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为了避嫌。 基层公务员现在到底面临怎样的生活现状,社会大众到底有多少真正了解和理解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最后,我要说一句:不是抱怨,不为哗众取宠;热爱工作,亦感念生活,所言是为真话,期盼一个美好未来! 相关日志 2013/11/27 — 中国降低公务员用车待遇 2013/11/25 — 女生连考6年公务员:进到体制里就不一样了 2013/11/23 — 消息称延迟退休年龄将分类推进 公职人员先行(哈哈果然领导等不及啊,对屁民有利的永远拖对体制内有利的都不用等,可怜一众愚昧懦弱的屁民了,你们除了骂骂还能干啥呢?) 2013/11/07 — 基层公务员将逐渐成为社会中低层群体? 2013/11/06 — 杨恒均:习近平让公务员的日子不好过? 2013/10/28 — MRandson:“383”方案 2013/10/24 — 终结养老制度的不公是改革关键 2013/10/21 — 广州去年公费医疗花14亿 同期城镇居民医保支出2亿 2013/10/21 —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最有效的反腐制度 2013/10/20 — 延长养老金:关上门和群众达成了共识 Shop Amazon’s New Kindl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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