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

杨恒均 | 公务员已成高危职业?

常有青年来信说他们很纠结,不知该不该考公务 员,请我提点意见。我说,如果是想为人民服务,如果想进入后让这个体制的纯洁度高一些,那就去吧,公务员职位虽说清贫一些,毕竟比较安稳,福利也还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被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贪腐便利与利用脏钱和手中权力包二奶、过奢靡生活,那就要三思了。打开报纸尤其是互联网,“每日一星”几乎都是与小 三、二奶合影的公务员,贪官污吏落马比神舟十号上天还令人振奋。“公务员”都快要沦为“犯罪团伙”的代名词了,你还往里面挤? 从我那时大学毕业后比较优秀的才分配进“国家机 关”,到现在每年公考的人依然挤破头,不得不说公务员队伍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可这批人才,怎么就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上面对他们喊打——民心 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语),党对他们会手下留情?下面对他们喊杀——他们的贪污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几乎颠覆了现代文明国家对公务 员的定义,中国的公务员不再是一种公职,而是一种商业职位,当公务员就是为了发财。过去三十年,中国发财最快的群体确实是公务员。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管理 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却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这不但让他们自己,也让执政党与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公务员中那部分掌握权力的人贪污腐败堕落到什么 程度,恐怕最高层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都不那么清楚,现在的媒体能查出的也只不过是皮毛,更不用说允许报道出来的。以我对体制的了解,恐怕只有两种办法可以 解决中国公务员队伍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奢靡堕落,一个是实行赋予民众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第二个就是采用毛泽东的办法,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用 “文革”的方式把官僚层与利益集团彻底摧毁。第一种方式中国追求百年而不得,第二种方式证明对付官僚集团“行之有效”,但却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更大的灾 难。(见拙文《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其他的办法我都不看好,历史也这么证明了。两种 “终极”解决办法实行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里掌握一定权力的,还会像世界末日要到来似的疯狂敛财,弄得天怒人怨而死不罢休。他们会继续扫掉绊脚石,靠权力打 压媒体与普通人对他们的监督,就像过去一直靠“维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样。但民心的向背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共高层也会想一切办法对付贪污腐败, 可如目前的办法主要还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不可能太大。如果走向极端,那就是效仿毛泽东的办法,同群众结合起来。如果是这样,公务员队伍中落马的还会 越来越多,民众自发对他们的监督与揭露也会越来越深入与无所顾忌。 制度与道德资源消耗殆尽的公务员渐渐沦为“弱势 群体”。现在一个普通人受刑受冤枉,大家都蜂拥而上帮他讨公道,可一位官员在双轨时莫名其妙死亡,基本上都会有八成以上民众拍手称快。这次出国,一位外国 人同我开玩笑,说现在在海外打中国人甚至把他们杀掉,不会引起大陆中国人的愤怒了。我不解地问为啥,他说,只要说那是官员的子女就行了。你看,连外国人都 知道了,中国人仇官超过了仇外,甚至超过了对犯罪份子的愤怒。 也许你觉得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高,紧跟党中央, 不站错队,又绝不贪污,靠个人才能与努力最终捞到一官半职,反贪腐与你关系不大,可你也要记住,你这辈子最好不要戴名牌手表,不开豪车,别人外遇被曝光顶 多家庭破裂,你则有可能家破人亡。而且,你的孩子已被打上了“官印”:他有经商的才能所以去做生意,但一定会被说成官商勾结;他立志像父亲一样去当官为人 民服务,但一定会被指责为裙带关系;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把孩子送出国?问题更严重了,因为“裸官”和贪官一样受到民众鄙视与追骂! 别以为我在耸人听闻,事实上,如果你上网或者走进民间,同大家敞开心谈谈,你会发现我这还是保守的描述。如何对付贪污腐败?如何拯救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除了不痛不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当然有,但那得从制度上入手,从限制权力,民主监督与公民参政议政入手。可现在抵制向这个方向走的,恰恰是自认为还有机会贪污与享受绝对权力的公务员队伍与一些习惯了奢靡生活的党政官员。 走出困境,走出恶性循环,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讳疾忌医,把这种贪腐当成小疾小病,能压就压,能拖就拖,恐怕有一天,中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的公务员体制的失望会从政治、社会向文化、经济与银行金融领 域蔓延,中国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一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危机,历史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愿你那时安好。 杨恒均 20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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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 | 青年公务员自称压力大加班为常态 升迁需苦熬

在贵州省委工作的青年公务员李雷发现,他已有一个多月没享受过周末双休日了。更郁闷的是,女儿才一岁多,却很少看到爸爸的身影——早上他出门时女儿还没醒,晚上回家时女儿已经睡着。 “熬夜写材料,一改十几遍,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李雷说。因为回家太晚没有公交车,上个月他打车费花了700多元。 遭遇李雷类似烦恼的青年公务员并不在少数。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们倍感焦虑,在省直部门的年轻人苦熬升迁,基层公务员则为了考核指标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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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

中国县乡基层政坛,政治资源稀缺,竞争十分激烈。对湖南湘潭原副县长徐韬等人轻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 (徐骏/图)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隐形台阶” 在成为“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 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 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 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 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干部也有“规矩”:只能减人,不能临时动议增加人。一个干部的职务调整,只有进入常委会才算尘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 按照级别划分,县乡体系中的干部可以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副科级干部虽然已经进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难,“每一级都像个拦水坝,能拦下很多人,到最高级正处级时,只剩下四个人。”刘景龙说。 副科级还有大量隐形台阶,包括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等。“比如从武装部长提拔到党委委员,或者由党委委员到副乡长,他们都认为是提升。” 在刘景龙看来,隐形台阶是慢慢累积的结果,“原来乡镇没有纪委书记,后来配备之后级别设为副科,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隐形台阶。” 李伟民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11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 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 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 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龄为52岁,达到这个年龄自动退休。 一些官员急于在年龄大限来临之前“破顶”而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产生。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官员若想晋升,两个“坎”是关键,一个是组织部门,另一个是县里的主要领导。 在刘景龙看来,组织部门关键是提名权,提不提你他们说了算。但书记的作用同样重要。 湖北监利曾经有一个组织部长,反对当时的书记盲目提拔干部,书记就把这个组织部长调到荆州市一个局做末位局长。不过,这位书记后来也因为买官卖官而落马。 即便其他的县领导要提拔某人,也要经过书记同意。刘景龙曾经问一个副书记,“如果你想提拔一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也要跟县委书记说啊,“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 家族政治在编织“关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内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一个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华中省份县财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两年股长就被提拔成财政局副局长;副局长干了近两年,转任卫生局做局长;两年后成为副处级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一个亲哥哥,就在省会城市做组织部长。”一位知情者称,“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厅厅长,曾经给县里不少关照。” 个别县还出现过很奇怪的现象:某乡镇出过一个县委副书记,因为县长、书记都是外地人,县委副书记在县领导中举足轻重,“他从自己乡镇选拔了很多人,在整个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间占了一半以上。”一位当地干部说,那个镇名第一个字有个“汪”,县里老百姓都把这些人叫“汪半朝”。 平衡基础上的倾斜 从副科级到正科殊为不易,县乡干部若想进入县级领导序列,涉及的因素则更为复杂。上述山西省某县政协副主席,从县财政局下放到镇上做副镇长后,先后干过乡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在做镇长和书记期间,她考评经常全县排名第一,“因为没有遇上伯乐,否则早就可以提拔为副县长”。 2011年,她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她已经转为财政局局长。组织部门的规定是:生于1962年上半年的就不能进入县委,她恰好超了几天,便被提拔为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处级。 在县直属局中,财政局、扶贫办、交通局、教育局等掌握资源丰富的部门首长,都是提拔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上述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之前几任教育局局长大多数都能到副县级,前途好的话,能当上宣传部长或者统战部长,进入县常委序列。”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发现,“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纪检部门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从基层实际情况看,提拔副处级的年龄限制都极为严格。按照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论文中的调查,“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2012年,湖北监利曾经提拔了一个不到30岁的副县长。据了解内情的李思德称:此人是省委组织部跟踪考核的干部,下来后在县委机关里工作,然后直接下派到一个乡镇去当镇长,不到两年就提拔到当地乡镇当党委书记,“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并不算特殊”。 与过去被视作配角不同,如今县人大和政协岗位成了热门。广东某地一位副镇长的领导——镇党委书记在正科位置上干满10年后,自动升为副处级。前一段他一直想去区里当政协副主席,但被区管理局局长顶掉了。这位书记今年只有40岁,他的想法是,政协副主席掌握的政治资源肯定不一样,未来依然有机会更进一步,成为副县长或者副书记。 “在中国官场,先要到一个级别,才能去想一个岗位。”刘景龙发现,“真能当上一个副县长非常难。” 副镇长李伟民,距离副县级还有两步之遥,不过他当下的目标还是正科级。尽管暂时失意,李伟民并没有泄气。下次县里换届要等到2015年,李伟民还在等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李伟民、刘景龙、郑淼为化名) 来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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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成都:数百名公务员身份被偷悬疑

成都一些公务员2012年底突然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翼而飞。而更多的人多年前是在领导要求下,被迫签署了由公务员转为“参公”身份的自愿申请书。这些人的公务员身份到哪去了? 有人把王倩的身份偷走了。 2012年12月的一个早晨,她发现能够证明自己公务员身份的文件,无缘无故地在人事档案里消失了。   这一天她发现,她的考核记录也已经连续三年为空白。王倩又气又急,找街道办的领导查问此事。领导答复说,你的公务员身份在2006年就没有了,你现在的身份是“待定”。   1999年10月,王倩通过公务员考试,以成都市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2001年12月,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载明:“经竞争上岗并考核合格,成都市人事局同意录用王倩为国家公务员。”但在这里工作13年后,王倩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待定”身份。   在国家行政单位工作,身份既不是国家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简称“参公”),那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她的公务员身份去哪了?   王倩按程序逐级向武侯区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人社局局长、区委办、区政府办寻求解释,得到的回复都只有一个:这是组织决定的。   公务员身份“被征用”   2013年年初,在武侯区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王倩在为自己莫名消失的公务员身份奔走之时,遇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梁军。   梁军曾在部队服役十六年,在1996年转业任职成都市武侯区审计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调入武侯区人民政府晋阳街道办事处工作至今。1997年、1998年、1999年梁军连续三年参加过武侯区人事局的人事工作培训,并拥有公务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但这位在政府工作了17年的老共产党员,突然也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没有了,变成了不明身份之人。   梁军称自己向武侯区人事局领导寻求解释,对方这样回应:“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党委要求及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规定,你俩的公务员身份被征用了。”   公务员身份还能被征用,梁军当时就震惊了。梁军要求人事局负责人出示相关文件规定,对方只口头答复说:“你们两人早在2006年以前就由你们各自单位按人事局转发中组部、人事部《关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组通(2006)27号中央文件的精神,将你两人档案身份改成‘参公’了。这在2009年就叫你们填写”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原因是给你们交代清楚了的。”   这份“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武侯区13个街道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公务员“被自愿”填了。一位1996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的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在2009年9月,他们街道办书记拿着这份自愿书,挨个找他们谈话,以不填就“降职、今后不能晋升、甚至开除”等话,强迫他和街道办其他十几名公务员签字。有不少签了字的同事感觉非常屈辱,去上级部门上访了,当时武侯区其他街道办也有不少公务员上访的现象。   但在晋阳街道办事处,一切都风平浪静。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梁军,别的街道办都上访去了,你们街道办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梁军才知道“被参公”一事,当时他还跟朋友打趣,自己是部队转业过来的,不占街道办公务员编制,街道办领导一定不会让他“被参公”。   梁军没有想到,当时的晋阳街道办领导竟然直接帮他代签了“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直到好多天后,当时的领导才把他和其他13名“被参公”的公务员叫过去开会,称2006年党工委按武侯区党委指示,根据成都市人社局文件要求,一些干部的身份根据文件要求,已经改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简称“参公”),这些在2006年已经确定改为“参公”的人员,要追加补填个人自愿申请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并在人社局事先准备好的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上签字,梁军也在必须“自愿申请”的名单之列。   梁军回忆,这个消息一公布,许多女同事当场就哭了。王倩也称,当时书记开会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没有任何文件公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事也号啕大哭,“谁愿意自愿放弃公务员资格?但无能为力”。   梁军和王倩始终没有在自愿申请书上签字,“2006年已经偷偷把我们公务员身份改了,2009年才叫我们填自愿申请书,这是想方设法把2006年的违法违纪行为合法化。”梁军称。   “参公”背后的玄机   武侯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领导当时一再对这些人安抚称,转为参公后,他们待遇和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2005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实施后,开始对公务员编制进行严格规范,不少单位分配的公务员编制很少,但需要公务员做的工作却很多,于是诞生了中国特色的参公人员的事业编制。   严格意义上讲,参公人员不是公务员,编制上也非行政编制而是事业编制,但在录用、晋升、考核、离退等方面按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成都一位负责人事方面的政府人士称,参公最多只是在工资待遇上参照公务员,但是政治待遇完全不一样,不能够往行政单位上调动交流,提干晋升空间相对公务员也较小些。   该人士同时称,除非国家机构改革,把公务员改为参公需要统一政策,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分流要实行自愿原则,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搞暗箱操作,像王倩本身是国家行政编制录用的,梁军作为复退军人,政策上符合“免公开考试、不受编制限制”,都不应该强行取消其行政编制资格。   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武侯区启动了针对公务员及参公人员的登记工作,不少像王倩、梁军这样的公务员都被悄悄地改为“参公”。在王倩所在的金花桥街道办事处,64个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公务员编制只有28人(基本都是领导),参公人员19人,工勤人员7个,其他9个为部队转业或者事业单位的编制,只有王倩的身份最特殊,“待定”。   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王倩和其他18名同事一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领导“参公”了,而在梁军所在的晋阳街道办事处,亦有14人被“参公”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成都市前市委书记李春城主政期间。一位四川地方法制局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李春城主政成都期间,破格快速提拔了不少领导干部,占用了大量公务员名额。   据《新京报》一篇报道称,在随李春城来到成都之前,其妻曲松枝只是某医院勤杂人员,随后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市委书记后,成都市卫生局专门设置一个科教处并以处长职位委任之,曲就此从工勤人员摇身变为国家行政编制的干部。   四川一位负责人事的干部称,关系户想进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一般的途径就是先进政府行政部门做参公,再想办法挤占别人的行政编制转为公务员,而这在中国权力部门的神经末端街道办事处尤为盛行。   成都市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内部人士透露,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不断接到关于公务员被参公的信访函,其中以武侯区的社区干部最为严重,还有干部因为暗箱操作此事而被处分,“这么搞肯定是不合理的”。   不仅仅是成都   在将梁军等人的公务员编制资格变更后,武侯区一些街道办在2007年年初就开始在内部悄悄分配这些公务员编制。   梁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上面显示:在2007年2月1日,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审议街道公务员登记有关事宜,将郑勇等29人登记为公务员,其余人员待国家政策明确后办理,会后由党政办按规定上报区人事局、区委组织部审批。   直到2009年9月,梁军才弄明白当时的街道办对他们做了什么。他找到晋阳街道办负责人,负责人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改不了,签字吧。   王倩称,当时的区委常委甚至还打电话给她威胁说:“你如果不签字就把你调走,取消你的奖金、津贴,甚至开除你!”   2012年12月,在反复上访后,武侯区一位区委领导接待了梁军,该领导称,这些名单和决定都是2006年街道办领导一手操办的,“我现在恢复你的公务员资格,其他三百多人怎么办?”   有一段时间梁军和王倩想借助法律手段来申诉。但是在征求律师意见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这属于内部事务,应交由人事部门仲裁,法院根本不受理。连打官司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发到网络上去。令他们诧异的是,此后接到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政府工作人员电话。   五一期间,一位湖南人给王倩打电话,说他在网上看到了王倩的事情,发现他们也是在2006年被强制改为参公人员,略有不同的是,改为参公后他连待遇都降了。   一名湖北科员则抱怨自己报考了公务员职位,录取后才发现编制变成了参公,当地人事局的解释是“工作失误,没办法再更改了”。   5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给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副书记余麟发了条短信询问此事。武侯区委宣传部外宣科的负责人随即打来电话称,他们会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应被访者要求,王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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